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孩子恐怕是中國音樂歷史上的一個異類。但是說起中國獨立音樂，不提到野孩子就是不完整的。《樂隊的夏天》第二季，野孩子也第一次從地下的幾十年走到了所謂「大眾」面前。一個是時尚最前沿的流行綜藝，一個是從《詩經》時代款款地在戰亂離散文化變革中留存下來的民歌傳統，卻在信息化的大浪中即將傾覆。
野孩子也幾乎是中國唯一一支頗有影響力的「民歌」樂隊，凜然正色的人聲齊唱，不規則拍子的《黃河謠》，野孩子的歌成了一代又一代在外西北人的鄉愁，甚至所有聽過野孩子的歌的人，都會被歌聲營造出一種「虛有的鄉愁」。《黃河謠》響起，蒼茫的西北景象就像夜幕一樣落下來。
曾經的西北風、曾經流行的囚歌《鐵窗淚》和王洛賓、刀郎……這些一度風行華夏的音樂都是民歌產生出來的，可是在偌大的中國，民歌似乎已經在大家面前悄悄消失了。張佺說現在即使在民歌生長的農村，年輕人也都會聽起網絡歌曲，因為他們覺得民歌過時了，「土」了。
暮色低垂，暴曬一天後的蘭州變得溫柔而憂傷。天還擦著一點點亮光，三五成群光著膀子的老爺們，拎著幾瓶黃河啤酒到黃河邊上乘涼。走著走著，就那麼十分鐘內，月亮升起來，太陽落下去，一陣陣蒼涼雄壯的歌聲在岸邊此起彼伏，其中夾雜著酒瓶子拿起後放在土地上的鈍響，人們咀嚼的聲音和小聲談話的聲音。奔騰的水聲夾在歌聲裡，頭也不回向東流去。這幅景象在張佺口中講出來，縱然從沒去過蘭州，看著他的眼神，口音，無論身在何處，那種凝重和安穩都會像夜幕一樣潑下來：「月亮照在鐵橋上，我就對著黃河唱。」
遠行吧，遠行.....
像日夜奔流的黃河水一樣，張佺和小索沿著黃河幾字彎一路北上。有時走上一天路都看不見人，但卻能聽見牧羊人的歌聲在黃河邊上盤旋，深深的河谷，目所能及，全被各式各樣的歌聲覆蓋了。張佺1968年出生在蘭州，長在青海農村。記事兒開始，他就記得屋前屋後，都是「花兒」，這是流行於甘肅寧夏青海的一種民歌。上學經過田地裡有人唱，年輕男女在天擦黑時對歌要唱，節日慶典，茶餘飯後，漫山遍野都是「花兒」。
村民從家裡去鄰村串親戚，沒有其他的交通方式，只能走。路過山谷，獨自行走的人都會唱上幾句，聽著自己的聲音在山谷間迴蕩，似乎半天的路程也沒有那麼難熬了。放羊的人，終日找不到人說話，也有放羊人自己的一套民歌。對於當地人來說，「花兒」「酒麴兒」這類民歌就如同成都人打麻將、喝茶一樣，是一種自然而然的生活方式。
張佺後來回到蘭州，「當年的蘭州和西北的其他地方都差不多，除了車多一點，人多一點，氣候地貌生活方式，都差不多。那些工地幹活的人，也沒什麼別的娛樂，只能唱歌。」回憶起蘭州的景象，張佺說。現在的西北也經歷著很大變革，手機裡的網絡歌曲席捲著大家。可民歌還在。前兩年野孩子去青海，小公園裡經常有人一起唱「花兒」，還拿著手機查歌詞，一邊翻著手機一邊唱。只要這一輩人還在，這種音樂就不會消失。
1980年代末，吉他風颳到了西北，但凡個青年，多少會彈點吉他，就算不會，家裡也多半有一把。本來以民樂為主的走穴演出團體，也有很多變成了電聲樂隊。當時不到20歲的張佺聽了不少打口帶，「都是找封面看著比較狠的聽」張佺說。於是張佺也學起了吉他，在樂隊裡成了一名貝斯手。
「當時成都比蘭州的音樂環境要好很多，演出也多。我們想先去成都看看，下一站，下一站再去北京。」1990年，張佺去了成都，輾轉杭州、廣州等地，認識了小索。漂泊在他鄉，兩個人沿著黃河一路向北，徒步走過了黃土高原上的無數個村莊。
很多村莊雖然說是在黃河邊上，但是黃河並沒有給黃河邊上的人們帶來富裕和幸福。黃土高原上千溝萬壑，眼見黃河水就在腳下，但是打水卻要走十裡八裡山路。當時的張佺和小索背著琴，穿著打扮也不像當地人。「只要一進村子，十分鐘以後就會有人過來找你。如果是鄰村的人，他們都認識，不會大驚小怪。那樣的村子裡很少來外人。」張佺回憶道。
和村幹部溝通溝通，說自己是音樂人，村裡多半就能給他們安排住所、吃飯的地方，有時會讓張佺和小索在村裡人家輪流吃飯，住在村會議室。村裡的人還會介紹一些當地愛唱歌的人給他們。當地不叫歌手，更不叫音樂人，叫「唱把式」。
沿著黃河行走，有時候會聽到放羊人遙遠的歌聲，路過延安東邊的延長縣附近時，黃河在腳下奔騰而過，天也下起雨，路只能經過一個人，如果對面有人，兩個人都要側著身才能過去。他們對這段路印象很深，因為心裡一直想著：千萬別掉下去。
在遠行的路上，他們正好趕上甘肅省康樂縣的蓮花山花兒會，張佺和小索看著當地的民間藝人，用即興的「野花兒」互相唱和，熙熙攘攘。聽了不少西方音樂的他們又聽見自己從小聽到大的音樂，也好像變得熟悉又陌生。
「那時候到底是為了什麼？兩個人翻山越嶺的，好像目的很明確，其實也不知道幹嘛呢，還是希望找到和自己價值觀相符的東西吧。」張佺說。
河酒吧
1996年3月，徒步旅行完成後，野孩子來到了北京。
當時演出原創音樂的地方不多，大多是在一些夜總會、歌舞廳臨時做樂隊的演出。1997年1月1日，野孩子在北京大西俱樂部進行了第一場演出，那場演出上張健吹口風琴，嶽浩昆是貝斯手，於偉民是鼓手。就這樣，野孩子開始在北京的演出生活，樂手來回更換、磨合。
張佺在採訪中也聊到了野孩子齊唱的形式：在其他音樂人的作品裡，是很少出現齊唱的編配。
「齊唱是最原始的唱法，雖然流行音樂裡比較少，但是宿舍唱歌，或者班裡唱歌，大家都是齊唱，沒有分聲部的。」張佺說。野孩子的歌曲裡通常是齊唱和合唱混合在一起。（齊唱是大家同唱一個聲部，而合唱指多個聲部一起演唱）《黃河謠》的錄音裡，前面都是以齊唱為主，在3分鐘左右的段落裡，分明分出了兩個聲部，「唱上一支黃河謠」也有兩個聲部。
小索是出了名的豪爽，朋友們的髒衣服，經常都是攢夠了就帶到小索家，小索妻子開始做飯，大家喝酒唱歌，睡一覺，衣服晾乾了捲走。一查暫住證，大家也是一窩蜂跑來小索家。當時野孩子的樂手張瑋瑋、郭龍都是小索家的常客，也是小索給他們發出了「入夥」的邀請。
2001年，三裡屯南街的一家酒吧轉讓，野孩子當時就盤算著給盤下來，自己能排練，晚上大家演出也能掙些錢。西北人喜歡抱團，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哥」。盤酒吧的錢不夠，張佺小索聯繫到他們在蘭州的「哥」，借錢。錢一到位，河酒吧開張營業。郭龍擔任河酒吧第一任吧檯。河酒吧不大，1.5m*2m的臺子，三個人站著都擠，臺下也就有個三、四桌。
野孩子起床就開始排練，排練完打掃衛生，下棋，酒吧開門，演出喝酒到凌晨三、四點。
那時候小河、萬曉利都在天通苑買了房，兩個人冬天騎摩託過來，在酒吧演完就喝，喝完摩託車往哪一扔，到誰家睡一覺，第二天再回去。在河酒吧演出是他們最喜歡的演出。IZ樂隊馬木爾、舌頭、周雲蓬、謝天笑、沙子樂隊、趙老大，大家都在河酒吧演出過。
樹村的搖滾青年、老外、記者、演員、什麼樣的人在河酒吧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李修賢、杜可峰、羅永浩這些名人也會來河酒吧，就像張佺說的：「河酒吧裡有一個場景總會重複，到了後半夜，喝酒的喝得都差不多了，臺上臺下都唱著，或者即興，房間裡的所有人好像都認識，都像兄弟姐妹一樣，不知不覺天就亮了。」
那時候大家演完出就開始即興，即興的精彩甚至讓大家懷疑平時排練的必要性。
2003年，非典來了，河酒吧倒閉，野孩子解散。2004年，小索因為胃癌去世。
這之後，張佺幾經輾轉去了雲南定居，彈起了冬不拉，一個人在各地演出。張瑋瑋和郭龍一起演出，發布了一張現場專輯《你等著我回來》。有幾次在音樂節上見面，他們商量要不要一起演出。2010年，北京麻雀瓦舍，張佺和張瑋瑋郭龍做了「四季如歌」演出。
2011年10月31日，野孩子重組，參加西湖國際音樂節。
野孩子的23年
2020第二季《樂隊的夏天》陣容公布，野孩子的陣容變為主唱/吉他張佺，手風琴郭龍、吉他手馬雪松、鼓手武銳、打擊樂王國旭。聽聽他們最近的錄音，細心的觀眾能聽出來，現在的野孩子和二十年前錄音裡太不一樣了。
之前錄音中的野孩子，總是伴著電箱琴近乎急躁的掃弦聲音，綿綿不絕，幾個人的齊唱和合唱裡透著無窮的勁頭兒。很多演出裡，膾炙人口的《眼望著北方》從4/4變成了9/8拍，律動也不一樣了。問起野孩子，他們笑了起來：「這個很簡單，之前的4/4，唱著非常急，變成9/8，就多了一個八分音符，能多喘一口氣。」野孩子2020年發的新排練視頻裡，這首歌又有了新的三拍子編配。
2018年的《大橋下面》專輯裡，兩把吉他分別放在左聲道和右聲道，有著聽著和諧穩重但是其實暗暗有精巧配合的配合，沉穩的打擊樂，人聲的齊唱合唱只要一響起，旭日河邊、敕勒川、鐵橋就隱隱落在了人類的視網膜上，揮之不去。
被視為代表作之一的《黃河謠》也在專輯裡重新錄音，這也是一首複合拍子的歌曲。和很多數學搖滾樂隊初衷不同，野孩子的複合拍子不是為了營造一種獨特的風格，而只是唱出來就是如此。
在「花兒」「秦腔」等等地方民歌、甚至全世界各地的民歌樂曲裡，拍子往往不像流行音樂這樣單一，三拍子或者四拍子一直到底，大多會有一些複合拍子，對於聽慣了民歌的人，聽見拍子整齊劃一的流行音樂，反而會有一種從彩色電視機變成黑白電視機的無聊和蒼白。
所以，張佺走遍全國各地，和小索、現任低苦艾樂隊的吉他手周旭東一起在杭州酒吧演出。演出之後，已經是半夜，白天熙熙攘攘的西湖也安靜下來。張佺望著柔美的西湖，湧上心頭的卻是穿城而過、滾滾的黃河。月亮照在西子湖水裡，柔美的月亮在張佺眼裡也是黃河上龐大的、黑黢黢的黃河大橋。
有人甚至會認為《黃河謠》是世代相傳的民歌，是野孩子改編的結果。在民歌歷史上，一首歌經過一代代民歌手的演繹，都會演繹出不同的版本，而這些版本優勝劣汰，留下來的往往是最禁得住考驗的。野孩子曾經翻唱的《流浪漢》就是這樣，很多人在新疆都聽到過這首歌曲，於是就以為這是一首新疆民歌，其實這首歌卻是從俄羅斯境內的吉普賽人發源過來的。民族的遷徙甚至戰爭，都會引起民歌的變化，有時候民歌手記不得本來的歌詞，自己創作幾句，也是很尋常的。
聊完了這些，張佺說：「不過《黃河謠》是寫出來的，不是傳下來的民歌，可能更多是因為用民歌的方式和手法吧。」
在野孩子的演出上，還有《死之舞》、《朋友再見》、《紅河谷》這樣的西方民歌，在野孩子的演繹之下，也顯示出了獨特的樣貌。
野孩子現在住在雲南大理，幾個人下午一起排練，排練間隙，大家踢毽子。
張佺沒事還是會到雲南的鄉下去探訪民間音樂，說起現在的探訪和之前徒步的區別，他笑了起來：「現在是帶著老婆孩子春遊去了！哄著孩子玩。」不過雲南的很多民族沒有語言，民歌講的是民族的歷史、傳說，那個味道和西北的民歌大不相同。野孩子在《大橋下面》裡的新歌《不要拿走它》，張佺吉他的旋律中就能聽出受到西南民間音樂的影響，帶著花香鳥語的爛漫。
不過那個民歌被用來社交，用來談戀愛、用來顯示知識才學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作為民歌傳承者，野孩子對於中國13、4億普羅大眾來說，基本沒有存在感。民歌的土壤正在一步一步慢慢消失，隨著家電下鄉，隨著手機普及，隨著13億人都在用的抖音快手拼多多……
不過在各地的西北人，聽見野孩子的歌聲，都恍恍惚惚會在眼前出現故鄉山川的樣貌，這份鄉愁甚至超越了年代，很多九零後零零後聽了，也會泛上一種鄉愁的味道，甚至創造出一種鄉愁出來。對於西北人來說，無論眼前是什麼景像，野孩子的歌聲響起，都能看見奔湧的黃河水，月亮照在斑駁巨大的鐵橋上。蒼涼的歌聲和波濤聲一起，毫不回頭向遠方流走。
本文圖片來源：野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