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國際關係學中關於國家利益的研究通常受兩類問題困擾，即「整體主義失敗」和「還原主義風險」。整體主義失敗將國際體系中的國家利益視為統一的整體，強調「國家利益」的整體性和連續性，從而在具體分析中失去了解釋力。還原主義風險將利益主體還原成具體問題領域內的利益攸關者，依據不同的問題分析不同利益及其主體，並因此得出不可類比和類推的因果解釋。國內關於國家利益研究還呈現出鮮明的「複合兩重性」特徵。具體而言，形成這一特徵的原因包括學界對唯物辯證法中矛盾對立統一的哲學觀點的理解分歧，以及對「國家利益」概念解讀的窄化等。針對上述兩類問題和中國研究的「複合兩重性」特徵，本文對國家利益屬性進行了重新分類，嘗試從主觀層面的「利益訴求」與客觀影響的「烈度」兩個要素出發，以政府、民族和民眾三個主體為基礎，組建起動態條件組合的分析框架，以替代建立在系統結構分析基礎上的傳統方法。這一新視角嘗試探索國內不同主體的利益與整體主義視角下的國家利益的構成關係，並以此在國家利益的整體主義和還原主義分析路徑間建立聯繫。
關鍵詞：整體主義失敗；還原主義風險；國家利益；複合兩重性；屬性邏輯分類
作者簡介：張發林，男，湖北恩施人，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副教授、博士生導師，政治學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全球金融治理、中國對外經濟關係；朱小略，男，湖南株洲人，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青年副研究員，哲學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國政治思想史、中國古代對外關係、國際關係理論。
國家利益是國際關係學研究的核心內容，不同理論和經驗研究對國家利益的解釋各有不同，且中西方國家利益研究存在較大差異。源於西方的國際關係學主要從兩大路徑出發研究國家利益。一種路徑從國際維度出發，多以國際體系為框架，聚焦於國家利益的「第三意象」分析。這種路徑常見於主流國際關係理論，如現實主義認為國際體系是無序的，國家利益只有零和性。然而，這一國家利益分析範式往往陷入「整體主義失敗」（holism failure），即將國際體系中的國家視為一個不可分主體，默認其利益具有統一性和連續性，從而在具體問題的分析中缺乏解釋力。另一種路徑側重於決策分析，尤其從「第二意象」（國家內部結構與決策）和「第一意象」（決策者）入手，將國家利益細化至具體決策和行為動機的層面。這種路徑常見於激進國際關係理論和較晚發展的對外政策分析學。然而，它卻偏向了另一個極端——「還原主義風險」 (reductionist gamble)，即過度關注具體問題領域的利益主體和決策過程，忽視了國家和國際層面的宏觀過程（macro process)。換言之，還原主義研究注重解釋具體問題或現象，或多或少地忽視了國家利益的一般性分析。總結而言，整體主義和還原主義的國家利益分析主要存在兩大核心區別。一個區別存在於利益主體層面。整體主義路徑將主權國家視為國家利益的唯一主體，如中國的核心國家利益被理解為「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還原主義路逕往往追溯到國內代表國家利益的具體行為體。另一個區別是關於國家利益的構成。整體主義路徑下國家利益往往是外生的，國家利益的起源和形成得到較少的關注，而還原主義路徑關注不同行為主體的利益，但這些利益如何組合成國家利益又成了一個難題。這正呼應了「國家利益實際上是一種綜合加權指數」，由內部和外部因素共同作用而成的觀點。
相較之下，中國在引介和學習西方國家利益研究的同時，「整體主義失敗」和「還原主義風險」的問題也隨之而來，且由於多種因素的共同作用，中國的國家利益研究還呈現出特有的「複合兩重性」特徵，即相關研究認為國家利益兼具對立統一的雙重屬性，如階級性和民族性、特殊性和普遍性、客觀性和主觀性、穩定性和動態性、層次性和整體性等。這一特徵導致國家利益缺乏系統的屬性分類和充足的分析解釋力，並由此阻礙了中國國家利益研究的發展。面對國家利益分析整體主義和還原主義兩種傾向和「複合兩重性」的特徵及問題，相關研究已經做出了一些有益的創新和嘗試，如通過區分整體主義視角下的「國家利益」和還原主義視角下的「政策驅動力」，將二者結合起來分析中國的匯率政策。宋偉的研究嘗試走向更加整體主義的一端，強調「整體國家利益」。本文嘗試在國際關係學主流的整體主義分析路徑之外，從還原主義的視角探索國家利益的國內基礎，但在簡單還原的基礎上，進一步探究還原主義視角下不同主體利益與國家利益的構成關係，從而在整體主義和還原主義路徑間建立聯繫。具體而言，本文首先對國家利益屬性進行分類，然後建立一個動態的國家利益中層分析框架，以此試圖解決或規避上述傾向和特徵所帶來的問題。
一、中西國家利益研究的特徵和問題
國家利益研究的經驗起源無從考證，但學理性且系統性的研究可追溯至20世紀初國際關係學的誕生。國際關係學起源和發展於英美主導的西方學術界，深受歐美歷史、文化和價值觀的影響，並長期以來主要反映歐美國家和學者的關切和需求。由於歷史、文化等多方面差異的存在，國際關係學進入中國後，國家利益研究表現出了不同的特徵和問題。
1.1整體主義與還原主義：西方國家利益研究的經典進路
西方國家利益研究是在不同理論流派的爭論中發展的。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愛德華·卡爾（E. H. Carr）對理想主義的批判和漢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對人性和歷史的探索，明確了古典現實主義以權力界定國家利益的基調，但是不同學者對國際利益內涵和性質的理解依然存在差別。總體而言，在國際體系無政府狀態下，「安全」是民族國家最關注的核心利益，這勢必要求國家凝聚力量（即power），以追求安全方面的保障（這裡的力量既指政治權力，也指軍事力量）。在這個基礎上，民族國家被定義為以「權力」追求國家利益的理性行為體。新現實主義同樣以無序的國際體系為假設前提，但卻借用古典微觀經濟學的方法將「生存和安全」視為國家利益的目標，將「權力」視為實現國家利益的手段。儘管新自由主義也承認國際體系的無序性和國家生存的重要性，但它同時強調通過國際制度進行合作的可能性，並將國家利益拓展到了四個維度：生存、政府自由行使權力、經濟利益與民族國家的集體自尊。並且，由於強調在合作的同時也應形成一定的制約（用以限制「不守規矩」的國家），一種觀點甚至認為，只有具有獨立民主價值規範的政治體系，才能正確界定國家利益。也就是說，國家利益不應通過無政府狀態下各民族國家對安全狀態的擔憂，而應該通過一國的民主制度來界定，這與多伊爾（Michael Doyle）的「民主和平論」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呼應。
當然，相對於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兩種以國家利益為行為動機的傾向，後現代主義視角下的其他國際關係理論有不同的界定標準。但整體來說，即便是擁有獨特視角的建構主義，也遵循著稍做變化的「權力—安全利益」邏輯，但更加強調國家利益的內生性、觀念建構性。例如，奧努夫（Nicholas Onuf）認為社會主體身份的建構足以使國家利益的內容發生巨大變化，如二戰前後的德國和日本，但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內容仍然是對資源和其他行為體的控制。這些理論都體現出以國家或國際行為體為主體的整體主義傾向。可以說，在西方國際關係理論傳統中，多數國際關係學的理論研究都是從整體主義的視角出發的。
然而，馬克思主義國際政治理論卻強調將階級利益作為變量引入對外政策中，這在一定程度上將我們引入了「還原主義」。自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創生以來，先後衍生出了根植於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獨特國情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萌發於西歐並與結構主義等思潮相結合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以及活躍於廣大第三世界國家，指導其革命鬥爭實踐的馬克思主義思想等不同流派。以經典馬克思主義國際政治理論為代表的理論思潮反對國家利益研究中的整體主義傾向，認為國際政治只是經濟生產與社會制度所共同造就的特殊形式，研究任何一種「國家利益」，自然應當還原到經濟生產、市場資源、技術革命與統治階級的內部關係中去。國家利益由此被解構為兩個路向的階級利益：世界範圍內跨國境的經濟生產方式與託拉斯、辛迪加等特定組織的利益和國內統治階級的利益。在還原主義框架中，國內的統治階級與其他階級之間，就政治和經濟利益的博弈是最重要的。在這一博弈中勝出的階級利益，就可能上升為國家利益。
不僅如此，還原主義還包括其他聚焦「何為國家主體」的研究路徑，尤其是以歷史眼光探索「國家利益」具體內涵流變的這一進路。譬如美國歷史學家王希依照「民族建設」與「國家建設」兩個維度，將「國家利益」重構為「民族」（公民群體）的利益和作為政體的現代國家的「公共性權力」。在這個過程中，「國家」也被視作協調主體民族（包括公民群體）利益的工具，其自身沒有特殊利益。因此，「國家利益」可能涵蓋意識形態與國家安全利益等諸多維度的不同理解，但其本質仍是還原主義的。總結來看，在經典的國家利益分析模式中，存在著「整體主義」與「還原主義」兩個不同的路徑，西方經典國際關係理論偏重於整體主義，而激進主義國際關係理論往往強調還原主義視角。作為利益研究的路徑，「整體主義」與「還原主義」常常是平行且孤立的，兩者因循不同的視角與邏輯。
1.2「複合兩重性」：當代中國國家利益研究的突出特徵
相較西方的國家利益研究，中國國家利益研究起步較晚。西方主流國際關係學視角下的研究，更多地將特定含義的國家利益視為特定理論的基礎，在不同的理論框架下，既將其視為一個因變量賦予其特定的含義，解釋其構成和特性，又將其視為理論構成的一個重要的自變量。因此，國家利益研究更多地表現為不同理論下國家利益概念的分析和對比。相比之下，理論發育的晚熟，使得中國本土研究仍缺乏系統性的理論工具，現有針對國家利益的研究，多將國家利益視為一個因變量，解釋的內容包括屬性、分類、定義以及構成因素等。這種缺乏理論基礎的國家利益分析往往過於追求全面性，而喪失了作為分析工具的結構性。基於複雜的歷史背景，中國的國家利益屬性研究表現出了「複合兩重性」的特徵。俞正梁教授早在20世紀90年代就提出了國家利益的「複合兩重性」：國家利益不但同時具有階級性和民族性，還同時具有特殊性和普遍性。這兩個維度的「複合兩重性」被後來的學者加上了更多的維度，如零和性（排他性）、客觀性（主觀性）、穩定性（動態性）、相對性（絕對性）、 層次性（整體性）、可還原性（不可還原性）。相比之下，西方國際關係理論從不同的理論假設出發解釋國家利益，因此，國家利益的屬性多是單一的。
「複合兩重性」的產生，除受國內政治學研究發展的進度影響外，主要還有如下方面的原因：第一，唯物辯證法的矛盾對立統一的觀點對國家利益學術研究的影響；第二，宏觀理論研究與具體問題研究的隔閡——這種概念上的區分對應了安德烈·科爾圖諾夫（Andrey Kortunov）所描述的國家利益研究的兩種路徑，即整體論（holistic)和實證主義（positivist）。抽象意義上的國家利益是宏觀的，不可動搖的，是一個國家所追求的終極目標，即整體主義視角下的國家利益。按照整體論的方法，國家利益植根於特定國家的文化、歷史和地緣政治，是國家不可選擇、改變或拒絕的命運和使命。這正是摩根索所認為的國家利益概念邏輯意義上的需求，包括國家的生存和安全。具體意義上的國家利益是國家在具體行動和政策制定中的得失考量，即還原主義視角下的國家利益。被理性化和去神聖化的國家利益，實際是政治、社會、經濟、民族等不同領域集團及階級利益的交集。這一意義上的國家利益正是摩根索所認為的會隨著環境的變化而改變的利益。
此外，還有一重幹擾因素，即國際和國內政治意義上國家利益概念的混淆。國際政治意義上的國家，是由領土、民族、文化和政府四要素構成的，是在國際社會中不可還原的單一行為體。這種意義上國家的利益是國家間合作或競爭的根本動因。國內政治意義上的國家定義則是相迥異的。例如，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認為國家是一個階級統治另一個階級的工具，這種視角下的國家側重的是特定領土內人與人、人與社會、集團（階級）與集團（階級）之間的關係。國家利益被視為一國內部各主體利益的交集。這些主體包括個人、階級、民族和政府。換言之，國內政治意義上的國家利益是國內全體人民認為重要的物質和精神需求，需要對全民負責，而國際政治意義上的國家利益是在國際社會裡「合法性相互制約的利益」，還要考慮到「國際社會」層面的影響。因此，中國國家利益研究的「複合兩重性」是整體主義和還原主義國家利益分析並存和交織的結果。
1.3「複合兩重性」的主要問題及其出路
「複合兩重性」面臨兩個理論問題。
首先，國家利益分析缺乏系統性的分類。相關研究或關注國家利益的階級性、民族性和動態性，或考慮國家利益的不可動搖性、重要性、普遍性和防禦性，或分析利益載體的民族性以及國家利益的排他性和穩定性，或認為國家利益的屬性包括客觀性、全民性、系統性、運動性和矛盾性等等。然而這些研究或多或少地忽略了國家利益各種屬性間的邏輯關係，默認各種屬性都同等重要。
參考曹予生對事物屬性的邏輯分類，國家利益的屬性實際可作如上歸類（見表1）。①偶有屬性和本質屬性。偶有屬性是少數國家的國家利益或某些國家利益在特殊情況下所體現出的屬性（如宗教國家的國家利益）。本質屬性是國家利益區分於其他利益的特徵與界定標準，是任何國家利益都應該具備的屬性。②國家利益的本質屬性是其國家主體性和行為驅動性。國家主體性是指現代意義上的主權國家是國家利益的主體，主體擁有維護和追逐利益的內生性動力。行為驅動性是指任何國家利益都應該是國家行為的驅動力（只是在特殊國家或特別時期，其他因素也會成為國家行為的驅動力，如政治強人個人意志、主體民族的民族利益或執政黨的政黨利益）。③派生屬性是在本質屬性的基礎上，特定國家利益在不同的環境下所表現出來的特徵， 如在不同政體下的階級性或民族性，在不同國際秩序下的零和性或正合性，在國家或國際秩序形成的不同階段中表現出的穩定性或動態性等。因此，不同國際關係理論的國家利益觀可從本質屬性的角度進行區分和比較（表2）。具體而言，關於國家主體性，國家利益究竟是誰的利益，誰能代表現代意義的主權國家（即主體）；關於行為驅動性，究竟什麼是最重要的行為目標（客體），以及這種行為方式和目標認知是如何形成的（構成）。
其次，國家利益「複合兩重性」面臨的挑戰是分析解釋力的不足。就本土研究而言，學術界更多地關注國家利益本身的定義、屬性和構成，較少關注國家利益作為分析工具對現實事件、政策制定和制度改革的解釋作用。西方國際關係學研究大多以理論為導向，從本體論（以行動者或結構為中心）和認識論（實證主義或解釋主義）的某一方面出發，構建自成一體的理論。但國內學界對國家利益的分析，仍多以問題為導向，「就事論事」，沒有形成相對固定的範式，閻學通、秦亞青等早期對海外研究的引介，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此外，在國家利益的分析中，整體主義的研究範式主要作用於國際層面，但國家的維度至少包含對內和對外兩個層面，缺少國內層面的分析，難以解釋國家對外政策制定的全部動機，這正是後文國家利益動態分析框架構建的動因。
同時，還原主義亦不完全適用於中國的國家利益分析。例如，楊光斌認為，在改革開放打破新中國原有單一經濟結構，使其演化為多元化的經濟結構之餘，原本單純的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內部也開始了層次化進程。新的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大量產生是利益集團形成的基本社會條件。同時，由於中國的國家和社會互相滲入的結構特徵，來自權力的理性動機與各社會階層自發的逐利心態，使得政治與社會的交互滲透愈發明顯。在這一背景下，單純以國家為中心，或者單純以社會為中心的利益研究法，都不適用於中國的國情。他以本特利（Authur Bentley）在《政治過程分析》中提出的利益集團分析理論，對國內的政治利益加以深度分析。但在政治集團理論嫁接到國家利益分析的過程中，總會暴露出一些「水土不服」之處。實際上，沒有哪一個或哪幾個利益集團能在涉及領土爭端、戰爭或邊境衝突等重大國事問題上主導外交政策的制定。
綜上所述，本文主張一種動態的國家利益分析框架。王逸舟在分析國家利益的外向性和內向性兩個不同維度之後，指出這一概念實際有兩個不同的外延，即國際環境中的民族國家利益，與國內政治中全體國民及各種利益集團（及其代表政府）的需求和興趣。由於國際政治的變化，中國國家利益的劃分應當是一種「綜合加權」的動態體系。這一說法富有啟發性：它符合國際關係學關於國際政治分析的「體系」框架。巴裡·布贊（Barry Buzan）認為，對於體系的分析，可以由各政治實體的「互動能力」「體系」和「過程」三個要素構成，其中的「體系」即各個行為體彼此之間的關係整體。這一划分符合政治學對國家利益的一般視角，政治學中的政治過程研究和政治社會化研究等都傾向於將國家視為國內各個政治共同體構成的整體，而不是國際體系中的原子——正是由於研究對象的複雜性，運用單一範式來進行研究一定會產生缺憾。有感於此，下文試圖從國家主體性和行為驅動性（本質屬性）的角度提出一個國家利益的中層分析性框架。
二、「條件動態組合」：國家利益的組成要素
在實踐中，國家利益的具體內容時刻發生著變化。例如，從經濟學角度看，在國家生產力不足的情況下，貿易保護政策與以鄰為壑政策符合國家利益，而當生產力過剩時，積極推動產業全球化，轉移產能變得更符合國家利益；從政治學角度看，關乎國家利益的問題更主要集中在國家安全與政權穩定上。因此，國家利益分析框架可能包含過於繁複的對象：事關重要人身權利的社會抗爭、土地所有權糾紛、宗教衝突、集團利益衝突甚至權力鬥爭等，在特定的情況下都可能成為影響或改變國家利益的因素。從這個角度上來看，國家利益分析需要建立在一個簡明而抽象的基礎上。
作為一種動態分析框架，國家利益的分析應當包括哪些核心內容呢？國家利益的核心內容是國家安全與發展權，其具體表現為政府利益、民族利益和民眾利益的條件性動態組合。這裡的政府利益是指執政黨領導的國家權力機關的利益，而非官僚集團的利益。在治理能力較強的現代國家中，政府利益與「公意」，即最為一般性的公共利益是高度一致的，但具體到實踐中，各國的治理能力存在較大差異，一般性的公共利益可能同特定地區的民眾利益，或者特定族裔的利益相衝突。民族利益有國內和國際兩層含義：國際層面的民族利益指的是全民族的利益，它和國家利益有「彼此重疊的邊界」；國內層面的民族利益是指構成民族國家的各個（少數和多數）民族的利益。這裡特指國內層面的民族利益。民眾利益則是指在國家機器之外，沒有進入政治核心權力行列的普通民眾，是國家的人口與經濟基礎。
從國家利益的分析層面上看，整體主義視角下的國家利益一直將抽象的「公意」置於神壇之上，實際上，政府利益、民族利益與民眾利益，在不同的條件下都可能成為國家利益的構成部分或對立面。本文構建的中層分析框架將國家利益的主體進行還原，從國家還原到政府、民族與民眾三個不同的層次。
2.1政府利益
從現代政治的視角來看，選擇政府利益，尤其是中央政府的利益來代表國家利益，是具有充分說服力的。從國內政治的層面上看，共和制國家的權力機構經由全民選舉產生，是「公意」的集中體現；而政府又是國家行政權的集中體現，同時行使國內的行政權與對外的外交權，還負責或協助軍事相關事宜，在對內的政治管理與外交中代表國家。從國際政治的層面上看，對於國家的承認與對於該國的合法政府的承認，是個一體兩面的問題。儘管就國家而言，政府的更替並不影響國家在國際社會的合法資格，但是當政府面臨不被國際社會承認的困境的時候，該國的國際資格是暫時中止的。
而在以下條件下，政府利益更加可能在國家利益的構成中佔據重要位置：第一，如若政府各部門擁有共識性的目標和明確的意識形態指導，此時的政府愈加富有代表性。相比之下，中央政府軟弱而邊境（自治）勢力強大，或在具有更高政治權威的神權國家中，中央政府與國家利益的代表關係就可能變弱。第二，政府對經濟有較強的幹預力和較多的幹預手段。儘管在強市場和強社會國家裡，政府的幹預力和幹預手段受到一定限制，但中央政府的幹預對市場的影響，也可能是利好的。就中國而言，政府對經濟的正確幹預是中國經濟模式的優點之一。許多中外學者研究了中國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強大作用，並從不同的角度出發冠以中國的發展模式不同的名稱，如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監管型國家（regulatory state）、法團國家（corporate state）、企業家型的發展型國家（entrepreneurial developmental state）、市場促進型國家（market-facilitating state）等等。「政黨和政府即是國家」的觀念正是源於中國的強政府和弱市場/社會。這意味著在國家利益的分析框架中，政府具有很強的代表性。
2.2民族利益
「民族」是一個民族學乃至於人類學視域中的概念，在國家利益的討論中，中國學界經常引入這一變量，以討論多民族國家的種群衝突對國家利益可能造成的衝擊，然而它本身並不完全是一個政治學概念。儘管有「民族國家」與「民族主義」等概念，政治學視野中的「民族」仍不能被視為一個固定變量。在不同語境中，它有兩個不同涵義：第一個涵義來自「nation」，亦即身份認同大致等同於國境邊界的文明群體；第二個含義來自「ethnical group」，亦即血緣特徵與社會文化風俗區分開的群族。在中國的學術語境中，這兩個不同的概念時有互文。從民國起，中國民族學研究形成了不同的學術流派，其中以顧頡剛、傅斯年為代表的「史學派」，用四夷史、邊疆史和制度史的角度研究民族的源流、演變及身份認同問題。「史學派」於20世紀30年代在《益世報》副刊《邊疆周刊》發表《中華民族是一個》一文，強調自晚清以來，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應與時俱進，中國本部漢滿蒙藏回，都是一個中華民族，以應對當時複雜的民族主義思潮——日本借「民族自決」的理論幌子策動東北地區「偽滿洲國」獨立，並不斷煽動雲南地區的傣族、獨龍族、傈僳族頭人響應東南亞「大泰王國」口號獨立，威脅戰時陪都重慶的後方安寧。這一時期民族學研究的成果，直接影響到中國的政治秩序。而以費孝通《江村經濟》為代表的「燕京學派」，以少數民族群體、社區及民族共同體作為研究對象，運用人類學的田野調查等方法進行研究。費孝通撰文指出：從西方詞源中的「nation」「race」「state」和「clan」出發，強調民族本身的客觀性質，中國有具體的民族，而不應聚焦於一個「中華民族」的共同身份。費氏認為：「族群」強調相似的生理特徵、活動地域與內部封閉的社會文化傳統。它是可以跨國界的，譬如中國的傣族與泰國的主體民族泰族，中國的朝鮮族與朝鮮半島的朝鮮民族，中國的俄羅斯族與俄羅斯聯邦的俄羅斯族等。一個多民族國家的內部分裂是由各族群間的政治經濟不平等所造成的，而打破這一不平等是維持各民族團結與國家統一的唯一辦法。顧氏和費氏的論戰指出了兩個不同含義的「民族」在國家利益分析層面造成的幹擾。
「中華民族」是一個政治學層面的術語，是國家身份認同的一個曲折而委婉的表達。「民族」則是一個人類學層面的術語，它的身份認同是地域性的、文化性的，因而是多元的。「中華民族」這一概念並不基於客觀的民族區分，而是歐洲「nation-state」的倒推，在實際的分析中，它不能直接用於分析民族問題。查爾斯·蒂利（Charles Tilly）進而指出，在歐洲的民族國家形成過程中，國家政權建設和民族形成（nation building）是不同步的,強大的民族國家先於民族形成；而在清王朝滅亡之後，中國的主體民族建設又經歷了一個「洗牌」的過程。新的主體民族的身份覺醒晚於現代國家的建立：作為政治主體的「中華民族」在概念的內涵上有別於傳統的大漢族主義，但它與各個民族之間在文化傳承等方面的繼承關係，並沒有得到充分討論。也就是說，「（在許多的多民族國家中）國族僅僅是一種形式，而非完整的族體單位，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民族。」一個虛體的、政治學維度的「國族」與多個實體的、人類學維度的「民族」之間，如何才能構建起多元一體格局的討論，實際擱置了下來，這無疑影響了民族理論框架在國家利益領域的運用。
基於共同的民族身份和宗教信仰，民族很可能形成跨國境的身份認同。這種認同的烈度同政治經濟發展水平並不一定呈正相關性，主要受限於制度建設、國民教育、宗教等方面的因素。從這個方面上講，亞歷山大·溫特（Alexander Wendt）以及建構主義關於身份建構決定國家利益的論述，具有很大的實用價值——相對身份認同危機，經濟的不平衡往往只是矛盾爆發的誘因。儘管關於民族與國家間關係的爭論已久，但是民族利益在構成或影響國家利益上的作用不應被忽略，這種影響不只是存在於中國，而是廣泛存在於多民族國家中。
2.3民眾利益
民眾與政治之間的關係一般是通過政治參與的方式實現的。我們在國家利益研究的層面很少引入這一變量。但是，民眾（people）本身雖然居於國家權力的運作機制之外，但卻是國家意志的基礎和來源。在理想的政治制度中，選民的利益會通過民主機制自下而上匯聚成國家利益。在現實政治中，由於公共資源的相對緊缺，稅收再分配政策的直接影響，以及短期利益和長期利益的客觀矛盾，游離於國家權力之外且具有較強自治經驗的民眾，也可能成為國家權力的利益對立面。同民族分析框架中表現出來的國家身份認同與政治利益衝突相反，這種對立主要是經濟性的。民眾的經濟利益和安全需求在兩個方面都可能同政府利益，或者民族利益產生糾紛，民眾的經濟利益可能同政府的經濟利益產生直接衝突，主要體現在社會福利與公共設施投入、經濟體制改革、新能源與傳統產業就業波動等方面。同樣，政府的經濟利益也可能由於農產品收購、化工選址、公共衛生安全和清潔（核）能源等因素，同民眾的安全利益產生摩擦。如果這種摩擦激烈到一定程度，就可能擢升為國家利益層面的鬥爭。
在理論上，政府、民眾與民族之間並沒有形成嚴格對應的「體系」，它們之間的關係是模糊的、鬆散的。政府所代表的現代國家建立的法理基礎是「主權在民」與「人民賦權」，即建立在各種選舉制度上的國家政體。因此，政府與民眾之間的關係是一體兩面的。「民族國家」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籤署之後便成了國際政治的基本主體。然而，「主體民族」與「民眾」兩者間的關係卻較為模糊。換句話說，國家與民眾之間的關係可以歸諸國家治理議題，國家與民族之間的關係可以歸諸國家認同議題，民族和民眾兩者在學理上卻沒能構建起直接的對應關係。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曾指出：美國的國家利益是一種與所有或大多數美國人息息相關的公共利益。美國的國家利益之所以能長期凝聚社會共識，成為身份認同的向心力，外部的壓力是一個重要因素（如蘇聯）。然而，在自由主義和文化多元主義思潮之下，美國的各族裔更加關注本族特殊利益，而非美利堅的整體利益。同時，各族裔都試圖通過體制影響美國的對外政策，以哺育各族裔血緣上的母國。這一非國家化的傾向，很可能破壞統一的美國國家利益。儘管王希於2003年頗為樂觀地指出：「但他（亨廷頓）顯然也無意或有意地低估了美國國家、社會和市場相互結合製造『利益共識』的能力和效力……美國社會不但沒有『非國家化』,反而通過市場、現代官僚體制和受兩者控制的經濟和文化生活，前所未有地『國家化』了。」然而，十餘年後，川普的當選，美國外交中孤立主義的重新抬頭與聲勢浩大的BLM（「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無疑從實踐上證明，「民族」與「民眾」兩個概念無論在學理上，還是實踐中，都還沒能成功地構建起對應關係。這種「脫鉤」是當下美國國內治理危機的理論誘因。正因為「民族」是一個人類學而非政治學或經濟學維度的概念，單純用政治學和經濟學的方法都無法恰如其分地分析它，由此，既然三對關係的內部呼應還沒有建構完成，自然無法組成政治分析的系統或結構。但也正因如此，國家利益的分析不應建立在穩定的「系統」思維上，而應建立在條件動態組合的基礎上。
三、利益衝突與動態條件分析：國家利益的分析框架
綜上所述，國家利益並不是國家中固定不變的集團利益的總和，而是利益衝突中各方訴求的平衡。具體來說，國家利益的分析不僅涵蓋國家間就國家安全和經濟利益的衝突，政府與民眾間就財富分配和公共產品的衝突，還必須兼顧民族因素對其他兩者的衝擊。這一點是基於亞洲地區民族國家理念構建的特殊歷史經驗提出的。
從政治實踐上看，某一類衝突是否影響國家利益，最鮮明的標誌是衝突的訴求及烈度。在這裡首先解釋訴求要素。如前所述，國家利益分析中最常見的三個主體是「政府」「民族」和「民眾」。在日常的政治經濟實踐中，三者間可能存在持續性的博弈關係。愛德華·卡爾曾批評利益和諧論：「一個富足並享有特權的階級，其成員在社會中有著主導的聲音，自然而然地會把社會的利益等同於自身的利益，因而也就自然而然地信奉利益和諧論。根據這種利益等同的邏輯，如果有人損害了這個主導群體的利益，就會被斥罵為損害了所謂整個社會的公共利益。」儘管在現代政治制度中，大部分國家的政府經由全民投票選舉產生，較好地實現了18世紀盧梭「主權在民」的理想。但如前所述，「人民主權」或「全民選舉」所代表的「民意」，在政治學中主要指的是一個抽象而不可分割的「公意」，而不是字面意義上的「每一個自然人」。依據居住地域、共同利益、行業與階級等因素，「民眾」可以被區分為不同的團體。由於利益本身是有限的，一旦其為特定利益主體所佔有，就會造成不同群體間的糾紛和衝突，如經濟上的所有權問題——國家通過法律形式確定了對土地、礦產等資源的所有權，這些資源便歸國家而非民眾所有。另如，國家預算是更多地撥向社會福利保障，以便分配到每一個自然人，還是更多地集中到航天、軍事或基礎建設等國有領域？這一類利益衝突是由利益本身的物質性和有限性所決定的，它也決定了衝突的訴求是國家利益分析的重要參照系。
在實際的治理中，政治主體的身份往往是建構出來而非固定不變的。衝突主體的身份變化會引發訴求的進一步變化。例如，在民族自治區的轄地中，民眾與政府間的經濟利益衝突可能在不知不覺中轉化為民族與政府之間的政治衝突。一般說來，政府與民眾間的衝突大多是經濟性的，主要集中在就業、稅收、所有制改革等政府治理能力與經濟利益的（再）分配層面。民眾與民族間的衝突大多是社會性、文化性和經濟性兼併的。至於政府與民族間的衝突則基本是政治性的，即民族的身份認同與國家身份認同產生衝突，又或者民族身份認同擠壓了居民的政治參與或其他政治社會權利。基於這一基礎，國家利益分析所倚重的利益衝突，其性質應當藉助各方的利益訴求來界定，而利益訴求決定了利益衝突中主體的確定身份。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訴求的轉變可以折射出利益衝突中各方主體的身份變化，但這種變化不是任意的，利益主體的身份轉化實際受到主體間關係的制約。一般來說，存在著等級差異關係的兩個主體，彼此之間不能轉化，這也是利益衝突中主體間的「錯層」關係。何為錯層？這裡的「錯層」主要就相互轉化的層面而言。秦亞青曾在「關係理論」中談到：「決定一個體系特徵的是這個體系中行為單元之間的關係類型而不是行為單元的自身特徵。不同的關係類型導致了不同體系的不同統治性質、治理模式和秩序原則。」在國家利益的動態分析框架中，政府、民族和民眾三者之間的關係是不平等的。其結構如圖1所示。
我們可以看出，在利益衝突的結構中，實際存在著「可轉化」與「不可轉化」兩種情況，尤其是民族與民眾兩者之間。在特定的環境下，由於訴求的轉變，利益衝突的主體也可能發生相應的雙向轉變。但是，在政府與其他兩主體之間卻不存在雙向轉化關係。換言之，「民眾」與「民族」極少在利益衝突中完成自身與政府的角色對換。因此，在三者關係中，政府主體是相對固定的、不變的。由這一點出發，三個主體在利益追求中的相互關係便可得以清晰的呈現。
然而，單純藉助利益衝突的主體訴求，還不能構建起國家利益的分析框架，因為三個主體間仍存在著廣泛的衝突，而不是每一種衝突都會歸入國家利益的層次。從經驗上看，利益衝突的層次可由另一個直觀的標準來界定：「烈度」。政府、民眾與民族間的衝突有「強」「弱」之分。在這裡我們指出：國家利益分析框架是由三個利益主體的衝突關係以及「烈度」（即衝突強弱）兩個指標構建而成。表3總結了政府、民族和民眾三個不同的主體，在「政治」和「經濟」兩個不同的利益維度所可能出現的衝突。
在對三個主體與兩種衝突強度進行窮舉後，我們得到了表3，並據此整理出七種主要的利益衝突：①政府政治利益與民眾政治利益的弱衝突（如「政治體制改良」）；②政府經濟利益與民眾經濟利益的強衝突（如「經濟休克療法」）；③ 政府政治利益與民眾經濟利益的弱衝突（如「資本管制與反託拉斯」）；④政府經濟利益與民眾政治利益的弱衝突（如「分配公正」）；⑤政府政治利益與民族政治利益的強衝突（如「分裂主義」）；⑥民族政治利益與民眾政治利益的強衝突（如「恐怖主義」）；⑦民族經濟利益與民眾經濟利益的弱衝突（如「保護主義」）。
這裡的「強」利益衝突指向國家利益衝突，而「弱」利益衝突導向的是局部利益衝突。因此，我們可以歸納出在二元主體對立中最常見的三種國家利益衝突，即政府經濟利益與民眾經濟利益的強衝突（如「經濟休克療法」），政府政治利益與民族政治利益的強衝突（如「分裂主義」）和民族政治利益與民眾政治利益的強衝突（如「恐怖主義」）。至於，政府政治利益與民眾政治利益的強衝突，在衝突中為預設值，它一般都由經濟利益衝突或民族利益衝突激發，但很少直接成為國家利益衝突的主要來源。
基於上文的分析，國家利益動態分析框架有三個極其重要的原則：
1.「孤立優先」原則，即不同利益主體圍繞不同的利益（如經濟利益或政治利益）而產生的關係是相對孤立的，如經濟上的密切合作並不必然引出政治上的和諧共存。比較典型的範例是政府與民族之間的政治經濟關係，地區和民族在經濟上的進步，未必直接消除其「分裂主義」的政治訴求。
2.「錯層衝突與複雜糾纏」原則。在上述列出的七項主要衝突中，我們可以依據政治利益的根本屬性，將三者依照權力主體與權利要求方的身份分為兩個維度：民眾與政府形成的是經典的治理關係，圍繞社會治理與經濟治理引發的矛盾佔主流；而民族與政府之間的關係，則主要圍繞「統治」關係而展開，治理能力在「政府—民族」關係問題中所起到的作用是第二位的。在涉及國家利益的分析中，治理關係與統治關係彼此之間互相糾纏。但以治理關係代替統治關係以統攝國家利益的學理分析，就學術研究層面而言，會產生負面影響。這一點在世界各地多民族環境中的城市治理、城鄉衝突、宗教安全以及涉民族事務的對外交往等問題中，表現得尤為明顯。
3. 「強衝突多數」原則。在上述國家利益的分析框架中，三要素之間的關係才是建構國家利益分析框架的核心邏輯。三主體間在利益上可能依據「衝突」和「重合」關係進行排列組合。這一邏輯結構使國家利益分析的動態框架得以藉助更為簡單且有效的原則來運行，即「強衝突多數」原則。在利益的強衝突（而非弱衝突）前提下，哪兩個要素結合在一起，就說明它們可能代表國家利益，而另一方則更可能成為國家利益的衝突面。將上述「錯層衝突」理論引入對表3七種主要利益衝突的分析之中，我們可以直截了當地指出，哪一種利益在哪兩種主體的立場一致時，可以代表國家利益。
由圖2可知，我們實際將傳統的國家利益分析方式拓展成了一個三維的動態分析框架。以民眾為X軸，政府為Y軸，民族為Z軸，將其中主要的國家利益衝突納入整體框架——以距離原點的遠近作為烈度的標誌，以距離坐標軸的遠近作為利益主體的強弱，以此構成一個基本框架。在這一框架中，三個坐標軸交匯的「原點」表示國家利益的理想狀態，即政府、民眾和民族的利益一致。由於原點等同於三類利益的和諧，那麼離原點更遠的坐標無疑衝突強度更大。在此，我們可選取三個指標作為研究的自變量，即「民生指數」、「政治認同與政黨規模指數」和「民族人口與社會資源指數」。通過對可見指標的搜集和分析，以及利益各方訴求的分析，推衍出利益衝突的主要趨勢。國家利益分析的動態條件組合提供了一個可能的視野，在定義和評價具體衝突是否上升為國家利益，以及衝突主體中哪兩方代表國家利益的時候，依據調查和量化等方法，將原本被簡單理解的衝突拆分為三維的，甚至多維衝突。然後，在可量化標準中，依據各個參照系在政治、經濟方面提取的數據變化，描繪出國家利益的形成和變化：如資本管制與政治體制改良兩者之間的逐漸轉化，分裂主義與恐怖主義是否合流。
這一動態分析框架的使用範圍並不限定於中國，而是可以推廣到其他多民族國家，其對分析這類國家的國家利益有一定的創新性和合理性。一方面，它是一種加權模式，而非辯證思維的定性分析；同時，它的出發點不是某種具體的、有待解釋的利益類型（如政治利益、經濟利益），而是依據利益主體的訴求和烈度等客觀因素所作的比較和計算。總體來說，這一介於宏觀理論分析和微觀經驗分析間的中層分析框架，一方面擺脫了傳統國際關係理論的整體主義束縛（即將國家視為一個高度統一的整體），將分析對象還原成具體的行為主體，從而增加了國家利益分析對具體問題的解釋效力，另一方面又避免陷入「還原主義風險」，試圖分析國家內部不同主體的利益與國家利益的關係，從而更進一步地尋求具體問題領域中國家利益的一般性分析框架。
四、結語
國際關係學學科在中國的發展推動國家利益本土研究的蓬勃發展，一方面表現在研究數量上的增加，另一方面表現為相關解釋、數據和案例分析的積累。然而，誠如沃爾茲對國際關係理論發展的評析，國家利益的本土研究也面臨陷入「歸納主義幻想」（inductivist illusion）的風險，即認為對真實世界的正確解釋可通過數據和觀察分析的不斷累積而獲得。國家利益本土研究的累積並未對其本質的揭示有太多助益，反而顯現出「複合兩重性」的特徵，且「複合兩重性」的屬性內涵在不斷擴大。國家利益本土研究「複合兩重性」特徵的具體原因有三：唯物辯證法的矛盾對立統一的哲學觀點對中國學者研究的影響，抽象意義和具體意義國家利益概念的混淆，以及國際和國內政治意義上國家利益概念的混淆。「複合兩重性」特徵反映國家利益屬性分類的缺失，並因此導致國家利益概念現實分析解釋力的不足。
「複合兩重性」的產生具有一定的客觀背景，使用單一的整體主義或還原主義視角，已無力準確地分析中國國家利益：整體主義方法下的國家利益是象徵性的、宏觀的、靜態的，國家利益是作為一個不可還原的整體國家的最高訴求；還原主義視角下的國家利益分析，往往具有問題導向的傾向，依據不同的問題分析不同利益及其主體，並因此得出不可類比和類推的因果解釋。針對上述問題，本文從國家主體性和行為驅動性（本質屬性）的角度提出一個國家利益中層分析框架：在國家利益的分析框架中，安全與發展權是最重要的核心利益；三個利益主體，即政府、民族與民眾，就安全與發展權兩類利益，出現了七種有效的利益衝突模式，以及三種典型的國家利益衝突模式，其中烈度最強的衝突模式就構成了國家利益的主要分析對象。由於三個主體來自兩個不同的維度，因循兩種不同的理論框架，我們採取加權的理論模式，從主體和主體利益的關係入手，強調國家利益是三主體在訴求與烈度兩個要素上建立起的動態平衡。這一方法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從國內視角探索不同主體利益與國家利益間關係的不足。
誠然，這一分析框架還只是探索性的，依然存在較多局限，如：對於非多民族國家而言，該框架是否適用？利益衝突的烈度如何更加精確的衡量？如何將國際體系因素更好地納入進來？如何更加清晰地區分公共利益與國家利益？如何更好地將原有的還原主義分析（如官僚過程、組織過程和利益集團等）與本文的動態框架銜接起來？等等。這些不足和問題也為未來的研究提供了廣闊的空間，例如：探索不同國家類型下國家利益形成和內容的異同；對上述分析框架進行案例分析，甚至進行了量化研究；探索更多的私人部門國內行為主體的利益與國家利益間的關係等等。由此，本文期望推動國家利益研究超越主流國際關係理論整體主義範式的束縛，向更加微觀和具體的比較政治學、民族學等多領域發展，從而從更加寬泛的跨學科視角推動國家利益研究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