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作家芹澤光治良（1896-1993）
《人間的命運：致巴金》（加藤嘉一譯，東方出版社，2018年6月）的中譯本出版於前年，我是現在才讀到。我相信在今天讀與在兩年前讀的感受可能有很大區別。就像俗話說的「世事難料」，兩年前絕不會想到會在一幅歷史與現實的蒙太奇式拼圖——從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猛然拼接到1941年的珍珠港灣，疫情、災情與狼煙拼接出水深火熱，還有就是隔著大洋的呼喚、祈禱與愛——面前讀這本關於戰爭、命運與愛在人間的書。
1961年春天，在東京出席亞非作家會議的巴金應邀去芹澤光治良的家中做客，芹澤講了他的經歷和一個法國人的故事，巴金很感動，並建議他寫成小說。於是芹澤光治良以一封長信的形式向巴金講述了這些故事。該書原來副標題是「愛、知、悲傷」，譯者與作者女兒和出版社商量後決定中譯版的副標題改為「致巴金」，既有道理，也應該說頗有深意：除了作為致敬的形式，更有尋求與中國讀者對話的期待。
故事中的主角法國人和日本人與中國有很深的關係，串聯這些故事與關係的語境是二十世紀兩次世界大戰期間以及戰後的戰爭、動亂，是在信仰、主義、革命、戰爭、婚戀、國族、都市之間的穿越、拼接。政治信仰、身份認同以及道路選擇之間的融合與衝突是在這種「人間的命運」中凸顯出來的重要議題，實際上就是一部以個人命運為視角的二十世紀歷史微觀敘事，可惜的是在宏大的歷史敘事中容易被忽視。該書講述了兩條主線的故事：一條是法國人雅克·邵克侶（Jacques Reclus,1894-1984）如何從鋼琴家轉變為社會學家，如何在中國擔任大學教授、產生婚戀並支持中國的解放運動，以及中國青年如何在法國留學、搞文學創作、投身社會革命；另一條是芹澤光治良回憶他與邵可侶一家的結識和漫長的交往過程，以文學家的筆法描述了動蕩時代中悲歡離合的命運，並通過自己在巴黎、南京、北京、大同、東京等地的親身經歷「傳達了對戰爭與人性，尤其是軍國主義與共產革命的深刻反思。從字裡行間不難發現，芹澤先生在寫作過程中，一邊請巴金先生解惑，即該如何理解中國和中國人，一邊與日本人的內心對話。」
（該書介紹語）時代記憶中的歷史大勢與個人命運的殘酷交錯，對戰爭與革命的反思、對人性良善的呼喚，這些議題在今天看來都猛然有了很接地氣的現實感。
這封十五萬字的「信」其實是帶有小說文學特徵的書信體回憶錄，是為長篇小說三部曲《人間的命運》提前撰寫的「附冊」，可以說是一部主題鮮明的前奏曲。據劉檸先生介紹，芹澤光治良的小說《人間的命運》於1963年由新潮社出版，煌煌三部曲（共十四卷），歷時五年才出齊。作品以從日俄戰爭到昭和動亂的日本社會前所未有的大變動為背景，表現在伊豆半島小漁村出生的主人公森次郎的自我修煉心路歷程。一個貧困而孤獨的少年，在動蕩的時代成為一個禁慾的、約翰·克利斯朵夫式的自由思想家，對社會環境、家國、宗教、科學、文藝等均以懷疑的目光重新審視，有文明批判的思想色彩，被視為作者的自敘傳。
《人間的命運：致巴金》所講的既是時代與國家的厄運，更是普通人的苦難命運，是在戰火與國族政治災難中的悲慘國民的命運。例如，中國民眾在抗日戰爭中所經歷的苦難，除了有像南京大屠殺那樣的巨大災難之外，更有日常生活中無時不在的痛苦、恐懼與憂傷。他們最基本的訴求是活命，最真實的狀態是在戰火與飢餓中尋找生存的機會。就像廣東版畫家蔡迪支於1945年創作的《桂林緊急疏散》（木刻），它再現了1944年9月日本侵略軍進攻桂林前夕民眾緊急疏散的歷史場景：扶老攜幼湧向桂林北站等候火車北撤的人群擠得水洩不通，扒窗口入車廂、用繩索拉上車頂……車站一片混亂。蔡迪支多次到車站現場目睹著這一幕歷史慘劇，並畫了速寫。畫面上的火車像是在逃難民眾匯成的海洋中的幾座孤島，浩茫而無言的苦難感比起殺戮的場面更有歷史的悲劇氛圍。這種苦難的「人間的命運」是法西斯軍國主義直接造成的，也是各種政治觀念與國策在激烈的動蕩衝突中導致的最壞結果，所有人都無法逃脫被綁架在戰爭中的痛苦命運。
但是，《人間的命運》更以感性經驗告訴讀者，不能把一切都歸咎於法西斯惡魔。如果沒有泛濫於民間的民粹主義狂潮，如果在大多數國民心目中還存有對盲目與非理性的戰爭叫囂的警惕，日本軍國主義要輕易把國民捆綁在戰車上也不是那麼容易的，通向珍珠港的道路說到底還是由那些最終要付出生命代價的日本國民以自己的蒙昧與狂熱鋪砌的。因此，在今天談論歷史與戰爭的時候，應該回到「人民的苦難史」的歷史語境中，重新思考被捆綁在戰車之上的人民的命運、所有普通人的命運，拒絕任何無視普通民眾生命苦難的教義與宣傳。
回到該書講述的故事。一個充分國際化、政治化的家族，是世界聞名的無政府主義之家。雅克·邵可侶（1894-1984）的祖父伊利賽·邵可侶是巴黎公社社員，在巴黎公社的巷戰中被捕，曾被政府驅逐出境；他是著名無政府主義者、地理學家，曾在倫敦見過孫中山並對中國產生興趣，也曾在家中接待過列寧、克魯泡特金等人，克魯泡特金的孫女是這個家庭的養女。對於雅克·邵克侶一家所持的無政府主義立場，芹澤光治良的理解是：「渴望人類從粗野狀態和權力束縛中解放出來，以理智建立自由城市，並致力於與志同道合的人士團結成來。這一運動經過俄國革命似乎被證明是資產階級的空想」。他也記得雅克組織的貧窮者沙龍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同胞們。
（10頁）一個由真實情感與獨立性連結起來的家庭。戰爭給法國青年雅克·邵可侶帶來的手指傷殘使他無法再彈鋼琴，優雅高貴的無政府主義社會學者克魯那李桑夫人與雅克相愛並告別了自己的丈夫，雅克在她的愛情鼓勵下成為了一名社會學者。但是克魯那李桑夫人和雅克會在家裡招待她的丈夫，彼此友好相處。克魯那李桑夫人自己的兒子弗雷德，還有她和邵可侶的養女，四歲的俄國革命家克魯泡特金的孫女比埃拉，都住在一起。
一個以思想與文學結緣的朋友圈。「雅克·邵可侶家的客廳」 實際上是一個思想交流、文化借鑑的平臺，在巴黎留學的日本青年芹澤光治良在雅克家裡認識中國文青與無政府主義者巴金，邵可侶為巴金翻譯的《麵包與自由》寫過卷首語。1928年5月邵可侶為了追求革命信任和實現理想社會，離開法國來到中國，先後在上海勞動大學、南京中央大學、北京大學、抗戰期間的雲南大學和抗戰後的中法大學、燕京大學教書，結識了許多有為的中國青年。
一段以愛、理解和無私幫助為導引的兩性關係。克魯那李桑夫人在與芹澤光治良的通信中說，自己因為對雅克的感情而在巴黎學習中文、在房間裡擺設中國書畫與瓷器，但是也預感雅克可能會愛上中國女人並與之結婚，那時她會選擇退出並祝福他們幸福安康。
（94頁）1939年，雅克和他的學生黃淑懿結婚，西南聯合大學校長梅貽琦擔任證婚人。1947年，雅克·邵可侶帶著中國妻子和女兒回到法國，克魯那李桑夫人兌現了自己的諾言，最後甚至變賣收藏品以在經濟上接濟在中國香港的邵可侶、黃淑懿和最後留在中國大陸的女兒。
一種以自由和解放為號召的使命感與自我奉獻精神。雅克對朋友陳述去中國的理由：「我認識了幾個中國青年之後開始愛上那裡的人民。那是個古老的國家，現代文明比我們落後。在這個意義上，去那個年輕的國家，幫助他們進行新的建設，哪怕做一點兒事，我也會感到幸福的。」
（20頁）克魯那李桑夫人對雅克的理解是：「與其說他喜歡上了中國，不如說他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認真地考慮如何解放中國大眾。當然，從性格來說，他是當不了革命家的，但他似乎堅信能夠把解放的思想滲透給中國青年。解放人間本來就是邵可侶家族的傳統，也是理想。這也活生生地體現在雅克的精神中。他相信這就是他的使命。」
（75頁）1952年雅克回到法國後沒有工作，只能賣文為生，翻譯了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寫過關於中國太平天國的著作，和夫人一起翻譯了中國清代和近代的文學作品。
關於二十世紀的革命的思考，是芹澤光治良的關鍵主題。那位克魯那李桑夫人對革命有敏感的認知，她從克魯泡特金公爵夫人的來信中要求寄一把梳子過去就想到「俄國革命在內部是否沒有成功呢？」芹澤光治良說即便物資匱乏也不能成為判斷革命成功與否的標準，看一些人寫的蘇聯旅遊報告，感覺革命的理想正在實現。克魯那李桑夫人則一方面對那些受蘇聯邀請去旅遊而寫出來的旅遊報告的客觀真實性表示強烈的質疑，另一方面堅持認為「革命是否成功，只有觀察普通民眾的生活狀況才能加以判斷和檢驗。」
（28-29頁）這當然是對的。
芹澤光治良在法國認識的中國留學生王君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回到上海之後開辦了一家只有兩臺機器、十幾個人的生產牙刷的小工廠，目的是革命——「先教大眾怎麼刷牙，搞起生活上的革命。……革命不是什麼思想或觀念，而是生活。改變生活，實現幸福，最終肯定會發現搞政治革命的必要。但它也不是由少數人搞起來就能成功的事情。所以，我先從教會刷牙這種基礎的事情做起，即使幾年甚至幾十年，也會堅持下去，渴望那一天的到來。」
（58頁）這位王君提出的「生活上的革命」竟然有點像誕生於五十年代後期情境主義國際（SI）的味道，魯爾·瓦納格姆在他的《日常生活的革命》中說改變生活與改變政治是一回事，而且「改變」就是要付諸行動。但是在二十年代的中國，無論是王君還是瓦納格姆的生活革命論都註定要失敗。當芹澤光治良在上海的碼頭看到一群虛脫似的苦力聚集在冬天的天空下，一旦有乘客從船上下來就像飢餓的野獸一樣衝上去——他就想：對這群人一個一個地從供給牙刷做起，進行革命？王君的小工廠能生產多少牙刷呢？芹澤很懷疑王君的這種善意是否真能被他們理解，「讓他們使用牙刷，改造他們，不如讓他們抵抗壓迫百姓和社會的公權力，這樣是否更容易呢？王君們試圖在社會革命的過程中首先考慮生活革命，這是受了他們在法國結識的邵可侶家族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影響吧……」
（68頁）但是雅克曾告訴他，王君是要搞共產革命的，但是對大眾說搞共產革命是很困難的，因此只能從生活革命開始。雅克也很懷疑其可行性，但也不可能改變王君的信念。他說他們只能在朋友面前談論革命，而且只限於講法語。
（64頁）這樣的革命也真是太小眾、太法式浪漫了。當輪船離開上海碼頭，芹澤坐在甲板上「一直想著那裡的人們，內心充滿溫暖。隨後，我也反覆思考他們用充滿激情的語言所表達的革命的事情，我努力嘗試著體會其實際情況，但怎麼想都難以對他們的理想感到樂觀，對此，我很痛苦。」
（66頁）更令他感到沉重的是這麼一件事：雅克請了一輛人力車送他回碼頭，並且預先付了車費。到了碼頭下車的時候，芹澤發現口袋裡還有一些中國硬幣，帶回日本也沒用，為了表示謝意就把口袋裡還剩的比車費多三倍的硬幣遞給了車夫。以為車夫起碼會高興，沒想到他臉色突變並大叫，附近的苦力們都衝了過來包圍著他叫喊，似乎要傷害芹澤，芹澤狼狽逃開，呼吸都變得很困難。他一直想不通這是為什麼，最後結論是那位苦力不僅沒理解他的善意，反而認為從這個日本人身上還可以拿到更多的錢，於是叫同行們過來繼續要錢。
（68頁）因此他又想到了王君和他的牙刷工廠與革命理想。
其實雅克也和王君一樣有著很單純的革命理想。1930年他在日本和芹澤見面，大家都對日本軍國主義的對華侵略政策感到憤怒和憂慮，芹澤勸他不要回北京，先回法國。雅克說要回北京，跟中國的青年在一起；「若不跟中國人一起度過困難，我也無法目睹新中國的誕生。」芹澤心裡想：「新中國的誕生？那一刻，我沒有問他指的是什麼。但回想在上海見面的王君、季君等人，其實不問也是可以明白的。然而，戰亂之後新的中國真會誕生？當時的我無法切實感受這一點。」
（84頁）克魯那李桑夫人在後來寫給芹澤的信中說：每當雅克談到中國，想到的就是歷史上的輝煌文化、自己教過的學生和私交很好的中國知識分子；然而在她眼裡，中國就是在上海見到的苦力、在北京的菜市場裡成群的人。那些才是中國的重要場景和中國人。雅克說為了解放他們，讓他們過作為人類正常的生活，需要建設新中國，需要革命。克魯那李桑夫人追問：一旦革命發生，那些苦力和無知的中國人究竟怎麼看我們這些外國人，又會把我們怎麼樣呢？她談到在抵制日貨很嚴重的時候，有些中國人把一些同胞當作「漢奸」，在街頭挖坑，把「漢奸」埋到脖子的位置，並要求路過的行人們拿著刀一點一點地切割那些「漢奸」的脖子。雅克則對她的追問和所表達的恐懼感到憤怒。
（163頁）在1949年底或1950年初，雅克和他的中國妻子被要求離開中國，但是女兒不能離開。在後來，是女兒自己不但不想回法國，而且要與父母斷絕關係。「他不是盡力獻身新中國的建設嗎？他不是在中國待了四分之一世紀，幫助了中國重新起航嗎？我在這裡怎麼猜測他們被驅逐的理由也還是想不通。」
（171頁）克魯那李桑夫人的想不通正是歷史的大哉問。雅克以後再也沒有見過親生女兒，改姓孫的女兒甚至拒絕與父親通信。憎恨是如何煉成的？憎恨的力量為何能夠如此固化？這也是二十世紀革命敘事中的情感史的重要議題。
1959年，芹澤在巴黎再次見到雅克，一見面就感到「這些年漫長的不幸從他全身滲透出來，我感到很痛心。」
（187頁）在交談中，芹澤知道最令雅克和他的中國夫人痛苦的是留在中國的女兒對親情的決絕態度。「作為父親，他的痛哭在我心裡掀起了一輩子都忘不了的、悲痛的波瀾。」
（200頁）正因如此，芹澤拜託巴金去做他女兒的工作，因此才有了附錄中1961年11月中國作協給他的信，信中說他女兒「不願去法國，其志甚堅。」這封「致巴金」的長信的最後一句話是「我從來沒有像在巴黎車廂內的那一瞬間，如此深刻地思考究竟什麼是人生。」那一瞬間是指隨芹澤來巴黎旅行的小女兒告訴他，雅克的夫人把臉靠著她，閉上眼睛，摸著她的頭髮。
（202頁）這是「人間的命運」令人動容的一刻，是無數個雅克、無數個雅克的中國女兒的命運。
芹澤在親身經歷中對海外中國人的觀感也頗有意思。去法國留學之前，他的老師很嚴肅地勸告他在海外不要跟日本同胞交往，因為很容易會陷入充滿內耗的競爭，甚至有人會惡意地把成功者拉下來。但是在巴黎他看到的中國留學生卻是輪流打工賺學費、互相扶持，另外他們關心時事，尖銳地發表觀點，充滿了激情。這些令他很感動。
對戰爭和中國情況的憂慮，促使芹澤在1938年再次來到中國，他要到北京訪問雅克，希望了解戰爭真相、雅克的生活狀況和「他在中國埋下的革命種子是如何在年輕人身上萌發的，以及已經發芽的種子如何在侵略的暴風下成長。」
（93頁）可是這次他沒能見到雅克，他已經去了雲南。芹澤在中國見證了日軍的暴行。在北京他看到了在卡車上被抓走的中國學生，在濟南看到三個即將被殺害的年青人，其中一個「始終望著我，我的靈魂被他大而純淨的眼睛擊倒。」
（107頁）在南京，他在臨時棚屋裡看到中國少女殘酷而悲哀的命運。他說日本兵「做出了中國人民永遠無法忘卻的暴行。其行為究竟有多殘酷，我在南京見證了。」
（104頁）他認為是日本軍國主義者把年輕士兵心裡作為人的情感和良知剝除掉，把他們變為野獸，為了打贏戰爭。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軍方要派遣芹澤到中國擔任宣撫員——「就是說服那些自己的家被燒了、親人被殺了、工作被剝奪了、快餓死了、喪失了生存樂趣的無數中國人服從日本，而非其他。我能做到嗎？」
（141頁）他頂著各種壓力想盡辦法拒絕了。這是一個文人在日本軍國主義的政治高壓下表現的良知與勇氣。
加藤嘉一在「譯後記」中問：「中國讀者讀完本書後會有何感受和思考呢？」然後談了他的思考：「這部作品在跨越時空的前提下實現了人情味和人性化，充滿著對戰爭的反思，探究了人間的命運。對『日本軍國主義』持有根深蒂固的警惕與厭惡的作者冒著生命危險探訪法國等歐洲國家，潛伏在抗戰時期的中國，躲在戰爭狀態的日本……對於在此過程中所遇到的人物和場景，不管是在巴黎、南京還是東京，作者始終持有慈悲心和同情心，以及作為知識分子的獨立思考和批判精神。」
（211頁）除了對歷史真相與現實狀況的客觀認知，對人類共同命運的深切關懷，對人性良善的相信與堅守，知識分子難道還有更好的選擇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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