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雨村到任應天府，便接到了一件棘手的案子。通過這個案子，他接觸了護官符，掌握了官場的潛規則。
護官符上的四大家族，都有著顯赫的家世，其中賈、史、王三家依然活躍在政治舞臺，位高權重，唯獨薛家早已棄政從商，雖「領內府帑銀」，本質上卻是商人。
這就給讀書帶來兩大疑問：其一，在「士農工商」觀念根深蒂固的社會，好好的官不做要去行商，薛家是自甘墮落嗎？其二、已淪為商人的薛家，憑什麼還能躋身於四大家族之列，成為「護官符」上的一員？
蔣勳先生說過，小說中反映出來的政治經濟文化，往往比史書更真實。透過《紅樓夢》中薛家的社會地位，我們會發現，作者曹雪芹並沒有刻意抬高薛家的身份。明清社會，商人的地位確實已經大大提高，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居四民之末，處於輕賤地位。
從「重農抑商」到「工商皆本」，明朝即已完成了從舊四民到新四民觀念的轉變。
「四民分業，士農工商」，自從春秋時期著名的政治家管仲提出「四民」論，「士農工商」的觀念便深入人心，商人被打入了最底層。農業社會，以農為本，這個觀點無疑是非常正確的。
然而，到了明朝，隨著手工業的發展，經濟日益繁榮，人們的生活也從富足走向奢靡。比如賈府的老祖宗賈母就收藏有各類奢侈品，從慧繡瓔珞，到雀金裘，從軟煙羅到霞影紗，都是世之珍品。這些商品的流通，當然少不了商人的作用。
商品經濟的繁榮，使得商人地位迫切需要得到提高，這是自然規律。當此環境之下，當時極具影響力的大儒王陽明，為一位名叫方麟的商人寫了一篇墓志銘，文中充分肯定了商人對社會發展的重要作用，並提出「四民異業而同道」的觀點，指出不應把四民分出高低貴賤來，而應處於平等地位，只是分工不同而已。
同時，王陽明在文中強調，優秀的商人同樣有經世濟民的抱負，同樣能起到經世濟民的作用，因此，「雖終日做買賣，不害其為聖為賢」。這就把商人和士族放到了同等位置。
王陽明的這一提法，被後世稱為「新四民」論。因他本身是士族的代表（父親是狀元，自己是進士），且具有非常大的社會影響力，對提高商人的社會地位起到了劃時代的作用。
因此，我們在紅樓中可以看到，周瑞的女兒贖身為民後，嫁給了古董商人冷子興。如若商人地位低賤，憑周瑞在賈府的身份和地位，斷不會選擇一個商人做女婿。同時，冷子興和進士及第的賈雨村關係親密，「二人說話投機，最相契合」。以賈雨村的為人，最會投機鑽營，如果冷子興的地位低下，賈雨村與之交結會有失身份，必不會與之「契合」。
由此可以推論，紅樓所處的時代，已經是「新四民」時代，商人地位與士族同列。也正因為如此，薛家才可與賈、史、王並稱為四大家族。
書中還有一個細節證實的薛家地位。第四回，說到薛家進京的原因：
近因今上崇詩尚禮，徵採才能，降不世出之隆恩，除聘選妃嬪外，凡仕宦名家之女，皆親名達部，以備選為公主郡主入學陪侍，充為才人贊善之職。
皇帝重詩禮，鼓勵女子讀書，從「仕宦名家之女」中為公主郡主選擇伴讀，薛家女兒寶釵赫然在備選之列，可見其地位與仕宦同列。
士人由儒轉商，促進了儒商的發展，提升了商人的整體素質。
商人地位的提高，無疑具有巨大的積極作用。讀書人不再被局限在追求仕途的狹窄空間裡，有了更靈活的選擇。明人李維楨在其著作《大泌山房集》中說：「四民之業，惟士為尊，然而無成，不若農賈。」讀書人首先會追求仕途，但畢竟這是千軍萬馬擠獨木橋，大量的讀書人無緣仕途，他們便會轉向務農和經商，不必守著讀書人的清高窮困一生。
正是在這種思潮的影響下，大量的儒士投身商海。紅樓中薛寶釵之父，即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薛家也是「書香繼世之家」，據寶釵自述，「我們家也算是個讀書人家，祖父手裡也愛藏書」。然而薛父放棄了祖上「紫薇舍人」的封蔭，也不再走讀書人求仕途之路，轉而成為了一個成功的商人，各省中都有其「買賣承局」。
幾千年來，商人地位低下，除了排在四民之末，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在人們心中形成了「無商不奸」的印象。商人逐利，唯利是圖的現象比比皆是。自從儒士投身到商賈隊伍中，這種現象大為改觀。讀聖賢書的儒士，帶著仁義思想經商，於是形成了「義利並重」的經商理念，從而大大提升了商人的整體素質。
這類商人，被後世稱為「紳商」或「儒商」，即具有紳士風度和儒人風採的商人。
清人沈垚對此作了精闢的論述：「天下之勢偏重在商，凡豪傑有智略之人多出於焉。其業則商賈也，其人則豪傑也。 是故為士者轉為纖嗇，為商者轉敦古誼。此又世道風俗之大較也。」全民重商，商海中出現了很多智勇雙全的人物，他們以商為業，卻有著豪傑之性。作為士人，他們計較吝嗇不鋪張浪費，作為商人，他們又有著敦厚之心，注重交情友誼。
也就是說，儒商打通了儒和商之間的壁壘，給讀書人注入了商人計較成本的特點，不再奢靡浪費，同時又給商人帶來了仁義之心，不以逐利為本。
這個儒商並重的特點，在薛家母女身上體現無遺。
第六十二回，香菱把寶琴帶來的布料做成的石榴裙弄髒了，擔心被薛姨媽責罵，寶玉也深知「姨媽老人家嘴碎，饒這麼樣，我還聽見常說你們不知過日子，只會遭踏東西，不知惜福呢」，因此忙著把襲人未穿的同款裙子給香菱換上。
這個情節，經常被讀者誤解為薛姨媽對香菱苛刻，其實這裡體現的是薛姨媽「纖嗇」的儒商本性：惜福，不遭踏東西。
注意，纖嗇不是吝嗇，吝是對他人小氣，嗇是對自己苛刻，纖嗇之不遭踏東西不代表對他人一毛不拔。因此，薛家母女生活儉樸，但對他人卻很大方：暗中資助窮困中的邢岫煙、替史湘雲操辦螃蟹宴、為林黛玉長期提供上等燕窩等。這就是「為士者轉為纖嗇，為商者轉敦古誼」，對自己人纖嗇，對邢岫煙、史湘雲、林黛玉三個弱女子仁義。
飽讀詩書卻替父支撐家業的薛寶釵，正是集儒與商於一身的傑出代表。在與探春討論管理之道時，她有一番這樣的言論：
學問中便是正事。此刻於小事上用學問一提，那小事越發作高一層了。不拿學問提著，便都流入市俗去了。
這番言論，是作為儒商之寶釵的經驗之談：世間事，都該「用學問一提」，否則就「流入市俗去了」。這就是注儒入商的意義，把以前「流入市俗」的逐利商人，用聖賢之道來引領，便提到義利並重的高層次了。
正因為有著仁義為先的理念，在薛蟠遠赴蘇州進貨歸來後，寶釵提醒他：「同你去的夥計們，也該擺桌酒給他們道道乏才是。人家陪著你走了二三千裡的路程，受了四五個月的辛苦， 而且在路上又替你擔了多少的驚怕沉重。」
在舊商人的理念裡，主子支使夥計辦事，是天經地義的，無需感謝。然而，儒商懂得人才的重要性，對夥計也要施之以仁義，才能聚攏人心。這就是有學問有沒學問的區別，有學問的儒商，在學問中總結了經商之道，不再如舊商人般隨心所欲。
在儒商的引領下，商人的整體素質得到提升，從而更加促進了經濟的繁榮。
士商並重，官商融合，是社會發展的必然。
王陽明「新四民」論的提出，可謂恰逢其時，因為社會發展到了呼喚官商融合的歷史階段。隨著社會的經濟繁榮，奢靡之風日盛，不但民間需要，官府也需要商人為其提供服務。比如薛家「領著內帑錢糧」，在戶部掛名為皇商，為皇家提供採買服務，其地位不容小覷。
據清人編撰的《兩淮鹽法志》記載：「官以商之富也而豢之，商以官之可以護己而豢之。」官員要享受奢靡的物質生活，必須依賴商人，而商人要想事業順利，又必須依賴官府。據書中所敘，薛蟠在進京途中惹下人命官司，舅父王子騰和姨父賈政聯手替其擺平，並讓薛家入住賈府，得到賈府的庇護。而當賈珍為秦可卿的葬禮風光而買不到像樣的棺材發愁時，薛蟠主動提出，他店裡一千兩也買不到的檣木棺材，抬來便是。又，當賈府因一時急困拿不出二錢人參時，薛寶釵利用商家身份的便利，「叫哥哥去託個夥計過去和參行商議說明，叫他把未作的原枝好參兌二兩來」，快速解決了王夫人的難題。
這種彼此依存互相成就的關係，因「新四民」論的提出而擺到了明面上，士商之間更是通過聯姻而結成利益共同體。比如官宦之王家把女兒嫁進商戶之薛家，薛家之寶琴又許給了「都中梅翰林之子」。如果說王家只能算官宦不能算士族，那麼梅翰林就是標準的士族了。尤其是薛寶琴，從小「跟他父母四山五嶽都走遍了」，「這一省逛一年，明年又往那一省逛半年，所以天下十停走了有五六停了」，完全背離了士族女子貞靜不出內惟的風氣。但就是這樣一個四方遊歷的商人之女，卻在遊歷過程中與翰林之子聯姻，可見當時士商融合的風氣之盛。在社會地位上，也已形成了士商並重之風。
另外，歷來以嚴守詩禮規矩為重的賈母，見到靈動的薛寶琴，「喜歡的無可不可」，「連園中也不命住，晚上跟著賈母一處安寢」，而且有意聘給寶玉為妻。可見在賈母這個老封君心中，也有「士商並重」觀念，不因寶琴是商人之女而輕視之。
綜上可知，在士商並重、商人地位等同於士族的大環境下，四大家族通過聯姻而形成的利益集團中，商人之家是必不可少的。而且，越是到了官宦之家走下坡路的時節，越需要拉攏和結交商家，以圖退路。明代著名的散文家歸有光說過：「士大夫之家，皆以商賈遊四方。」這應該也是賈府最終為寶玉選擇娶寶釵為妻的主要原因。
因此，作為商家的薛家，完全有資格和賈、史、王三家一起，並列為四大家族，成為「仕宦名家」，顯赫一時。這正是當時社會現狀的真實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