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著名日本研究學者唐納德·基恩先生去世。他被譽為西方日本研究第一人。他晚年所著的《明治天皇》，被譽為紀念碑式的傳記，一個時代的編年史。《紐約時報》說：「它使我們儘可能接近明治天皇的內心生活」。
身處時代的巨變，明治天皇無疑面對著複雜的情勢，他內心的選擇，也改變了時代的走向。從1868年頒布《五條誓文》，開啟明治維新，到1890年10月30日頒布《教育敕語》，走向國家主義——教育，成為理解明治時代的一個切片，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日本精神結構的內在矛盾。今天主頁君從《明治天皇》中節選部分內容與大家分享，也以此悼念這位傑出的學者——唐納德·基恩。
從「求知識於世界」到遵「皇祖皇宗之遺訓」：明治時代的教育改革
文 | 唐納德·基恩
（摘自理想國譯叢系列028：《明治天皇：1852~1912》）
1.
1879年下半年主要爭論的問題是教育。
《五條誓文》曾許諾日本將在全世界範圍內追求知識，以趕上發達國家。天皇不管去到哪裡都一再地參觀學校，也說明他一直對教育有著濃厚的興趣。天皇自己一直在接受元田永孚等儒家學者的指導。元田認為儒家最重要的美德是「忠」和「孝」，這個觀點對天皇影響尤深。這兩則在中國和日本德川時期的儒家著作並沒有特別強調。明治統治期間，儒家的四種美德仁、義、忠、孝經常出現在論述教育的有關文件中，被認為是官員們提倡的「文明和開化」政策的輔助；但是，「仁」和「義」的受重視程度不及能立即幫助到新國家政策的「忠」和「孝」。
天皇還接受日本傳統著作和西方歷史的教育。不管哪個科目，他對教育的觀念仍然非常保守，這一點我們可以從下面這首詩中看出來：
千萬年來
不曾改變的
是古代
聖賢們
留下的教誨
天皇的詩還流露出他意識到僅僅靠傳統學識在現代社會已經不夠：
如果我們落後於
飛速發展的世界
那麼即使
把文學作品都研究透
也沒什麼用
天皇認為向過去學習非常重要，然而新的教育政策卻傾向於西方。例如，1876年7月14日，天皇視察了青森縣的一所小學，十名學生用英語作了演講和作文。他們演講和作文的題目如下：
演講：漢尼拔鼓勵士兵的演說
作文：慶祝陛下訪問青森
演講：安德魯·傑克遜在美國國會的演講
作文：一首讚美開明和進步的頌歌
演講：西塞羅對喀提林的攻擊
作文：一首讚美教育的頌歌
演講和作文還沒結束，就到了天皇不得不離開的時候。他走時，學生們用英語為他唱了一首歌。天皇給了學生每人五元錢，讓他們購買《韋氏中級英語辭典》。然而返回東京後，他對元田說，自從1872年學校體系建立以來，「美國式教育」在實踐中的流弊已深，表現出來便是學生忽視了日本。
1878年從北海道和東海道回來之後，天皇把巖倉具視召來，告訴他有必要加強學校的日本傳統道德教育。孩子們對日本傳統一無所知，卻能用英語流利地做關於漢尼拔和西塞羅的演講，這顯然令天皇不太高興。
2.
天皇不僅對學術性機構感興趣，還對教授「實用之學」的技術培訓學校感興趣。1878年1月24日，天皇參觀了內務省勸農局下設的農學校，並發布詔書稱「朕思，農為國之本」。強調農業對國家的重要性自然不是什麼新鮮事：儒學家們一千多年來一直都這麼說。區別在於學生們現在是在學校裡學習現代農業的方法。他們不必像過去那樣，為了成為優秀的農夫而在田間辛苦地勞作。學校的目的並不是為了消滅一代代傳下來的傳統農耕方法，而是為了使正規的科學技術幫助提升農業產量，促進社會繁榮。
1878年7月15日，天皇在工部大學的開幕典禮上講話。對日本來說，系統傳授科技的學校是新興事物，是「啟蒙」過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為了把日本的科技水平提高到發達國家的水準，必須僱用外國專家擔任教師。明治在參觀全國各地的學校時，總是特別留意那些外國教師。在他們完成合同準備回國之際，明治通常會接見他們，而這種榮譽極少發生在日本人身上。我們已經知道，格蘭特總統極力主張日本留住外國顧問。儘管他希望有一天每個教職都由日本人擔任，但認為匆忙地解僱外國人並不是明智之舉，「沒必要匆忙地解僱外國專家……我認為你們應該留住外國人，能留多久留多久，例如那些為陛下創建工科大學的世界知名專家。」他的意見被採納了。
明治還鼓勵日本人到國外留學，了解其他國家的情況，掌握實用的學問，從而避免使日本落後於其他國家。他甚至在自己的詩作中強調吸收西方文明的重要性：
它們在我的花園裡
茂盛地生長著——
因為我種植
並精心培育了
國外植物和樹木的幼苗
1872年，政府為了使全國教育標準化，主要參考法國教育制度，頒布了一項教育指令。儘管結果證明這項計劃過於理想主義，在日本有限的資源下無法實現，但卻表明明治統治伊始便對教育非常重視。
新的教育制度公布後不久，便有怨言說當局耗資巨大，為了推行這項雄心勃勃的計劃而罔顧成本。行政官員也被指責過於幹涉學校事務，盲目一刀切似地處理。由於國內的種種不滿情緒，文部大輔田中不二麿被派往美國考察教育制度。他回國後提出的建議背離了1872年建立的基本制度，即教育制度應該符合國力、民眾的生活狀況和目前的文化。分權式的教育制度將取代法國式的教育體制，責任轉移到地方。1878年5月，田中向伊藤博文提交了草案，伊藤做了某些修改，例如賦予地方政府更大的自主權，將中央政府的幹涉減到最少。草案通過了元老會的進一步審議，隨後被送到天皇面前，等待批示。
3.
與此同時，受天皇之託，身負融合傳統道德和新教育之任的巖倉已經決定必須改變教育政策。像佐佐木高行和元田永孚這樣的人認為教育應該以忠孝為基礎。道德教育一直以來都是小學的基本課程，並使用《大學》之類的儒家典籍作為教材，但這些人認為修身可能會被外國學問掩蓋而黯然失色。
1878年4月16日，巖倉和佐佐木在天皇身邊服侍時，天皇向他們強調了道德教育的重要性，稱無論是漢學者、勤王家，還是洋學者都不能忽視教育。5月5日，巖倉遞交了一份奏摺，敦促天皇比以前更加勤勉地處理政事。天皇說，政府的政治行為必須公正，且最關鍵的問題是教育。「察晚近之世情，徒追洋風，不念獨立自尊。如洋人稱《論語》為良書，則即刻取而讀之，若稱其為惡書，則即刻丟而棄之，恰如愚夫愚婦爭相參拜稻荷。」
6月26日，天皇收到修改草案的第二天，鑑於問題的重要性以及自己的濃厚興趣，天皇承諾將自己的觀點寫下來。由元田記錄下來的內容顯示，這份文件分為兩部分。文件雖說是天皇的觀點，實際表達的卻幾乎是元田的。第一部分是這樣的：
教育學問之要，在於明仁義忠孝，究知識才藝，盡人道。此為我祖訓、國典之大旨。然最近專尊知識才藝，值文明開化之末，破平行亂風俗者諸多。維新之始，因舍舊來之陋習，求知識於世界，故取西洋之長處。雖日日奏功，然忽仁義忠孝，單追洋風，則將來可危，或至忘君臣父子之大義。此非教學之本意。故今後基祖宗之訓典，專明仁義忠孝。道德之學以孔子為主，尊誠實品行，同時於各學問中須應才器，學業益進，道德才藝皆完備。如此中正之教育學問行之天下，則我國獨立之精神無恥於天下。
在第二篇文章中，天皇提到了巡遊的經歷：
去年秋，訓覽各縣學校，親察生徒學業，然如農商之子，發言皆為高尚之空論。縱西洋語通達者，亦不能譯之為日語。如此學生卒業後，歸家難就本業；高尚之空論，就公職亦無作用。之後或成誇耀博聞，目無尊長，妨礙縣官吏之徒。
天皇還主張開設農業和商業課程，以代替那些賣弄學問的學科，這樣農商子弟就能重拾他們謀生的基本職業，並獲得成功。他召見伊藤博文，告訴他自己希望提升教育，改正作風，並徵求伊藤的意見。
伊藤在給天皇的奏摺中，一開始便控告道德的崩潰已經成為時代的標誌。他把「風俗之弊」看做一種「病」，為了治療這種疾病，則有必要找出病因。伊藤認為目前這種令人不快的情形源於維新導致的「非常之變革」。閉國時代和封建制度的終結意味著武士階層不再受到傳統教條的約束。這種解放雖然可喜，然而舊制度下的「淳風美俗」也隨之喪失殆盡。原有的生活來源被剝奪後，武士成為對前途迷茫、為不平所蠱惑的「政談之徒」，有些受到了來自歐洲的激進思潮的影響。
道德的崩壞不能僅僅歸咎於維新以來沒有引進新的教育制度。然而即使教育不能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它也是當前形勢的最佳療法。如果政府率先促進教育並彌補現行制度的不足，則有理由相信日本能夠成為一個「文明」國家。伊藤反對以傳統經典為基礎，創立新舊折中的國教，因為那必須要等待聖賢出現，而這是政府無論如何都控制不了的。
儒家偏愛空洞的政治論爭，這種論爭導致年輕的武士很容易受到西方激進思潮的影響，伊藤贊成以技術教育的方式使他們放棄這種偏好。教育的核心應該是實用知識，而不是政治討論。最後他建議只有傑出的學生才可以學習法律和政治。
天皇給元田看了伊藤的奏摺，元田承認，伊藤的見解發展了聖意，補充了遺漏。但是，用力太過，反而有誤解天皇本意的地方。元田請求允許自己草擬一份答覆，在答覆中完全否定了伊藤的觀點。元田堅持認為儒家的四書五經應該作為教育的核心，接下來是與倫理道德相關的國學著作，最後才是西方的書籍。伊藤說不應該期望教育能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元田反問道，如果今天不打好基礎，將來會怎麼樣？伊藤極力主張不要建立國教，至少目前不要，但元田問他什麼時候才是合適的時間。即便歐洲國家也有國教。從遠古以來，日本就一直通過尊崇神聖的祖先和採納儒家學說，即「祭政教學一致」而取得進步。「今日之國教，無他，亦復古也。」
不管怎麼樣，元田還是很高興看到天皇任命了文部卿。這個職位曾長期空缺，最近才由寺島宗則兼任。他希望天皇把自己的教育理念告訴寺島。第二天天皇派人請來寺島，給他看了元田的兩篇文章、伊藤的奏摺以及元老院通過的教育草案。
4.
新的教育草案一共有四十七條。其中規定開辦從小學到大學的各級學校；除非已經有了令人滿意的私立學校，否則每個村鎮都將設立公辦的小學；在那些辦學條件不足的地方，應該提供巡迴老師；兒童的教育將持續八年，從六歲到十四歲；家長和監護人有責任送孩子到學校接受教育。雖然法案的漏洞使家長得以規避這項責任，但它已經與全日本兒童的強制性義務教育法非常接近。儘管日本長期缺乏資金，政府依然非常重視教育。
這項根據1872年的《學制》修改的制度並不成功。過去七年辛苦建立起來的新教育制度陷入混亂，教育水平也明顯下降。原本為了使學校擺脫官僚機構的束縛，獲得解放，結果卻產生了放任自由的政策，而這是政府官員和天皇都不希望看到的。河野敏鐮替換了寺島宗則擔任文部卿。他在陪同天皇參觀鄉村學校時，看到的情況令人震驚。因此河野決定改革教育法，加強中央和地方官員的權力。1880年12月，元老院通過了修訂過的教育法，修身列於所有科目之首。
大約從這個時期開始，明治的觀點似乎明顯地趨於保守。天皇在教育上堅持儒家的價值觀，顯然是受了元田的影響。當然，每一代都喜歡將當時那些沒出息的年輕人和過去那些簡單真誠的年輕人做對比，但是教育政策的改變表明，儘管政府致力於發展和宣傳實學，但卻並不僅僅滿足於哀嘆舊道德的喪失，而是準備迫使年輕人向傳統屈服。正如飛鳥井雅道所說的：「通往1890年《教育敕語》的道路已經開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