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導演大衛·芬奇在接受媒體採訪時以《小丑》為例稱如今傳統大電影公司們不再願意冒險，不願意再去拍中型成本、有挑戰性的電影，去真正反映如今的文化、人們擔憂的問題。
大衛·芬奇談到他這些年為何傾向於做劇和與流媒體合作：「我想現在電影公司們很高興說：我們會花2.5億美元拍這個，花400萬美元拍那個，兩者中間的所有項目就留給別人了。我想他們很樂於放棄這個部分。但我也認為中成本、有挑戰性的電影有助於定義更大製作的電影的方向。」
他說：「我們如今的情況的現實是：五大家族(《教父》的五大家族，映射好萊塢大電影公司)不想再拍不能拿10億美元票房的東西了。」表示大電影公司們不願意參與中成本影片競爭，也就砍掉了他做的那種電影，而如今流媒體提供的是一個平臺，供「那種真正反映我們的文化、探討重要想法——『我們現在的形勢是怎樣，人們所焦慮、心裡沒底的到底是什麼』——的電影」生存，「這種電影五年前根本沒法存活。」
大衛·芬奇以《小丑》為例子，表示華金·菲尼克斯飾演的主角形象，是把《計程車司機》和《喜劇之王》的兩個主角(都由羅伯特·德尼羅飾演)混合在了一起，再讓他陷入對精神病患者的背叛，希望推出去能賺到10億票房。「我確信華納兄弟認為以一定的製作成本，並找到正確的演員卡司，再找德尼羅一起，這部電影可能能賺兩到三倍的錢。但是我不能想像如果是在1999年，會拍出這部電影。」
1999年芬奇推出了同樣聚焦有精神疾病的角色的《搏擊俱樂部》，如今他表示，認為該片在1999年能拍出來是一個奇蹟。跟華納希望《小丑》賺大錢的想法相反，芬奇稱當時電影公司的人對《搏擊俱樂部》的看法基本是：「我們的職業生涯要完蛋了。」他也回憶起自己另一部作品——2014年的《消失的愛人》，表示要不是指出了該片小說原作很暢銷，那麼根本不可能讓這部「有一個刺耳、漸弱的結尾的電影」拍出來。
他還表示在考慮做一部關於網際網路「抵制文化(cancel culture)」的迷你劇，「它的核心是關於我們現代社會如何估量『道歉』，如果你做了一個真摯、發自內心的道歉，而沒人相信。那你算道歉了嗎？這是一個讓人憂心的想法，但我們生活在一個讓人憂心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