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一系列深具影響力的知青小說享譽文壇的梁曉聲，被譽為中國知青文學的領軍人物。2013年，在出版了《返城年代》後，梁曉聲表示，這是他最後一部知青小說，以後不再創作此類題材。——「我想說的都說了，不打算再寫」。
梁曉聲小說《重生》，是他繼去年出版榮獲第十屆茅盾文學獎的《人世間》之後，推出的又一部重磅長篇巨製。寫慣了知青小說等現實主義題材的他，此番再度執筆，竟寫了一個抗戰故事，可稱之為他潛心創作的轉型之作，這不得不叫讀者驚奇，產生了新鮮感，欲一睹為快。
這部小說刻畫了一個備受爭議與懷疑的「懦者」形象，講述了一段離奇曲折又生動感人的另類抗日故事。儒雅斯文的主人公王文琪，在一次日軍進村掃蕩時，為了挽救一個鄉親的性命，情急中暴露身份，從此陷入了與敵寇周旋而引發同胞仇視怨恨的艱難、尷尬的處境之中。
首先，整個故事情節設計得十分精妙，頗見巧思。一部所謂的抗戰小說，不見氣勢恢宏的大場面，不見硝煙瀰漫、戰火紛飛的景象，更沒有歇斯底裡的泣血吶喊。梁曉聲截取了抗戰大背景下的一個小切面，以一種細膩入微的筆觸，描寫了一個小人物與敵寇之間的博弈，及由此在小人物身上展開的一段起伏跌宕的生死傳奇。
小說主人公王文琪是一個值得被深入琢磨和研究的藝術形象。東京大學日本文化史博士身份的他，在那個特殊歲月裡，也只能隱於農村，教孩子們讀書識字。如果不是因了一場敵寇掃蕩的意外發生，他可能會繼續「歸隱」下去，憑著祖上的蔭產，只要活著，縱在亂世，也能活得相當不錯。在那場意外發生後，他頻頻向敵寇「阿諛獻媚」，被同胞視為「懦者」、叛徒，使得他在敵寇兇殘和民族義憤的夾縫裡苦苦掙扎。
王文琪是懦者嗎？是，也不是。他在敵寇面前卑躬屈膝，無所不用其極，看似失掉了個人尊嚴和民族氣節，可他這是包含著大善、大智、大義的「懦」。
小說最後，王文琪親手斬殺了敵寇指揮官池田，又最大化呈現出他「勇」的一面。
懦與勇，人性的兩個對立面，在王文琪身上得以淋漓展現。梁曉聲試圖在此給這二者重新定義。懦，不是毫無自主思考，心下無根，唯唯諾諾，言聽計從；勇，亦非逞口舌之快、一己之意，不計後果，利己主義的血氣之勇，匹夫之勇。這是一對辯證關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王文琪恰是把這其中的分寸拿捏得很準，才能活得很穩。
王文琪註定不是懦者，他是英雄嗎？我不置可否。自古以來，我們把英雄定位得太過「高大上」，太過超能力、十全十美，離我們太過遙遠。梁曉聲並未把王文琪寫成這樣完美的一心捨生取義拯救蒼生於水火之中的「神」。他面對質疑也會急躁與怨懟，面對美色誘惑也會把控不住……他只不過是芸芸眾生中一個普普通通的平凡人，在那個特殊年代，做了一件並不平凡的事情。於是，才能產生文學化、戲劇化的張力。
梁曉聲擁有數十年的文學創作經驗，寫起這部字數不算多的小長篇來，自然駕輕就熟，遊刃有餘。整部小說讀起來十分過癮，梁曉聲保持著一貫熟練高超的語言技巧，除了流暢自然的敘述，緊張氛圍的渲染，大段生動引人的人物心裡獨白等，於這樣的嚴肅題材中也不乏幽默的調子，如：「皇軍大人，你們思一思想一想，月亮代表我的心。」如此這般的妙語頻出，實堪玩味，叫人忍俊不禁。
回歸到小說的名字——「重生」，實有深意存焉。王文琪在夾縫裡苦苦掙扎的同時，確也產生過惶惑與懷疑，所以他也一直在尋求一種心靈上的救贖。最後一刻，他篤定信念，手刃敵寇，無疑是從一派毀滅的斷壁殘垣中走向了新生，告別了曾經陷於兩難之境迫於高壓之下，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的行屍走肉般的日子，獲得了心靈上的慰藉和救贖，獲得了第二次生命。他把自己置之死地，因此而重生。
可是，故事卻沒有結束，還有一段「後來的事」，掀起又一次高潮。本以為從此之後不再飽受爭議與懷疑，能夠光明正大地走在陽光下的王文琪，由於其特殊經歷，與敵寇一度的交好關係，我們可以想見他在後來發生了什麼事兒。這使得他剛剛新獲的「生命」再次遭受到毀滅性打擊，口誅筆伐帶來的恐懼和威力不亞於敵人的槍炮。王文琪與妻子，「只有用一個『忍』字相互開導著堅強地活下去」。殘酷的「暴風雨」過後，王文琪的「問題」徹底糾正，「歷史疑點」被宣布為無稽之談，一度被折磨得蓬頭垢面的他重煥新顏；與此同時，身患重症多年的妻子奇蹟痊癒。二人一起迎接新的曙光，涅磐重生，開啟了又一次生命體驗。
梁曉聲在此是假借一件「抗戰故事」的外衣，實則想寫的是人情、人心、人性，見證卑微者在逆境中的人性之美。他想透過這部作品真正表達的，是一種人生態度，或者說是一種處世之道和生命哲學——隱忍不發，以柔順反抗強橫，以柔弱展示力量。這句話說來簡單，其實是殊難做到的。表象與內在是相對獨立的，表象的強大，不代表真的強大；內在的偉岸，才是真的偉岸；勇而無能，不足為道；「懦」而有節，才是真正的勇者無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