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十九世紀上半期,在浪漫主義文學之外,還有另一種強大的文學潮流,它以資產階級人道主義、人性論為思想基礎,以真實描寫現實為創作原則,對自己的時代社會進行了揭露和批判,雖然各種文學史家對它曾有不同的概括和稱謂,但從其思想內容和藝術創作特點來說,其確切的名稱應該是資產階級批判現實主義文學。
資產階級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產生
它是十九世紀上半期最重大的文學現象,包括了巴東扎克、斯丹達、梅裡美、福樓拜這一系列光彩奪目的名字以及一大批長久以來以不朽的藝術魅力吸引著千萬讀者的傑作。它的意義顯然不限於十九世紀上半期,它是資產階級時代文學中最有分量的一部分,是整個法國文學發展過程中迄今為止仍高高居上的頂峰;並且它還具有全世界的意義,在人類文學遺產的寶庫裡佔有顯著的重要地位。它在法國出現後不久,就受到了馬克思、恩格斯的重視,他們給予它崇高的評價,把它的偉大的代表巴爾扎克視為現實主義文學的最高典範。
正象任何一個文藝高潮的出現都取決於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一樣,法國十九世紀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繁榮,完全是法國近代社會現實生活條件所造成的。如果說,法國資產階級浪漫主義文學運動是與二、三十年代資產階級對封建貴族階級的鬥爭分不開的話,那麼,批判現實主義文學則是資本主義秩序鞏固以後社會生活的產物批判現實主義文學興起於三、四十年代,四、五十年代達到高潮。
這正是法國歷史的一個轉折時期。資產階級對封建階級最後一次嚴重的鬥爭勝利結束,資本主義關係已經完全確立、鞏固,價值規律和自由競爭成為統治社會的法則,資本主義工業化迅速發展,生產不斷革新,社會關係、財產的佔有和分配也相應地不斷變動,在這千變萬化的社會中,不僅封建時代一切固定的古老的關係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素受尊崇的觀念和見解都被清除掉,而且,資產階級革命高潮中的英雄主義、理想和熱情也都煙消雲散,在價值規律的作用下,「資產階級社會完全埋頭於財富的創造與和平競爭,」冷靜務實成為時代的精神、社會的習俗,而且,正因為一切神聖的東西都被褻,浪漫的感情都被拋棄,「人們終於不得不用冷靜的眼光來看他們的生活地位、他們的相互關係。」
這種共同的社會心理和思想方式反映在文學藝術上,就成為對浪漫遐想的否定和對真實描寫的追求。在二十年代,拉馬丁使人耽於幻想的浪漫主義描寫還曾使人們著迷,他的「文學光榮」也是不少作家羨慕的對象,但到1857年福樓拜的小說《包法利夫人》中,拉馬丁的作品已經被作為散布了有害的遐想、造成女主人公失足的讀物來加以描寫了。與此同時,「真實」被當作文學的首要標準,並日益為更多的作家所強調,斯丹達規定小說只應該是如實映照現實的「一面鏡子」;巴爾扎克主張作家「嚴格摹寫現實」,「照世界原來的樣子表現世界」,並宣稱:「法國將要作為歷史家,我只能當它的書記;」福樓拜也認定「只要是真的就是好的」,並且針對浪漫主義的誇張,提出了「不要妖怪,不要英雄」的口號。
即使是雨果這樣一位浪漫主義大師,也甚至早在三十年代就曾標榜過「真實」,以此來提高他的浪漫劇的價值。十九世紀上半期文學發展的事實表明,批判現實主義是作為對浪漫主義的否定而出現的,正如過去浪漫主義是作為對偽古典主義的否定而出現的一樣。而批判現實主義文學之所以取代浪漫主義而成為佔壓倒優勢的文學主潮,正是資本主義秩序穩定後冷靜務實的社會風尚和精神狀態所決定的。
在這樣一個時期,人們所看到的社會生活的情景、自身的地位和處境以及相互之間的關係又是怎樣的呢?是卑汙陰暗的資本主義現實代替了對理性王國的幻想。關於十九世紀早期這種理想的破滅,恩格斯曾經作過經典性的論述:「當法國革命把這個理性的社會和這個理性的國家實現了的時候,新制度就表明,不論它較之舊制度如何合理,卻決不是絕對合乎理性的。理性的國家完全破產了……富有和貧窮的對立並沒有在普遍的幸福中得到解決,反而由於溝通這種對立的行會特權和其他特權的廢除,由於緩和這種對立的教會慈善設施的取消而更加尖銳化了;工業在資本主義基礎上的迅速發展,勞動群眾的貧窮和困苦成了社會的生存條件。犯罪的次數一年比一年增加。
如果說,以前在光天化日之下肆無忌憚地幹出來的封建罪惡雖然沒有消滅,但終究已經暫時被迫收斂了,那麼,以前只是暗中偷著幹的資產階級罪惡卻更加猖獗了。商業日益變成欺詐。革命的箴言博愛在競爭的詭計和嫉妒中獲得了實現。賄賂代替了暴力壓迫,金錢代替了刀劍,成為社會權力的第一槓桿。初夜權從封建領主手中轉到了資產階級工廠主的手中。
批判精神與科學精神
賣淫增加到了前所未聞的程度。婚姻本身和以前一樣仍然是法律承認的賣淫的形式,是賣淫的官方的外衣,並且還以不勝舉的通姦作為補充。總之,和啟蒙學者的華美約言比起來,由理性的勝利建立起來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極度失望的諷刺畫。」面對著這樣冷酷無情而在當時看來又永無盡頭的現實,人們普遍感受到的是失望和不滿,這種失望和不滿早在十九世紀初已經出現,那時的代表人物就發出了「全是盼望,沒有應驗」的感慨,小說中也出現了宣稱自己「看穿了人生和社會」的主人公,對時代社會的否定精神已露端倪,只不過在十九世紀初,人們由於剛剛體驗到「種種希望如今都已幻滅」,因而更多的是情緒激昂地發出抗議或表示慨;而到十九世紀三、四十年代,與務實的精神結合起來,人們對這不合理的社會現實就有了深刻的觀察、冷靜的分析和無情地批判了。
斯丹達把當時的現實看作是「一堆發臭的爛泥」,「泥濘的大路」,認為在小說裡能看到「路上的泥沼」這不是小說的錯,不應該給小說「加以不道德的罪名」,而應該「去責怪這泥濘的大路」。巴爾扎克更是全面而深刻地認識到了自己時代社會的弊病,要為它開出「惡習的清單」。
這樣一種對現實的批判精神構成了十九世紀批判現實主義的靈魂,而它正是資本主義現實壓了整個一代人的理想的後果。一位作家對巴爾扎克曾有過這樣的評語:「他從高處看到了法蘭西從1789年以來的瓦解…他看出了1789年的領中的謊言,這個綱領用大個的錢代替了偉大的名字,把公換成銀行家,如此而已。這一評語同樣也適合其他批判現實主義作家,恰當地指出了他們對現實的那種清醒的批判的認識。
僅僅這種批判精神當然還不能必然造成批判現實主義文學而不是別的文學,這種文學之所以在十九世紀的法國蔚然成風,和當時自然科學的發展、科學精神的發揚也是密切不可分的。在十九世紀,細胞的發現、對能量轉化的認識和達爾文進化論的提出,這三大科學成就使人們對自然過程的相互聯繫的認識大踏步地前進了,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不僅能夠指出自然界中各個領域內的過程之間的聯繫,而且總的說來也能指出各個領域之間的聯繫了…以近乎系統的形式描繪出一幅自然界聯繫的清晰圖畫。」
這就使得上一個世紀末的自然科學從「搜集材料的科學、關於既成事物的科學」,到十九世紀發展成為「整理材料的科學、關於過程、關於這些事物的發生和發展以及關於把這些自然過程結合為一個偉大整體的聯繫的科學。」自然科學如此,「社會歷史的一切部門和研究人類的(和神的)一切科學的情況也是這樣」,出現了類似的各學科互相聯繫的趨向,而且,還明顯地接受了自然科學的影響。
這種情況對於文學來說一方面使作家們在科學長足發展的社會生活中日益受到科學精神的感染薰陶,另一方面,也給那些務實求真的作家提供了對人對客觀現實,特別是對社會生活的比較科學的認識和比較切實的分析,同時也給他們提供了符合客觀事物本身規律的藝術表現方法。在科學精神的影響之下,準確、精微開始成為文學描寫的標準,作家也更為自覺地以科學性來指導創作。斯丹達在「數字」日益得勢的時代,養成了對「精確科學」數學的愛好和對「虛假」的憎惡,並力圖把這種追求精確的精神,貫徹在自己的作品之中。
巴爾扎克也廣泛地研究過自然科學的各部類,並且曾經宣稱,他之所以把當時的社會寫成一個整體並表現了社會環境對人的決定作用,正是十八世紀以來動物學研究的新發展「深入我心」的結果。1831年,法國動物學家、比較解剖學家居維埃(1769-1832)與博物學家、胚胎學的奠基者聖底來(1772-1844)之間「轟轟烈烈的爭論」,曾引起了巴爾扎克關於「社會與自然相似」的思考,特別是後者「統一圖案的學說更啟發了他像布封「寫一部書講述全體動物」那樣,「替社會寫一部類似的作品」的創作意圖,最後就導致了他那幾乎無所不包的十九世紀法國社會風俗史、偉大的《人間喜劇》的誕生。
總結
至於批判現實主義另一個傑出的代表福樓拜,他不僅在社會時代潮流中受到了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初的生理學家的影響,而且,作為一個世醫家庭的後代,還直接「從父親方面得到他的實驗主義傾向」,培養了「對事物周密的觀察」,往往「用最多的時間去理解最小的細」,由此,他才可能明確提出「小說是生活的科學形式」,「文學將越來越採取科學的姿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