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近日，中山大學陳立勝教授做客人文講壇·儒家文化研習社，梳理了《大學》經過韓愈、李翱、二程和朱子的不斷表彰而上升為四書之首的過程，細數了圍繞《大學章句》《古本大學》《石經大學》以及《大學》「聖經」地位所產生的爭執，闡釋了《大學》「全體大用」言說架構在儒學與佛道「對話」中的重要性，揭示了《大學》文本對宋明理學宗旨演進的特殊意義。以下講座內容摘編自主辦方提供的現場錄音稿，經陳立勝本人審定並授權發布。
陳立勝在講座現場《大學》「升格」為「四書」之首的歷程「四書」是宋代才開始形成的。在宋之前只有「五經」之說，沒有「四書」之說，可是到了宋，特別是元代以後，《四書章句》變成了科舉考試的標準教材，隨後「四書五經」的稱謂變得耳熟能詳。「四書」排在「五經」的前面，而《大學》又在「四書」中通常被列為第一部，從而成為儒家「聖經」之首。
在「四書」這個經典系統形成之前，大學只是《禮記》中的一篇，具體而言，是《小戴禮記》第42篇。《禮記》在西漢輯錄成書，它不是「經」，只是一個「記」，是對《儀禮》的解釋。從漢代開始一直到唐代，《大學》一直作為《禮記》中非常普通的一篇，很少有人強調它在《禮記》中的重要性，韓愈和他的弟子李翱是罕見的例外，而正是這二人也被看作是宋明理學的先驅。
《禮記正義》韓愈在《原道》中指出古人所說的「正心誠意」是為了「有為」，而不只是「自了」：為了明心見性便躲進山林，做兒子的不孝敬自己的父母，做臣子的不忠於自己的君主，做百姓的不好好從事生產。在這裡，韓愈明確把《大學》這個文本拿出來，認為《大學》既有內在的精神向度，同時又有一個外在的社會政治向度，比佛教更加高明，由此《大學》的意義就凸現出來了。這個「誠正格致修齊治平」之道才是「正道」，用他的話說：「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而是「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的儒家之道。然而「軻之死，不得其傳焉」，這個「正道」「大道」中斷了，儒門淡薄，佛道大盛。韓愈要扭轉這個局面。從這裡可以看到他的文化自覺意識與以道自任的使命感。《大學》的地位就是在這種文化自覺和以儒家之道自任的使命感中開始凸現的。韓愈弟子李翱的《復性書》中也援引了《大學》。他說「復性」有具體的次第與方法。正是在這個語境下他提到了《大學》的格物致知：當萬物來到人眼前之際（此謂「格物」），人之心「昭昭然明辨焉」，但同時不為物所牽引（「不應於物」），這就是「致知」。
總之，韓愈明確提出接續道統，認為儒家的「道」是一個由內（「正心誠意」）而外（「將以有為」）的全體大用之道，而李翱進一步講，要去恢復這個「道」（「性」）是有方法的。在《大學》文本中，既有「道體」的自覺，亦有「體道」的方法，如此一來《大學》的地位就被提高了。
到了宋代，從帝王到政治家、普通士大夫都開始重視《大學》。宋末朱子學傳人陳櫟在《禮記集義自序》中指出，宋仁宗曾先後將《中庸》與《大學》兩篇賜給新科進士，這可視為是《四書》的濫觴。司馬光著有《大學廣義》一書，但很可惜這部書已失傳，只有《致知在格物論》一篇留存下來。程頤、程顥兄弟表彰《大學》不遺餘力，《大學》被稱為「入德之門」，「今之學者，賴有此一篇書存，其他莫如《論》、《孟》」，《大學》作為入德之門的重要性超過了《論語》和《孟子》。只是在二程兄弟看來《大學》文本在流傳過程中有錯簡，所以需要調整一下。兄弟二人各自作了《大學》改本，也叫《改正大學》。
《四書章句集注》朱子則編訂了《大學章句》。朱子一生對《大學》用力至勤。他年輕的時候每天早上起來誦讀《大學》十遍，這有點像基督徒早上起來讀《聖經》，或者像佛教徒早上起來讀佛經一樣，朱子完全把《大學》看作是儒家的聖經。朱子臨終之前三天還在修訂《大學》，特別是《大學》的《誠意章》。朱子自謂：「平生精力，盡在此書」。為何朱子對《大學》情有獨鍾？原因無非有兩個，一是他認為僅有《大學》一篇保留了「古人為學次第」，「學者必由是而學焉，」才不會走偏路。一是朱子本人的哲學路徑也是通過《大學》文本闡發的。所以朱子屢屢告誡門人定規模就須先讀《大學》，這就好比人砌屋一樣，首先要打地基，《大學》就是一個地基。朱子《大學章句》的貢獻可以從四個方面去理解。第一，朱子首次確定了《大學》的經傳結構，他認定《大學》由「經」和「傳」兩部分構成，三綱八目是「經」，「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而「傳十章」則是「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第二，他把前面一章「三綱八目」和後面的「經」「傳」一一對應，對《大學》文本的次序作了重新編訂。可是只有「格物」條目在後面傳文裡面沒有對應解釋，朱子就創新性地自己補了一個「傳」，叫《格物補傳》。《格物補傳》儘管篇幅很短，只有一百餘字，但卻是朱子思想的精華所在，他把自己的思想加入到了《大學》裡面。第三，他追隨二程，認為「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中的「親」字原本為「新」字，「在親民」當改為「在新民」，這一改，影響了此後國人對《大學》的理解，「新民」問題在近現代甚至成為重大的政治問題。第四，朱子將「明明德」解釋為「復其初」。「明德」是天賦予給人的「虛靈不昧」的能力，可以具眾理而應萬事，這是一種獨特的人之為人的完滿能力，只不過由於「氣稟所拘、人慾所蔽」，所以「有時而昏」，就不清楚了。即便不清楚，但是每個人的明德還是一直在其內心深處，所以「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這裡面當然可以看到李翱「復性」說的影子。朱子所代表的宋明理學的「復其初」模式，與孟子的「人皆有四端」的發展擴充模式不一樣。朱子發現了一個完滿的人之本性，這跟禪師所說的「我有明珠一顆」（「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朵」）、跟莊子「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在言說邏輯上是完全一致的。後來王陽明說「吾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團圓永無缺」，也是同一個言說邏輯。
《古本大學》與《石經大學》的「問世」與《大學》「非聖經論」
《古本大學》的「問世」，王陽明要記首功。自元代朱子《四書章句》被確立為科舉考試的必讀書，想要中秀才、中舉人、中進士，就必須熟背《大學章句》，王陽明也不能例外。他後來對朱子有很多批評，就有老僧質疑說：你當初參加考試的時候，不也是照著朱子章句作文嗎？陽明回答說：朱子的說法是皇朝表章的，是「標準答案」，不照著答，能被錄取嗎？老僧挖苦說：渡江念千聲佛，到岸煮老僧吃，是吧？實際上，陽明一度是朱子的忠實追隨者，他年輕時候格竹子差點沒了命。龍場悟道才使得他對朱子《大學章句》產生了根本性的懷疑。他的弟子錢德洪說：「先生在龍場時，疑朱子《大學章句》非聖門本旨，手錄古本」，然後「伏讀精思，始信聖人之學本簡易明白」。陽明認定《古本大學》「其書止為一篇，原無經傳之分」，這就完全否定了朱子把《大學》分為「經」和「傳」的合法性，又指出「格致本於誠意，原無缺傳可補」，即是說「格物」的工夫就在誠意裡面，言外之意，朱子補傳是畫蛇添足。不僅如此，陽明還說：「以誠意為主，而為致知格物之功，故不必增一『敬』字。以良知指示至善之本體，故不必假於見聞。」這是上升到對朱子為學進路否定高度了。
一般教材把陽明心學歸為孟子、象山一系，但陽明思想的形成是與他跟朱子的隔空對話分不開的。他最核心的思想主張「致良知」也是通過對《大學》文本不斷地詮釋形成的。他的《古本大學序》數易其稿，更透露著他思想變化的信息。其晚年所著《大學問》則成為王學師門教典：「學者初及門，必先以此意授」，門人想刊刻成書，陽明一再反對，堅持「此須諸君口口相傳，若筆之於書，使人作一文字看過，無益矣。」這聽起來頗有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的意思。陽明的弟子輩對《古本大學》多有不同發明。陽明心學盟友湛甘泉也同樣重視《古本大學》，他明確要求自己的學生為了應試須讀朱子《大學章句》，但「至於切己用功，更須玩味《古本大學》」，他還專門撰寫《古本大學測》一書，可惜至今已失傳。
到了晚明的時候，又出現了另外一個《大學》版本，叫《石經大學》，即石刻《大學》版本。這與豐坊有關，他是個怪才，甚至有些瘋癲。豐坊家有「萬卷樓」，又精通書法，是書法大家，尤擅長三體（古文、小篆和漢隸），這為他造假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他一生造假無數，最得意的作品應該就是《石經大學》了。他非常痛恨朱子的《四書章句》，為了一勞永逸地反駁朱子，就偽造了《大學石經古本》，對於其中的內容作了很多改動。第一，不分經傳，這完全是為了否定朱子。第二，明確標明格物無傳可補，把《大學章句》朱子創造性地補傳貢獻一筆勾銷，稱朱子是亂改、亂補，他也不買陽明《古本大學》的帳，認為《古本大學》（實則是《禮記》中的《大學》）也有錯簡，先後順序有問題，所以他作了重新調整。第三，他又擅自增加了「顏淵問仁」等22字，並刪掉了「此謂知本」等18個字，經這一增一刪，給人耳目一新又順暢貫通的感覺。這把很多人都唬住了，王文祿馬上把《大學石經古本》收入《百陵學山》中。
陽明後學中不少人信以為真，以為這才是名副其實的《古本大學》，如王塘南、耿定向、劉元卿、鄒元標、鄒聚所等等。朱子學中也有上當的人。我們廣東澄海人唐伯元還專門上了一道《石經疏》,奏請將《石經大學》頒布學宮。劉宗周身為宋明理學的殿軍，他雖然知道《大學石經古本》可能是偽造的，但他同時也認為，這個版本「文理益覺完整，以決格致之未嘗缺傳彰彰矣」。又稱 「雖或出於後人也，何病？」即便是後人偽造的，又何妨？「況其足為古文羽翼乎」！所以說豐坊的《石經大學》雖然是假的，但還是產生了不少的歷史影響。
儘管《大學》自宋以降即受到歷代知識分子的重視，但是仍有人質疑《大學》的地位。其中一位是陸象山的高足楊慈湖，他明確斷定《大學》「非聖人作」，不是「聖經」。他給出的理由很簡單：《大學》講修身、正心，將身與心判為二，「病已露矣」，又把「常覺常明」的「仁心」分成「正心」「誠意」等八目，支離破碎，這是「裂而分之，殊為害道」。另一位則是明清之際的陳確，他給出了詳細的理由，反覆辯駁《大學》的聖經地位。他的論證可以歸結為三個方面：第一，從《大學》之名上看，「大學」二字，顯系「非知道之言」，學「豈有大小之分」，這個名字就不究竟。第二，從「跡」看，《大學》只有兩處引孔子，一處引曾子，顯見其他的都不是孔子和曾子的話。第三，《大學》裡講的「理」都有問題。確實《大學》究竟是否出自聖人之手，並無確鑿的根據。朱子說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 傳十章則是 「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蓋」字也透露出朱子不十分肯定的語氣。據段玉裁《戴東原先生年譜》記載，戴震十歲時就向塾師質疑朱子的說法：朱文公何時人？孔子、曾子何時人？相去幾二千年矣，朱文公何以知然？
圍繞《大學》作為儒家聖經的合法性爭論，有些類似於基督教中《聖經》與次經、偽經的爭論，不過從總體上說，儒家聖經是多元的，具有一定的開放性，這與「一本書」的宗教傳統有著根本區別。
《大學》的進階指引和與宋明理學的關聯
《大學》為何如此重要？其文本（「三綱八目」）所呈現的「全體大用」架構先天地決定了它總有一天會從《禮記》中脫穎而出，而唐宋之際即成就了這一因緣。「全體大用」這個詞出自朱子的《格物補傳》，實際上韓愈「古之所謂正心而誠其意者將以有為也」表達的也是同一意思。這一架構最能切合儒家之道重新回歸中國文化主幹這一歷史大勢。在唐宋變革的歷史大局下，惟有儒學方是內聖外王的全體大用之學：由「內領域」的「誠意、正心、格物、致知、修身」，人得以「睹體」、「見道」乃至「新生」、「成聖」，由此「內領域」而貫通於「外領域」的「齊家、治國、平天下」，人得以「有為」，得以「新民」、「親民」，在轉化自身的同時轉化世界。這個內外一貫、內聖外王、直內方外的全體大用的義理架構「內」可以與佛老明心見性、修身煉性相媲美、相競爭，「外」可展示儒學之「獨有的」社會擔當精神。這個《大學》文本內在的架構是這個文本在唐宋不斷升格的內因。
具體而言，《大學》成為儒家「工夫論」論述的最重要的文本。「工夫」「功夫」最初的意思是從事國家徭役活動的成年勞動力（「役夫」「役徒」），由此而衍生出「做事所花費的時間、精力」（「得來全不費工夫」），而由花費時間、精力做某事而成就某種能力、本領、達到某種造詣 ，亦成為功夫、工夫進一步衍生義。最初佛教將造塔一類工程所需要的人力、物力稱為功夫、工夫，後又將布施一類活動稱為功夫、工夫，但是最重要的，能夠成佛的工夫不是純粹的物質的奉獻，而是禪定和智慧這些最內在的修為。成佛的工夫是有門路可尋的，它要滿足很多條件：第一，有一套可以操作的步驟。第二，每一個步驟都有一些具體的要求。第三，每一個步驟都可以重複，每個人入門之後都可以去實踐。第四，它要求身和心的高度集中。第五，這些步驟是一步一步提升的，具有一定的進階性。「成佛」不僅目標吸引人，而且有門路可入、有步驟可循，有工夫可論。那麼在儒家聖經中，哪個文本具有類似的功能？毫無疑問首推《大學》。《大學》明確指出了一條如何從內在的精神修煉一步一步提升自己，一直到治國、平天下的完整的工夫路徑。另外，《大學》將儒家的政治思想明確以內聖外王的架構表達出來的，真德秀《大學衍義》與丘濬的《大學衍義補》集中闡發這個面向，乃至有「內聖外王之學，不越『明德』『新民』二語；《六經》《語》《孟》以迄濂、洛、關、閩諸書，無非闡抉『明』『新』之道」這一說法，此即是說，《六經》以及孔、孟、周敦頤（濂）、二程（洛）、張載（關）與朱子（閩）的著作的主題都是圍繞著《大學》的明德（內聖）與「新民」（外王）展開的。
《明儒學案》就宋明理學的「宗旨」演進而言，《大學》起到了其他聖經無法起到的作用。什麼是「宗旨」呢？黃宗羲《明儒學案》之「凡例」裡面有一個很明確的界定：「大凡學有宗旨，是其人學之得力處，即學者入門處，天下義理無窮，如不以一二字定之，如何約之使其在我？故講學而無宗旨，即有嘉言，是無頭緒之亂絲也。」「宗旨」就是通過一兩個字、或者一句話把最深刻的、最有體會的道理表達出來。它實際上是一種修身的口訣、口號，也起到學派徽標、招牌（LOGO）的作用。一拈起這個宗旨，大家就想到某個具體的理學家、某個學派。而理學家尤其是明代的理學家非常喜歡從《大學》文本裡面找幾個字來標榜自己的為學路徑。比如大家一提「格物窮理」，就想到朱子；一提「致良知」，就想到王陽明。劉宗周很早就觀察到這種現象，他說《大學》一書，程朱說「誠正」，陽明說「致知」，王艮說「格物」，羅汝芳說「明明德」。換言之，這些理學大家都在《大學》裡面提煉兩三個字說明自己學問關鍵所在，認為只有這幾個字才代表真正的儒家的工夫。《大學》就那麼2000多字，「經」的部分僅205字，很容易被「註冊」完。劉宗周就感慨說：「至此其無餘蘊乎」。不過他自己又找出一個詞「慎獨」來「註冊」自家學問，所以劉宗周之學又叫「慎獨」之學，並稱「慎獨之外，別無學也」，這是把儒家的學問用《大學》裡面「慎獨」兩個字來概括了。湛甘泉的為學宗旨是「隨處體認天理」，看起來和《大學》沒有關係，但是實際上也是從《大學》的「格物」發展出來的。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關於《大學》的版本有那麼多爭論以及為什麼會有那麼多改本《大學》。顯然這不只是版本、改本之爭，更是《大學》本義的詮釋之爭。以「格物」為例，格物之「格」、格物之「物」究作何解？「格物」在「八目」中佔何地位？，劉宗周講「古今聚訴有七十二家」之多。總之，宋明理學思想的演進跟《大學》的詮釋史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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