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來，通常被稱為「新自由主義」對低管制、自由貿易和自由市場近乎宗教式的信仰，一直是西方的主導性經濟模式，並這個「經濟福音」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World Bank）等機構傳播到五洲四海。假設2008年的金融危機對新自由主義提出了第一次大挑戰，那麼…
50年來，通常被稱為「新自由主義」對低管制、自由貿易和自由市場近乎宗教式的信仰，一直是西方的主導性經濟模式，並這個「經濟福音」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World Bank）等機構傳播到五洲四海。
假設2008年的金融危機對新自由主義提出了第一次大挑戰，那麼2020年的危機可能敲響了它的喪鐘。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自由主義政府未能保護其公民最基本的權利——生命權——這給新自由主義帶來了前所未有的信仰危機。
2020年12月4日，南非伊莉莎白港，一名掘墓者在準備墳墓。衛生部長Zweli Mkhize 12月9日宣布，該國目前正經歷新冠肺炎疫情第二波。（美聯社）
最近，世界貿易組織（WTO）爆發了一場鬥爭：以印度和南非為首的發展中國家要求破例放棄大藥廠持有的專利、商業秘密和壟斷，以幫助所有國家儘快獲得他們能負擔的疫苗。然而，以美國、英國和歐盟為首的富裕國家卻一再阻撓這一提議，聲稱智慧財產權是公平競爭和自由市場的基礎，應該予以維護。
這場辯論體現了新自由主義者在這場疫情中所處的尷尬境地：由於他們相信捍衛企業的盈利權永遠是正確的，他們被迫捍衛大公司在「封城」期間裁員時繼續向股東支付巨額股息的權利，或者捍衛製藥公司對其救命藥物收取天價的權利。
今年9月13日是「佛利民學說」50周年紀念日，該學說以新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之父、美國經濟學家佛利民（Milton Friedman）的名字命名。1970年9月13日，佛利民發表了一篇題為《企業的社會責任是增加利潤》（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Business is to Increase its Profits）的文章。按照佛利民及其追隨者的觀點，富裕的企業相等於富裕的社會。
佛利民的思想出現的同時，美國正在放棄金本位制，越來越依賴其美元霸權。由於美國開始指望其公司和資本的流動來保持全球的經濟和政治主導地位，新自由主義成為對華盛頓甚有吸引力的理念。
1970年9月13日佛利民在《紐約時報》發布他《企業的社會責任是增加利潤》的著名文章。（《紐約時報》截圖）
從那時起，「股東資本主義」（shareholder capitalism）——企業唯一的社會責任就是為其股東實現利潤最大化的想法——就成為主流經濟思想的基本原理，並演變成一系列很少有國家敢於偏離的經濟原則，譬如，認為政府應該努力減少公共開支以管理債務、政府唯一的產業政策應該是推動更自由的市場和更多的貿易協議，或者認為凡是對企業和企業家有利的政策，對整個國家也有利。
這些原則通過政策和法律方式的實現帶來了一系列影響。提高競爭力的目標導致了低管制並弱化勞工權利。減少財政負擔的目標導致了私有化的浪潮或衛生、教育等公共服務的預算大減；這也是歐盟在過去十年中強加給其南方成員的緊縮政治背後的邏輯。在外交政策上，為本國企業贏得合同和籤署自由貿易協定成為新自由主義政府的唯一目標。
這並不是說新自由主義沒有受到批評。十多年來，指出這理念的弊端的聲音此起彼伏。此前被視為新自由主義的擁護者、曾擔任通用電氣（General Electric）行政總裁的韋爾奇（Jack Welch），在2009年著名地宣稱，股東價值最大化是「世界上最愚蠢的想法」。
最近幾年，西方開始面對反緊縮政策的民粹主義浪潮，對新自由主義的批評聲音就變得更加響亮。2017年，有兩位哈佛商學院的傑出教授已直指，股東價值最大化「在假設上有缺陷，在法律上有困惑，在實踐中有損害」。最近，推動「新的社會契約」、「更平等、更包容、更可持續的經濟和社會」、將「人和地球置於全球價值創造的核心」等建議不斷出現在世界各地的商業論壇上，從美國商業圓桌會議（Business Roundtable）到世界銀行和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都有。
然而，儘管有這些批評和明顯的失敗，新自由主義仍然是這個時代的主要經濟和政治範式。世界經濟論壇創辦人兼執行主席施瓦布（Klaus Schwab）指出，儘管他本人努力促進更負責任的資本主義，但企業界從疫情發生的第一天起就沒有表現出團結一致的精神，在繼續向股東支付股息的同時，毫不猶豫地解僱了成千上萬的工人。
為什麼對新自由主義的許多批評都未能使它失去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經濟模式的地位？答案與繼續維護它的民主政府的政治性質有關：這種經濟問題根本無法吸引選民的注意力。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就像任何經濟政策一樣，最終是一個政治決定，而事實證明，聚集推翻新自由主義所需的政治動力，就像指望企業自我改革一樣困難。
雖然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佔領運動」（Occupy movement）普及了反新自由主義的思想，但當全球化和自由貿易的負面影響最終進入政治主流時，這些思想卻被民粹主義政客和民族主義情緒所濫用，未能解決新自由主義的本質問題。通過指責「中國偷吃我們的午餐」來當選，確實比對經濟理論進行複雜的論證要容易得多。
2011年10月8日，佔領華爾街運動」（Occupy Wall Street）公民大會首次在華盛頓廣場公園舉行。（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然而，當2020年初疫情在全球爆發時，這種情況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西方社會突然被迫承認它們對全球價值鏈和私有化衛生系統的依賴，而這些系統無法應對這次危機。突然間，複雜的經濟爭論變成了非常簡單的生死問題。
當2020年初疫情在全球爆發時，突然間，複雜的經濟爭論變成了非常簡單的生死問題。
當個人防護設備在疫情開始時成為稀有商品時，公民們眼睜睜看著地方和國家政府被迫在全球市場上相互爭奪口罩和呼吸機，有時甚至不惜支付更高的價格來轉移原定運往鄰國的貨物。當春天全球第一次面對封鎖政策時，每個公民都可以自由地看到目標是利潤最大化的公司在危機時刻並沒有表現出團結，而是著手大規模裁員，取消承包商的合同。隨著危機的持續，當廣大工人的生活只越來越艱難時，沒有人能夠忽視每天宣布貝索斯（Jeff Bezos）和其他超級富豪資本家在疫情期間賺取數十億美元的新聞頭條。
最近圍繞著藥企智慧財產權如何延遲貧困國家獲得疫苗的爭論，只是自由主義公司和政府一連串不光彩的行為中的最新例子，這些行為將新自由主義的黑暗面暴露在所有人面前。
Amazon創辦人Jeff Bezos。擁有Amazon 11.1%股份，在疫情期間增聘175,000位員工，勢不可擋。單是去年便增長$3,800萬美元，現時身家總值$176億美元。（Gettyimages）
2020年疫情爆發後，把危機管理交給「市場的無形之手」來處理的荒謬性再也不能被掩蓋了。疫苗的經濟學更能是爭論這一點的最好例子。
佛利民認為，企業的唯一職責就是追求利潤，是因為他還認為，企業不得不遵守自由和公平競爭的規則。他特別認為，一個公司應該永遠是「規則和價格的接受者」（rule and price takers），即不能操縱市場價格或政府法規來增加利潤。
《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沃爾夫（Martin Wolf）在最近的一篇評論文章中表明，這種信念在現實中是多麼的誤導：「鑑於其規模，企業作為價格的接受者的概念是荒謬的...最重要的是，企業不是規則的接受者，而是規則的制定者。它們通過政治手段可以創造自己想要的規則。」
目前圍繞在世貿組織上關於藥企智慧財產權的爭鬥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如果他還在的話，佛利民很可能會驚恐地意識到，當代最大的製藥公司是如何利用其規模和遊說力量，使任何沒有數十億美元來推進研發和經過漫長的監管審批過程的對手，幾乎不可能進行競爭。他肯定會不贊成這樣造成的準壟斷，讓像瑞德西韋（Remdesivir）背後的美國生物製藥巨頭吉利德科技（Gilead Sciences）這樣的公司可以隨意決定價格。
美國藥廠吉利德（Gilead Sciences）擁有瑞德西韋的專利。圖為2020年4月29日，瑞德西韋位於加州（California）的廠房。（Reuters）
根據《紐約時報》最近一篇為印度和南非在世貿組織的提案辯護的報導，2019年初當吉利德科技公司在巴西獲得C型肝炎突破性治療的專利時，它將對巴西公共機構的價格從每粒16美元提高到240美元，漲幅達到驚人的1400%。相反，假設巴西無視該公司的專利，改在當地生產仿製藥，每粒僅需花費8美元！如今，美國和歐盟在世貿組織的行為，是讓疫苗龍頭企業可以採取與吉利德科技公司完全一樣的行為。
真正信奉新自由主義的人可能會指出，這些國家維護藥企的利益只是在維護自己的經濟利益，因為大多數大藥企的總部都在美國和歐洲。事實上，儘管擁有世界上最富有的藥企，但由於新自由主義政策允許企業將利潤轉移到愛爾蘭和瑞士等寬鬆的司法管轄區，美國等國家每年都會因為藥品貿易逆差而虧損。根據經濟學家加祖克曼（Gabriel Zucman）的估計，由於新自由主義的稅收政策，美國政府每年損失近700億美元的稅收，佔所有企業稅收的20%。
祖克曼研究團隊做出的圖表顯示，2015年歐盟因跨國公司將利潤轉移到避稅天堂而損失的企業稅收金額。（gabriel-zucman.eu）
誠然，政客們仍有可能繼續通過迎合民粹主義的價值政治來迴避其經濟政策的明顯缺陷——川普在災難性地處理疫情後在美國大選中的意外表現就證明了這一點——但問題是，這種情況能持續多久？
面對這場疫情，各國政府已經重申了公共支出和政府主導的強有力的產業政策的重要性。在歐洲疫情之初，法國總統馬克龍（Emmanual Macron）就重申了保護公共部門的重要性，推翻了他之前對私有化的立場。世界各國政府推出了大規模的刺激計劃，違背了新自由主義的緊縮建議和債務管理的最佳實踐，譬如歐盟在法國和德國的領導下通過的7,500億刺激計劃。
在這場疫情中，新自由主義的社會影響成為公認的生死攸關的問題。
而美國新政府現在幾十年來第一次承認，對美國跨國公司有利的事情不一定對美國人民有利。如今，比起促進企業家主導的「滴漏經濟效應」（trickle-down economics），拜登更注重促進國內製造業的發展。人們對反壟斷法和全球稅制改革的重新關注，也在美國和歐盟凝聚成一種新的經濟共識，與新自由主義教義背道而馳。
在這場疫情中，新自由主義的社會影響已經不再是商業圓桌會議和學術辯論的問題，而是成為公認的生死攸關的問題。疫情對公民最寶貴的財產，自己的生命，構成了非常現實的威脅，這將使政治家們很難繼續「一切照舊」。
很多評論者都說，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結束。不妨稱其為新自由主義時代的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