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王三義
（上海大學文學院歷史系）
「終結所有和平的和平」，這一句繞口而又有哲理的話出自阿奇博爾德·韋維爾之口。他的原話是：「在打完了『終結所有戰爭的戰爭』之後，看起來他們在巴黎大獲成功，締造了『終結所有和平的和平』」。
這句話中的一個「和平」是反語，他要表達的意思是：標榜為和平做安排，卻沒有締造和平。世界範圍內的戰爭結束後，中東地區的戰亂才開始。戴維·弗羅姆金（David Fromkin，一譯「大衛·甫羅姆金」）以這句話做書名，並在著作的開頭引了整句話。該著作的全名是《終結所有和平的和平：奧斯曼帝國的衰亡與現代中東的形成》（A Peace to end All Peace, The Fall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本書初版於三十年前（Henry Holt and Company, New York, 1989），而欒力夫翻譯的中文版近期出版。
《終結所有和平的和平：奧斯曼帝國的衰亡與現代中東的形成》[美]戴維·弗羅姆金著欒力夫譯新思文化|中信出版社2020年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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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1922年中東的變動，
是19世紀歐洲「大博弈」的延續和最高峰
戴維·弗羅姆金善於講故事。在書裡，他俯瞰整個中東。凡是這一時段（一戰前、戰時、戰後）發生的事件,召開過的有關中東的國際會議，涉及的人物、法令、協定等，他都有或詳或略的點評和闡釋。欒立夫的中文翻譯，準確地傳達了戴維·弗羅姆金所講的故事和所持的見解。除了第一部分「在歷史的十字路口」是對1914年之前歐亞重大事件的跳躍式回顧和勾勒，全書其餘部分都按照時間順序，逐年逐月描述八年裡（1914-1922）發生的大小歷史事件。從英國陸軍大臣基欽納策劃安排中東未來、世界大戰的中東戰場、協約國之間或公開的磋商或私下的密談、到戰爭後期對西亞重要城市的佔領，再到巴黎和會前後關於中東局勢的爭論，以及阿拉伯大起義等重大事件，國際聯盟及其委任統治方案。全書夾敘夾議，在對各種相關聯的事件進行描述的同時，穿插著作者對人物和事件因果關係的評論。
全書有一條線索，即圍繞著邱吉爾在中東的活動來寫。全書始於邱吉爾1912年遊覽地中海，終於寫邱吉爾政治生涯受挫，在1922年丟掉內閣職務和下議院席位，去法國南部旅行和寫作，還提到邱吉爾在幾年後重返政壇。
戴維·弗羅姆金的目的是全景式地描繪出當時在整個中東地區究竟發生了什麼，以及大國政治是如何在那樣一個特殊時刻重塑中東的。他所理解的中東，除了平常所說的西亞和北非的穆斯林國家，還包括中亞部分國家。他把現代中東的重塑過程放進更廣闊的背景下審視。他認為20世紀數年（1914-1922）的變動是19世紀歐洲「大博弈」的延續和最高峰；我們不能單看英國在中東扮演的角色，還要看到俄國的地位和作用。因為這樣才能解釋因為什麼英國在中東要阻擋俄國和後來的蘇聯。
巴黎和會四巨頭，從左到右分別為英國首相勞合·喬治、義大利首相奧蘭多、法國總理克列孟梭、美國總統威爾遜。
這本書重點講了兩個可分可合的故事。第一個故事的起點是基欽納伯爵在一戰初期的決定——即計劃如何與法國和俄國一起瓜分中東；接著，基欽納伯爵指派馬克·賽克斯具體去執行此計劃，在戰爭期間為英國勾畫出中東的未來藍圖。這一故事在演進中有著許多曲折的情節。後來，英法勢力範圍的劃分，大部分都是按照馬克·賽克斯的方案實踐的。
第二個故事講的是英國官員在這八年內為什麼多次改變主意，在真正開展重塑中東的工作時卻失去了信念。戴維·弗羅姆金認為，英國的一部分政治家和民眾對帝國主義的冒險厭倦了，對費薩爾的支持不堅定，對法俄兩國的態度也多次改變。戴維·弗羅姆金在「引言」中說，他構想這本書時，只是打算寫歐洲人是如何改變中東的，寫完之後卻發現，他已經記述了雙重的改變：一是歐洲本身的改變，另一是歐洲人對中東地區的改變。更重要的是，他記述了這兩種改變是如何相互影響的。這樣，書中所記述的就不僅是關於現代中東如何被創造出來的歷史，也是關於20世紀的世界如何被創造出來的歷史。
這本書以大量篇幅寫外交官的活動，探究外交官決策的過程，儘量不遺漏各種協商、談判、溝通、籤約的細節。書中的一些細節描寫，條分縷析，環環入扣。比如，艾倫比、勞倫斯、費薩爾幾個人，為了策劃由費薩爾控制敘利亞，花費了不少功夫。後來艾倫比、勞倫斯等人又秉持政府的意見讓法國控制敘利亞，逼走了費薩爾。為了安撫費薩爾，策劃成立伊拉克國家，讓費薩爾當伊拉克國王。整個過程和驚險小說一樣情節曲折，懸念不斷，很吸引人。
費薩爾，1921-1933年為伊拉克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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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人試圖徹底解決中東的問題，
卻催生出更多的問題
在講故事的過程中，戴維·弗羅姆金對關鍵的問題闡述了自己的看法。因此，這本書可以當作學術著作來讀。書中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觀點，這些觀點可以分為三類。
第一類是對戰前中東歷史的判斷。作者認為，19世紀末德國和俄國在中東的影響取代了英國，這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尤其是德國，德國人把鐵路修到了中東。德國和法國在中東的投資也超過英國。這些反映出英國影響力的衰落。英國在1907年與俄國談判後籤署了條約，表明兩國在亞洲事務上達成諒解：兩國都不插手西藏事務；俄國放棄在阿富汗的利益，並允許英國繼續掌控該國的外交；波斯被劃分成三部分，英國和俄國自取所需，劃定各自的勢力範圍。倫敦的高級官員和在中東的下級官員的看法有差異，首相阿斯奎斯和外交大臣格雷並不謀求英國在中東地區的進一步擴張，但駐開羅和喀土穆的低層官員卻企圖獲得阿拉伯地區。不過，他們都相信，奧斯曼帝國不久會崩潰，歐洲大國中必有一國出來收拾殘局。他們也都相信，中東地區剩餘的獨立部分最終也會遵從歐洲的支配和指引。
第二類是對1914-1922年一些歷史細節的判斷。作者認為，1922年的解決方案並不是通過單一的行動、協議或是文件形成的，而是由諸多彼此獨立的行動、協議和文件共同形成的。英國人自以為1922年已經成功地解決了中東問題。英國政府把1922年的重點解決方案看作自己的成就。一方面，英國在中東獲得的戰利品比想像的多；另一方面，歐洲其他大國似乎願意接受中東領土分配方案，不再訴諸武力。英國和法國在自己的勢力範圍內，指派統治者建立政權。外約旦、伊拉克、敘利亞、黎巴嫩這些國家的政權就是在1922年前後建立的。英國也承認了埃及名義上的獨立。總之，歐洲列強終於實現了把中東民族的政治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的願望。
1922年，凱末爾（圖中敬禮者）率領土耳其軍隊進入士麥那。
第三類是對戰後局勢的分析。作者認為，蘇俄被安撫了。蘇俄與土耳其、波斯、阿富汗的邊界被劃定，這是很關鍵的。奧斯曼帝國的統治終結後，其領土被土耳其、英國和法國瓜分。土耳其民族自己獨立建國，英國和法國要在中東各自的勢力範圍實行委任統治，共管中東。這是完全出乎歐洲大國的政治家預料的。土耳其的邊界在1922年後半年和協約國達成一致，並在第二年的洛桑會議上得以確認。1922年12月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成立後，通過與中東和中亞鄰國籤訂條約確定了邊界。中東似乎由此實現了和平。
針對上述三類問題，戴維·弗羅姆金有如下幾點評論：其一，歐洲人對中東的佔領和統治，結果並不是他們所想像的那樣。他們發現，改造中東是一項很艱難的工程，而「歐洲人不再擁有完成這一事業的資源和恆心」。英國人想長久留在中東，也有在中東建立霸權的願望，但前提是實現這一目標不需要太高的成本，正如邱吉爾提出的，成本低廉地控制中東的天才計劃。問題是這樣的前提不存在。因此，英國在中東的委任統治不但不成功，而且在巴勒斯坦問題上陷入泥淖，被迫離開中東。
其二，英國在中東的政策和方案，在剛出臺時看似高明，而讓其真正發揮效力時，基本上不合時宜了。戰爭期間的那些挖空心思的協議和條約，隨著戰爭的進展而落空。戰後的中東計劃，不是因為中東局勢變動而破產，就是因為英國內閣換人而擱置。例如，希臘計劃由於凱末爾軍事勝利而成為空談。英國和法國、俄國之間的妥協性成果，隨著首相和外交大臣的更換而「人走茶涼」。英國政府對中東局勢判斷屢屢失誤，政治首腦人物推行中東政策，時而熱情高漲，時而失去興趣。
其三，顯然，英法等國低估了宗教在中東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俄國推行自己的一套觀念，英國推行自己的一套理念，他們最不在意的因素恰恰是後來中東地區矛盾和衝突的根源。其四，1914-1922年歐洲人在中東的戰爭和條約，試圖徹底解決中東問題，卻催生了更多的問題。20世紀中後期中東的戰爭和衝突、動亂，大多數在1914-1922年發生的種種事件中能找到源頭。那些看上去暫時解決了的問題，卻孕育著更為猛烈的震蕩。也就是說，1922年之後中東走上了一條戰亂不息的死胡同。歐洲人按照自己的政治體系把中東也劃分成一個個獨立的世俗國家，這種移植顯然不成功。
戴維·弗羅姆金《終結所有和平的和平》一書出版後，他提出的觀點很快被學界所接受。學界普遍認可戴維·弗羅姆金的見解，可概括為三個要點：
（1）「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和戰後協約國所做的一系列決定，塑造了現代中東」；（2）必須看到，「現代中東的國家和邊界是由歐洲人一手炮製的」，出自英國政治家和外交官們的想像和判斷；（3）從根本上說，「中東的舊秩序被摧毀，新秩序並未建立起來」，造成的惡果以後會慢慢顯露。
描繪三國協約的俄國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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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法劃分出一系列新國家，
符合殖民者願望，卻違背阿拉伯人利益
反映英國控制中東的這段歷史的著作較多。除了早年蘇聯學者斯捷比利格的《英國侵略中東史》，英國喬治·柯克著的《戰時中東》，凱杜裡（Kedourie）的《英國與中東：奧斯曼帝國的瓦解，1914－1921年》、伊莉莎白·門羅（Elizabeth Monroe）的《中東的英國時刻（1914-1971）》，還有後來約翰·費舍爾（John Fisher）的著作《寇松與中東的英國帝國主義，1916－1919年》，阿蘭·泰勒（Alan Taylor）的著作《歐洲大國與1916－1919年的中東》，這些研究者都是探究英法等歐洲大國如何劃分奧斯曼帝國遺產，並重新勾畫中東地圖的著作，研究對象和範圍與戴維·弗羅姆金的著作一致。「現代中東史」的相關著作，也有專門章節描述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和戰後對中東的謀劃和「指導」，涉及當時一些重大事件。
戴維·弗羅姆金的題材和觀點，與伊莉莎白·門羅和哈拉·卡姆拉瓦的視角和題材相近。伊莉莎白·門羅的《中東的英國時刻（1914-1971）》對戰時的事件和計劃、戰後外交政策的實施有綱要性的概括。哈拉·卡姆拉瓦（Mehran Kamrava）的著作中寫道：「中東歷史有如此波瀾壯闊的畫面，我們很難把它作為整體。從20世紀第一個10年至第四個10年，這一關鍵的歷史環節，造就了我們所知的『當代中東』。歐洲統治的『遺產』至今影響著中東國家的內外政策，20年代構建的國家大廈，到50年代和60年代才逐漸加固，有些國家今天仍在構建和鞏固國家大廈，邊界的爭端是後來大大小小的衝突的根源。內戰時期的幽魂仍在中東徘徊。」
這一時期發生了改變中東各民族命運的重大事件。歐洲人的公開統治，使一些新的國家、新的王朝誕生，隨之而來的是一系列的政治變動。探討中東為什麼貧窮和落後、為什麼動蕩、為什麼暴力衝突不斷，是中東研究者所關注的，總有寫不完的文章，講不完的話題。國際學界的研究成果頗為豐富。客觀地說，戴維·弗羅姆金的著作只是在一些具體問題上進行了新的探索。他在1914-1922年的重大事件上的見解，大多數是綜合其他學者的論文論著的觀點。
我十年前研究英國在中東的委任統治，較多地引用戴維·弗羅姆金這本書中的觀點。針對一些具體問題進行的研究，如「奧斯曼帝國解體後的中東地緣政治變局」、「英國1914－1923年的中東外交及其結果」、「英國操縱外約旦單獨建國的利益選擇」、「《海珊—麥克馬洪通信》形成的原因分析」、「委任統治地各部分的差異剖析」，我試圖做一些深化和拓展。
戴維·弗羅姆金著作中的故事和論點是清晰的：1922年英國終於控制了中東地區，實現了19世紀以來圍繞「東方問題」的外交追求和願望，並對中東地區做了滿以為合理的安排。不過，從阿拉伯民族獨立和解放的角度來看1914-1922年這段歷史，我們會有不同的認識。有一些具體問題也需要進一步探討。
《終結所有和平的和平》英文版書影
1918年奧斯曼帝國崩潰後，阿拉伯民族擺脫了土耳其人四百多年的統治，卻沒有獲得獨立和解放，變成了英國和法國的委任統治地。若從英國立場，或是順著邱吉爾等外交官的足跡，「體諒」他們謀求和平的苦心不是不可以，卻難以減輕大英帝國在中東殖民的罪責。很顯然，是否主宰中東對英國來說非常重要，因為它涉及英國在波斯灣的地位，涉及英國通往印度的運輸線的暢通，涉及蘇伊士運河作用的發揮，涉及英國與其他歐洲大國的爭奪，涉及英國與蘇聯新生政權的抗衡。
在英國人看來，大英帝國「始終重視阿拉伯人的願望和要求」，但阿拉伯人此起彼伏的反抗沒有停歇；英國支持猶太復國主義，但換來猶太人的抱怨和敵意，英國的政治家和外交官的苦心似乎不被理解。這些問題的本質在於，英國官員同法國官員按照自己的意志劃分了阿拉伯地區，並「製造出」一系列依附於英、法的新國家，這一地區被分成許多林立的小國。這些小王國的出現符合英、法殖民者的願望，但違背阿拉伯人民的利益，遺留下這些國家之間後來的邊界和領土爭端、民族矛盾和教派衝突。
客觀地說，英國人並沒有像早期的殖民者那樣貪婪掠奪，而是試圖重視和維護與阿拉伯民族的「友好關係」，希望得到當地人民的擁護和支持。既然如此，為什麼英國對中東的統治失敗了？為什麼1922年後中東地區不是和平了，而是更加動蕩，以致幾十年後多次出現流血衝突和戰爭？
從這個意義上說，戴維·弗羅姆金在《終結所有和平的和平》一書中細緻的描述和精到的見解，只是我們判斷中東問題的起點和基礎，而不是最後的論斷。讀者閱讀此書，估計會對戴維·弗羅姆金的「娓娓道來」留下深刻印象，如果再能多一些思索，就會有不小的收穫。
作者｜王三義
編輯｜徐悅東；張婷
校對｜李世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