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資本論》既是唯物史觀在政治經濟批判中的應用，也是馬克思利用歷史科學對資本主義歷史經驗進行的系統分析。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通過對資本主義發展的自然歷史的考察，儘可能排除來自政治倫理的意識形態幹擾，以期最終把握生產力和生產關係演變的自然規律。這種以「自然」為修飾的歷史觀所要批判的首先就是以觀念建構出來的道德哲學和倫理學，因為在古典政治經濟學中不乏用永恆觀念對資本主義歷史階段進行合理化、合法化論證。在當代理論語境下，自然歷史觀一方面指向了對《資本論》進行倫理化解讀的批判，另一方面則指向了對「歷史自然」(社會客觀規律)的不懈探索。
關鍵詞：自然歷史/ 自然規律/ 唯物史觀/ 自然權利/
作者簡介：包大為(1989- )，浙江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中心研究員、博士生導師(浙江杭州 310028)。
標題注釋：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項目「國家治理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研究」的階段性成果。
21世紀以來，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已然成為一個廣受承認的研究範疇。儘管外有「塔爾克-伍德」命題的挑戰，內有段忠橋、陳學明和林進平等學者的質疑，但是在馬克思主義這個重疊著多個歷史語境、政治經驗乃至學科範式的理論體系內，的確不難找到某種政治哲學，或者某些與正義、政體和權利相關的論述。因此，如果承認馬克思主義這一理論體系的廣袤與內在張力，就不得不同時承認批判、建構或辯駁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是極其危險的理論冒險。因為對馬克思主義政治觀、政治實踐和政治批判的偏廢，例如以青年馬克思偏廢老年馬克思的政治哲學，抑或以阿爾都塞主義偏廢列寧政治觀，都將引發對馬克思主義的誤解，乃至革命實踐的偏差。歷史已經多次證明，這種誤解不僅將導致哲學與智識的風波，更會引發改變世界這一根本實踐取向及其方法的晦暗。在此前提下，對特定馬克思主義文本進行政治哲學的辨析是目前較為有效的理論途徑之一，而反覆審視《資本論》中的政治哲學樣態則是回應當代論爭的重要起點，關於《資本論》中自然歷史觀的界說則是起點的起點。在《資本論》中，馬克思不僅呼喚人們立足於唯物史觀，而且預示了基於唯物史觀的政治哲學的可能性。
一、誤用：自然權利觀念和道德
20世紀80年代以降，一些馬克思主義者之所以在對新自由主義的理論鬥爭中愈發感到乏力，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於新自由主義者所憑藉的各種倫理價值似乎佔據了所有的客觀性。原先在歷史唯物主義中自明的歷史科學，先後被存在主義馬克思主義者、英美分析馬克思主義者、南斯拉夫實踐本體論者和東歐人道主義馬克思主義者修正為某種倫理訴求，逐漸失去基於客觀性的理論自信。相反，雖然新自由主義者販賣的普世價值在形式和內容上不過是倫理原則，在本質上是主觀的、意識性的，但是卻假借自然之名包裝成具有歷史客觀性乃至必然性的價值訴求，例如自然權利、天賦人權。在這種背景下，出現了兩種歷史現象，一是資本主義民主政治被言說為「終結歷史」的「宏論」，二是冷戰之後大量馬克思主義者從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性中退卻，走向了人道主義、人性論、存在論和政治倫理。
馬克思理論建構的最終目的只有一個，即改變世界——揭示資本主義社會的運行機制，推動階級社會走向共產主義社會的革命實踐。哲學、歷史學、政治經濟學批判乃至人類學都不過是實現這一目的的理論工具。在1845年之前，馬克思通過系統批判德國古典哲學，尤其是費爾巴哈的形上學唯物主義和黑格爾的唯心主義，建構了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框架。但是，無產階級運動和歐洲革命實踐的歷史形勢迫使馬克思必須通過更進一步的理論探索，亦即政治經濟學批判，以更為直白和客觀的方式為無產階級揭示階級社會的發展規律。在這一過程中，科學性在馬克思對歷史唯物主義的發展中有增無減。如果說在1843年之前，尚未經歷「從國家到市民社會之轉變」①的馬克思仍然關注對象化、類本質和自由等概念，那麼到了《資本論》中，馬克思則儘量避免使用哲學概念，尤其是接近政治倫理的術語，以保證將科學的歷史規律呈現給包括無產階級在內的所有讀者。因此，馬克思主義者改變世界的革命信心和理論底氣從來都沒有仰仗過抽象的政治價值，更沒有依賴過彼岸的神。法國大革命時期已經被資產階級裝扮得面目全非的各種新舊「普世價值」，一方面在19世紀至今的階級鬥爭中已經被戳破偽裝，另一方面則在資產階級持續的「再包裝」中繼續執行著維護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功能，其中兩個世紀以來被資產階級法學家、政客和政治哲學家「屢試不爽」的核心觀念是自然權利。
自然權利觀念是近代政治哲學的一個重要起點，是資產階級言說「自由」的理論前提。儘管霍布斯、格勞秀斯、洛克和盧梭以來的政治哲學家對自然權利的定義和研究方法有著諸多爭論，但是始終有一種近似神性的天賦人權觀念被廣泛運用於個人自由、權利和政體合理性的論證，乃至當下「終結歷史」的自由主義政治哲學。由於其永恆性和先天性，自然權利觀念展示出「超越」歷史語境進而促成人權觀的普遍性和絕對性。這種屬性在近代以前被宗教所佔據，曾經是不可置疑的來自彼岸的意識形態權威。在啟蒙理性取得對宗教的勝利之後，這一權威被資產階級的世俗需求所佔據，構成詮釋所有權和政治自由的基點，並使得基於某種自然權利觀念的「政治生活」成為「人民生活的經院哲學」②。尤其是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諾所揭示的啟蒙神話中，被「還原成技術問題」的古典政治哲學的德性和善逐漸成為資本主義法權理論的根基，從而將資產階級國家機器變為政治倫理的現實化身，甚至成為科耶夫所說的「公正無私的第三方」。
那麼，《資本論》是否支持某種基於自然權利的政治哲學?在20世紀中葉之前，也許大多數馬克思主義者都會給出否定的回答。因為《共產黨宣言》所說的共產黨人「廢除永恆真理」③的歷史責任，《〈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提出的「消滅哲學」④的必要性，使得馬克思主義者堅信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性沒有為政治哲學留下理論空間，而《資本論》正是展示這種歷史科學的一個例證。但是，隨著《巴黎手稿》的出版和有關異化問題討論的升溫，人道、人權和人性等倫理術語開始介入對《資本論》的解讀，最終促成了《資本論》倫理化的問題域。阿爾都塞頗為憂慮地分析了「過分地抬高《1844年手稿》理論地位」⑤的現象，因為這最終表現為蘭茨胡特和邁耶爾等人對《資本論》的倫理化，他們聲稱「在《資本論》裡保持沉默的哲學只是在馬克思青年時期的著作裡才大聲說話」⑥。因此，當代學者必須承認，正是在人道主義和人性論而非唯物史觀的理論坐標中，作為政治哲學的《資本論》才成為一種可能。儘管阿爾都塞呼籲重新發現《資本論》的科學性和戰鬥性，但是卻囿於對文本的結構主義闡釋，最終陷入了無歷史的辯證性，進而助推了此後半個世紀對《資本論》和歷史科學本身的意識形態化解讀。尤其在後革命的語境下，人們不僅怯於政治經濟學批判帶來的徹底的歷史方案，更不加辨識地通過自然權利觀念來把握《資本論》的意圖和方法。
當代西方對《資本論》進行自然法權化的政治哲學「努力」主要表現為三種方式。第一，將《資本論》中關於福利或善的歷史唯物主義論述定義為先天的倫理前提。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確有大量涉及分工與福利的關係⑦、工人的舒適⑧、公共福利⑨等術語，但這些術語的內涵是「與需求和欲望相關的非道德善」⑩。馬克思通過這些術語揭示了資本主義的剝削機制，亦即資產階級獲取剩餘價值的政治和社會手段。但是，由於這些術語與現當代政治哲學字面上的重疊，很容易被不加區分地追溯到啟蒙政治倫理乃至自然權利觀念。例如，法哲學學者約瑟夫·拉茲認為，幾乎所有規範性理論都相信權利的存在，而馬克思對個人福祉的關注使得他在當代政治哲學的譜系中可以被視為某種自然權利觀念的支持者。第二，將《資本論》中關於剩餘價值的榨取與異化理論進行倫理學的勾連。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將資本描述為工人與僱傭勞動「相異化的形態」(11)，這不是對青年時期哲學概念的回覆，而是對無產階級被剝奪生產資料並被迫參與無酬勞動這一事實的揭示。但是，大衛·利奧波德等當代學者不再將剩餘價值剝削視為對象化的客觀現象，而是傾向於從倫理的角度解讀馬克思的這一論述，將異化指認為有價值的東西的喪失或缺失(12)，將《資本論》對階級矛盾的論述歸結為價值判斷。第三，將後資本主義的革命政治與道德解放的想像等同起來。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已經明確了國家在唯物史觀框架中所處的位置，亦即國家只是對「經濟基礎」的再現。而在《資本論》中，馬克思進一步強調國家和法對勞動力剝削的強化、延續和美化，並揭示出工人運動是「國家的生命力遭到根本的摧殘」(13)的力量。然而，亞歷山德羅斯·卡雷塞思則認為，通過對「史前史」社會的階級分析，馬克思構建出作為「理性和道德的共同體」的理想社會，亦即作為「真正的民主」(14)的實現的共產主義社會。
這種傾向在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的理論中頗為普遍，反映了西方馬克思主義極為特殊的歷史語境和理論局限。因為這些國家大多沒有經歷過無產階級革命，也沒有建立起任何社會主義政權。在這裡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性只是一種學院化的學術生產，或者被當作遠觀的對象，即在東方世界(蘇聯和中國)已經實現的真理。因此，歷史唯心主義的土壤以各種形式存在於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當無產階級運動遭遇挫折(例如五月風暴的失敗)，當國際資本主義的輿論和意識形態的加壓(例如柴契爾主義和裡根主義的興起)，一些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就順勢從唯物史觀所揭示的歷史規律退向政治哲學或抽象解放。但是，在經歷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的中國，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性已經牢牢植根於我國的經濟制度、法律體系和文化觀念中。我國馬克思主義研究不應該隨波逐流，跟著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將《資本論》改造為某種政治哲學，以期融入資本主義普世價值的話語體系，從而獲得國際學術界的「承認」。《資本論》是馬克思建構歷史科學的集大成的文本，馬克思在其寫作意圖、研究方法和具體內容中已經表露出對一切唯心史觀(包括政治哲學)的不屑。我們必須堅決捍衛馬克思對自然權利觀念的批判，才能夠呈現《資本論》最核心的歷史價值和意義，才能呈現出「歷史自然」和「歷史科學」的政治哲學維度。
二、客觀性：自然歷史的考察
阿爾都塞認為，馬克思之所以是馬克思，是因為他建立了一種歷史理論和哲學，區分了意識形態和科學(15)。阿爾都塞的這個判斷，體現了他批判倫理化解讀的迫切意圖，但是其中卻隱含著意識形態和科學的二元結構，使得一些人得出馬克思主義是意識形態而不是科學的錯誤觀點。作為啟蒙運動以來的一種意識形態，政治哲學或政治倫理構成階級社會的合理化敘述。儘管自盧梭以降資本主義法權和個人自由的歷史局限就已經被人們察覺，但是在自然權利觀念所包裹的意識形態中，這種抽象解放的狀態十分輕易地就被合理化為普遍和絕對的倫理狀態。正是通過關於自然權利的各種說辭，開明專制的君主可以表現出對馬基雅維利主義的虛偽拒斥(16)，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可以被視為捍衛自由的正義力量。黑格爾作為啟蒙哲人中的激進異端，之所以陷入關於倫理解放的「二律背反」(17)，是因為黑格爾一方面承認作為自然結果的個體權利是「內在目的」，造成了特殊理性帶來的社會症狀，另一方面卻退到作為「外在必然性」的國家中對權利進行倫理升華。但是，正如喬治·布蘭克特所認為的那樣，從早期詩歌到《資本論》，馬克思對道德倫理的無用性和虛幻性的批判是一以貫之的。馬克思堅持認為，天賦人權或者理性王國等理所當然的說法始終都在經受表象和本質之分的拷問(18)。因此，如果不能遵循唯物史觀的方法，滿足於對歷史現象的經驗主義理解，如過去所有政治經濟學家聲稱只對具體事物進行研究，就會被經驗主義的意識形態之網所捕獲(19)。
誠然，具體事物和歷史現象是馬克思論證唯物史觀的質料和現實依據。但是，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的表象——治理術、國家機器、不平等和剝削的描述並沒有憑藉意識形態和概念的工具，更沒有偏離為道德批判和倫理建構。通過對現象的實證考察，馬克思的最終目的還是為了展現資本主義歷史已經實現的歷史發展規律。因而，如果就此將《資本論》視為政治倫理著作，則忽視了馬克思在表象背後對歷史規律的本質追求。事實上，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版序言中已經指出，他所考察的並非具有天賦人權的自然人或公民，而是「經濟範疇的人格化」，即「一定的階級關係和利益的承擔者」。這就意味著「經濟的社會形態」必須從抽象的權利觀或國家哲學中剝離出來，並且成為能夠展示生產力發展規律的研究對象，因此馬克思選擇將其理解為「一種自然史的過程」(20)。
那麼，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多次提到的「自然」「自然史」指的是什麼?這些容易被政治哲學家劃歸到自然權利的術語，其語境和用意是什麼?有一點可以肯定，《資本論》中的自然史或自然進程的理論來源不是德國古典哲學或德國經濟學。這是因為，從1843年直至去世，馬克思始終將德國的人文社會科學視為其落後的政治經濟狀況的反映。恩格斯在《資本論》第三版序言中指出，馬克思並沒有把「德國經濟學家慣用的行話弄到《資本論》裡面來」，只是「在極例外的場合才引證德國經濟學家的言論」(21)。基於對馬克思的思想溯源，政治哲學家一般都會馬上聯想到黑格爾。黑格爾的國家哲學的確啟發了馬克思對歷史主義的批判和重構。但是，即使在黑格爾的《法哲學原理》中，「自然史」也沒有屈從於某種倫理或道德哲學的方法論要求。黑格爾曾經在關於德性的討論中指出，美德的理論「不是單純的義務論，因而包含基於自然規定性的特殊性，成為一個精神的自然史」(22)。在這裡，「自然」之所以能夠描述歷史，是因為它所表達的是有別於特殊性(個人理性和主觀性)的那種客觀性。當然，作為《資本論》的直接理論背景，英國古典經濟學家尤其是穆勒的理論也許更能夠成為馬克思運用「自然史」概念的主要參照。在穆勒的《政治經濟學原理》中，關於「自然」和「自然史」的相關論述頗為豐富，但是其指向的都是接近於科學的客觀性。穆勒將未受國家幹預的貿易描述為「自然的或自發的」(23)，將利率降低描述為增加貸款供給給資本家帶來的「自然影響」(24)，將作為政治哲學內核的社會經濟學描述為思辨政治學和「社會的自然歷史」(25)。
因此，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考察的自然史並非某種國民經濟學所依賴的意識形態，而是為了確立一種新的原則和新的科學(26)。雖然主觀因素的確會對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發展產生正反影響，但是它總體而言仍然是歷史發展客觀規律的具體展現。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人類史和自然史進行了區分，即前者「是我們自己創造的」，而後者「不是我們自己創造的」(27)。這並不意味著對自然史的考察就必須捨棄人類史，而是要始終將自然史所蘊含的客觀性作為《資本論》研究的第一原則。因此，在《資本論》中，「自由工人」的產生既沒有被描述為思鄉愁緒般的「禮崩樂壞」和人道主義危機，也沒有被單純視為「自然史上的關係」，而是被理解為「是已往歷史發展的結果，是許多次經濟變革的產物，是一系列陳舊的社會生產形態滅亡的產物」(28)。自然史和人類史的這種辯證關係展現了《資本論》中科學性和革命性的統一，但是沒有在任何一處指向政治倫理或道德方案。當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識別出自由與權利不過是資本活動界限內的自由(29)，是人類歷史客觀發展的必然結果時，就已經關上了自然權利觀念進入自然史考察的大門。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止步於揭示歷史發展的客觀過程，進而拒絕推動歷史發展的革命。雖然馬克思對階級社會中勞動力剝削的批判與道德和政治倫理無涉，但同情和正義感並非支持革命的唯一動力。革命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並沒有在《資本論》對自然史的客觀考察中被取消，相反，正是因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狹隘性阻礙了歷史的客觀發展，即生產力的進一步解放，才需要呼喚作為歷史進步載體的無產階級在革命實踐中為歷史的客觀發展解除上層建築的束縛。因此，《資本論》中自然史與人類史的辯證關係不應成為機械唯物主義和投降主義的說辭。與此同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歷史進步作出的正面價值判斷也預示著一種基於唯物史觀的政治哲學的可能性，對資本主義政治倫理的元敘事和基本範疇提出了挑戰。
三、科學性：自然規律對政治哲學的否定
相比資本主義政治倫理宣稱「歷史終結」「普世價值」的獨斷論特徵，馬克思始終保持針對研究對象的高度客觀性。作為「歷史的自然」或社會客觀規律的理論延伸，「自然歷史」的科學性不僅在於其唯物主義的本體論和認識論基礎，更在於通過事實闡明真理的科學態度。《資本論》呈現資本主義發展自然歷史的方式不是描述性的，而是分析性和批判性的。分析意味著基於實證經驗(包括大量調查和數據)，通過解讀古典政治經濟學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合理化的概念和語詞，發現資本主義經濟術語的內在悖論。批判意味著基於工業革命以來生產力和技術發展的歷史經驗，批判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歷史限度，揭示近現代國家、法和階級關係阻礙生產力解放的內在邏輯。但是，不論是分析還是批判，都不是為了建構某種哲學，更沒有促成某種政治倫理原則或正義論。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版序言中指出，所要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所有問題的關鍵在於「資本主義生產的自然規律本身」(30)。基於對《資本論》中「自然」這一定語的詞源內涵的考察，馬克思在此所說的自然規律不外乎是一種不被主觀意志左右的客觀規律，具體到社會經濟層面，就是不被上層建築主宰的歷史發展的客觀性。正是為了避免倫理和道德介入人們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理解，馬克思儘可能地將讀者的注意力集中於針對勞動力剝削和階級對立的科學、客觀的視角，辯證法、自然、異化和歷史等哲學概念僅限於幫助理解社會經濟現象的「抽象力」(31)。
這種自然規律既不是機械的教條，也不是脫離人的鐵律，而是指向解放的革命理論。但是，在對《資本論》的政治哲學理解中，似乎離開了人性、正義和德性等概念，就無法實現人的天賦權利，因此必須在《資本論》對自然規律的科學研究中解讀出某種正義觀或倫理原則。馬克思對此早有警惕，在第二版跋中指出一些學者在「不熟悉的領域內充當先生」的現象，即「用博通文史的美裝，或用無關材料的混合物」(32)來掩飾對唯物史觀科學性的拒斥。在當代政治哲學和馬克思主義哲學論爭中，馬克思早就加以揭露(和諷刺)的倫理化的政治經濟學的現象並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自然權利觀念仍然不斷滲入人們對《資本論》和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理解。《資本論》之所以能夠在持續至今的資本主義危機中提供解釋力，不是因為這是一部政治哲學著作，而是因為自然規律對自然權利、歷史科學對政治哲學的勝利。因此，在迄今為止最易產生將《資本論》倫理化的傾向的問題譜系中，以下三個問題值得進一步的關注。
第一，政治哲學歸根到底是一種觀念，阻礙著對客觀歷史現象的揭示和對辯證法的呈現。馬克思深知自然權利傳統下的現代人在意識形態層面的脆弱性，即哲學家們建構出來的道德理念極易捕獲現代人的理性，以至於最終放棄了理論的徹底性，在詩意和同情中追求抽象的解放。因此，馬克思甚至為了辨析過去經濟學家夾帶倫理「私貨」的虛假科學，強調了自然/客觀規律的辯證性——運動和發展的動態性。通過駁斥馬爾薩斯用來解釋「人口過剩」的「永恆的自然規律」，馬克思指出了「用資本主義生產的純粹歷史的自然規律」(33)。這種規律並非盧梭主義的「自然狀態」和文明異化的歷史想像，而是工業革命乃至啟蒙運動以來經濟基礎的客觀運動已經呈現的歷史特徵。雖然居於道德、宗教或社會民主的政治道德意識形態之中的「永恆自然規律」(34)也有激進革命的表徵，但是會將《資本論》限制在倫理的幻想中。馬克思無意於通過《資本論》所揭示的自然規律來預言未來人類文明的樣態，而是力求讓人們突破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尤其是政治哲學)，抓住經濟基礎發展和解放的根本原因。這是一個極為「薄」的理論意圖和前提，完全不亞於羅爾斯的那份謙遜。如果說羅爾斯將其正義理論限定於美國兩個世紀以來的政治經驗，那麼馬克思則將其歷史科學限定於階級社會發展的自然軌跡。因此，儘管伍德延伸到人類歷史經驗層面的脫離政治國家的社會和生產(35)已經引起哲學家們的不悅，但是對馬克思而言已經走得太遠了。因為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已經簡要地表達了辯證法與自然權利、政治倫理、道德不相容的原因，亦即正義、人性、道德和自由等「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並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辯證法由於包含否定的肯定理解，註定不能崇拜任何東西，「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36)。
第二，涉及具體善的階級鬥爭主張是歷史的，而非倫理的。縮短工時是對《資本論》進行政治哲學解讀的重要著眼點。馬克思對童工問題的討論似乎充滿了悲天憫人的人道關懷，但是這類論述的出發點和最終意圖卻是歷史的，仍然是對自然歷史的考察。《資本論》中所有可以被轉化為倫理討論的內容，例如資本原始積累、失業、超長工時和童工，都不過是對資本主義階段社會經濟發展的自然規律的呈現。在伍德對馬克思主義正義觀的批判性分析中已經強調這個歷史性的前提，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認為資產階級對剩餘價值的佔有對於勞動力的「買主」來說是「好運」，對賣方來說也沒有任何不公正(37)。但是，伍德的最終結論卻又游離於歷史性，拒絕肯定進一步的歷史進展，即唯物史觀的革命維度，這事實上只是一種抽離了辯證性的「歷史規律」。馬克思之所以在「揭示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這一科學任務下，即在承認資本主義階段是「既不能跳過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發展階段」的前提下，還要繼續爭取工人的福利，不過是為了「縮短和減輕分娩的痛苦」(38)。由於迫切希望在晚年儘快完成剩餘價值學說，馬克思並沒有花太多文墨來表述這一寫作意圖，而這恰好成為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對《資本論》進行倫理化重構和道德想像的客觀條件。
第三，《資本論》的解放是一種歷史性的活動，而不是道德理想國的建構。啟蒙運動至今的政治哲學是一部關於正義理論的龐大「史詩」。如果說古希臘政治哲人還需要在靈魂和理念中尋求論證幸福和善的原點，並且對有限的城邦政體經驗和社會交往範式進行總結，那麼啟蒙運動以來的政治哲學則已經擺脫宗教意識對自然權利的束縛，在世俗利益的基礎上用概念來建構無比細緻的權利、法、政體、司法、行政乃至合法暴力的體系。在近現代政治哲學的譜系中，最終指向的也許是通過理性的制度將資本主義政治統治轉化為一種習俗，並期冀著這種習俗能夠創造出「終結」歷史的公民。但是，《資本論》所揭示的主宰政治本身的歷史機制及其自然規律就是要提出一個替代方案，以歷史科學和革命實踐徹底揚棄關於人類解放的倫理建構。事實上，相比近現代政治哲學關於解放的幾何學的、建構主義的、歷史主義的構想，《資本論》所指涉的解放概念要容易理解得多。一方面是因為馬克思並不打算像政治哲學家那樣，為了論證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秩序的「合理性」，用近似學術黑話的方式向無產階級提供一套完美的思想方案。另一方面則是因為馬克思所說的這種解放並不是基於共產主義理念建構出來的未來圖景，而是資本主義發展的自然歷史已經揭示出來的客觀過程。「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結構是從封建社會的經濟結構中產生的，後者的解體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39)那些試圖通過一個完美體現自然權利的法案或者法令一攬子解放全人類的精緻的政治哲學構想，不僅被20世紀的政治實踐否定，更是與《資本論》的科學性不相容的唯心史觀。事實上，《資本論》始終想通過19世紀30年代英國的事例告誡後世，曾經力求減輕剝削的「一點一滴地給予自由的解放法令」會立刻引發資產階級的反對，這種基於經濟霸權結合人類學的「鼓動運動」最終「確實把政府嚇住了」(40)。此外，今天關於種族、性別和文明衝突的政治哲學爭論在《資本論》的解放維度中將變得無比清晰。因為，一旦到了勞動力剝削的資本主義歷史機制中，這些看似被政治身份和文化符號纏繞的族群衝突就變成了無差別的剩餘價值的積累手段，這在資本發展的特定自然歷史階段已經得到印證。在19世紀中期的美國，人的被奴役狀態並不是因為白人對黑人的仇恨，而是因為種植園資本主義對勞動力的無差別剝削，「在黑人的勞動打上屈辱烙印的地方，白人的勞動也不能得到解放」(41)。面對碎片化為同性戀、先鋒藝術和有機馬克思主義的當代「解放」樣態及其政治哲學，我們必須堅持馬克思在《資本論》所提出的研究自然史和自然規律的科學性，構建一種在唯物史觀基礎上的政治哲學。
注釋：
①韓立新：《〈巴黎手稿〉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21頁。
②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52頁。
③《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頁。
④《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頁。
⑤[法]路易·阿爾都塞：《保衛馬克思》，顧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第146頁。
⑥[法]路易·阿爾都塞：《保衛馬克思》，顧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第35頁。
⑦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Werke,Band 23,Berlin:Dietz Verlag,1962,p.387.
⑧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Werke,Band 23,Berlin:Dietz Verlag,1962,p.450.
⑨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Werke,Band 23,Berlin:Dietz Verlag,1962,p.505.
⑩Marshal Cohen,Thomas Nagel,Thomas Scanlon,Marx,Justice and History,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0,p.122.
(11)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Werke,Band 23,Berlin:Dietz Verlag,1962,p.635.
(12)David Leopold,The Young Karl Marx:German Philosophy,Modern Politics,and Human Flourishing,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68.
(13)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77頁。
(14)Alexandros Chrysis,「True Democracy」 as a Prelude to Communism:The Marx of Democracy,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18,pp.71-72.
(15)Louis Althusser,tienne Balibar,Roger Establet,Pierre Macherey,Jacques Rancière,Lire Le Capital,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2014,p.8.
(16)例如腓特烈二世所寫的《反馬基雅維利》(L』 Anti-Machiavel ou Examen du「Prince」de Machiavel)。
(17)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19頁。
(18)George Brenkert,Marx’s Ethics of Freedom,New York:Routledge,2010,p.30.
(19)Louis Althusser,tienne Balibar,Roger Establet,Pierre Macherey,Jacques Rancière,Lire Le Capital,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2014,p.397.
(20)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頁。
(21)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0頁。
(22)G.W.F.Hegel,Werke,Band 7,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1989,p.299.
(23)John Stuart Mill,Essays on Some Unsettled Questions of Political Economy,London:Kitchener,2000,p.20.
(24)John Stuart Mill,Essays on Some Unsettled Questions of Political Economy,London:Kitchener,2000,p.82.
(25)John Stuart Mill,Essays on Some Unsettled Questions of Political Economy,London:Kitchener,2000,p.96.
(26)Louis Althusser,tienne Balibar,Roger Establet,Pierre Macherey,Jacques Rancière,Lire Le Capital,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2014,p.6.
(27)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29頁。
(28)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97頁。
(29)郗戈：《自由、平等與所有權：〈資本論〉與近代政治哲學傳統》，《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5年第2期。
(30)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Werke,Band 23,Berlin:Dietz Verlag,1962,p.12.
(31)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頁。
(32)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5頁。
(33)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Werke,Band 23,Berlin:Dietz Verlag,1962,p.551.
(34)Louis Althusser,tienne Balibar,Roger Establet,Pierre Macherey,Jacques Rancière,Lire Le Capital,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2014,pp.337-338.
(35)Marshal Cohen,Thomas Nagel,Thomas Scanlon,Marx,Justice and History,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0,p.12.
(36)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2頁。
(37)Marshal Cohen,Thomas Nagel,Thomas Scanlon,Marx,Justice and History,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0,p.22.
(38)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10頁。
(39)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22頁。
(40)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23頁。
(41)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4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