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專訪文學評論家李雲雷
湖南，可謂是官場小說興盛之地。1998年，王躍文的小說《國畫》被認為是濫觴之作。2001年閻真的《滄浪之水》出版，也成為官場小說的代表作品之一。以王躍文、閻真為代表，湖南湧現出了如黃曉陽、肖仁福、浮石等一批寫官場小說的作家，全國也興起了一陣官場小說熱。然而，儘管官場小說在社會上產生了廣泛影響，但文學界卻鮮有將其納入研究範圍，其文學價值也備受質疑。
李雲雷自北京大學博士畢業後，逐漸成為青年文學評論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始終關注著當代文壇的創作動態，力求從中發現有價值的作家、作品和創作傾向，並獨闢蹊徑，把官場小說作為研究對象之一。李雲雷認為，官場小說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考察當代社會的窗口，我們可以從中看到當代社會運行的規則與「潛規則」，中國政治文化和政治文明的現狀與進程，以及從中折射出來的當代社會的價值觀念與精神氛圍。為深入了解官場小說的創作流變及社會價值，本刊記者（以下簡稱「記」）專訪了文學評論家李雲雷（以下簡稱「李」）。
官場小說從「現實主義」走向「實用主義」
記：官場小說為何很少進入文學評論家的視野？
李：據我觀察，原因可能在於兩點：一是認為官場小說是「通俗小說」，很「俗」，從專業角度來說不值得認真對待；二是官場小說涉及很多官場內幕與權力鬥爭，不少人會覺得很「髒」，不願意去觸碰這一話題。
記：現在還有種稱法叫反腐小說，這和官場小說有什麼區別？
李：兩者之間有聯繫，都是寫官場，涉及權力鬥爭。不過也有明顯的區別。反腐小說有明確的價值取向，有正面人物，是正邪鬥爭的故事模式，最後正義一方獲勝。比如張平的《抉擇》和陸天明、周梅森的作品。官場小說主要是呈現官場的生態，日常的運作方式，其中很難看到正面人物。近些年比較暢銷的官場小說經常採用成長小說的模式，寫一個小人物的成長史。
記：近些年的官場小說有很多，據您觀察，官場小說在寫作上有哪些變化？
李：如果以王躍文、閻真的作品為參照，我們可以發現，最近幾年的官場小說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
在王躍文、閻真的小說中，「官場」是一股巨大的「異化」力量，作者對這一場域充滿了懷疑，主人公融入其中也是不得已的被迫適應，對其險惡有著清醒的意識；在作品的總體傾向中也有著批判的意識，至少也在質疑其存在的合理性與合法性，敘述者通過對主人公經歷的敘述，重點揭示的是置身其中的人的生存境遇。
而在《二號首長》（2011）、《侯衛東官場筆記》（2010）、《省委班子》（2010）等作品中，我們看到的「官場」已經是一個不容置疑的巨大存在，在這裡，「權力」成為小說關注的「主題」，權力鬥爭以及圍繞權力的獲得、轉移、交換、分配的故事，及其規則與「潛規則」，成為小說的主要內容。
從這樣的意義上，我們可以看到，相對於《國畫》中的朱懷鏡、《滄浪之水》中的池大為，《二號首長》中的唐小舟、《侯衛東官場筆記》中的侯衛東、《省委班子》中的普天成是更為「成熟」的主體，他們在進入「官場」時沒有（或很少有）內心的波動，天然就認同官場的規則，他們所關注的最核心的問題是能否獲得權力，以及如何將個人的利益最大化；小說重點描述的也是他們「晉升」的過程，以及圍繞這一目的他們的謀劃、心思、手段及其經驗教訓。
如果說王躍文、閻真的小說是「現實主義」的作品，那麼《二號首長》《侯衛東官場筆記》等作品可以說是「實用主義」作品。「現實主義」作品在揭示官場內幕時不無批判與反思的意味；而「實用主義」的作品同樣在揭示官場的內幕，但對官場規則並無褒貶，只是「客觀」地呈現，同時注重總結官場上的經驗教訓，讓讀者可以「實用性」地學習與操作。比如《二號首長》中有這樣的段落：「領導有三種稱呼：一是官職，二是首長，三是老闆。如果在一個很公開的場合，你叫他老闆，他可能非常反感，覺得太流俗太江湖氣，貶低了他的身份。如果是在很私人的場合，你叫他書記，顯得太公事公辦，叫他首長，顯得太隔膜，叫老闆，就親切。而有重要人物在場的時候，又是比較私密的場合，把所有領導全部叫首長，肯定好過別的。相反，如果有更高級領導在場，而這個高級領導和老闆的關係又不是非常親密，肯定叫官職比較好。」這些官場智慧與「經驗」，可以說是《二號首長》吸引讀者的重要原因。
權力大小成為評判人物主要標準
記：王躍文先生不喜歡別人稱他為官場小說家，他認為這是一種粗暴的小說類型化概念。官場小說這稱謂是什麼時候開始的？
李：「官場小說」的稱謂出現在20世紀90年代之後，但在此之前，在我們的文學中也存在權力鬥爭的因素，不過卻是以另外一種面目出現。如果我們從更遠的歷史視野來觀察，或許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其中的演變與異同。
在20世紀80年代興盛的「改革文學」中，我們同樣可以看到權力的爭奪，在《喬廠長上任記》《新星》《沉重的翅膀》《花園街五號》等作品中，圍繞一個工廠、一個縣城或一個機關的主導權，雙方同樣展開了不可調和的、你死我活的鬥爭。即使在《平凡的世界》這樣描述新時期農村變遷的小說中，也有一條線索描述省級領導之間的爭鬥。但是，在這裡，我們需要強調的是，在這些小說中只是存在權力鬥爭的「因素」，因為與後來出現的「官場小說」相比，這些小說中的權力鬥爭並沒有得到突顯，甚至很難讓人察覺到。這主要是由於在這些小說中，更為重要的是思想與觀念的鬥爭，其中的核心問題是「改革還是保守」，是大刀闊斧、雷厲風行地推行改革，還是謹小慎微地固守傳統，這構成了「改革文學」的基本矛盾。在雙方的爭鬥中，雖然存在權力鬥爭，但權力鬥爭是依附於思想鬥爭與觀念鬥爭的，是一種次要的因素。
記:官場小說與當初的「改革文學」還有哪些不同？
李：簡單來看，在「改革文學」中我們可以看到光彩四射的正面人物，而在「官場小說」中卻幾乎看不到正面的人物形象。《喬廠長上任記》中的喬光樸，《新星》中的李向南，《花園街五號》中的劉釗等人物，都是時代的弄潮兒，他們敢想敢做，勇擔重任，不僅在不屈不撓的鬥爭中獲得了事業上的成功，而且也獲得了女性的青睞，收穫了愛情。其中的優秀人物，比如李向南，更成為一個時代的偶像。但是「官場小說」中的主人公，無論是朱懷鏡、池大為，還是唐小舟、侯衛東，他們可以說是這個時代的「成功者」，但卻很難說是正面人物，或者說很難以道德倫理加以判斷。在官場小說中，權力或能力的大小，成為評判人物的主要標準，所謂好人壞人的道德評價在此已經失效。
在「改革文學」中，儘管在「改革派」與「保守派」之間存在巨大的差異，但他們都是在為各自心目中的事業而奮鬥，他們都是出於「公心」或「理想」而非「私利」，這樣他們鬥爭的手段便多是能擺在桌面上的，較少有陰謀詭計。而官場小說中的權力鬥爭則不同，首先鬥爭的目標不是「公心」而是「私利」——個人利益的最大化；其次鬥爭的手段則更加多種多樣，其中不乏陰謀，等而下之者更有僱兇殺人等非法手段——這也讓我們看到了權力鬥爭的殘酷性。
記：但也有人說，一味塑造正面人物形象有些臉譜化甚至道德完美主義傾向，無法簡單用好人壞人的道德評價，是否正好揭示了人在大的時代背景下的複雜多面性？
李：是這樣的。但現在的「官場小說」則走向另一個極端，即將小說中的人物抽象為權力鬥爭的工具，甚至沒有底線，沒有更高的追求。這同樣也是對人的豐富複雜性的一種簡略，也是我們應當反思的。
官場小說裡有一種積極奮進的精神
記：晚清就出現過《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老殘遊記》這樣的作品，今天的官場小說是否與此相似？
李：從某種意義上說，當前的官場小說更接近晚清的這些「譴責小說」，在對官場內幕、社會亂象的揭示上，兩者有著種種相似之處。這讓我們看到，在經歷了一個世紀的輪迴之後，充滿爾虞我詐的「官場」又回到了中國社會之中。而小說對「官場」的集中關注，甚至發展成為一種成熟的類型文學，這在中國之外還很少見到。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我們做更為細緻的區分，就可以發現「官場小說」與「譴責小說」也有種種不同，比如敘述的模式和態度。
記：有人認為，官場小說是低於現實的，拿現在揭露的一些官場案例看，其情節比小說還要精彩，您怎麼看？
李：現實生活總是比小說精彩，具體到官場小說也是這樣。但另一方面，文學應該不僅僅忠實於生活，還要有自己的思考與選擇，有審美的理想和對世界的善意。
記：那麼，寫官場小說的價值是什麼？
李：官場小說裡有一種積極奮進的精神，這也是時代精神的反映。雖然小說中奮鬥的目標可能是個人的升遷等可以反思的因素，但這個不斷奮鬥的過程本身，也體現出了國家在發展中的一種朝氣。還有，官場小說對當代中國的經驗，特別是人與人之間複雜微妙的關係有很好的把握，描寫得特別細緻。當然它們的可讀性也比較強。官場小說體現了社會的精神症候，也為我們提供了時代的一種鏡像，我們可以對鏡中之像加以批評，但卻無須歸罪於鏡子本身。
記：近幾年，有沒有出現比較好的官場小說？
李：十八大以來，伴隨著反腐力度的加大，「官場小說」有了很大的變化或轉型，甚至可以說已經發展成了新的「反腐小說」，其中湧現出了一批優秀作品。比如陶純的《一座營盤》、周大新的《曲終人在》、周梅森的《人民的名義》、張平的《重新生活》，以及楊少衡的中短篇小說等，這些作品都關注「官場」，但跟以往的官場小說不同，從不同角度對官場腐敗生態與文化做出了深刻的反思，反映出一種新的時代氣象，也對持續至今的反腐敗鬥爭做出了積極回應。可以說展示了一種新的想像政治的方式，即不再將政治簡單地理解為權力鬥爭，而重新將政治與理想、信念、民族和國家的未來等超越性內容結合起來。這些作品受到了大眾普遍歡迎，既反映人民對風清氣正政治生態的嚮往，也顯示出十八大以來我國反腐取得的巨大成效，更讓我們看到了作家的承擔精神與思考力度。
來源：《清風》雜誌202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