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瑞典皇家科學院將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了印度裔美國學者阿比吉特·班納吉、法國出生的埃斯特·迪弗洛、美國學者麥可·克雷默三人，以表彰他們「在減輕全球貧困方面所提出的實驗性方案」。
這三位學者獲獎，頗令人感到意外，是最近幾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爭議最大的一次。
今年全球宏觀經濟走勢令人感到擔憂，貨幣政策、資產泡沫、貿易摩擦及全球化退潮，正左右國際經濟走勢，「灰犀牛」蠢蠢欲動，「黑天鵝」隨時起飛。所以，不少人預測，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應該聚焦於增長理論、貨幣理論、貿易理論及全球化失衡。
去年，這一獎項頒給了增長理論領域的保羅·羅默，今年獲獎的這三位經濟學家研究領域亦屬發展經濟學，只是他們聚焦於發展中國家的脫貧研究。
這次諾貝爾經濟學獎，將人們的關注點導向貧困、窮人以及最缺乏話語權的一群人。
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了發展經濟學領域的岡納·繆爾達爾。1979年，同屬於該領域的阿瑟·劉易斯憑藉「二元經濟」獲得該獎。另，「窮人的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獲得1998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
今年諾獎再頒發給發展經濟學領域學者，似乎又一次提醒世人：貧困依然是當今世界最大的挑戰。
貧困問題歸根結底是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問題。今年，全球經濟衰退預期大增，全球化秩序受到衝擊，當經濟增長乏力，失業增加，收入下降，我們最該關注的依然是貧困問題。
這次諾獎的另外一個爭議，便是這三位學者的資歷以及隨機控制實驗。
瑞典皇家科學院著重強調的是，這三位學者將實驗研究方法應用到了貧困問題的研究上。
但是，有外國學者對此犀利地評論：「如果你想頒獎給實驗經濟學，當然要先考慮List；如果要是給應用微觀經濟學，那你挑的也只能是Card、Krueger、Blundell、Angrist等人。如果獎勵的是實驗方法在發展中的運用，那就只能是非Townsend莫屬……這次諾獎糟透了。」
一些中國學者則評論，隨機控制實驗過於微觀及隨機性，缺乏普遍應用的價值，更無法在宏觀經濟政策、後發國家追趕領域產生價值；中國在扶貧方面的工作方法更值得借鑑。
有人調侃，這次諾貝爾經濟學獎頒出了和平獎的味道。
這些評論不無道理。但是，所謂各司其職，廟堂之上的經濟學家制定或影響公共政策，解決貧困問題，亦可拿獎。
「江湖之中」的經濟學家，也可以通過自己的研究及方法獲得扶貧成效。Duflo、Banerjee、Kremer這三位在該領域確實是頂級學者，只是他們的工作像大多數窮人一樣缺乏光環與廣播。
這次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頒發，似乎告訴我們，世界需要有溫度的經濟學，以及有溫度的經濟學家。
貧困是一項具體而微的研究，扶貧更是一項默默無聞的工作。
貝克爾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者認為，「給窮人創建自由市場」是解決貧困的良藥。確實，自由市場幫助人類擺脫了刀耕火種的生活，是近代世界脫貧的關鍵。新自由主義者認為，麵包從北美送到非洲，政府或援助機構需要花費的成本，要遠遠高於自由市場的交易費用。
但是，他們忽略了一點，在廣大的非洲、印度及中亞地區缺乏啟動市場的條件。班納吉等人通過調查亦得出如此結論。
經濟學家信奉的價格機制在這些地方便容易失靈。很多跨國公司在非洲、中亞開設工廠，他們試圖提高計件工資以激勵當地工人，但是工人們並不買帳。計件工資提高後，他們甚至選擇減少勞動時間及產量，以獲得之前一樣的低收入。
低收入導致低儲蓄，進而導致低資本形成和低生產率，最後又進入低產出、低收入。如此，這個地區便陷入周而復始、惡性循環、市場低迷的「貧困惡性循環」。
有人則否定市場的做法，呼籲「人權至上」，給予更多的外國援助。
事實上，每年全球各國及國際組織都有高達數萬億美金的援助金及物資，專門來改善貧困人口的生存環境，但依然有10億貧困人口生活在每天0.99美元的貧困線以下——他們深陷貧窮的泥沼[1]。
歸根結底，全球貧困問題的複雜性，遠遠超出經濟學家高度統一的研究、國際組織整齊劃一的救援方式以及公眾的刻板認知。
班納吉、迪弗洛、克雷默難能可貴之處是，他們用了10多年的時間，深入五大洲18個貧困人口最為集中的國家與地區，如亞洲的印尼、印度，非洲的肯亞、摩洛哥，觀察、體驗窮人的日常生活，通過隨機控制實驗的方法研究貧困的本質，從而找到行之有效的解決辦法。
他們的一些實驗，有些人看起來似乎多此一舉。比如，在肯亞，克雷默做了個這樣的實驗：
他發現當地很多小學生因感染一種病而經常性無法正常學習，於是他選擇部分學生進行實驗幹預。從1998年到2001年他三次來到當地給實驗學生發放驅蟲藥。實驗發現，服用驅蟲藥使學生感染率下降，降低了輟學率。
我們不是說，發個驅蟲藥就能諾貝爾獎，而是類似這種無數個簡單實驗確確實實地降低了貧困率。
近些年，班納吉和迪弗洛夫婦二人將他們細緻入微的研究出版成書——《貧窮的本質——我們為什麼擺脫不了貧困》。
在這本書中，班納吉和迪弗洛在非洲和亞洲一些國家，將隨機控制實驗應用於窮人的生活方式、教育、衛生、健康、創業、援助、政府政策及非政府組織等多個方面，取得了豐富的成效。
他們的努力讓更多人看到貧困問題的複雜性以及艱巨性，改變了很多人對貧困的傳統認知。
今天，有些人將窮人視為「慵懶愚昧」「思想古板」「行為粗鄙」「沒教養」。有些人反對救助窮人，認為「外部援助加劇了惰性，讓窮人更窮」。網絡上有大量文章概括所謂的「窮人思維」。
但是，班納吉則認為，貧窮的根源不是懶惰、愚蠢和享樂主義，而是外部環境汙染。
班納吉舉例說，比如非洲某些貧困地區環境惡劣，疾病肆虐，一不小心就會死於飢餓或疾病，普通人想安安穩穩地落個壽終正寢都難。在這種環境裡，即便是出現勤奮、聰慧、積極向上的個體，也幾乎無法擺脫貧窮。
而在歐美的一些發達國家裡，普通人即便是懶惰、愚蠢、耽於享樂，他們的生活品質也遠比貧困人口裡最勤奮、聰明、上進的人要好得多，因為這裡有比較完善的社會保障機制。
筆者過去一些年跟隨一家國際慈善機構參與了一些貧困救助活動，這讓我對班納吉的研究有著更深刻的體會。
貧困問題的複雜程度遠遠超過經濟學家的研究和我們普通人的認知。
我們通常認為，貧窮與懶惰、愚蠢相關。
事實上，窮人的孩子年年上學，但是他們的成績確實令人堪憂。北大清華、985高校的農村學生比例在下降。這是為什麼？
有些孩子即使很努力讀書、能考上好大學，卻找不到一份好工作來改善生活？這又是為什麼？一些孩子為何高分低能，他們的活力、敏捷及創新去哪兒了？
我們通常認為，貧窮與疾病、風險意識相關。
這些年走訪一些貧困家庭，因病致窮的案例比比皆是。
窮人的身體消耗很大但不願意花小錢預防疾病，往往小病靠扛，大病來了如山倒。結果是，治大病花得錢更多。家裡頂梁柱突然病倒，一家陷入貧困。這一行為背後的動因是什麼？為什麼會造成這一悲劇？
我們通常認為，貧窮與個人的努力與智慧相關。
在滾滾洪流之中，人如泥沙般俱下。委內瑞拉惡性通脹，錢如廢紙，回天乏術；土耳其匯率、房價閃崩，中產返貧。
美國五大湖區工廠搬遷，產業整體遷移，整個行業的工種都消失了，等待工人的只能是失業。2007年次貸危機，一些家庭瞬間破產陷入貧困——美聯儲寬鬆政策及次貸監管似乎給「中產」誘設了一個陷阱。
有一千種辦法能夠改變命運，但似乎沒有一種適合窮人。窮人陷入了一種「貧困陷阱」，存在一些無形的經濟規律不斷地讓人跳入其中而不能自拔。
1. 貧困陷阱
窮人為何被陷阱鎖定？
美國經濟學家拉格納·納克斯認為，「窮國之所以窮，就是因為它們窮」。[2]
這句話高度概括了「貧窮陷阱」中惡性循環的內涵：「暗含著一系列循環作用的力量，它們趨向於以這樣一種方式相互作用並反覆作用致使一個貧困的國家處於一種貧困狀態」。
「貧困陷阱」看似不可思議，其實又極為真實地出現在我們身邊：
窮人沒有足夠的食物，其身體素質不如他人，競爭力不足，工作能力較差；更要命的是他們的健康容易出問題，但又不注重疾病預防和治療，小病拖成大病後又加劇了他們的貧窮……
窮人沒有辦法受到良好的教育，或者迫於生計放棄學業，導致人力資本退化；窮人長時間從事簡單機械的勞動，難以從工作中獲得知識積累，也沒有足夠的時間學習，隨著身體日漸退化、人力資本無增長，日益陷入貧困……
窮人無法給下一代提供良好的教育，而富人則可以，隨著社會競爭加劇，下一代的相對競爭力更差，進一步加劇了代際貧窮……
窮人的活動範圍及自由有限，無法進入主流社會的核心層，常生活在缺乏話語權群體之中，信息相對封閉，思維不夠活躍，進而又加劇了貧窮……
窮人缺少資本投入，只能依靠雙手賺錢，這樣無法抓住大多數依靠資本、關係與智力的賺錢機會，如房地產、股票、黃金，這樣大多數賺錢的機會與窮人無緣，一旦失業立即陷入貧困……
窮人缺少資本及不動產積累，在從事風險性工作時往往比富人更加冒險，寄希望於小資本博取高回報，比如借高利貸投資，炒股時常常滿倉操作，一旦失利則滿盤皆輸，陷入負債與貧困的糾纏之中……
關於「貧困陷阱」，納克斯提出了「貧困惡性循環理論」從供給和需求兩個方面予以解釋。
供給方面，低收入國家，人均收入水平低，人們將大部分錢用於生活消費，這樣儲蓄水平很低；低儲蓄引起資本稀缺，投資不足；投資不足導致生產規模難以擴大，生產率低下；生產率低下又造成低收入。
需求方面，低收入國家，人均收入水平低，購買能力和消費能力不足，導致投資吸引力不足，從而導致生產規模難以擴大、勞動生產率低下，結果又是低產出和低收入。
圖：貧困陷阱：將來的收入小於今天的收入（A3-A1），來源：[1]
如此，投胎成了一種技術活。所謂「龍生龍鳳生鳳，老鼠兒子會打洞」，在一些地方，窮人世世代代都在當地原地打轉。生產力幾千年幾乎沒有發生變化，如今使用的牛耕農具與1000多年前沒有太大變化。
班納吉等人認為，要想真正幫助那些貧困人群，必須從改變他們的生存環境入手。我們常說，無力改變環境，只能改變自己。但是，班納吉認為，只有改變環境才能讓多數人擺脫貧困。
「貧困陷阱」，是一個低市場效率的環境。為什麼自由市場無法充分發揮作用？自由市場到底該如何啟動？
我們通常認為，自由市場與民主制度如影隨形、缺一不可，其實還需加入一個前提，即信息自由流通。
「貧窮陷阱」，是一個信息封閉的「囚徒困境」。有人認為，「囚徒困境」說明市場失靈，即每人按照最大化原則行事，結果是最糟糕的。其實，「囚徒困境」環境中並不存在市場，因為信息被隔絕。
所以，突破「貧困陷阱」，首先就要打破信息封閉，開放市場，讓信息、資本與人才自由流通。
在信息封閉的環境中，有時人們在其中很努力勞動，支付了很高的成本，卻難以突破。班納吉走訪非洲貧困地區調查發現，只需花費小成本即可改善福利，但當地因信息不暢而無法獲知成本更低的新技術、新產品及新方法。
比如，他們通過實驗發現，在馬裡及肯亞只需要花費10美元購買蚊帳，即可降低虐病的傳染，從而降低貧困發生率。10美元對於當地來說有些貴，但是他們卻因虐病付出了更高的代價。
這就是班納吉等人提倡的「邊際改善」。
早期廣東這邊的製衣廠、塑料廠，並不知道一河之隔的香港有更先進的機器設備及管理制度。改革開放之後，曾經逃到香港的那群人回到了家鄉，他們帶來了新的設備、工藝及制度。
在福建做公益活動時，我發現，受助貧困村的隔壁村，便是當地有名的富裕村。這一差異引起了我的好奇。詢問當地村民才知，在民國時期，貧困村與富裕村展開了曠日持久的「土客之爭」。在大規模的械鬥中，富裕村最後慘敗，失去了土地，村民們不得不背井離鄉。
多年後，一遠走南洋的村民衣錦還鄉，村民極為振奮，富裕村村民陸陸續續地便跟著他「下南洋」賺錢。這樣，這個村逐漸富裕起來，被當地人稱為「南洋村」。
部分下南洋的村民返鄉後便修起了碉樓等，花錢聘請了一幫專業隊伍，再次與貧困村械鬥。這次貧困村完敗，村民們不得不往偏遠的山裡搬遷，越來越少與外界交往。此後，世世代代過著閉塞、安寧而貧窮的生活。
在南方省份，很多生意是依靠宗族的力量做起來的，比如潮汕人在深圳搞房地產，莆田人在全國開醫院。最開始，一些人開拓這行生意，便將這一信息告知族人，憑藉極低的宗族信任成本，其他族人也跟隨前往開拓市場。
如此，信息便打破了過去封閉的宗族環境，引入了技術與資本，也改變了貧窮的面貌。
對於國家來說，打開國門，開放市場，信息流通，建設公共設施，引進外來資本，都有助於打破「貧困陷阱」。
納克斯的「貧困陷阱」忽略了一個前提，那就是外資的作用。改革開放後，80年代依靠港資啟動市場，90年代開始，美資、日資、韓資以及中國臺灣資本蜂擁而入。
在全球化市場中，即使最初國內收入及消費力不足，只要具備比較優勢，如廉價勞動力及土地，外資便會進入。外資投資製造產品供應全球市場，隨著本土工人收入增加，消費和儲蓄便上升，進而又帶動投資。如此便走出了「貧困陷阱」的死循環。
所以，改革開放初期強調「對外要開放，對內也要開放」。對外開放，啟動市場，打破了中國的「貧困陷阱」。
對於個人來說，走出當前固有環境獲取更多新的信息、技能與資源，比在「貧困陷阱」中揮汗如雨更有機會。但上面說到，窮人的活動範圍及自由有限，他們又怎麼才能走出這種環境，獲得更多的信息、人脈、技術與資本支持呢？
比如，一些人賺到一點錢後便選擇買車，汽車可以擴大人的活動及交際範圍；有些人拿到第一筆工資便購買一身行頭，穿著更好、打扮更好，爭取更多、更有價值的機會；有些人會選擇專項學習，比如一門手藝、技術，通過走技術通道儘快地給自己的人生打開局面，在更高層次的社會群體中交易與合作。
這些其實都是對未來的投資——信息流通只是啟動市場的條件，對未來的投資才能根本上改變貧困面貌。
從「貧困陷阱」圖中，我們可以看到，當將來的收入小於今天的收入時，則陷入「貧困陷阱」；當將來的收入大於今天的收入時，便可以打破這一死循環。只有對未來投資，才能提高將來的收入。
那麼，如何投資未來才能確保將來的收入大於今天的收入？
2. 邊際改善：窮人為何不願意學習？
學習，是窮人脫貧的唯一選擇。
學習，是投資回報率最高的投資。
那麼，脫貧致富的辦法似乎很簡單，即拼命學習。
但是，為什麼很多窮人寧可睡大街，也不學習？為什麼他們寧願花錢泡網吧，也不學習？為什麼他們寧願買彩票，也不是學習？窮人為什麼更喜歡把錢用在一些娛樂上，而不是學習上呢？
很多人對窮人的這一行為加以道德批判，比如「窮人無可救藥」「窮人喜歡低級趣味」「窮人賭性難改」「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
班納吉反對將上述現象簡單歸因於個人道德，他認為過去人們經常把這一經濟現象與道德掛鈎，所以導致了許多政策變成了道德說教。
我們常說：「窮人能吃一千種苦，就是吃不了學習的苦。」
哈佛大學前校長德裡克·博克也警告說：「如果你認為教育的成本太高，試試看無知的代價。」
其實，人們忽略了窮人的學習成本——窮人無法承受學習的投資回報周期過長。
班納吉認為，窮人因為經濟上的原因，無法承受較長的收穫期，因此他們更追求立竿見影的回報效果，而個人學習在他們看來，投資回報過程很長，他們缺乏耐心去等待這個周期。
時間往前推20年，很多農村家長主動讓孩子輟學，尤其是女孩子。輟學後，這些孩子便成為家庭勞動力可以直接創造收益。很多家庭無法供孩子繼續上學，無法忍受如此長的投資回報周期。
這就好比一家公司，預計等到明年出貨可獲利，但是當下資金鍊已經快斷了，只能低價拋貨求生。任何一家公司都知道開發高科技產品則擁有更強的競爭力，但是很多公司都難以承受技術開發的長周期與不確定性。
所以，「急功近利」並不是窮人的專屬。只是受制於投資回報壓力，窮人不得不選擇短期的高收益回報。
如何在短期內產生高收益回報？
一是邊際改善性消費；
二是短期風險性投資。
窮人有煩惱，生活壓力大，富人亦如此。不過，富人排擠身體及心理負效用的方式很多，比如購物、旅行、南極航行。
富人可以每次購買不同的衣服、首飾，去不同的國家旅行，每次的效用程度都很高，心情恢復得快。但是，窮人則嚴重地受邊際效用遞減規律的支配，除了逛淘寶就是步行街，逛來逛去還不敢買，一次兩次過後效用遞減得厲害。
這時，窮人就會選擇具有刺激性的、不確定性的活動來提高邊際效用，以獲取心理的滿足——解壓、安慰與存在感。比如，打遊戲、買彩票、泡網吧、暴力影視，甚至打架。
所以，窮人投資未來的最大障礙是，在在受邊際效用遞減規律支配下，不願意投資未來，過度追求邊際改善。
在一次內地省份的援助活動中，我發現一戶貧困家庭，生活極為困難，兩個留守兒童隨70多歲的奶奶生活，營養不良，父母離異多年，父親常年外出打工。
當我們進一步了解發現，孩子父親是大型油罐車司機，工資收入8000元一個月，這樣的收入為何會讓家庭陷入如此困境？這讓我費解。後來同村村民告訴我們，孩子父親收入雖高，但是愛賭。每個月的工資都賭完一分不往家裡寄，而同村與該父親一樣開車的村民，亦是同樣的境況。
聽了這事後，我們救援團隊成員都感到寒心，但經濟學的修養又讓我立刻地恢復理性。這讓我想起了，張婉婷執導的一部電影《秋天的童話》。
這是我個人非常喜歡的一部電影。影片講述了一段上個世紀80年代兩位華人在紐約唐人街貧民窟中的愛情故事。
影片中，鍾楚紅飾演的李琪多次問滿嘴髒話、嗜賭如命的船頭尺：「為什麼不戒賭？」
船頭尺每次都說：「不賭怎麼能夠平衡呢？」
船頭尺的朋友們跟他一樣，每月都將做服務生賺取的一點點工錢賭光。從船頭尺的口中，我們可以看到，賭這種刺激感，對他們來說，是最高效用的活動。
除此之外，船頭尺和他的朋友，還熱衷於在當時骯髒不堪的紐約街頭打架，「以解心仇之恨」。
當然，影片的結局是溫暖的，受到愛情感化的船頭尺戒菸戒賭，數年後，實現了諾言，在海邊開了一家名叫「Sanpan」的餐廳，並與李琪意外重逢。
在深圳龍華，有一群「三和大神」，他們的生活沒有「秋天的童話」。這是一群薪資日結的臨時工，圍繞著三和人才市場生存。他們通常幹一兩天活，日結兩三百工資，然後在網吧消遣幾天，吃著泡麵，玩著遊戲，睡在網吧。當工錢花完，又重新「出山」，幹一兩天活，拿到工資後再泡網吧。
他們的人生，如此循環反覆，如以上孩子的父親般掉入「貧困陷阱」。
NBA一些球星，一退役便破產，他們常與大群朋友，一起揮霍、賭博，甚至吸食大麻。如今，NBA將詹姆斯樹立為黑人孩子的榜樣——一個成功走出「貧困陷阱」的勵志故事。
在投資方面，窮人熱衷於追逐短期風險性投資。
窮人最應該投資的是學習，最需要保重的資產是自己的身體。但是，智力與體力都屬於長期回報的投資。
受制於邊際效用遞減規律，窮人考慮將有限的資金效用最大化。除了大部分用於消費之外，剩餘的少部分資金，只能追求短期高回報，如滿倉炒股、購買數字貨幣、加入傳銷組織，甚至借入高息P2P資金，高槓桿高風險操作。
由於窮人的財富邊際傾向要比富人高，投資回報率期望要比富人高，可選擇性降低，因此容易選擇一些風險高的股票，且容易重倉、滿倉操作，在獲得一定收益率時不願意退出，在虧損時不及時止損，並且試圖頻繁操作增加獲利回合來提高收益率。
受財富邊際傾向規律的支配，窮人很難做到「控制倉位，合理管理資金」，「及時止損、落袋為安」。
所以，散戶投資股票很難賺錢實際上受經濟規律支配。反過來，散戶試圖在股票中獲取短期高回報，實際上是一項抗規律、反人性的艱巨工作。
窮人投資呈現「All in」特點，他們的投資風險暴露程度非常高。於是，電信詐騙、網絡詐騙、傳銷騙局、數字貨幣騙局等很多都是針對了窮人的投資心理。
另外，窮人在保險投資上的比重非常低，但是他們的醫療費又非常高。
為了追求最大的投資邊際改善，窮人不願意將錢花在疫苗、疾病預防、理療、看病及疾病保險方面。於是，小病靠抗靠拖，將省下的錢和時間用在「刀刃」上。但是，小病拖成大病後，往往是病來如山倒，治療費用極高，往往無力回天。這就意味著，窮人最重要的身體資產暴跌。
所以，不論是消費還是投資，窮人都被邊際效用遞減規律支配。班納吉所提倡的邊際改善，其實是將窮人鎖定在「貧困陷阱」中的經濟規律。
那麼，窮人該如何抗邊際改善，投資於未來？
3. 代際交疊：貧窮為何限制了想像？
脫貧，無疑是反人性的。
窮人身上諸多的問題，看似是道德問題，其實是受經濟支配，受人性掌控。畢竟，窮人投資未來本身是反人性的。
中國突破「貧困陷阱」的具體做法，便是「砸鍋賣鐵供孩子上學」。概括起來便是節儉和學習。
為什麼節儉如此重要？
凱恩斯主義者反對節儉，倡導「消費愛國」，擴大消費以拉動內需。實際上，以消費刺激增長的經濟理論，顛倒了經濟的因與果、目的與手段。就連凱恩斯也在他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中多次強調：「消費是一切經濟活動的最終目的。」
若鼓動窮人消費，實則是誤國誤民。窮人若要脫貧，最重要的是要節儉，儲蓄資本，然後才能投資未來。
排除外資引入，國家和個人的資本不是突然富餘的，而是慢慢積累的。資本主義早期，英國、法國、德國也是通過節儉儲蓄資本的，揮霍無度的西班牙則衰落了。
自休謨以來，斯密、李嘉圖、馬爾薩斯以及韋伯等都強調節儉以儲蓄資本、增加投資。英國著名經濟學家傑文斯則在《政治經濟學理論》一書中，指出了資本的作用：
「資本的唯一的最重要的功能，是使勞動者能夠等候長久工作的結果——使企業的開始至終局，可以距離一個時間。」這裡他借用了老穆勒的話，即靠打獵為生的人，無法預料一天之內能夠打到獵物，但若有食物存儲，就可以支持他經歷一個星期或一個月的打獵時間，以幫助其渡過難關。[3]
只有資本，才能降低窮人的焦慮，支持他們投資於未來。因此，靠節儉儲蓄資本就變得極為重要。
奧地利學派第二代掌門人龐巴維克，在傑文斯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地發現了資本的價值。龐巴維克在《資本實證論》一書中指出，資本的作用延長了時間，實際上支持了迂迴生產，也就是促使分工更加精細，從而提高了生產效率。
所謂手中有糧、心中不慌，獵人不用擔心這一兩天沒有收成，於是他可能會花一天時間打磨工具，這樣可以提高狩獵的效率。
所以，資本還可以促進分工精細化，技術革新以及生產力提升。
反過來，若窮人沒有任何資本積累，過著朝不保夕、吃了這頓沒下頓的生活，這樣會限制他們的社會分工以及專業技術的提升。
比如，30年前，很多農村家庭知道，送孩子學個木匠、鐵匠、泥瓦匠收入會更好一些，但是迫於眼前的生計限制了他們這麼做。按照傳統的師徒制度，學習手藝的時間成本極高，幾年後出師了才能賺錢，「媳婦熬成婆」了才能賺大錢。
如今，大多數孩子都能夠在學校學習知識和技術，但是依然受到了邊際效用改善的緊迫感制約。
比如，我們希望孩子儘快成才，考上好中學、好大學，然後找份好工作。我們給孩子輔導作業，每天晚上一兩個小時，希望孩子把必考的、能拿分的做好，然後有時間才做些「業餘的」。這種「火急火燎」的教育，說明了整個社會被教育的邊際效用遞減規律支配。
我們越注重短期回報，越「望子成龍」，結果往往適得其反。因為資本越匱乏，越急於求成，迂迴生產就越短，社會分工就越不精細，學習知識及技術就越無法專業化、精細化——只能採取狼吞虎咽般地填鴨式教育，亦或是抓重點、抓考點。
但是，知識的吸收、能力的獲取、智慧的領悟，以及創造力的開發，是基於長期的投資回報周期。
我們會發現，窮人的孩子越追星趕月般地努力讀書，思維、敏捷及創造力就越缺乏。我們還發現，自己的小孩幼兒園還很靈光，越讀書越遲鈍。
班納吉不禁問：「昔日的奇思妙想哪裡去了？」
班納吉、迪弗洛、克雷默這三位經濟學家研究發現，貧窮會扼殺一個人的想像力，即便這個人本身是個天才，貧窮也會用巨大的力量扭曲他的天賦，最終讓他泯然眾人，甚至變成一個沉淪墮落的人。
心理學家做過類似的實驗：在小學生的桌子抽屜裡放一個盒子，告訴他們一個小時內拆開將無法獲得禮物，兩個小時則可以獲得一份禮物，時間越久獲得的禮物越多。
跟蹤實驗發現，越往後拆開盒子的學生後來越成功。這說明什麼？
越能夠忍受誘惑的人，越有自控力；越有自控力的人，越能夠基於長遠預期——更具有想像力。
「貧窮限制了你的想像」，經濟學支持這一結論。
貧窮的人，受制於邊際改善，只能急於求生，追求短期預期，學習奉行「實用主義」，從而扼殺了想像力和創造力。
這個世界什麼都能快，但學習從來都沒有捷徑，或者說學習已是捷徑。
我們可以看到，美國、德國的小學教育的內容非常少、進度緩慢。通常，我們會讓學生動手做實驗去論證和思考我們認為習以為常的結論。在中國，這一結論只需要記下來即可。
今年五月深圳市關於「高考移民」的新聞，引發全國討論。雖然廣東父母也非常重視教育，孩子也非常刻苦，但是廣東省的應試強度一直以來都遠遠不如江蘇、山東、河北等高考大省，深圳父母也並不願意引入「衡水模式」。為什麼？
主要是廣東這邊的經濟收入相對較好，孩子的出路更多，應試不是唯一出路。父母的資本，可以支持孩子有更加寬裕的時間，學習更多的知識、技能，培養更多的愛好和素養。
但是，對於窮人來說，資本有限，時間緊迫，分工受壓，技能精細化程度低，學習壓力和應試焦慮更大。
所以，貧窮讓人變得急躁、窘迫、急功近利、難以寬容，又扼殺創造力和想像力。但這一切都不是窮人的錯，而是受邊際規律和人性支配。
窮人翻身，難就難在挑戰人性，挑戰規律。
中國人善用的辦法，就是採用「代際交疊」的辦法。具體來說就是，父母省吃儉用、勒緊褲帶，放棄自身這一代人的學習積累及邊際改善，節約資本、積累儲蓄，然後投資下一代。
這符合英國經濟學家、數學家弗蘭克·拉姆齊建立的「拉姆齊模型」。拉姆齊研究的是跨時資源的分配，即家庭應該將多少分配給消費以產生當前效用，多少應該儲蓄起來並投資下一代，從而產生未來的效用[4]。
美國經濟學、諾貝爾經濟學得主彼得·戴蒙德認為，自由市場經濟只有在交疊模型中才能達到帕累託最優。但是，窮人的「代際交疊模型」並非是帕累託最優，父母其實是最大的犧牲者，他們是反人性的最大忍受者——違反邊際改善引發的焦慮、壓抑與煎熬。
父母扛著這一切，孩子不需要承擔太多這些負效用，可以擁有寬裕的時間來完成迂迴生產、精細化學習。
當然，有時，父母的焦慮負效用也會有意無意地逼迫孩子快速出成績。這是家庭作業現場上「戰火紛飛」的根本原因。父母應當儘量避免將負效用轉移給孩子，防止過多地扼殺他們的創造力。
除了焦慮之外，父母應減少觀念、習慣及傳統的負效在代際之間傳遞。我們通常說，改革需要尊重國情，但改革的目的往往是改變國情。教育需要尊重家庭傳統，但是教育需要改變的往往就是傳統——不良的家庭氛圍及父母落後的觀念。
所以，代際交疊的過程也是一個觀念衝突的過程——貧窮往往是思想市場不夠發達的代價。
目前，「代際交疊模型」已是窮人突破「貧困陷阱」的捷徑。只能說，可憐天下父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