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2月21日，婦女界救國會在上海成立。成立大會推選史良、王孝英、沈茲九等7人為主席團，號召全中國二萬萬婦女大眾立刻團結起來，為中華民族爭出路，武裝救國。
會議發起者之一便是史良女士。她的一生可謂傳奇曲折。在舊時代，她是大上海著名律師，民族救亡運動、爭取民主運動的積極投身者，被毛澤東譽為「女中豪傑」；在新時代，她成為新中國人民司法工作的開拓者、司法行政工作的奠基人。
今天，就跟隨小紅（ID：hszs1921）來看看這位傳奇女性的故事。
史良，1900年3月27日出生於江蘇常州的一個清貧知識分子家庭，其祖父和外祖父都是前清進士，他的父親因反對科舉始終未入考做官，在家中當私塾老師；她的母親會下圍棋，會作詩。在這樣環境下成長的史良，1919年參加「五四」運動，之後考入上海法政大學，攻讀法律專業。1925年「五卅」運動中，史良積極組織了示威遊行，以至被捕，釋放後主編了名為《雪恥》的刊物，宣傳民族獨立，反對列強侵略。
成為律師之後的史良目睹了當局的腐敗，也更堅定了自己與人民站在一起鬥爭到底的決心。她回憶自己的從業經歷時說：「我親眼見到舊社會黑暗勢力的魔掌不斷伸向善良的人民，我無數次地和那些呻吟在黑暗勢力壓迫下的苦難人民一同痛苦，一同鬥爭。」尤其是看到那些有革命意志的青年被捕，無錢請律師，有冤無處訴，史良更希望伸出援助之手，尋找機會解救他們。種種機緣下，史良加入了共產黨設在上海的外圍組織「革命人道互濟總會」，任該會律師，曾辦理多起營救鄧中夏、任白戈、熊瑾玎、方知達等中共地下黨員的案件。靠著女律師的身份，靠著「人權保障」的勉勵，她始終不畏強勢，保障民權，伸張正義。
投身抗日救亡運動，她是「七君子」中唯一女性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由於國民政府沒有極力抵抗，全國各地掀起了抗日救國運動浪潮。1936年5月31日，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在上海成立，選舉宋慶齡、何香凝、馬相伯、沈鈞儒、鄒韜奮、章乃器、史良、王造時、李公樸、沙千裡、陶行知等人擔任執行委員。救國會發表宣言和政治綱領，向全國各黨各派建議：立即停止軍事衝突，釋放政治犯，制定共同救國綱領，建立一個統一的抗日政權等。
不久，為紀念九一八事變五周年，上海民眾舉行了一次規模浩大的示威遊行，救國會領導人積極參加。這次示威活動遭到武裝軍警的瘋狂鎮壓，他們對遊行民眾大打出手。幸虧得到一群工人的保護，史良才僥倖撿回一條命，但後背卻被棍棒打得傷痕累累。當時的報紙還刊登了她趴在醫院病床上、露出滿是傷痕的後背的照片。史良在這張照片的背面道：「1936年『9·18』領著群眾在上海老西門示威遊行時被國民黨軍警毆打成傷。我要報仇！」
隨即，救國會利用魯迅先生葬禮和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等時機，組織了大規模的愛國救亡運動宣傳。一系列行動讓急於「剿共」的國民黨和侵華日軍極為惱怒，1936年11月，南京國民政府以「危害民國」的罪名在上海逮捕了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史良、李公樸、王造時、沙千裡等七位救國會領導人，移送位於蘇州市的江蘇省高等法院羈押。由於七人都在各自領域具有社會地位，該事件被稱為「七君子事件」。
史良在獄中沒有絲毫的萎靡和沮喪，依舊是穿著得體的旗袍，外罩白色帶著花邊的針織衫，梳著一絲不苟的齊肩捲髮，精神飽滿，笑容裡充滿了勝利者的自信。
「七君子事件」引起國內外極大反響，各地聲援電報雪片似的飛來。宋慶齡﹑何香凝﹑胡愈之等十六人還發起「救國入獄運動」。既然愛國有罪，那麼所有愛國者都應入獄才對。他們來到蘇州，發表宣言：「我們自願為救國而入獄，這是我們的光榮，也是我們的責任。」宋慶齡還專門到女監探望史良，鼓勵她堅持鬥爭。國際著名學者羅素、杜威和愛因斯坦也致電南京國民政府，表示嚴重不安。這些聲援給予「七君子」極大的鼓舞。史良在獄中寫道：「除非把我幽禁到無人的荒島，我才沒辦法宣傳和抵抗侵略者的殘暴。但是，我還要設法訓練不害人的野獸，準備有一天替（與）侵略者做最後的決鬥，因為侵略者的殘暴實在超過野獸百倍。」她在獄中為賑災書畫展題字，其中寫道：「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這是我們目前救國的唯一良策。」迫於各方壓力， 1937年7月31日，當局宣布具保釋放「七君子」。
主持制定新中國第一部《婚姻法》，維護婦女權益
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史良被任命為第一任司法部部長和政務院政法委員會委員。她為《婚姻法》的立法工作傾注了大量心血，這是中國第一部《婚姻法》，也是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後制定的第一部大法。
在討論《婚姻法》時，史良根據自己長期為婦女辦案的切身體會，在極力倡導一夫一妻等制度、用法律形式賦予婦女婚姻自由權利的同時，她力主婦女也應享有提請離婚的權利。這一建議被寫進了《婚姻法》第17條：「男女雙方自願離婚的，準予離婚。男女一方堅決要求離婚的，經區人民政府和司法機關調解無效時，亦準予離婚。」這從根本上打碎了幾千年來封建婚姻制度強加在婦女身上的枷鎖，使婦女在婚姻中享有了與男子平等的法律地位。
但是，受長期封建社會遺留的舊觀念所影響，單憑一紙法令並不能使廣大婦女在婚姻中徹底解放，歧視婦女、侵害婦女權益、違反《婚姻法》的事件時有發生。據史良的調查，山西河津、西北大部地區、廣東興寧、浙江及山東等地，包辦婚姻和早婚的現象仍嚴重存在；在一些地區，買賣婚姻、婦女因不堪虐待而要求離婚卻被丈夫、公婆殺害或自殺的事件不斷發生。一些司法幹部沒有認真學習婚姻政策，缺乏處理婚姻問題的實踐經驗，在《婚姻法》的實際執行過程中存在不當舉措。例如，有的幹部認為「婚姻自由就是亂搞男女關係」、「準許女人離婚就是要弄得貧僱農沒有老婆」，阜平縣一名寡婦要求改嫁，法院的幹部竟勸她「好馬不備雙鞍，烈女不嫁二夫」。
圖為1950年代初，基層婦女幹部在街頭書寫宣傳婚姻法的板報
1950—1952年，全國各地因婚姻問題自殺或被虐殺的婦女多達數萬人，「這在人民民主專政的新社會裡是一件不能容忍的事」。史良執筆發表了《認真貫徹執行婚姻法》一文，大力宣傳婚姻政策，要求嚴懲侵害婦女人權者，同時改進審判制度與工作作風，對於執行不力和縱容、袒護幹涉婚姻自由的非法行為堅決查處。經史良提議，一些地方法院設立了婚姻庭，專門承辦婦女婚姻案件，並由女性擔任庭長。
在史良的領導下制定並貫徹實施的《婚姻法》，使廣大婦女從封建婚姻的束縛中掙脫出來，得到了解放，婦女的婚姻權益有了強有力的法律保障。
來源：紅色之聲（ID：hszs1921）綜合上海地方志網站、方志江蘇、《群言雜誌》、《名人傳記月刊》等
編輯：C.、夏小夏
審稿：袁家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