導讀：美國大選結束之後，新的中美關係發展撲朔迷離，兩者的競爭關係在所難免，但拜登治下的美國政府在對華政策上的態勢仍未明朗，所以在預測兩方關係究竟是較為緩解還是較為緊張上，仍有待商榷。時殷弘教授從事國際關係理論思想、國際關係史、戰略理論和戰略史、當今國際政治、東亞安全、中美兩國對外政策研究多年，本文根據時教授在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上的講座實錄整理，略有刪改，未經演講者審核。
【文/時殷弘】
今天我想給大家講的題目是美國大選後的中美關係趨勢，其中有事實陳述，更多是我的判斷和我根據自己判斷的預計，希望能引起大家的興趣和批評。
展望未來，從中國的視野看，就中美關係緩解或穩定而言，我認為拜登當選美國總統有六項裨益和七項弊端。而且就此來看，總統選舉的假設結果——假設川普連任，與總統選舉的真實結果——拜登當選美國總統，儘管法律上還未最後確認，但是我認為是基本沒有異議了，這兩者之間將有重大區別。
由於川普行政當局在全球治理、中美貿易、中美戰略競爭和中美外交往來等問題領域，可以說是極端地倒行逆施，採取和加劇危險行動。所以拜登新政府的糾錯，我認為遲早是必然的。
但是另一方面，當前美國對華態勢有多方面強勁和持久的結構性動能，加之它同樣多方面強勁和持久的國內政治和社會動能，因此糾錯必然頗為局部和有限。而且在另一些領域，美國的對華對抗和競鬥，難免有進一步加劇的可能。
我認為美國大選後的中美關係趨勢，很大程度上，可以由中國影響或者塑造。因此中國方面的戰略和政策，以及對這些戰略政策做適當地調整，就顯得至關重要。中美兩國目前各自的態勢決定了，雙方沒有可能顯著緩解對抗或者競鬥。
因此我認為中國需要採取主動以避免中美軍事衝突，為根本共同利益、起碼「公約數」和統領性議題，爭取美國新一屆政府，即拜登政府，在登臺後與中國從事這樣的對話談判，這些對話和談判必須具有三大特徵，第一講求實際，第二足夠聚焦，第三有具體的重要提議。
更廣泛來說，中國根本上必須遵循兩條：
第一，堅決、足夠和較持久地實施戰略/軍事調整，以此作為基本談判條件，謀求減抑中美各自戰略前沿碰撞的危險，促成新的戰略穩定。中美之間過去三年的穩定一去不復返，但沒有新的穩定就會打仗，因此必須有新的戰略穩定。通過講求實際，逐步聚焦，會有具體的重要提議、對話或談判來達成這種新的戰略穩定。
第二，中國必須在一段時期裡，可以有例外，也必然有例外，但是總體而言，不和美英以外的其餘發達國家和任何發展中大國對抗，目的就是為了戰略集中，減少一二線對手。
這就是今天我談話的主要內涵。現在我們具體地來分談談美國大選後的中美關係趨勢。
首先，我要談論的是，拜登當選美國總統，從中國觀點看何利何弊。
從中國觀點看，或者更精確地說，從較為緩解、較為穩定的中美關係的觀點看，拜登當選美國總統，我認為有如下裨益：
第一，拜登很可能不同意川普政府從6月以來反覆宣告的對華根本目標。從今年6月以來，川普政府反覆公開宣告，它的對華根本目標是顛覆和取消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執政地位。民主黨從來沒有正面、明確地說其對華根本目標是什麼，但從所有直接和間接跡象都可以推斷，民主黨或者民主黨行政當局對華的根本目標，是迫使中國退回到中國共產黨執政的較為寬鬆的舉國體制，或者用國際上共同語言來說——中央集權體制，仍然是中國共產黨執政，但執政的形態是類似於先前的較寬鬆的中央集權體制。
第二，這是中國學者一般都認識到的，與川普相比，拜登、哈裡斯遠不那麼狂野，遠不那麼粗俗，遠不那麼行為易變。應該說在這樣一個限度內，渴望給美國對華政策策略帶來較多的可預見性，也因此在這樣一個限度內帶來相應的穩定性。
第三，拜登行政當局將更擔憂與中國軍事衝突的可能性。這一點與川普政府相比，特別是與今年4月及往後的川普政府相比，會更明顯。
第四，拜登行政當局會更注意美中之間較高層的外交溝通和對話，或者說逆轉兩國間事實上好幾個月來的外交脫鉤。在最近幾個月，中美之間較高層級的外交對話只有一次，而且毫無成果，那就是在夏威夷蓬佩奧和楊潔篪那一次。所以就中美較高層級的外交溝通對話而言，實際上這幾個月裡中美已經是外交脫鉤，我相信拜登總統遲早會逆轉中美兩國間現在事實上幾個月的外交脫鉤。
拜登在競選期間反覆公開強調或者公開表示，他反對對華關稅戰。2018年7月16日，川普發動對華貿易戰有幾方面的基本內容，其中一個方面就是對中國對外出口徵收高關稅，拜登表示反對這一部分，即對華關稅戰。因為據他說對華關稅戰過大地損害了美國商界，也過大地損害了美國消費者。
拜登在NPR採訪時表示，他若當選將取消川普政府對中國進口商品加徵的關稅（圖源：視頻截圖）
最後，與中國相似，拜登行政當局將在原則上利於全球治理和全球多邊主義。雖然在實踐中也與中國相似，但遠不如歐洲在全球治理和全球多邊主義方面所致力。
然後也從中國觀點看，或者說從一個比較緩解、比較穩定的中美關係觀點看，拜登當選美國總統有如下重大弊端：
第一，在臺灣、香港、新疆、南海、西藏、中國宗教狀況和中國人權狀況等重大問題上，必須認為拜登、哈裡斯行政當局不會與川普行政當局相比有重大區別。甚至這其中有些重大問題上，也就是在西藏中國宗教狀況和中國人權狀況這樣一些重大問題上，很可能有過之而無不及。
第二，我相信在拜登行政當局之下，對華的高技術脫鉤，將以相似的烈度繼續下去。針對中國被指控的所謂在美顛覆、滲透情報活動的執法行動，也將以相似烈度繼續下去。
還有就是全世界評論界廣泛談論的，就是拜登總統本人將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修補美國在歐洲的同盟關係，美國在東亞、太平洋的同盟關係，從而主導或者促成一個較全面的所謂西方反華統一戰線。
還有下面兩條，據我觀察，是全世界包括中國國內的觀察家們很少注意到，甚至更少強調的，但我認為至關緊要：
拜登、哈裡斯屬於民主黨中派，民主黨現在沒有右派。因此他們是依賴民主黨左派，或者說民主黨激進派必不可少的支持來競選得勝、執政和施政。因此不能不在不同程度上綏靖或遷就民主黨激進派或者民主黨左派有關於中國的要求，而民主黨左派或者激進派在對華根本目標，美中外交溝通和對話，還有在全球治理和全球多邊主義等方面，與川普為首的共和黨民粹派是類似的。
哈裡斯（圖源：新華網）
如果民主黨政府有起碼的政治自信和道德自信，就不能不在較顯著的程度上，置一個由川普留下的嚴重撕裂了的美國於不顧。因此拜登總統、拜登政府不能不在頗大程度上，綏靖或遷就所謂白人草根，也就是川普的選民基礎。
我們都知道，儘管拜登取得了比川普多得多的選舉人票，但是普選票幾乎非常接近，拜登得票7984萬張，川普得票7379萬張，也就是說美國社會撕裂的程度，同2016年相似，基本沒有變化。
還有拜登作為美國總統，有法律責任繼續貫徹種種對華法律制裁，這些法律制裁已經由川普和美國國會兩黨締造。拜登即使，這純粹是個假定，對目前的種種對華法律制裁有不同看法，有不同意圖，但他要改變法律制裁，就只能通過法律程序。而法律程序上，至少美國國會參眾兩院、民主黨、共和黨，在反華方面是高度、相當一致。拜登作為美國總統，改變、廢棄行政協定和行政協議不能不經法律程序，不經國會兩黨的多數而改變法律制裁，所以這至少是拜登對華政策一個非常大的牽累。
還有一條是國內外觀察家們很少注意的，但我認為至少在間接意義上關係重大，也就是川普當政期間，民主黨強烈敵視俄羅斯。拜登本人作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在競選期間要反覆發表仇俄言論。
因此假如借用《紐約時報》10月9日一篇文章中的話說，普京在準備一種與美國新總統的深刻敵對關係，也因此考慮到中國。宏觀上說，在中美強烈對立的進程當中，對於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有更大的需求，因此民主黨派中心當局的反俄態勢將增添中美緊張得到顯著緩解的困難。
我們在預計拜登行政當局可能的對華政策時，還必須強調非常重要的一點：美國現在有眾多巨大的政治、社會糾結，如何解決這些糾結？要彌合美國這些糾結，可以說是化方為圓，幾乎是不可能的，至少在一段歷史時期內是不可能的。
為了規避近乎無法化方為圓的眾多巨大的政治、社會糾結，拜登在競選中採取了一種基本戰略，主要就是通過攻擊川普，侵害美國民主制。但與此同時，他不提出一套有起碼的清晰程度和系統程度的政策綱領。如果提出這樣一套政策綱領，就會立刻遭到不同社會政治群體巨大的反對，拜登規避了這一點。
2020年美國大選第一場總統候選人辯論（圖源：CCTV）
我們現在只能看到他未來政策中的某些方面，比如說他表示要重回巴黎氣候變化協定，要重回世界衛生組織。他表示要儘可能修補美國與歐洲盟國的關係、與北約的關係、與東亞太平洋盟國的關係，還有比如說我剛才提到的他反對對華關稅戰。但這只是拜登內外政策的一些局部，他現在沒有展示，也無法展示一套從政治上來說有起碼清晰和系統程度的政策綱領。
因此我們還可以進一步推論，這種政策綱領很可能經久缺位，因為以下五項原因：
第一，美國內部的嚴重撕裂。
第二，我上面指出的民主黨行政當局綏靖或者遷就民主黨激進派和共和黨民粹派的需要。
第三，國會參議院仍由共和黨人佔多數，眾議院民主黨多數顯著縮減，儘管最後的點票還沒有完全完成。
另外，美國新冠大流行空前嚴重，與此密切相關的，美國經濟衰退空前嚴重。
最後一個原因，我們來看拜登講了什麼，希拉蕊柯林頓講了什麼，民主黨一些大佬們講什麼。
民主黨自由主義精英，這不包括民主黨激進派，從2008年以來幾乎沒有世界觀的重大創新性調整，你看他們的講話沒有新東西，這就使我們非常懷疑他們能不能面對和處理美國現在經過急劇變化，產生的眾多巨大的基本問題。
所以由於這五項原因，拜登政府有足夠或者起碼政治清晰程度和系統程度的內外政策綱領，很可能經久缺位。
中國很多人很可能重新像過去四年對川普那樣，會問四年過去了，Who is Donald Trump？我們很可能會在較長的時期內反覆的問一個問題：Who is that Joe Biden？也就是說他的對華政策體系的充分浮現，大概要等待相當長時間。無論是對於緩解、穩定中美關係而言，這究竟是良性的還是惡性的？在我看來，恐怕這樣的現象將是良性與惡性相間。
第二部分，就美國對華行為而言，總統選舉的假設結果與真實結果將有的區別。
我在前面強調的實際上是這麼一個主題，不要對拜登政府有太多不切實際的幻想。儘管拜登行政當局上臺以後，遲早會局部緩解中美關係的某些方面，但這是局部的，而且要經過相當長的時間，所以要提醒大家，不要有幻想，不要過於樂觀。
現在我要強調一個幾乎是相反的意思，總統選舉假設結果中，假設川普連任總統會怎麼樣？簡單說中美關係會變得極糟。而儘管點票還沒有完全在法律上完成，但是基本上就是拜登當選美國總統。拜登當選與假設川普連任，主題上有重大區別，也就是說中國與拜登美國之間將會有一些、哪怕是局部的或者說暫時的機會窗口，對緩解穩定中美關係有益的機會窗口。
所以中國需要一句老話「勿以善小而不為」，中美關係已經這麼糟糕了，任何哪怕是局部的緩解，都有利於中國，當然也有利於美國，有利於世界，所以不以善小而不為。我們要仔細觀察，並且抓住某一些機會、某一些窗口來爭取使得中美關係擺脫或者至少局部擺脫目前相當危險狀況。
首先我們假設川普競選連任，那麼川普新一屆行政當局對中國會怎樣？基本上是一個很簡單的問題，沒有多少懸念。
第一，將加劇中美之間在太平洋西部也就從中國海岸到第一島鏈的軍事對抗，甚或有限衝突的威脅。
第二，假設川普競選連任，新一屆行政當局將為競爭美國對華出口，更蠻橫地擠軋中國，同時維持甚或增加中國對美出口徵收的高關稅。
川普稱對華加徵關稅讓美國受益（圖源：Medcom.id）
第三，新一屆川普政府肯定將就香港、新疆、南海甚至西藏等問題，對中國施加更多的法律制裁。
假如連任，新一屆川普政府肯定將進一步強化上述幾個方面。可以肯定的是，他會針對所稱的中國在美顛覆滲透和情報活動的執法行動，將加劇高技術對華脫鉤，還將持續中美之間一個空前的局面，那就是中美之間幾乎不可能存在原則上的關於全球治理和全球多邊主義的合作，最後新一屆川普政府能夠競選連任的話，將對華從事幾乎全系列的、更激烈的軍備競爭。
同上面講的加劇中美關係全面惡化的假設情況相反，在拜登行政當局之下，我認為會有一些積極的局部的變化，其中特別重要的將發生在貿易方面，發生在中美外交交往方面，發生在中美原則上就全球治理和全球多邊主義可能的合作方面。
第一，拜登行政當局遲早會調整中美關係。當然更可能是遲，不可能是早，因為美國自己內部的新冠流行和經濟衰退問題，實在太頭疼、太巨大了，困難太多了。
關於中美關係，首先前六個月不會有大的行動，一年甚至可能都過早，可能要等一年半甚至兩年，中美貿易協議遲早重新談判。中美貿易協議就是川普政府時期所稱的第一階段中美貿易協議，拜登新政府不會用這個名稱了，因為是前政府的，但畢竟就是指我們面前現有的中美貿易協議，重新進行兩方面的談判：
第一，減少施加於中國的過分巨大的美國對華出口量，使美國對華出口量多少符合中國的實際需求和實際的履約能力。第二個方向，就實質性的削減對中國對美出口施加的高關稅，包括減少倍增高關稅的中國對美出口量，還有降低高關稅稅率。
同時，拜登政府很可能或遲早會發動新一輪或者新一階段中美貿易談判，是在川普政府之下被稱為第二階段中美貿易談判。新總統不會用前總統的基本術語，但是畢竟這是指新一階段貿易談判，它主要目的在於中國經濟受結構性變革，很可能會發動主要旨在中國經濟結構性變更的第二階段中美貿易談判，而那是川普政府在現在往後，特別是由川普總統本人和貿易代表萊特希澤幾次公開表示他們實際上意欲放棄。
當然我還要強調一點，發動這個談判是一回事，達成協議，並且經過一段較經久的時期，協議被確認得到切實貫徹，是大為不同的另外一回事。還有在拜登總統之下，將有中美之間較高級別和較早的外交對話甚或談判，目的在於部分緩解中美之間的高度緊張。
而且我相信在拜登總統之下，中美之間軍事衝突的可能性，特別是四月以來，特別是與川普政府相比，將大為降低。因為在民主黨執政的美國方面，無論就民主黨中派，還是就民主黨激進派而言，對外態勢將較少鬥性，同樣對華態勢也將較少鬥性。
還是跟川普政府今年四月以來相比，還會有目的地在危機防止和危機管控方面有較多溝通。甚至不僅如此，如果中國能在已有的戰略軍力所謂井噴式騰升之後，適當放慢中國戰略軍力建設的高速度，我相信美國對華軍備競爭很可能得到緩解。
最後，這也是比較明顯的。將逐步恢復——請注意是逐步——原則上或者講的乾脆一點，就是理論上的中美合作，氣候變化的中美合作，民用網絡安全的中美合作，反恐的中美合作和抗擊新冠大流行問題的中美合作，當然也要做個保留。但是就像我前面講的，在具體實踐中，中美合作結果將頗為有限。
最後我要著重強調的一點是，中美關係趨勢頗大程度上可以由中國影響或者塑造。應當肯定也必須肯定的是，美國大選後的中美關係趨勢，頗大程度上可由中國影響或者塑造，因而中國方面的戰略和政策至關重要，戰略政策的適當調整也至關重要。
中美兩國到目前為止，大體情況就是彼此武力威懾升級，軍事反應升級，與此相伴，中美兩國目前各自從完全相反的立場和完全相反的所謂道德高地出發，強烈譴責對方，只要求對方做整系列甚或全系列的根本讓步，特別是川普政府已經反覆宣告，其根本目標是顛覆和消除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執政地位。
這種情況導致全無可能甚至僅在一兩個重大問題上，顯著緩解中美對抗行動，中美對抗的重大問題有一系列，但是即使在一兩個重大問題上要顯著緩解中美對抗的進度都做不到，甚至全無可能，更談不上中美關係的總體穩定，更談不上逆轉當前局面更為惡化的趨勢，我認為應當爭取停止這種狀況。
之所以要由中國採取主動，因為即使假設川普連任也沒有任何可能性採取主動，而拜登因為要著重應對焦頭爛額的、非常嚴重的、很難對付的美國新冠大流行和經濟空前衰退，僅這一點就表明他也不可能採取主動。所以要由中國採取主動，以避免中美大規模軍事衝突，為了根本共同利益、為統領性議題採取主動性。
要講求實際，足夠聚焦有具體重要體系的對話或者談判。而且把大致一些可能的較小或者微小的妥協當做一種努力，抓牛頭，足夠聚焦，就是要突出防止中美軍事衝突的問題。 要講究實際，互相譴責不能解決問題，還要有具體的重要提議，否則即使有談判也是假談判，沒什麼可談的，只要有重要的具體提議，才有可談的。
更廣泛地說，我認為就中國而言根本的兩條在於：第一，堅決、足夠和較持久的實施戰略經營式調整，適當的，但是堅決的；足夠的，而不是半吊子的；較持久的，而不是三個月、六個月就變化了。
中美兩國的戰略前沿，特別在最近一年來在對抗進度和對立當中越來越靠近，不能想當然地、浪漫地說中美永不會衝突，不處理問題，不恰當地解決問題，至少是局部的穩定問題。誰能說中美不會形成衝突，所以要促成中美之間減易戰略前沿碰撞威脅，促成中美之間新的戰略穩定。
就像我先前強調中美舊的戰略穩定，過去的戰略穩定一去不復返了，沒有戰略穩定就會打仗，甚至打大仗。因此要通過講究實際，足夠聚焦和有重要提議的對話或者談判，爭取構建新的戰略問題。同時這也是為了爭取分化美國政界的對華態度，爭取世界其他一些重要國家，實際上是爭取其餘世界對中國有較多的理解和同情。
第二，需要有堅毅的忍耐力，在目前特別是重要的戰略期中，減少一二線對手，一線只能有一個對手，何況是世界上最強大的、也最傾向於施展自己霸權性權勢的美國。二線的戰略對手越少越好，絕對不能有幾個以上。
總之一句話，回到本節的標題，中美關係趨勢很大程度上可以由中國影響和塑造，中國方面的戰略政策做一些適當調整，將至關重要。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