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T有許多不同的變化，但其共同特點是試圖從國家從碳氫化合物出口中獲得的收入來解釋海灣地區的社會、經濟和政治模式。這些收入被稱為「租金」，因為它們最終來自於在你的國家領土上擁有自然資源這一偶然事件。基本的想法是，獲得這些租金給海灣的統治者帶來了非常明顯的自主權和對社會其他部分的權力。這已經被用來解釋海灣地區的各種事情——專制主義，薄弱的公民社會，對資助網絡的依賴，收租者的心態（mentalities），以及經濟發展模式。
沙烏地阿拉伯延布三期項目
現在，碳氫化合物出口（石油和天然氣）顯然對海灣的政治經濟極為重要。但是，對於如何運用RST來解釋海灣和其他擁有自然資源的國家，已經有許多批評。我認為，RST的主要問題之一是，它使我們的分析偏離了將海灣社會作為資本主義社會來看待，也就是說，海灣社會是有其自身特點的國家，但其基本動力與其他地方的資本主義相同。沒有資本主義，我們就失去了階級的範疇。私人資本被描繪成弱小和不發達的，勞動和工人階級結構的重要性被淡化。我們最終對海灣地區國家的理解也特別有問題。相比之下，我認為，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來理解國家和階級的形成，是一種更有說服力和更有成效的理解海灣的方法。這種方法將我們的注意力引導到一系列不同的問題和議題上。在海灣地區，資本和勞動的階級是如何出現的，這些階級之間的關係如何？資本積累的主要時刻（如生產、商品交換和金融）是什麼，這些時刻是如何相互聯繫的？海灣地區積累的空間動態是什麼，即積累如何跨越了國家、區域和全球循環？這些動態與國家在海灣地區的具體作用有什麼關係？我們如何理解統治家族相對於資本主義階級，以及移民勞工相對於公民人口的概念？海灣地區的階級如何被種族化和性別化？這些問題可以揭示出海灣地區作為資本主義社會的許多情況。
RST方法傾向於做的另一件事是將海灣地區從更廣泛的全球進程中抽象出來——帝國主義和世界市場的動態等問題被視為次要的。但是，如果不強調海灣地區長期以來給予美國權力的中心地位，或者西方國家對海灣地區統治家族毫不動搖的軍事和政治支持，怎麼能解釋海灣地區「缺乏民主」的問題呢？其中一個真正重要的部分還在於理解殖民主義和戰爭的歷史，這些歷史是當今海灣地區如何生存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基本的觀點是，海灣國家並不是全球資本主義國家中一些奇怪的異類。但反過來說——我認為這是西方國家部分左翼人士並沒有廣泛認識到的事實——海灣地區也能給我們很多關於資本主義在其他地方實際運作的啟示。
什麼是石油美元（petrodollars）？在今天的全球體系中，石油美元還是一個運轉性（operative）因素嗎？Adam Hanieh：「石油美元」是1970年代創造的一個術語，用於描述各國通過碳氫化合物出口獲得的收入。這些資本可以在有關國家內部使用，也可以「回收」（recycled）回世界市場。從歷史上看，石油美元對全球金融市場的發展非常重要，今天仍然很重要。
這方面的一個早期例子是所謂歐洲市場的出現——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在歐洲發展起來的金融市場，這些市場不受國家監管制度的管轄，基本上不受稅收和其他國內金融限制。倫敦成為歐洲市場業務的主要國際中心，使銀行和公司能夠處理以不同於國內市場的貨幣計價的存款和債券。在1970年代海灣石油公司國有化和隨之而來的石油價格大幅上漲之後，在歐洲市場經營的北美和歐洲銀行的石油美元存款達到了非常高的水平。
海灣石油美元的這些流動極大地提高了國際銀行向跨國公司、政府和其他借款人貸款的能力，並幫助推動了從1970年代起開始出現的生產國際化。歐美市場對20世紀80年代「第三世界」債務危機的蔓延也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現金短缺的南方國家被迫通過歐美市場借入回收的石油美元，從而與國際金融機構的債務關係緊密相連。今天，倫敦金融城在全球金融體系中的力量是這些市場的直接遺產，海灣地區在其中的地位仍然很重要。
海灣石油美元對美國在二十世紀下半葉作為全球主導力量的出現和鞏固也很重要。通過同意將石油收入投資於美國國庫券、股本（equities）和股票——再加上石油價格以美元計價——海灣國家的盈餘有助於鞏固美元作為 「世界貨幣」的優越地位。
海灣地區的石油美元還通過其他更間接的方式在國際市場上循環使用。這包括海灣地區購買外國商品和服務——這裡特別重要的是那些與城市基礎設施發展有關的商品和服務，如機械和運輸設備、高端工程和建築服務。當然，石油美元回收的一個主要途徑是海灣地區購買軍事硬體和服務。2015年至2019年，海灣六國購買的軍火超過全球銷售量的五分之一，其中沙特、阿聯和卡達分別是全球第一、第八和第十大軍火進口國。在此期間，僅沙烏地阿拉伯就購買了美國武器出口總額的四分之一，高於2010-2014年的7.4%。
你能不能再談談海灣地區資本主義階級的性質，以及它與國家和統治家族的關係？Adam Hanieh：海灣地區的大資本通常是通過大型企業集團組織起來的，這些企業集團活躍在各種經濟部門，包括建築和房地產開發、工業加工（特別是鋼鐵、鋁和混凝土）、零售（包括進口貿易和對購物中心和商場的所有權）和金融。這些企業集團往往由起源於早期商業活動的家族控制，並與海灣地區的統治家族和國家結構密切相關。
現在海灣國家都是不同類型的君主制國家，統治家族控制著國家機器和大部分來自石油和天然氣出口的財富。
海灣地區成功的資本積累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靠近國家以及統治家族的支持。這一點可以通過多種方式體現出來——補貼的土地和其他贈款，國家為各種項目提供利潤豐厚的合同，私人資本與國家的聯合投資，以及國家機構為私人集團的海外投資提供政治和財政支持。這種與國家的關係並不是海灣地區資本所特有的，這是當今世界任何一個國家大資本家的正常經營方式。
現在，RST的遺產之一是一種觀點，即海灣地區的私人資本很弱，被強大的國家所掩蓋。這種觀點建立在對國家和資本的二分法解讀上，我認為這在方法論上是錯誤的。在現實中，統治家族成員往往以私人身份控制著大型商業集團，因此他們需要被視為私人資本家階級的一部分（同時也是國家權力如何行使的核心部分）。例如，在卡達，80%的股票市場公司的董事會中至少有一名執政的阿勒薩尼家族的成員——這些人是以個人身份行事，而不是作為國家機構的代表。同樣，杜拜的統治者穆罕默德·本·拉希德·阿勒馬克圖姆在酋長國的許多大公司中持有私人股份，包括一些最大的房地產公司、銀行和一家大型電信公司。
簡而言之，我認為在分析海灣時，必須重新找回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階級關係的概念，即把國家看作是階級權力在海灣的制度性表現，把資本主義階級理解為包括了統治家族和國家精英。
在你的《海灣阿拉伯國家的資本主義和階級》一書中，你指出「空間修復」（spatial fix）是克服生產過剩危機和海灣工人階級分化的重要工具。海灣地區的空間修復有哪些要素？它在當地是如何發揮作用的？Adam Hanieh：當然，我是從大衛·哈維那裡借來的，他用這個詞來描述資本經常重新安排自己的空間，以克服或取代危機時刻。在海灣地區，我想我們可以看到一種類似的過程發生在移民勞工身上。
在沙特利雅得哈立德國王國際機場，工作人員戴著口罩搬運行李。
在沙烏地阿拉伯、阿曼、巴林和科威特，非公民佔勞動力的56-82%，在卡達和阿聯，非公民佔95%左右。這些驚人的數字是理解海灣地區階級結構的根本。通過臭名昭著的「卡法拉」制度（kafala，這種制度要求非技術工人都有一個國內的保薦者，通常是他們的僱主，負責他們的籤證和法律地位，這為剝削工人創造了機會，許多僱主拿走工人的護照，苛待他們的工人，只付出很少薪水而幾乎沒有法律後果），移民工人被捆綁在一個單獨的僱主身上，無法尋找其他工作，甚至不能未經允許就離開該國。這些移民中的絕大多數受僱於私營部門——在建築、家政和零售等部門——他們的工資往往很低，而且工作條件非常剝削和危險。從這個意義上說，對移民勞工的剝削是我在上文談到的企業集團積累的一個重要部分。
這些移民勞工流動的後果之一是，南亞、中東、東非和其他地區的數百萬家庭依賴海灣地區工人寄回的匯款。海灣地區的移民勞工比全球南方任何其他地區都多，僅沙烏地阿拉伯就成為世界第二大匯款來源國（僅次於美國）。
移民工人的這些跨國界流動提醒我們，階級不只是一個抽象的類別，它描述了與資本和國家空間內剩餘價值生產的某種關係。具體來說，階級是通過地理空間的相互聯繫而產生的，並通過人的跨國界流動（和遷移）不斷形成。當我們思考海灣地區的「勞動力後備軍」這樣一個類別時，我們需要考慮到那些可能生活在海灣合作委員會邊界之外的數百萬人——但他們卻在不斷地進出海灣勞動力市場。
現在，在經濟衰退時，海灣地區的大量移民工人被直接送回國，經常得不到逾期工資或應得的補償。在2008年全球危機之後，我們看到了大規模的這種情況，今天我們又可以看到這種情況。事實上，幾周前，杜拜財政部前負責人在推特上表示，他預測今年以來酋長國的人口至少會下降10%，這是一個巨大的下降！這是海灣國家能夠部分應對低迷時刻的一種「修復」方式，重新安排其工人階級的空間組織方式，將危機的影響轉移到世界市場的更貧困地帶。
最近十年來，一些海灣國家對鄰國的事務進行了重大幹預。這一點在2013年最為明顯，當時沙烏地阿拉伯、阿聯和科威特在物質上支持了一場軍事政變，使埃及獨裁者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上臺。而卡達則支持了當時受到攻擊的穆斯林兄弟會政府。這些政治緊張局勢是否與經濟層面有關？海灣資本和更廣泛的中東政治之間的關係是什麼？Adam Hanieh：我認為，不要把我們在中東看到的經濟進程與該地區的政治割裂開來，這一點非常重要。過去幾十年來，整個地區普遍採用了市場主導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這是由與貸款掛鈎的國際金融機構的一攬子結構調整計劃所推動的——並涉及到與這些計劃相關的通常的「改革」，例如私有化、轉向出口導向的生產和農業、放鬆對勞動力市場和金融的管制、向外國直接投資開放等等。這些措施的步伐在不同國家有很大的差異，但埃及和突尼西亞等國在2010年底阿拉伯抗議開始之前，一直被國際金融機構反覆稱讚為「成功」。
現在，關於這些經濟轉型，有幾點需要強調。首先，它們與整個地區日益強硬的專制主義形式密切相關。突尼西亞的本·阿里和埃及的穆巴拉克在20世紀80年代上臺時都承諾要實施一攬子結構調整計劃——而且他們這樣做得到了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大力讚揚，這絕非偶然。這絕對是有道理的：在民眾普遍反對結構調整的情況下，你需要一個能夠通過使用內部鎮壓來推動這些措施的當權者。
這就是為什麼歷史上中東地區的獨裁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改革之間存在著如此密切的聯繫。這是一個現實，它與美國決策者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兜售的自由市場和自由選舉的神話背道而馳。
政治與經濟之間的這種關係在今天尤其需要強調，因為它指出了政治變革與真正的社會經濟轉型之間的必要聯繫。僅僅改變上層人物的面目，而保持同樣的經濟政策是不夠的——這是阿拉伯抗議的一個重要教訓。
但20世紀90年代和2000年代的新自由主義措施也與地區層面新的經濟和政治等級制度的發展緊密相連。其中一個重要方面是整個區域內海灣資本的國際化——即海灣企業集團對周邊阿拉伯國家的跨境投資。這樣一來，我前面談到的大型企業集團以及海灣國家投資工具，就成了中東地區新自由主義轉向的主要受益者。我們可以在許多關鍵的經濟部門看到這一點——房地產和建築、基礎設施和物流、銀行和金融、媒體和電信、零售和貿易、農業綜合企業。我在最近的書中試圖詳細介紹這些過程。
這些區域性的資本流動是通過各種機制發生的，包括兼併和收購、在他阿拉伯股票市場上進行少數股權投資、建立跨境子公司、控制許可證和代理權。通過這些手段和其他手段，海灣資本的國際化越來越多地影響著各阿拉伯國家的生產、消費和金融活動。各個阿拉伯國家的政治經濟已經與海灣地區本身的資本積累動態緊密結合起來。
所有這一切的結果是，海灣地區——這裡我們需要認識到不同海灣國家之間的競爭緊張關係——與該地區的整體政治經濟息息相關。我們不能把該地區的政治秩序與這些經濟層面分開來考慮（反之亦然）。
你能否談談海灣和中東地區未來可能的一些發展軌跡，特別是在COVID-19大流行的情況下？Adam Hanieh：這個地區顯然處於重大的變化之中。在這場大流行病之前，整個中東地區存在著一系列非常嚴重的危機。其中之一是，由於敘利亞、葉門、利比亞和伊拉克等國持續不斷的戰爭，造成大量難民和境內流離失所者。該地區現在是二戰以來最大規模的被迫流離失所的地方。許多流離失所者生活在簡陋的營地或過於擁擠的城市空間，這使人們感染病毒的風險大大增加。此外，還有營養不良和其他疾病的廣泛流行（如葉門霍亂的再次出現）——同樣，這些與流行病之前的戰爭和衝突密切相關。
9月1日，在葉門扎馬爾省，一名男子站在遭到空襲的建築物廢墟上。葉門胡塞武裝說多國聯軍空襲監獄致50人死亡。
到2019年，我們看到中東眾多國家出現了新一波的民眾鬥爭——尤其是蘇丹、黎巴嫩、阿爾及利亞、摩洛哥和伊拉克。這些國家與十年前的抗議有一定的區別，有很多理由對這些新的動員感到樂觀。它們吸引了廣泛的社會階層，包括窮人和非正規部門的工人。它們有效地抵制了邊緣化的企圖，這些運動具有強烈的反宗派特徵——在伊拉克和黎巴嫩尤其重要。
這些運動還明確闡述了政治和經濟領域是相互關聯的——例如，在黎巴嫩，銀行被確定為抗議的主要目標，超越了老生常談的裙帶關係和政治腐敗問題。2019年的示威浪潮也有一個重要的認識，那就是對地區等級制度的認識——提出了反對周邊大國陰謀的口號，這些大國包括沙烏地阿拉伯、阿聯、土耳其和伊朗。
現在，疫情顯然讓這些運動暫時受挫，限制了人們上街抗議的能力。但當初推動這些抗議活動的關鍵問題都沒有消失。事實上，我認為很明顯，貧困、不平等和腐敗問題——所有這些問題都助長了整個地區既有統治階級所面臨的合法性危機——將在這場大流行病和全球經濟衰退之後變得更加突出。
當然，在海灣地區，最大的問題是過去幾個月來油價的大跌。與所有產油國一樣，這將嚴重打擊海灣地區的財政能力。毫無疑問，社會開支將被削減——其中一些已經宣布了——與過去幾年宣布的海灣「遠景」（vision）戰略相關的一些大型項目也將被撤回。
但我認為，如果把這次危機理解為標誌著我上面提到的一些趨勢的永久性逆轉，那就錯了。與該地區的其他國家不同，海灣國家政府現有的債務水平相對較低，可以獲得積累的儲備，並且可以在國際市場上以相當低廉的價格借款。雖然世界石油市場受到了大流行病的嚴重影響，但如果在後病毒世界中，鄰國的資產變得更加便宜，海灣合作委員會的石油公司實際上可以加強其地位。
而且，正如海灣地區經常出現的情況一樣，移民工人在疫情和經濟衰退中都首當其衝。例如，沙烏地阿拉伯已經開始驅逐衣索比亞移民，根據一份聯合國內部備忘錄，預計將總共驅逐20萬名移民。在整個海灣地區，針對移民工人的種族主義言論也大幅增加，還有新的法律允許私營部門公司永久減少非公民的工資或強迫他們休無薪假。
（Adam Hanieh是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的高級講師，《反叛的譜系：中東當代資本主義問題》的作者。採訪來自《雅各賓》雜誌，原題為《一份理解海灣國家政治經濟的馬克思主義指南》。）(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