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徐曉
對於中國保險業而言，1979年是繼1949年之後又一個改天換地之年。
這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後的第一年。
這一年，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開始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
這一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正式提出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改革、整頓、提高」八字方針，改革經濟管理體制，把提高經濟效益作為核心問題來解決；
這一年，中央決定在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試辦「出口特區」（1980年改稱「經濟特區」）；
這一年的11月26日，鄧小平在會見美國、加拿大客人時指出：說市場經濟只存在於資本主義社會，只有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肯定是不正確的。社會主義為什麼不可以搞市場經濟，這個不能說是資本主義。我們是計劃經濟為主，也結合市場經濟，但這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據考證，這是中國領導人第一次提出要搞市場經濟。
正如葉劍英在國慶30周年講話中提到的那樣，這一年官方輿論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要把林彪、『四人幫』顛倒的一切重新顛倒過來」。其中一件需要「重新顛倒過來」的事情，是恢復已經停辦約20年的國內保險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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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urance Today-
會議開了小一個月，「龍抬頭」了
工作就是開會。
1979年2月5日至28日，中國人民銀行在北京召開全國分行行長會議，這是「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人民銀行召開的第一次全國銀行工作會議。
先此，人民銀行與財政部之間曾有長達十年的「扯不清理還亂」的關係。
人民銀行成立於1948年12月1日，而財政部成立於1949年10月1日，照理說，兩個部門各司其職，兩股道上跑車，但是走著走著就併線了。
據劉鴻儒回憶：
在傳統的計劃經濟年代，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國務院主管財政銀行的副總理李先念，在銀行與財政部由於業務劃分發生爭執時，經常說的一句話是：『你們吵什麼，還不是資金從我的這個口袋，放到另一個口袋裡了嘛！』這就形象地說明當時的資金籌集與分配都是國家計劃安排的。
說白了，在計劃經濟時期，財政部和人民銀行，一個是管家一個是出納，既然如此，合成一家也無妨。
於是，1969年7月，財政部與人民銀行合署辦公，人民銀行成為財政部領導下的一個獨立業務單位，從事金融業務工作的幹部一度只有87人，大批幹部被下放到幹校勞動。
陳希愈於1973年5月被任命為財政部副部長兼人民銀行行長，也就是說，人民銀行比財政部矮半截。1977年底，中央決定將人民銀行升格為國務院部委一級單位，並從1978年1月1日起與財政部分設辦公。
半個月後的1月15日，中央任命李大釗之子李葆華為人民銀行黨組書記、行長，副部長級的原人民銀行行長陳希愈改任副書記、副行長。
1979年2月，「獨立」後的人民銀行第一次全國會議開了小一個月，從農曆正月初九一直開到了二月二「龍抬頭」。
討論的內容很多，事後成稿的會議紀要提出了十點意見和措施，包括恢復農業銀行(601288,股吧)、分設中國銀行(601988,股吧)（原來中國銀行附設在人民銀行內）等等，其中第六點是「開展保險業務，為國家積累資金，為國家和集體財產提供經濟補償。」
會議決定：
今後對引進的成套設備、補償貿易的財產等，都需要辦理保險；
保險公司所得的利潤，不再上繳財政，留作國家發展保險事業的基金；
根據為生產服務、為群眾服務和自願的原則，通過試點，逐步恢復國內保險；
在重要口岸和各省、市、自治區分行所在地，逐步設立保險分公司，受保險總公司和人民銀行分行的雙重領導，業務上以保險總公司領導為主。
之所以叫「恢復國內保險」，是有故事的。
劉鴻儒上述李先念「口袋說」，落實到保險業即是著名的「倒口袋」理論：保費收入中佔比最大的是國營企業保險，而保險公司也是國營的，就公與公之間的關係來看，是「公家買、公家賠」，是資金旅行，是「倒口袋」。
在這一理論指導下，「大躍進」的1958年底，財貿會議提出：「人民公社化以後，保險工作的作用已經消失，除國外業務必須繼續辦理外，國內保險業務應立即停辦」。1959年，各地紛紛都以「大躍進的速度」停業務、撤機構。這一停就是20年，直到1979年迎來「改天換地」。
1979年4月9日，國務院同意並批轉了人民銀行《全國分行行長會議紀要》。
有了國務院的加持，恢復國內保險業務就從「行業意願」變成了「國家意志」，一切都加速運轉起來。
1979年中，人民銀行聯合有關部門密集出臺了一系列文件：
如人民銀行《關於恢復國內保險業務和加強保險機構的通知》，人民銀行與國家計委、國家建委、財政部、外貿部、外匯管理總局《關於辦理引進成套設備、補償貿易等財產保險的聯合通知》，人民銀行、財政部、農行聯合發布《 關於恢復辦理企業財產保險的聯合通知》等等。
這些文件的主要內容：
①在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省會所在地和重要口岸恢復設立保險分公司，相當於人民銀行省、自治區、直轄市分行處一級的企業單位。所謂「重要口岸」，按老保險人的說法，就是「廣大上青天」（廣州、大連、上海、青島、天津）；
②恢復辦理國內保險業務，目前可先辦理國營企業和集體企業的財產保險、貨物運輸保險、運輸工具保險以及個人財產保險和人身保險；
③從國外引進成套設備或委託國外廠商在我國承建的工程，國內單位運用中國銀行外匯貸款進口的設備或建設項目，國外來料加工和提供機器設備的加工業務，均應向人保公司投保；
④國內保險業務恢復辦理以後，全民所有制單位參加保險的財產一旦發生損失時，由保險公司按照保險契約的規定負責賠償，國家財政不再核銷或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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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urance Today-
「上海車子這麼多，總不能坐在馬路上搞培訓吧？」
文件開道，全國開幹。
從4月份之後，各地陸續開始籌備工作。開門三件事：分設機構、招募人員、籌辦業務，件件都是難事。
以上海為例：
國內保險業務停辦之後，上海作為一個重要口岸城市，繼續經營國外保險業務，對外仍以中國人民保險公司的名義出具保單，其實公司只是一個牌子，降格為中國銀行上海分行內設的保險科。
1979年決定恢復國內保險後，保險科從5月1日起與中國銀行脫鉤，恢復人保上海分公司建制，組織關係上劃歸人民銀行領導。籌建之初，迎面碰上的問題是：一無保險幹部、二無辦公用房、三無保險資料。
最高指示有云：「政治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作為民族保險業的發源地，上海的老底子還在，經過摸底調查，「潛伏」在銀行系統內各個崗位的「老保險」尚有一百餘人，「儘管大都年老體衰或即將退休，尚可留為種子，發揮傳幫帶作用」。分散在其他行業、單位的也有相當數量。
聽到消息的老人們非常興奮，奔走相告，輾轉打聽消息、接洽關係，要求歸隊。人民銀行上海分行黨委十分支持：
①同意保險骨幹歸隊；
②動員即將退休或已經超齡的「老保險」暫緩退休；
③新招部分青年員工。但因人員編制、勞動指標等硬性政策「卡脖子」，仍然不能盡如人意。
「老人」們業務荒疏了，新人們白紙一張，都需要重新培訓。培訓師資可以趕鴨子上架，培訓教材可以自己編寫，只是培訓場地不好找。人民銀行上海分行領導說得很實在：
在解放區很方便，大家坐在田頭就可以上課了。今天在上海車子這麼多，總不能坐在馬路上吧？
最後採取「大集中小分散」的辦法，集中起來上一次大課，然後分散到各區辦事處組織學習討論。
基層建設方面，人保上海分公司從中國銀行上海分行分設出來，由科級部門升格為處級單位，轉歸人民銀行上海分行領導。分行領導對恢復保險工作很支持，想方設法擠出三間辦公室供分公司使用。在市轄各區成立保險辦事處，各郊縣恢復保險支公司，牌子掛出去了，但並未分設，內部還是同級銀行的保險科或保險股。
微妙的是，原來一直屬於銀行內設的一個部門，相安無事，一旦對外掛牌了，銀行心裡就不爽了。在分行行務會議上，有些銀行區辦主任建議：保險公司乾脆獨立出去，自行選擇若干點，例如全市劃分東南西北中五大塊，設立保險公司街道辦事處，直屬保險分公司領導，就別再附設在銀行內部了。
言下之意是：你們不是翅膀硬了嗎？乾脆單飛唄，做啥還賴著不走？對於此種苗頭，分行行長態度十分明確，答覆十分果斷：照此方案，要恢復保險三年也辦不成。行長強調：國務院已經批准逐步恢復保險業務，年內必須完成籌備，明年1月1日開始營業。保險總公司歸總行領導，分公司歸分行領導，保險區辦就設在銀行區辦內，幹部配備、辦公用房、營業器具等，都由銀行區辦負責。
沒有領導的支持，你將寸步難行、一事無成，這是真理。
業務籌辦方面，一切都要從零開始。人保上海分公司在匯報材料中說：自1979年5月1日以來的半年中，我們打了五個戰鬥：
①集中力量收集各種保險資料，調查研究，做好基本的準備工作；
②討論總公司下發的7個條款，提出意見，同時擬訂上海的企財險和家財險條款；
③完成各種單證印刷和圖章刻制；
四是集中力量辦好短期培訓班；
⑤貫徹落實總行、財政部、農行《 關於恢復辦理企業財產保險的聯合通知》。
計劃從12月份起轉入第六個戰鬥，有步驟有重點地聯繫有關企業，開展宣傳，爭取辦理明年年初的預約承保工作。
上海分公司還說，由於林彪、「四人幫」的幹擾破壞，上海的保險被迫停辦了這麼多年，同志們憋了一肚子氣，現在明確了要恢復國內業務，大家熱情高漲。
即使在高溫季節，為了掌握歷史情況，同志們赤了膊進入倉庫，爬上落下，翻箱倒櫃找資料。
為了佔有第一手資料，冒暑奔走搞調研，回來後又是一手揮扇一手執筆，汗流浹背擬訂條款，趕寫調研專題報告和實務手冊等。大家不顧年老體衰，千方百計動腦筋，白天夜裡加油幹，戰勝了盛夏和辦公條件差的困難。
畫面感十足，有沒有？
上海一直是保險業的翹楚，無論四九年之前還是之後，也無論國內保險業務停辦期間還是恢復之後。上海的情況是個特例，上海尚且如此艱難，遑論其他地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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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urance Today-
保險要不要搞、怎麼搞，看看馬恩列斯怎麼說
1979年11月19日至27日，人民銀行組織的第一次全國保險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說「第一次」其實並不準確，真正的第一次「全保會」是在1949年9月召開的，但這次是1959年停辦國內業務之後的「第一次」，對於劫後餘生的保險業而言，其意義不亞於30年前的「第一次」。
刨去25日星期日休息，會議實際開了8天。會議議程包括：
人民銀行副行長陳希愈講話；人保公司副總經理宋國華作工作報告；分組討論國內外業務的機構體制、經營管理、國內業務三年規劃、《保險法》初稿等；薄一波副總理接見會議代表並作重要講話；會議總結。
參會人員：除西藏之外的28個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銀行分行主管保險業務的副行長，人保總公司領導及相關部門負責人，保險公司分支公司負責人和業務幹部，國務院財貿小組、經委企業管理局、財政部及其所屬單位、公安部七局、農業銀行、人民銀行總行各有關司局相關幹部，新聞記者，北京、江西、重慶、貴州、天津等地財金院校的人員。
總計一百餘人。
參會代表中有兩類人比較引人注目，一類是老一輩的「火種」，一類是少壯派的「種子選手」。
前一類人中，有人保總公司的林震峰、施哲明、王永明、趙濟年，上海分公司的吳越、烏通元等，都是1949年以前從業的「老保險」，也是人保的創業元老，其中林震峰、施哲明、吳越曾是上海「地下黨」。
這批人大都年事已高，施哲明、王永明已65歲，林震峰61歲，都過了退休年齡；另外幾位，趙濟年58歲、吳越55歲、烏通元58歲。
百廢待興，國家正在用人之際，這些老同志的經驗、熱情和認真負責的精神十分難得，正好發揮餘熱。不獨保險業，幾乎所有行業都這樣，不信你看：人民銀行行長李葆華，1909年生人，1979年時正好70歲；副行長陳希愈，時年68歲，都屬於超齡服役。
後一類人中，大都來自各地銀行，當時不顯山露水，日後成為棟梁之才。如人民銀行浙江省分行幹部吳小平，33歲，1998年中國保監會成立後出任副主席；中國銀行大連分行王憲章，37歲，後來成為中國第一大保險公司中國人壽的掌舵者，當時王憲章的身份是「組長」，級別不詳，但是排在他前面的是中國銀行大連分行的「保險科科長」，想來「組長」王憲章充其量也就是一個科級幹部吧，或許只是股級呢；還有來自人保南寧分公司的副科長陳名晉，35歲，2001年太平保險公司在內地復業後，陳名晉出任董事長。
「火種」和「種子選手」中間，大約有20年的斷檔，恰好匹配國內保險20年的空白，實實在在的「青黃不接」。
跟所有會議一樣，第一次全保會的主要議程是領導講話和分組討論。
人民銀行陳希愈副行長和人保總公司宋國華副總經理的講話各有側重，有意思的是，兩人都用了比較大的篇幅論證保險的必要性，並且十分強調理論研究的重要性。
陳希愈指出：
30年的保險工作，走了一些彎路，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於缺乏保險理論的研究。在今天新的歷史條件下，現代化建設對保險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迫使我們把保險理論的研究提到重要的日程上來了。用保險這個工具為『四化』服務，有許多理論問題……有待於我們用馬列主義的經濟學說，結合我國的實際，進行研究和探討，增強我們工作的自覺性和信心。
宋國華強調：
保險工作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究竟是什麼，對於這樣一個帶有根本性的問題，必須從理論上、實踐上加以總結研究，作出科學的回答。只有在這個基礎上統一我們的思想，堅定我們的信心，我們人民保險事業才能在新長徵中得以逐步恢復，順利發展。
與此相呼應，人保總公司專門編印了一本《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有關後備基金和保險的論述》，作為會議材料，發給全體代表學習，涉及的篇目包括《資本論》《哥達綱領批判》《費爾巴哈》等經典著作。
重視理論研究的另一個重要佐證是，全保會結束之後，緊接著在11月29日召開了中國保險學會成立大會，學會的主要任務就是「開展保險理論研究」。中國保險學會的成立比中國金融學會早了大半個月。
曾經有人說過：政治家只管行動，理論家負責給政治家的行動找依據。
反觀我朝，還是挺講究「理論先行」的，比如1978年關於「真理標準」的討論，為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作了理論準備；1979年上半年又召開中央理論工作務虛會，鄧小平發表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長篇講話。具體到保險業，1951年，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必須實行強制保險》，為保險公司展業開路；1958年，在「倒口袋」的理論之下，不僅把《人民日報》的社論給否了，連同自願保險也停辦了；如今又要「否定之否定」了，不講講清楚能行麼？最權威、最安全的招數就是祭出革命導師的經典理論，無可辯駁。
會議最後一天的11月27日上午，薄一波副總理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全體代表，並作了一個多小時的講話。
薄一波跟保險業是有淵源的，30年前的1949年10月，正是他寫信給人民銀行行長南漢宸，「中央同意搞保險公司」。
薄一波在講話中談到：
建國後的頭十年，我們借鑑蘇聯經驗，搞了保險公司，事實證明是有益的，為國家積累了12億元資金；
後來被「吹掉」了，是有原因的，其中也有工作漏洞的問題；
現在總結歷史經驗教訓，要恢復，重要的是要把保險作為一個企業單位辦，跟行政部門不一樣，應該用經濟手段而不是用行政手段來辦，強調經營管理的科學性和現代化，提倡鑽研業務……
薄一波拉拉雜雜講了一個多小時內，看似信手拈來，實則始終不離主題，且條理清晰，觀點鮮明，對經濟、金融、保險的運行規律瞭然於胸，很多理念放在今天也不過時。
「會議還討論了其他事項」。
比如：為了爭取業務，費率可以上下浮動，可以適當採用佣金、手續費、物質獎勵甚至現金獎勵的手段，處理賠案要有靈活性，可以給公安等有關部門撥付防災補助費用，等等。這些手段，在當時應當說還是比較超前的。
會議結束，各自散去。
經過1979年將近一年的思想準備、輿論準備、物質準備之後，1980年，保險人開始風風火火闖九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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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張洋 HN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