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衣帶水」，這個成語用來形容中日兩國關係，已經是老生常談。今年年初的疫情中，日本友人支援中國湖北的物資包裝上「山川異域，風月同天」一句話，又讓國人感慨萬端。這段千年前日本友人的贈語，曾鼓舞唐朝的鑑真和尚跨越驚濤駭浪遠渡日本。而今，它再次成為中日友誼的象徵，連起兩國民眾的情感。
但我們對這個隔海相望的鄰邦又究竟了解多少？回首150年前，日本這個鎖國已久的島國，才剛剛從《職貢圖》中半屬想像半揣度的圖像，成為對面可見的存在。從黃遵憲塵封的《日本國志》，到庚子國變後東渡日本的學者和革命黨人對日本的觀察，中國人對日本的認識也步步加深：它是語言上「同文同種」的東亞鄰國，是近世東洋諸國師法西洋文明自強的典範，也是軍國暴走的戰爭機器，是覬覦中國領土的虎狼之國。日本發動的侵華戰爭，給中國造成了巨大的災難，成為深深烙印在兩國心頭的一道不時撕裂的瘡疤。
戰後至今，已經過去了三代人的漫長時光。硝煙已冷，新的印象不斷疊加在舊的記憶之上，一如新雪掩蓋陳雪。從半導體到小汽車，從日本動漫到網路遊戲，從大河劇到抗日劇，等等。歷史記憶與時尚潮流相交迭，共同構成了一個紛繁豐富的日本形象。一個世紀前，東渡日本考察明治維新成果的嚴修，曾在船上寫下「生存物競有時定，至竟終須合大群」的詩句，表達了企盼中日聯合，共進大同的願望。百年後的今天，中國人對日本，也會有新的觀感。因此，本期專題特別邀請了一批日本研究學者，通過他們的親身經歷和專業性的觀察，從思想、語言、教育、習俗、經濟、社會等多個角度，呈現出日本的諸多面相。
知己方能知彼，透過中國的視角去觀察日本，同樣，也是在觀察我們自己。
中日文化頗有淵源，在語言方面更是如此。今日人們談起學習一門第二外語，許多人也都認為日語相較來說更為易學。但果真如此嗎？本文就從中日語言的淵源及其異同講起。
倡導「中體西用」的張之洞在《勸學篇》（1898）主張：「至各種西學書之要者，日本皆已譯之，我取徑於東洋，力省效速，則東文之用多……若學東洋文，譯東洋書，則速而又速者也。」鼓勵大家廣譯日書，且「速而又速」；戊戌變法後，梁啓超至日本，更是直接接觸到日語，他在《論學日本文之益》(《清議報》第十冊，1899)中說：「既旅日本數月，肆日本之文，讀日本之書，疇昔所未見之籍，紛觸於目，疇昔所未窮之理，騰躍於腦，如幽室見日，枯腹得酒，沾沾自喜，而不敢自私，乃大聲疾呼，以告我同志曰：我國人之有志新學者，盍亦學日本文哉。」也是竭力主張國人學日語，在其編輯的《和文漢讀法》（1900）中更是具體總結出讀日語時要「實字必在上，虛字必在下，顛倒讀之」，如此則「數日小成，數月大成」。
電影《永遠的三丁目的夕陽》劇照。
這些論述，都緣於日語中有大量漢字，中國人閱讀不是難事。中國人學日語的這份自信，在某種程度上也和日文中包含諸多漢字這一事實有關。
然而，雖然中日之間的語言有著大量的相互滲透，但因為種種原因，許多日語中的漢字與漢語中的漢字「同文並不同義」，在歷史上也給中國人理解日語製造了許多障礙。而進入20世紀以後，日文的文體更是開始走向言文一致，日語中的漢語詞比例逐步減少。現如今，日語對於中國人來說是否真的「易學」，恐怕還得打個問號了。
2020年11月7日《新京報書評周刊》
異域同天：中國的日本觀
B01版～B08版
「主題」B01丨異域同天：中國的日本觀
「主題」B02丨日本之「靜」：古昔和遠方的想像
「主題」B03丨包含大量漢字的日語容易學嗎？
「主題」B04丨在日本，越界的尷尬與衝動
「主題」B05丨追趕型增長的發展與問題
「主題」B06丨「恪守成規」與「匠人」精神
「主題」B07丨日本年輕人真的不思進取嗎？
「文學」B08丨嚴飛 像社會學家一樣思考「懸浮時代」
撰文丨陳力衛（日本成城大學）
01
所謂「同文同種」的時段
陳力衛，日本成城大學教授，專攻日語史、中日語言交流史，著有《東往東來：近代中日之間的語詞概念》、《近代知識的翻譯與傳播》等，譯有《風土》、《現代政治的思想與行動》。
日語易學的想法來源於所謂「同文同種」這一假象。首先日本從公元600年就開始向隋朝派遣留學生，日本人學習漢詩漢文已有上千年歷史,最近引起熱議的「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即出自活躍在奈良時代（710-794）初期的皇族長屋王筆下。著名的日本和尚圓仁（794-864）所著《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全文也是用漢文寫成，現在還被用作我們的漢語語法研究資料。
也即是說，從語言史來看，日本的漢文基本承傳了唐代的語言和文體，中日間的所謂「同文」意味著憑藉漢文是可以互通的。但是到了894年停止派遣遣唐使後，日本直接向中國學習和吸收漢文的途徑中斷，宋代以後多是僧人及商人的相互往來，明代洪武年間（1368-98）則因倭寇而海禁後導致兩國交往驟減，直至清代，也就是三百年後的17世紀，清朝貿易船通商長崎，才得以重啟中日間的語言交流，可此時日本人所接觸到的漢語，與之前已經大相逕庭了。
《唐音和解》書影及內頁。此書的編排體例與明代四夷館編纂的翻譯詞典《華夷譯語》極為相似。
江戶時代在大阪出版過一本《唐音和解》（1716），記錄了當時日本人看不懂的漢語詞彙，並用已演化為日語的舊漢語來對譯解釋，相當於是一個對譯詞彙集。通過該書，我們可以看出漢語詞進到日語的先後層次。例如，就下面這些單音節詞，他們已經意識到了中日之間的差異 (中文在先，日文在後，下同）：
早―朝 晩―暮 書―文 漿―汁 辣―辛 去―行 閑―隙 好―善 揖―押
這種中日間的差異實際上體現了中文本身的文白關係，即中文已發展到了白話階段，而日文仍停留在「文」的狀態。雙音節詞則更有意思,下面這組例子，均是用日文的既有詞來注釋中文的新詞，完全是一種時代差的反映，而被釋義的新詞，之後也逐漸被日語吸收，兩者現在構成了一種類義詞的關係。
農夫―百姓；國手―醫師；對話―挨拶；毒舌―讒言；感激―頂戴；小心―用心；光景―首尾；大器―上戸；小器―下戸
相對於新來乍到的「對話」「 毒舌」「 感激」「 小心」，他們拿傳統的「挨拶」「讒言」「頂戴」「用心」來對譯。最後兩例很有趣，當年解讀敦煌變文中出現的「此尊大戶，直是飲流」時，一時不知何意，正是依據了日語中保留的「上戶（好酒量）」之意，才得以解惑。如果按上述對譯，中文的「大器」「小器」也並非只有現在的辭典意義，同樣也應該有表示酒量大小的用法。
英藏敦煌文書《葉淨能詩》（S.6836）中唐明皇以酒量試探仙師葉淨能，問道：「尊師飲戶大小？」葉回答道：「此尊大戶，直是飲流。」這裡的「飲戶」即是「酒量」之意，「大戶」即「酒量大」。這類唐人俗語在唐人筆記中很常見，如《因話錄》卷六，載晚唐官員崔慎由拜訪名醫譚簡，譚問崔：「飲酒多少？」崔回答說：「戶雖至小，亦可引滿」。其中戶即指酒量。又白居易詩《醉後》云：「猶嫌小戶長先醒，不得多時住醉鄉。」詩中「小戶」亦是「酒量小」之意。故可見日文多能存中國文字古意。
這些江戶時代以後新進入日文的中國詞彙，到了明治初期，也有一些作為進入日語的新詞被收錄到教科書中，使用日語來解釋其義，如明治6年(1873)的《單語略解》(橋爪貫一,東京松園藏版)裡就有：
海股イリエ,土股ハンジマ,土嘴ハンジマ,海腰セト,事仔コヅカイ,車釐コゴリシル,千裡馬ワラジ
這些詞都不曾收入在我們的《漢語大詞典》裡，當然不排除是方言用字的可能性。看後面的日語對譯，我們能知道其具體意義，如「土股」、「土嘴」都是「半島」之意，上海的「陸家嘴」意味著過去是呈半島形的地盤；而「車釐」當然跟今天的「車釐子」沒有半點關係，而是另一個外來詞Jelly（果凍）的音譯；最後一個詞是我們常見的,大家都知道伯樂與千裡馬的故事，可這裡按日語的解釋當為「草鞋」之意，離我們已知的意思相差甚遠（方言裡或仍保留此義）。這些日文材料給我們留下了詞義對譯的證據。當然，中日對譯相反方向的例子也有,二十世紀初的《清稗類鈔·飲食類》（1910）裡有這樣的文章：
以肉入水久熬之汁，僅含灰質及越幾斯，其蛋白質則凝結而留於肉中,故滋養料已少。
其中的「越幾斯」一詞也是國內詞典不收的。而我們查一下日語的外來詞辭典，就會明白它是「エキス」(精華、精髓)的音譯漢字詞，原詞是荷蘭語extract，由此也可見日語反滲透到中文的現象。
魯迅根據日本藥理學家刈米達夫原著摘譯《藥用植物及其他》（商務印書館，1936年6月版）一書上篇《藥用植物》書影。這本書的總說「藥用植物的沿革」中寫道：「二世紀頃，羅馬的醫師喀萊努斯（Galenus）始用酒精浸漬生藥，以作丁幾（tincture；Tinktur），或蒸發其水浸液，作越幾斯（extract；Extrakt），要之，是發明了除去生藥中的纖維等無用的部分，濃縮其有效成分，以供藥用了。這是藥學上非常的進步。」其中「丁幾」即今「酊劑」，「越幾斯」即今「萃取物」。
當然，如果不涉及口語的話，一般近代日本人寫的漢文也是可以互通的，直到19世紀，1872年中日籤訂第一部外交文書《日清修好條規》時，仍然沒有人把語言問題當回事，翌年日本僧人小慄棲香頂到北京，最初的切身感受也是「文字雖同音不同，耳雖不解目能通」（《北京紀事》）。後來何如璋、黃遵憲等清國公使館員受到日本人的追捧，他們與日本人交流留下的大量筆談錄都說明了「同文」的優勢。
02
同文並不同義
可日語畢竟還是外語，也有很多「目不能通」的地方。它有一些獨特的漢字用法，或難解其意，或誤讀錯解，著實讓中國人頭疼懊惱。
中日關係史上有一段廣為人知的佳話，清乾隆年間（1779），自浙江起航的商貨船「元順號」航行途中遇遇颶風，帆破舵損無法駕馭，隨潮水漂流了一百多天，翌年四月漂到了日本安房國（現千葉縣）海岸，日本漁民村民們分幾次展開救援行動，將船上七十餘人接上岸。雙方雖可筆談，但交流仍有障礙。日人太田全齋（1759-1829）編纂的辭典《俚言集覧》中，就「怪我」一詞引起的誤會做了描述：
恠我為俗字，清人不解，往年有清人出海遇難，漂流到下総國銚子浦，與當地醫生筆談，醫生寫道：「船中無怪我耶」，答曰：「奚怪我」，這可是村裡傳的真事。(筆者譯，但對話部分原文未動)
是啊，人家醫生想問的是有沒有傷病人，而被問的覺得你怎麼能怪我呢？真是牛頭不對馬嘴。「怪我」一詞故事不斷，改革開放後到日本的中國人看到東京街頭和工廠有標語「油斷一秒，怪我一生」，大為詫異：你油斷了一秒鐘，怎麼能怪我一輩子呢？這種疑惑，跟上述例子一樣只知按中文字面意思解釋，全然忽略了那是日文中的漢字，其意思應該是「疏忽一時，傷殘一生」。
《清國漂流圖》局部。這幅圖講述的是一件中日關係史上的佳話。1810年（中國嘉慶十五年，日本文化七年）日本漁船「長久丸」號在琉球海域遭遇狂風巨浪，漂流到中國東南沿海地區，被中國漁民救起，送往浙江乍浦港，登船回國。一路上這些日本落難漁民受到中國人友好熱情的招待和幫助。在平安回國後，船主森山貞次郎特意請人繪製這幅長卷，以志紀念之意。在畫前跋文中，森山貞次郎寫道：「治化所布，聲教所及，異域寰外，猶是一家。」
中國人學日語時，最初碰到的難關往往正是這種同文不同義的漢字，再加上那些表示日語虛詞所用的漢字，與漢文的原義相差甚遠，等於是日語獨自的假借用法，望文也難以生義。比如：
①助詞助動詞 位、宛、計、抔、候、度、様
②形式名詞 程、譯、筈
③副詞 強、剰、尤、迚
④詞頭詞綴 狹、御、味、敷、達、共、様
⑤敬語 給、仰、參、申、御座
用「抔」表「等等」之意；用「度」表願望助動詞；再加上「譯」「筈」這類形式名詞，都是日語表達所不可缺少的元素。連江戸時代日本人學習漢文時，都將這類漢字用法定位為「俗字俗語」，提醒人們寫漢文時要戒用。
《東往東來：近代中日之間的語詞概念》
作者：陳力衛
版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9年6月
回到梁啓超學日語的那個時代，其實上述問題也是最讓他頭疼的。他在《和文漢讀法》中專設第三十八節「和漢異義字」將這些漢字一一檢出加以對譯，後來《和文漢讀法》增補得越來越厚，大多賴這部分所賜。
那麼，當時沒有任何現成的《日漢辭典》可查閱，他們是如何理解了這些漢字的意思的呢？聰明的留學生們發現了一本日本的國語辭典《言海》(1889)，可以當作日漢辭典來用。這本辭典把日語中所有漢字詞分為三類：「和漢通用字」「漢的通用字」「和的通用字」，其中自古以來就使用的正統的漢字詞標以「和漢通用字」，此類屬中日同形同義，可以互通的；而上一節提到的江戶時代以後進入日本的漢語（通稱「唐話」）則標以「漢的通用字」，這部分漢字詞雖尚未完全被日語接受，但能用來豐富日語的表達形式；而上面所說的虛詞以及已經完全融入日語的日常漢字詞，如「料理、立身」(意思已經日本化)，還有從訓讀發展成音讀的詞,如「支障、仕様、心配」，再有明治以來的新詞，如「流體、零點、絶対」等，都歸入「和的通用字」一類，即為日本獨特意思的漢字詞。
明治時代學者大槻文彥編纂的《言海》手稿。《言海》被認為是近代日本第一部國語辭典，總頁數達1110頁，收錄字語39103個。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這部書都被作為日本辭書的典範之作，並對後世日本辭書編纂影響深遠。
這種分類標註，顯然是基於漢字、漢語詞義在日本的變化，可以說，它有意要凸顯一種近代日本獨自的用法意識。同時代出版的山田美妙編《日本大辭書》（1893）則更加旗幟鮮明地標出「漢語」和「字音語」的區別，把前者視為中日同形同義，而後者則為日本特有，包括那些明治時代產生的新詞,如「社會、宗教、神経、世紀、広告、自治、商標」等。
正是由於這種在日語特有的「和的通用字」裡配上近似中文的「漢的通用字」，結果《言海》實際上起到了一種「日中辭典的作用」，當時的留學生曾表示《言海》裡的「解説多用漢字、易看」而將其當作是專門為自己編撰的對譯詞典。所以，《和文漢讀法》中的「和漢異義字」的增補正是妙用了《言海》的這一功用。
電影《春雪》劇照。
遺憾的是，《言海》(1889)所收的近代新詞並不多，使得很多新詞的中文釋義失去了賴以參照的依據，只得憑空想像。這樣一來, 《和文漢讀法》 後來的增補本中便出現了一些比較奇怪的解釋 。例如：
主観的＝內理應如是 客観的＝外形応如是空想＝豫想後來 理想＝就現在想 概念＝大概想念 観念＝観而想念（與思想近）
這些日語新詞對應的概念，如今早已成常識，但對於20世紀初的中國留學生來說，要理解並找到準確的對譯漢語，顯然十分困難,於是只好望文生義地將「概念」解釋成「大概想念」，將「観念」視為「観而想念」了。
03
今後的日語還易學嗎？
我們可以看出日語中使用的漢字詞有著不同的層次,可以分為佛典詞、漢籍詞、白話小說詞（唐話）、近代漢語譯詞等,語音上與之相似的是同一漢字按傳來的地區和時代可以劃分為古音、吳音、漢音、唐音、近代音等，也就是說從某一斷面來看,漢字詞的新舊之差是顯而易見的。從這一意義上來說,日本江戶時代以後出現的唐話更能凸顯出日語詞彙的層次上的差異，正如《言海》所示，它的介入既構成了日語內部的一種類義關係，又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中國人理解日語的一個橋梁。
電影《羅生門》劇照。
梁啓超所處的時代，中日文「同文」所覆蓋比例極大，他們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的漢語學養努力理解日語，所以總覺得日語簡單，儘管漢字裡不乏陷阱。進入20世紀以後，日文的文體開始走向言文一致，漢文教育也逐步縮減，日語中的漢語詞比例由明治時代的70%降到現在的40%左右。
從趨勢來看，現在日語中的漢字用得越來越少，首先是將上述虛詞部分的漢字統統取消不用了，其次就是向動詞和形容詞的漢字開刀，再下一步將輪到音節少的名詞，在日語書寫上，逐步構建一種以平假名寫純粹的「和語」、以片假名寫外來語、而漢字則專門用於音讀漢語詞的角色分配。這樣一來，日語到底是好學還是不好學呢？
電影《東京塔》劇照。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作者：陳力衛；編輯：安也；校對：薛京寧。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題圖為電影《東京塔》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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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7日《新京報·書評周刊》B01版～B08版
「主題」B01丨異域同天：中國的日本觀
「主題」B02丨日本之「靜」：古昔和遠方的想像
「主題」B03丨包含大量漢字的日語容易學嗎？
「主題」B04 |在日本，越界的尷尬與衝動
「主題」B05 |追趕型增長的發展與問題
「主題」B06丨「恪守成規」與「匠人」精神
「主題」B07丨日本年輕人真的不思進取嗎？
「文學」B08丨嚴飛 像社會學家一樣思考「懸浮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