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與聖奧古斯丁》，[美]漢娜·阿倫特著，王寅麗、池偉添譯，灕江出版社2019年9月版，348頁，55.00元
在解封、復工、復學的陣陣聲浪中，還能潛下心來讀一下漢娜·阿倫特寫於1928年的博士論文
《愛與聖奧古斯丁》
（J.V.斯考特、J.C.斯塔克編，王寅麗、池偉添譯，灕江出版社，2019年9月）
，總是有點原因。在我個人的閱讀記憶中，最早把聖奧古斯丁與一代人的內心探索聯繫起來大約是在八十年代末，一本出自青年學者之手的著作把這個「聖奧古斯丁問題」提了出來。十幾年前，我在給本科生開的「西方經典名著選讀」選修課中講了十五本名著，其中有聖·奧古斯丁（S. Augustini）的 《懺悔錄》
The Confessions
（）
，在教案中關於思考和討論的重點議題之一就是「以愛為中心的倫理觀」，引導學生從個人生活史中體會自我認同與精神成長的經驗。當時並不知道阿倫特的這部博士論文，似乎只是無師自通地如阿倫特的朋友兼同事漢斯·約納斯（Hans Jonas）所講的，意識到《懺悔錄》是一個可以激發學生「自我探索並沉入到良心深淵」的「核心文本」。
阿倫特的博士論文《奧古斯丁的愛的理念：一種哲學解讀的嘗試》德文版於1929年在柏林出版，英文版於1996年在美國出版（在此之前，由G.帕蒂德芒熱編輯整理的法文版於1991年在巴黎出版）。選擇奧古斯丁作為研究對象，也是受當時德國思想界的影響，當時甚至在宗教界中也有許多關於基督教與現代性關係的討論。阿倫特在卡爾·雅斯貝爾斯的指導下完成這篇論文，雅斯貝爾斯本人也在做奧古斯丁研究，對阿倫特的影響自不待言。可能正因為如此，雅斯貝爾斯對阿倫特的論文既嚴加挑剔，又有所期待。他寫的論文評語提到阿倫特並沒有收集到奧古斯丁關於愛的一切言論，在引證中出現了一些錯誤，有些論證稍為歪曲了原文，最後只給她打了三分。但是他肯定了阿倫特力圖通過對奧古斯丁思想的哲學研究，證實在他的神學思想之外還具有關於自由的思想，承認作者試圖「最終達到存在的思想的本源」的努力。
（參見克裡斯蒂瓦《漢娜，阿倫特》，劉成富譯，江蘇教育出版社， 2006年，28頁；阿洛伊斯·普林茨《愛這個世界——漢娜·阿倫特傳》，焦洱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55頁）
還應該看到的是，雅斯貝爾斯不僅是阿倫特的論文指導導師，他對政治理想的追求以及抵制納粹的勇氣都使阿倫特受到鼓舞和支持。有點奇怪的是，在斯考特和斯塔克為這部博士論文《愛與聖奧古斯丁》撰寫的介紹文章中並沒有提到作為導師的雅斯貝爾斯的評語等情況。今天我們讀這部博士論文，無疑是艱難的，但同時也有吸引力和挑戰性。對於理解阿倫特，她早期的博士論文真有那麼重要的作用嗎？
在經過大半個世紀的沉寂之後，這部早期著作的出版真有「重新發現」的意味。《愛與聖奧古斯丁》揭示了阿倫特在從早期到後期的思想發展中，如何就奧古斯丁關於愛的觀念進行了持續的思考和對話。奧古斯丁著作所呈現的思想本身非常複雜，並且多有自相矛盾的地方，阿倫特一方面要從中發現他的思想路徑和連他自己也未澄清的模糊思想，另一方面要把他的教父神學與通向存在哲學的路徑連接起來。用她自己在論文的「導言」中的話來說，「它嘗試穿透奧古斯丁自己都未能澄清的幽深之處。文章最後達到的體系化進路，也並非是要給奧古斯丁加上某種他自身都不知道的連貫性，而是僅僅試圖朝著一個本質上共同基礎的方向，去解釋表面看起來異質的表述和思想軌跡。」
（《愛與聖奧古斯丁》，39頁）
應該注意的是，阿倫特在重新修訂博士論文的同時，正在對納粹主義尤其是艾希曼現象做深入研究並投身論爭之中。在「惡的平庸性」這個概念中所隱含的對物質、權力、虛榮心和道德順從主義的焦慮，已經出現在對被奧古斯丁所詛咒的「城」的分析之中，使她很自然地把原來就已經認識到的奧古斯丁思想中的貪慾觀念、死亡觀念和存在主義思想往現代政治思想的方向發展。以存在哲學思考、質疑、批判人的現實境況和介入政治是阿倫特的重要思想特徵，這是我們必須重視她的早期著作與後期思想的內在聯繫的重要理由。
阿倫特的著作始於對愛的概念的研究，而且是與對一位教父的研究聯繫在一起，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她從神學到哲學和政治學的思想軌跡。另外，從歐洲到美國的「跨大西洋」生活語境的變化經歷，從德語到英語的語言傳統與思維傳統的對話（比如德語的哲學思維與英語的政治學思維傳統），從歷史文本（1928年的博士論文）到現實文本（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由她引發的納粹政治與個人品格的論爭），所有這些思考都可以在「重新發現」阿倫特博士論文《愛與聖奧古斯丁》的閱讀中得到激發和指引。阿倫特在美國時期曾經把奧古斯丁描述為自己的「老朋友」（出自傑瑞·科恩在紐約社會研究新學院的回憶），在她的博士論文中也的確可以看到阿倫特後來不斷發展的思想中的某些重要議題：關於存在與人的境況、愛這個世界、對自我的反思、人的開創性、共同體生活等。在她後來的著作中，奧古斯丁思想的影子時常出現，被她作為一種現代解讀與批判性反思的思想對象。正如斯塔克所說，向奧古斯丁的回歸使得《極權主義的起源》《論革命》《過去與未來之間》所收錄的文章以及《艾希曼在耶路撒冷》都直接充滿著或隱或顯的奧古斯丁式引證。
（同上，22頁）
經過阿倫特的批判性闡發，潛藏在奧古斯丁神學中的世俗化傾向與可能性不斷顯露出來，在神父、聖徒的外表之下原來還是一位在世俗欲望與內在靈性之間苦苦思索的道德哲學家。於是，奧古斯丁不僅是連結古代與中世紀的橋梁，而且更是對現代觀念的發展有深遠的影響。阿倫特從關於奧古斯丁「愛」的理念研究進入到探索自由判斷與行動的可能性，進入到對集中營的恐懼與對愛的渴求之間的關係的思考，最終形成了她對極權政治本質的批判性洞見。從接受到思考，從質疑到批判，最後是改寫和發展，這一方面是阿倫特的博士論文對奧古斯丁研究作出的貢獻，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由此而延續出來的對西方思想發展的貢獻。
博士論文以奧古斯丁的關於「愛」的思想觀念為核心展開。第一部分闡釋了奧古斯丁提出的兩種取向不同的愛觀，「聖愛」（caritas）與「貪愛」（cupiditas）。「聖愛」就是愛上帝、愛鄰人；「貪愛」則是愛世界、愛今生，「貪愛是萬惡之根，聖愛是眾善之源」，在道德意義上的正確與錯誤判然有別。因此奧古斯丁警告說：「去愛，但要警惕你所愛的是什麼。」
（同上，56頁）
但是阿倫特指出既然愛鄰人與愛上帝是一致的，那麼這種愛實際上只是愛鄰人中的上帝和愛本身，與那個作為個體的、感性的鄰人並沒有什麼關係。這樣一來，「它使基督教愛鄰如己的核心命令變得不可能了。困難不僅來自愛被定義為欲望，而且來自人被定義為一個始終缺乏的愛者，永遠跟給他幸福的東西，即他的正當存有相分離。」
（73頁）
也就是說，奧古斯丁觀點的最大矛盾之處就是「鄰人之愛如何可能」。弗勞克·安內戈特·庫爾巴哈指出，奧古斯丁以對上帝的自我反思為基礎所建立的關於愛的思想，是一種內在的自我否定；但阿倫特卻斷定，這種自我否定會導致「愛你周圍的人」這一道德訓條成為一件不可能的事，便斷然以她自己對新約的注釋來反對奧古斯丁的自我否定。
（見沃爾夫岡·霍爾、貝恩德·海特爾、斯特凡妮·羅森穆勒主編《阿倫特手冊——生平·著作·影響》，王旭、寇瑛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332頁）
在阿倫特的思想體系中，「愛」是一個既有矛盾性、思辨性同時也有積極的現實性的範疇，儘管在她的中後期思想中「愛」的觀念並沒有佔據最重要的位置，但始終沒有被淡忘。在現代生活中，愛欲基本上被私人化，「愛與政治」似乎在宗教領域之外就很難找到可以共治一爐的話語立足點，而且在現代政治理論與實踐中，「愛」的話語無疑蒼白無力。但是在古典世界中不是這樣，在政治話語與實踐框架之中曾經有過愛欲與政治的自然結盟。這種古今之別除了古代政治與現代政治在性質、規模、歷史語境等方面有巨大差異以外，在現代政治動機研究中極大地降低了人性中愛欲的作用是重要因素。阿倫特的博士論文圍繞著奧古斯丁著作中的愛的觀念而展開，從神學到哲學的角度探究了愛的理念，最後的出口則是政治學、社會學，愛成為一種人類共同生活的可能性的基礎，「愛這個世界」意味著參與到這個世界的行動中去。
在對於奧古斯丁的思想解讀中，「出生」（Natalitat，英語natality，有些譯為「誕生性」、「創生」或「創生性」）這個概念是阿倫特從中引申出來的關於人的主體性和人與世界關係的重要思想。「誕生性」的概念來自奧古斯丁著作中的「新開端」（new beginnings），《上帝之城》中說：「歷史的每一終結處都必定包含一個新開端……在成為一個歷史事件之前去開端啟新，是人的最高能力：在政治上等同於人的自由。」阿倫特借用奧古斯丁的名言「因此，人被創造，這是一個開端；在此以前不存在任何一個人」來說明人作為一個新出生的人來到這個世界上，這就是新的開端，開始了新的可能性；由於人的出生是新的可能性，並且具備了行動的能力，因此行動與承擔責任就是人的第二次出生，具有非凡的意義。通過解讀聖·奧古斯丁的思想，阿倫特把「出生」作為進入現代性思考的重要路徑，使她能夠在以後研究納粹大屠殺和納粹政治的壓迫性常態的時候，把人的「出生」、生命的「開端」作為人具有自由意志和行動責任的政治性思考，為政治反抗鋪墊了生命本體論的哲學與倫理學基礎。奧利弗·馬夏爾特指出，人類藉助於出生而有能力不斷地開始一種新的開端，並且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創造奇蹟」。「與此相反，極權主義統治的特點是只允許絕對可以預見的政治行動。極權主義統治的目的是一勞永逸地毀滅人類開始一種新的開端的能力，這便導致只有依靠恐怖手段才能達到這類的統治目的。阿倫特正是在這種恐怖手段中，看到了極權主義統治的真實本質。極權主義統治試圖以恐怖手段，隨時準備毀滅任何一種新的開端，使其成為一種一了百了的終端。只有施用極端的手段才能絕對清除出生、自發性和主動性，……直到被關進極權統治的關鍵機器集中營之中，人才被降格為一個消極反應的機械，再也不能從自身出發開始一種新的開端。……正是集中營這種極端恐怖，從根本上剝奪了人開創新的開端、主動性和行動的能力。」
（見前引《阿倫特手冊》， 520—521頁）
從奧古斯丁的面對自我、追問自我出發，阿倫特把追問延伸到「獨裁統治下的個人責任」，她強調人只要活著，就總是「和自己生活在一起」，也就是說和自己的良知、自己的靈魂生活在一起，是無法自我欺騙的。她通過在審判納粹分子過程中的反覆辯難，證明不能以「服從」作為藉口，而實際上嚴格來說並沒有什麼「服從」，只有「支持」。
對於並非奧古斯丁或阿倫特的專門研究者的讀者來說，在今天仍然需要閱讀和討論奧古斯丁和漢娜·阿倫特著作的理由究竟是什麼？《愛與奧古斯丁》中文版序言在回答「為何是奧古斯丁？」的時候，著重論述了奧古斯丁與二十世紀中期的存在主義以及戰後美國的知識分子精神狀況。在冷戰高潮時期的美國，法國存在主義和奧古斯丁主義都廣泛被看作是訴諸行動的權威召喚，不僅反對政治中的「全權統治」，而且反對官僚主義和戰後西方文化中的順從主義。有一篇文章說，在奧古斯丁和法國存在主義者看來，本真的人類生活不在於「思想的超脫」，而在於「捲入和選擇的痛苦」，文章批評了脫離具體生存狀況的哲學傳統。
（11頁）
在這樣的思想氛圍中，阿倫特的博士論文修改計劃自然會融入當前的語境，將奧古斯丁的主題（鄰人之愛、誕生性、自由意志和共同體責任）納入她在美國的寫作主題之中——那些論及戰爭、官僚主義、文化順從主義以及「惡的平庸性」的政治寫作。在這過程中也可以看到她受加繆的影響，加繆在他的《反抗者》中援引了與奧古斯丁關於如何「生存於世」十分相似的說法，只是將其置換成存在主義術語，認為我們「只能根據我們的時代去行動」。阿倫特在《極權主義的起源》的前言中也說，「理解意味著自覺地審視、承擔起我們這個時代加諸我們的負荷……簡言之，理解意味著對現實的不帶預先籌劃的注視、直面和抵抗，不論這現實是什麼。」
（14頁）
在奧古斯丁之後，「為何是阿倫特？」。西蒙·斯威夫特就是以「為什麼是阿倫特？」作為他的《導讀阿倫特》
（陳高華譯，重慶大學出版社，2018年7月）
導言的題目，他指出：「漢娜·阿倫特是我們急需的批判思想家。在她晚期有關美國政治和文化的許多文章中，阿倫特論及了許多在今天仍與我們相關的問題，比如公民自由的性質、國家支持的暴力問題，以及自『越戰』以來政治中的謊言和犯罪文化。」
（11頁）
他在全書的最後繼續回應「為什麼是阿倫特？」的問題：「我們當前的政治危機乃是我們正在經歷的新黑暗時代，全球各地的赤裸生命正以各種日益令人不安又陌生詫異的公開方式遭到殘酷對待，面對這些現象，阿倫特仍是我們不可或缺的思想人物。她的這種對新政治的呼喚，從未像今天這般迫切。」
（176頁）
漢娜·阿倫特在1945年曾經說過，邪惡是戰後歐洲知識分子面對的根本問題，這仍然是全世界知識分子至今無法擺脫的根本問題。在納粹時期，最讓阿倫特感到震驚的不是希特勒上臺掌權這一事實，而是德國知識分子——其中許多還是她的朋友和熟人——怎麼能夠與這個新政權合作，怎麼就沒能看穿納粹政權的本性。因此，關於「邪惡」，阿倫特所強調的並不是邪惡本身如何，而是歐洲知識分子如何看待自己與邪惡的關係——是順從、默認還是疏離、反抗？阿倫特的學生伊莉莎白·楊-布呂爾則說阿倫特幫助我們「建立起判斷我們時代重大事件的最根本的政治標準：它是否會導致極權主義統治？」這當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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