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5月24日，知青專列歷經約3200公裡的奔波，到達齊齊哈爾市以北的訥河火車站，這裡屬於黑龍江省的訥河縣。在那裡8年的插隊生涯，是我人生中最難忘的經歷之一，至今仍歷歷在目。
1969年5月，根據浙江省、地區分配的任務，平湖動員和組織183名知識青年去內蒙古自治區莫旗漢古爾河公社插隊落戶，本人就是其中之一。在那裡8年的插隊生涯，是我人生中最難忘的經歷之一，至今仍歷歷在目。
當時我20歲，是新倉公社所屬新倉鎮上的一名知識青年，聽了鎮裡的動員後，也不與父母商量就報了名，並被批准。5月19日上午，在縣大禮堂召開歡送大會。會後，支邊知青們胸前戴著毛主席像章，在紅旗招展、鑼鼓喧天的熱烈氛圍中行進至人民公園。那裡停泊著幾艘輪船，知青們上船後被送往嘉興。第二天晚上，我們在嘉興火車站登上了浙江赴內蒙古插隊的知青專列，各縣的領隊與我們一同前往。專列是從金華火車站始發的，知青來自金華、麗水、嘉興3個地區，共1261人。
5月24日，知青專列歷經約3200公裡的奔波，到達齊齊哈爾市以北的訥河火車站，這裡屬於黑龍江省的訥河縣。下火車，坐汽車十幾公裡就到了嫩江邊，等待輪渡過江。江對面就是莫力達瓦達斡爾族自治旗，簡稱莫旗。當時，莫旗隸屬於內蒙古自治區呼倫貝爾盟，但從8月1日開始，國家行政區劃調整，莫旗劃歸黑龍江省大興安嶺地區。一直到1979年7月1日, 莫旗又重新隸屬於內蒙古呼倫貝爾盟。莫旗是達斡爾族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地方，全旗總面積1.1萬平方公裡，約是平湖縣的20倍；1968年統計的總人口是26.7萬人，其中漢族佔百分之八十左右。約佔莫旗土地四分之三的北部和西部是大興安嶺東麓的淺山區，森林覆蓋；其餘是丘陵和平原，沃野萬頃，是內蒙古的重要產糧區。這裡也屬於「北大荒」的地域範圍。旗革委會所在地是尼爾基鎮。
汽車過江後，再開二三公裡就到了尼爾基鎮。全部浙江知青被送到尼爾基中學住下。這是莫旗規模最大的中學，已「停課鬧革命」兩年多了，校園內空空蕩蕩。我們睡在拼起來的課桌上，吃在學校的食堂裡。3天後，知青們被分配到各公社的生產隊去。平湖的知青全部分配到漢古爾河公社插隊。漢古爾河公社在莫旗的最南部，境內全是平原，是全旗中人口最多的公社。那天上午，校園裡來了許多馬車，都是各生產隊來接知青的。大家找到各自要去生產隊的馬車，將行李搬上車，人坐在行李上。趕車的人，北方稱車老闆，他將大鞭一甩，一聲吆喝，馬兒就拉著知青們奔向新的家。
我們新倉鎮的19名知青，都在漢古爾河公社三合大隊插隊落戶。我和其他10人在三合四隊，都是男的；8人在三合九隊，6男2女。那裡稱自然村為屯子，一個生產隊的社員一般都住在一個屯子裡，沒有離開屯子的單家獨戶。三合大隊共有10個生產隊，其中一個屯子是全大隊最古老的，聚居著幾十戶達斡爾族，他們組成一個生產隊，那裡的知青來自北京景山中學。另一個是朝鮮族隊，那裡也有北京知青。其餘8個生產隊都是漢族隊，其中5個隊有北京知青，3個隊有浙江知青。村黨支部書記是漢族人。整個大隊只有一家商店，是公社供銷社的下伸店。郵遞員送信只送到大隊部，而且不是天天送。當時，公社所在集鎮已通電，但三合大隊未通電。在莫旗，北京知青比浙江知青插隊時間早，人數多一倍，據旗志記載：「1968年8月19日至21日，兩批北京知識青年共2588人來莫旗上山下鄉，插隊落戶。」
東北話是當地通行的語言，少數民族也都能說，我們也都能聽懂。開始時，我們說得不太好，發音帶著平湖味，還夾雜著當地人完全聽不懂的平湖方言詞彙，鬧出一些笑話。隨著時間的推移，與村民之間的交流不斷增加，我們的東北話也越說越好了。
當時莫旗的耕地幾乎都是旱地，只有南部極少的地方能種水稻，主要是朝鮮族人種植。三合大隊各生產隊都有一點水田，這也是我們選擇到三合的唯一理由，想有點大米吃。水田是引江河水自流灌溉的，集中在朝鮮族生產隊周圍。朝鮮族人擅長種水稻，其他生產隊多聘請他們擔任放水員。這裡種水稻不插秧，撒種後直至收穫，期間拔一次草，不施肥，無病蟲害，產量不高，米質很好。
耕田多而路途遠，這是我們感受最深刻的當地特點。我們屯子離大隊部四五公裡，離公社約20公裡。一個大隊的地域要比平湖一個公社還要大。那裡的農民對耕地以垧為計量單位，一垧合15畝，也就是一公頃。一塊地小的幾垧，大的幾十垧，甚至上百垧。我們生產隊的耕地中，就有幾塊長達二三公裡，面積上百垧。我們曾在莫旗境內一個軍墾農場中，穿越一塊麥田，田間小路長達二十多公裡，讓我們充分地體驗了綠浪如海、廣袤無垠的意境。
到生產隊插隊後，每個知青點發一本糧本。每人每月免費供應約20公斤成品糧，其中大米半公斤，白面3公斤，其他是小米和玉米，還有4兩豆油，共供應了10個月。當年冬天，知青和生產隊的社員按同等待遇分配口糧和大豆。我們是每人每年300公斤原糧，足夠吃的。大米、白面在北方稱之為細糧，其他為粗糧。那時，當地農民一年到頭基本都吃粗糧，有一點白面一般都要留著過年過節時包餃子用，大米極少。我們這些江南人習慣吃大米，麵食偶爾也吃點，粗糧可從未吃過。所以開始一二個月大家都為吃飯發愁，因為粗糧做的飯實在難咽下肚。記得第一次從公社糧庫領回口糧後，立刻將領回的全部大米煮成飯，一頓吃光。後來，時間一長，又沒有別的可吃，慢慢地我們逐漸適應了吃粗糧，且飯量漸增，許多人的體重都增加了。
剛到生產隊時，隊裡安排一位大嬸給我們做一段時間飯，並教我們粗糧的各種做法：燜小米飯、餷玉米粥、貼玉米面大餅子、蒸玉米面窩窩頭等等；還從隊裡領了幾十斤黃豆，給我們做了一盆大醬。後來，我們知青們就輪流做飯，並始終團結在一起。在別的知青點，散夥做飯，各吃各的比較多；我們一直住在一屋，吃在一鍋。與江南相比，這裡主食品種豐富而副食比較單調。大蔥蘸大醬是農村的家常菜，我們卻不習慣吃。特別是在冬春季節，農民吃的蔬菜，基本上只是土豆、白菜。夏秋的蔬菜比較多，茄子、辣椒、豆角、西紅柿、黃瓜等是農家菜園的主要品種。八月，西瓜和各種香瓜都成熟了，大量上市。秋末，是大田土豆、白菜收穫的季節，還有南瓜、蘿蔔等等。農民將土豆貯藏在地窖裡，或加工成粉條，將白菜醃成酸菜，家家都要醃幾大缸，以備漫長的冬季吃菜。豬肉燉粉條、酸菜燉粉條是農民的美食。
每個生產隊一般有二三十匹馬、幾十頭牛、上百隻羊。馬和牛是拉車耕地的畜力，羊是農忙時生產隊辦食堂改善夥食用的。三合四隊有隊部房子和倉庫、馬棚、牛棚，圍成一個大四合院。我們11個知青就住在2間隊部房子裡，睡的是土炕。院子中有一口用軲轆打水的公用大井。農民房子裡一般都有井。地面下一二米通常就是沙層，一根頂端帶孔的鐵管打下，然後利用虹吸原理把地下水壓上來。農村的房子都是泥牆草頂木框架，牆有半米多厚。屋頂的草是苫草，農民叫苫房草。苫草成片直立簇生在常年溼潤的草甸子裡，根系發達。草莖曬乾後不易腐爛，是披屋頂的好材料。生長苫草的草甸子表土層布滿草根，從那切下如枕頭大小的長方體，農民叫它草垡子，曬乾後壘牆，保溫性能很好。院子邊有一棵大柳樹，樹上掛一塊鐵，每天早上隊長敲響那塊鐵，就是出工的鐘聲。
春播、夏鋤、秋收、冬打場，這是當地農民的四季歌。莫旗地處北緯48度，比平湖的緯度約高18度。6至8月為夏季，晝長夜短；11至3月為冬季，晝短夜長。6月，正是夏鋤最忙的時節，早上4點鐘太陽就升起了，我們常常在睡夢中被喊醒，趕緊起來吃飯。出工的鐘聲響了，我們扛著新鋤頭，帶上一壺水，跟著打頭的走向田間。所謂「打頭的」，就是一伙人幹活的負責人，由他掌握勞動進度和作息時間，他常由幹活能手擔任。大田作物有玉米、穀子、大豆、高粱、馬鈴薯等等。穀子也叫粟，脫殼後叫小米，穀草是馬、牛的主要食料，有的穀子是粘性的，相當於江南的糯米；大豆在平湖叫黃豆，以出售給國家為主，是生產隊的主要收入來源，少量分給社員做大醬、換豆腐；高粱以作飼料為主；馬鈴薯即土豆，是一年中最主要的蔬菜。
農民稱鋤地為鏟地，就是每人負責一條壟除草鬆土。幹活時，打頭的在最前面，往往還有一個兼顧檢查質量的農民。幹一二個小時，休息十幾分鐘，但落在後面的則要繼續鏟地，直到趕上進度才能休息。休息時，我們經常困得睡著了。開始幾天，知青總是落後，老鄉常來幫助，但我們畢竟年輕有勁，逐漸地就和老鄉不相上下了。驕陽似火，汗滴入土，此時我們對「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感悟自然格外深切。
八月，莊稼長高了。玉米、高粱長得比人還高，成為青紗帳。大田裡沒農活，農民們等待著莊稼的成熟。這時，生產隊通常要放半個多月假，讓家家戶戶打羊草，就是到草甸子上打草，儲存一年的燒柴。草甸子大多在灘地，草長得很茂盛。打羊草用釤刀，刀把有二米多長，刀長一尺多。雙手握住刀把，尾部緊靠腰處，刀刃貼近草的根部，扭動腰肢，快速往復地輪動釤刀；刀鋒過處，青草齊刷刷地順一邊倒下。隨著舞刀人的緩步前行，打下的草在他身側排成一線。過幾天，草曬乾後就用木杈子收集起來，在草甸子上堆成一小垛一小垛的。然後，用牛車或馬車拉回家，在房前屋後堆成大草垛，作為一年做飯取暖的燃料；當然也可作為牛羊冬天的飼草，這應是「打羊草」的本義。草甸子往往離屯子很遠，打草人須帶足乾糧和飲水，早去晚歸。打羊草是很累人的活，草甸子上還有蚊蟲的叮咬，所以這個活兒就成為男人們的「專利」。
屯子邊上有一條河叫諾敏河。河底是沙和卵石，河水十分清澈，有魚，但很少。河對岸屬黑龍江省。這裡有一渡口，生產隊安排一位社員負責擺渡。在枯水期，渡口處可以涉水過河；冬季河面結冰，可以走過去，車輛也可過。離河岸近則幾百米，遠則一二公裡處各有一條土壩，土壩與河岸之間的耕地稱為壩外地。壩外地通常較肥沃，莊稼產量高，但洪水一來被淹後往往顆粒無收。我們去的第一年就遇上了洪水。8月下旬，連續降大雨，諾敏河水位急劇上升，壩外大片土地很快就淹沒於浩渺洪波之下。半夜，離我們屯子不遠的一段土壩被水衝毀了，洪水咆哮著湧入壩內。很快，我們住的屋子裡也進水了，水沒過膝蓋。隊裡的倉庫地勢高，沒進水；與倉庫相連的還有3間尚未完工的生產隊新房子沒淹，我們就連夜搬過去。這次洪水使整個公社受災嚴重。在我們插隊的七八年中，僅碰到過這麼一次洪災。年底生產隊分紅，每個工分8分錢，這也是我們插隊幾年中最低的分值。冬天，我們知青點約一半的人回平湖過年，春天又都回來了。北大荒的冬天自然要比江南冷得多，但屋裡比南方要暖和。屋外很冷，要十分注意保暖。出門的穿戴，頭上必是護耳皮帽子，手上是棉的或皮的手套，上身棉襖或羊皮襖，下身棉褲，腳上通常是大頭皮鞋和氈襪。江南的冬天，常見生凍瘡的人；在北大荒，我聽說過有人凍壞了手腳，但從未見過生凍瘡的人。
第二年，我們對北方農村的生活和勞動就適應了。春天，趕車送糞、扶犁點種這些農活我們都能幹。那裡的農民，那時不使用化肥農藥，地裡施的肥主要是馬糞，還有牛糞和羊糞。夏天的農活，仍然是鏟地。秋天，收割大忙的季節。為了集中勞動力搞收割，生產隊辦食堂，到隊裡幹活的人都可以免費吃飯。屯子邊有一個足球場大小的場院，四周圍起來，割下的莊稼都拉進場院裡堆起來。隆冬時節，地面凍硬了，開始打場，就是對莊稼脫粒。那時，沒有機械，全靠畜力和人力。打場的主要工具是碌碡，農民叫它石磙子。它是一塊圓柱體石頭，兩側圓心處鑿有小洞，用鐵件將石頭固定在一副木框中間，拉動木框則石磙子就滾動。割下的穀子，或大豆，或高粱等，分別平鋪在地，馬拉著碌碡在上面轉圈碾壓，人在後面用木杈子翻動莊稼以助脫粒。碌碡的存在，比孔夫子還要久遠。場院裡有十幾個碌碡，它們一圈又一圈地滾動著。「咕咚、咕咚」，這低沉、蒼老的聲響，似乎在嘲笑那幾年的所謂「革命」。
打場後期是分糧、賣糧。除了分給社員的、集體儲存的，餘下的全部賣給國家，主要是玉米、大豆。賣糧通常在12月，這正是北大荒最冷的時候，我們所在的公社最低氣溫通常在攝氏零下30度。由於我們隊離公社糧庫遠，所以必須趕早。送糧用馬車，一車裝三四千斤，大約二十麻袋的糧食；往往上一天就裝好車，第二天凌晨3點左右就出發。送糧需要跟車的，我跟過幾次送糧車，記憶最深的就是凌晨坐在車上的麻袋包上冷得很。特別是腳被凍得受不了，隔一段時間就得從馬車上下來，跟著車慢跑一陣，等腳暖和了再上車，如此七八回才能到糧庫。
這一年，三合四隊分紅，每個工分高達2角3分，老鄉和知青們都喜氣洋洋，這也是我們插隊幾年中分值最高的一年。鏟地、收割等工時長、強度大的農活，幹一天能掙12個工分，其他農活一般是10個工分。知青正常參加勞動的，全年工分一般在3000分左右。這一年，三合四隊知青扣除一年的口糧款後，分紅所得現金都在500元以上，最多的約700元，這樣的收入要比平湖農村高得多。這年冬天，我回到了平湖過年；託上海的親戚買了一塊瑞士手錶，還買了一輛永久牌自行車和一臺半導體收音機，春天帶回北方。其他幾個知青大多也帶回了手錶和自行車。老鄉們十分羨慕我們的自行車，因為那時的自行車不是隨便能買得起和買得到的，何況是永久牌這樣的名牌車更是難買到。我們通常會在下次回南方前將自行車轉讓給老鄉。在南北往返中，我們帶回平湖的通常有黑木耳、綿白糖、葵花籽等東北特產；帶回生產隊的則有自行車、茶葉、掛麵、芝麻油等。北方的白糖是用甜菜榨的，在當地可隨便買，而在平湖要憑票供應。老鄉稱芝麻油為香油，當地不產。我們將香油分送給老鄉，他們很喜歡，說留著吃餃子時用。
1973年初春，生產隊裡的一位年輕人谷雲龍對我說：朝鮮隊有一家缺燒柴，家中男勞力身體弱，你願不願意幫助他家摟一天大耙。我說願意。第二天，我和他都起個大早，走七八裡地來到一塊靠近朝鮮隊草地上。那裡已有人，並且給每人備好了一個大耙。備足燒柴是農家大事，主要是靠秋季打羊草，其次是春天摟大耙補充。大耙由耙簾、耙杆構成。耙簾是由一二十根筷子般粗細的鋼筋紮成的，呈1米多寬的扇形，鋼筋前端彎曲部分稱耙齒；耙子連著一根2米多長的木耙杆，耙杆前端有一塊弧形的光滑檔板，與杆子構成大體的直角。人把檔板擱在肩前，如拉縴似地前行，耙齒貼著地面把枯草拉斷，並把柴火都積聚在耙簾上。當耙簾上的柴火足夠多時，把它卸下來堆成一堆。這是一種很累人的活，非壯實男勞力不能勝任。那天我們一起摟大耙的有六七個年輕人，其中也有朝鮮族隊。天氣雖然仍較寒冷，但幹一會兒身上就熱起來了，於是脫掉棉衣繼續幹。開水和中午飯是朝鮮族老大爺送來的。飯後，稍稍休息接著幹。
收工以後，朝鮮族隊的朋友拉著大家一起到那位老大爺家吃飯。這是我生平第一次到少數民族家庭做客，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一是乾淨整潔。他們家雖然並不富裕，但一切都收拾得乾乾淨淨，東西擺放得整齊有序。二是禮節備至。他們家有大爺大娘、兒子兒媳，還有2位未出嫁的女兒，共6口人。到他家門口，男人出來迎接，女人們鞠躬歡迎。吃飯時，只有他們父子倆陪同我們，女人們在旁伺候。一位姑娘恭恭敬敬地站在我的身後，為我斟酒盛飯。我從未得到過如此禮遇，弄得有點不知應對、局促不安。「文革」潮起，號召年輕人「要武」，不要「溫良恭儉讓」，使我們對「禮儀」兩字已經很陌生了；一時偶遇，自然不能適應。對那次做客，至今留下的還有兩個印象是：朝鮮泡菜很好吃，朝鮮族人愛歌舞。席間的氣氛很歡快，主人唱起了朝鮮民歌；飯後，兩位老人還邊歌邊舞。
這次幫助朝鮮族老鄉解決燒柴困難，是「文革」初癱瘓的大隊團支部恢復工作後組織的「學雷鋒」活動內容之一。谷雲龍是大隊團支部委員，不久他介紹我加入了共青團。
1972年12月20日，福建省莆田縣小學教師李慶霖給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寫信，信中陳述了下鄉知青生活上的困難境遇和上山下鄉運動中的一些陰暗面。1973年4月25日，毛主席給李慶霖覆信，寫道：「李慶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補無米之炊。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此後，毛主席的覆信印發全黨。8月4日，中共中央轉發國務院《關於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的報告》。這一年，高等院校恢復招生，我和許多知青參加了文化考試。結果，「四人幫」將一個交「白卷」的張鐵生樹為「反潮流」的「英雄」，文化考試全部作廢。當年，我們隊有一位知青作為「工農兵學員」上學去了。秋天，浙江派了慰問團到莫旗，新倉公社當初送我們來插隊的那位幹部也來了；但他們空手而來，匆匆而去，沒有幫助知青解決什麼困難。有許多浙江知青根本不知道慰問團來過，他們對此沒有印象。
1974年秋，公社將三合分為2個大隊。我們第一至第五生產隊仍為三合大隊，由北京知青崔永華任大隊黨支部書記。10月1日，三合大隊的8名北京知青和10名浙江知青，另外還有4戶老鄉，組建成青年隊，一位浙江知青擔任隊長。公社從相關生產隊劃撥了300多畝耕地、畜力和房子給青年隊；第二年，我們還僱東方紅拖拉機墾荒150多畝。 成立青年隊的目的，是要搞良種繁育，科學種田。我在青年隊任會計，還是科學種田小組組長。北京曾先後3次派慰問團到莫旗慰問北京知青，還帶來了許多物資和書籍。公社得到了一輛北京「130」汽車，這也是公社擁有的第一輛汽車。我們青年隊得到了一臺手扶拖拉機和幾臺安裝汽油發動機的噴霧器，還有幾十本新出版的書，其中絕大部分是農業方面的科普書。手扶拖拉機、噴霧器，都是老鄉和我們第一次看到的新事物。每人得到了一本塑料封皮的筆記本，封皮上部印毛澤東手跡「廣闊天地大有作為」，底下印「北京市革命委員會贈」。我得到的那本是淡藍色封皮的，至今還保存著。
成立青年隊後，我們和北京知青的聯繫更加密切。崔永華的妻子也是北京知青，叫劉潞，是旗委委員，借調在旗委「基本路線教育辦公室」任職。他們夫婦有很多書。那年冬天，我向他們借了《綱鑑易知錄》，粗讀一遍。
第二年春播前，我們在一位北京知青家長的幫助下，與黑龍江省農科院的一位領導取得聯繫；經他介紹，先後去玉米研究所、大豆研究所引進良種。記得我和另一位知青帶著幾十公斤玉米種子返回途中，憑青年隊開的「住宿介紹信」，在齊齊哈爾市一家旅館住宿，被旅館懷疑是搞投機倒把的，報告了派出所。半夜裡正睡得香，警察來了，檢查了我們的包和衣服口袋裡的東西，盤問了我們一番後走了。當年，我們搞了大豆良種繁育、玉米雜交制種，還進行了化學除草劑除草試驗。雜交制種和化學除草，在全公社是首次。據我的筆記，那一年青年隊打糧約4萬公斤，賣了1.5萬多公斤。年底分紅，每個工分1角錢。
初夏，有一位在別的大隊插隊的北京女知青要求到青年隊來，我們接納了。她叫遇羅錦，在青年隊當食堂炊事員。1980年7月21日和22日，《光明日報》連載長達約2萬字的通訊報導《劃破夜幕的隕星——記思想解放的先驅遇羅克》，記的就是她哥哥。青年隊在1975年底解散，知青們各自回到原來的生產隊。解散的主要原因，是知青們越來越少了。那一年，浙江知青中有一人上大學，2人被鐵路招工。北京知青，除了上學走的，大多在想辦法辦「病退」回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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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底，旗委「基本路線教育辦公室」先後抽調了十來名北京、浙江和當地的下鄉知青作為工作組成員，進駐旗知青辦，我也是其中之一。1976年10月，莫旗國營企業面向知青招工。我和3名原青年隊的浙江知青報名後都被錄取了。後來，沒有上學、沒有被招工的知青絕大多數通過辦「病退」的途徑回原籍了。平湖知青最終留在莫旗的只有屈指可數的幾人，他們都是與當地人結婚成家的。我被招工後，仍借調在旗委「基本路線教育工作組」；後又調到莫旗農牧局工作，並從工人轉為幹部。1983年春，我調回平湖工作。
來源：北京知青網 圖片來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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