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崔慶
為政之要，惟在得人，選人用人是治國理政的關鍵所在。中國傳統社會在人才的選拔、任用、培養、考核等方面都形成了較為完備的制度體系，積累了深厚的歷史底蘊，並成為中華思想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讀史學史、以史為鑑，系統思考選什麼人、怎麼選人，如何考察監督，在當下也很有積極意義。
德才兼備 德在才先
任人唯賢，立國之本，首要問題就要解決什麼是「賢」。歷史上不同時代、不同階段，用人方略各有特色，但中國傳統社會對於「賢」的標準逐步趨於一致。孔子推崇「仁、義、禮」，孟子倡導為「仁、義、禮、智」，董仲舒又豐富為「仁、義、禮、智、信」，成為儒家五常，概括起來就是德和才兩大方面。唐朝魏徵曾論，「亂世惟求其才，不顧其行。太平之時，必須才行俱兼，始可任用」。實則不然，大德為忠、大德為民，不管是戰亂年代還是和平時期，德才兼備、德在才先一直是主流追求。唐太宗認為用人「必須以德行、學識為本」，明太祖對於察舉賢才要求「以德行為本、文藝次之」，康熙皇帝更是直言「心術不善、縱有才學何用」。所以百姓戲言，有德有才是正品，有德無才是次品，無德無才是廢品，無德有才是毒品。這是民心之論，也是選人之戒。
德才兼備者為政有常。歷史上的名臣賢良，莫不是立德為先。北宋範仲淹公忠體國、廉明素著，於內治家有方，於政不避難險、文武並舉，倡導「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傳頌千古。清朝的于成龍為一代清官能吏，曾在廣西、四川、湖北、福建、江蘇工作，在各地留下了「於青菜」「於糠粥」「於豆腐」「於半鴨」等外號，可見一貫清廉之風，扭轉了「千裡為官只為財」的俗論，且每任一職，皆是全力而為，政績顯於一方。把德才兼備者儘快推舉到重要崗位，是考驗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標準，賢良居高位，則事半功倍。于成龍年過40才進入官場，三次被舉「卓異」，很快被提拔到重要崗位上，最後升任兩江總督，有了更加廣闊的施政空間，造福一方、被百姓感念在懷。
才餘德失者為政必亂。丁謂是北宋有名的能臣，「少以文稱」，精於政務，歷任工、刑、兵三部尚書，兩度拜相，封晉國公。他主持重修玉清昭應皇宮，先挖溝引水、土方制磚、水運原料，完工後排乾水渠，垃圾回填，可謂一舉多得、神來之筆，原來預計15年工期，只用7年就完工了。但精幹歷練的丁謂後來結黨營私、陷害忠良，廣受賄賂、危害一時，終被罷官抄家，四個兒子、三個弟弟也全部被降黜。清朝的和珅、李侍堯，本皆能臣幹吏，政績顯著，然一旦心生邪私、德行有失，才高更受其亂。「挾才以為善者，善無不至矣；挾才以為惡者，惡亦無不至矣。」單以才舉無異於飲鴆止渴，因此以德為先經過歷史印證，成為中國傳統社會選人用人的金科玉律。
樹立用人導向至關重要。何人得用，何才為重，是時事政局的風向標，江湖之遠談議廟堂之高，風俗成於街頭巷尾之間。漢文帝有張釋之，唐太宗有魏徵，宋太宗有寇準，這些骨鯁之臣，皆如明鏡，秉公直諫，君臣相得，造就了當時政治清明、國家發展的大好局勢。春秋之時，管仲、隰朋德才兼備，齊桓公得之輔佐，成就五霸之業；易牙、豎刁、開方本是宵小之輩，齊桓公後與之為伍，含恨而終，用人方向直接影響國家的發展趨勢。「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自古以來，邪不壓正既是民間樸素的政治理念，也是為政者時時自警自省的治理追求。用清正廉潔之人，用為公為民之人，用敢於擔當之人，善用一人，激勵眾人，得才愈多。
五湖四海 海納百川
無論是守成還是進取，國家競爭的本質是人才競爭。戰國時期，諸雄並立，誰擁有將相良才，誰就能先發制人、開疆擴土。秦本西僻小國，但其志甚大，秦孝公頒布《求賢令》，「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不拘一王之尊，求賢才於天下，短短數語豪氣沖天。正是有如此胸懷，秦恢復了穆公時代的大國之象，此後《諫逐客書》又進一步鞏固了秦國的人才開放格局，天下客卿雲集鹹陽，聚才有道，治國有方，崛起自在情理之中。反觀戰國時代最先崛起的魏國，在人才工作上一誤再誤，在魏武侯、魏惠王時代，商鞅不被重用，吳起受重用而不被信任，人才大量流失，魏國的衰敗也就不可避免了。
選拔人才要有天下之懷。自惠文王時代起，秦國有超過半數的相國來自秦國之外，魏國的商鞅、張儀、範雎，齊國的蒙驁，楚國的李斯，文武之才都為秦所用。同為大國的楚國，其將相之位多被昭、景、屈等公族把持，吳起之後幾無他國之才再立朝堂，自懷王起國家戰略一誤再誤，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隨著秦漢大一統格局的形成，中國傳統社會的人才選拔不斷制度化，粗線條逐漸變成了「工筆畫」。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漢武帝「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察舉制開始推行，到魏晉的九品中正制，再到隋唐的科舉制，選拔人才越來越規範化、制度化，越來越精細精準。為了能確保不同地區的英才都能夠最大限度地被囊括進來，到了明朝初年，科舉取士開始劃分南北榜，繼而又演變為南、北、中三部，明清兩代基本維持較為穩定的比例，「按地取士」從國家整體層面保證最大限度地吸收各地區的優秀人才。
人盡其才要有制度激勵。在中國傳統社會，國家治理效能=人才廣度×發揮程度，恰到好處的激勵才能達到人盡其才的效果。六國之士入秦，不僅看到了旭日初升的勢頭，也看到了賞罰分明的二十級軍功爵位制。對於有功之人，秦國不惜功爵，出徵作戰、種田納糧都能獲得實利，憑藉著制度性激勵刺激，秦國「野蠻生長」，迸發出六國所沒有的潛力。物質刺激也不是萬能的，在中國傳統社會，榮譽稱號是一種有效的精神激勵，和物質激勵一柔一剛，共同發揮引領作用。漢光武帝有雲臺二十八將，唐太宗有凌煙閣二十四功臣，身列其中，不僅是對個人的肯定，甚至是對於家族的褒獎。此外，賜姓、誥命等形式豐富的榮譽表彰也有巨大的激勵作用，多少才俊不為金玉所動，但為名載史冊，終身勤於公事、鞠躬盡瘁。
發掘人才還要壓實責任。翻閱中國歷史，越是興盛奮進的時代，越需要源源不斷的人才，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官員都有發現人才的義務，一方牧守督撫更是負有重大責任。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漢武帝對於有些地方不向中央政府推薦人才非常不滿，經過朝議決定，「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這些舉措可謂嚴厲，主要針對各郡兩千石以上的官員，用明文規定壓實了發掘人才的「主體責任」。唐初，封德彝久居中樞，唐太宗讓其舉薦賢能，但「久無所舉」，唐太宗不僅批評了他「今未有奇才」的說法，指出用人要各取所長，天下不是無才，而是缺乏鑑才的眼睛。西晉名臣羊祜為徵南大將軍，坐鎮荊州十年，為國家發現儲備了眾多賢才。他出於公心，保舉過日後的益州刺史王濬、荊州刺史劉弘，臨終前還「舉杜預自代」，奠定了晉吞東吳的堅實基礎。中國傳統社會中，優秀的施政者、執政者往往也是最具慧眼的伯樂，他們成為人才選拔制度的重要補充。
修齊治平 監察教化
真正用好人才，選才和育才是密不可分的。中國傳統文化提倡家國一體，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註定了中國式的人才成長道路是和集體、國家緊密聯繫在一起的。秦漢之間，雖有「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論，但在國家治理層面，實際是儒法道三家匯流，各揚所長，重塑了中央國家的核心價值觀，維護統一成為首要共識，這也是中華文明血脈不絕的關鍵所在。在此之下，中國傳統社會的人才培育教化有了鮮明的自身特點：一是對於人才的道德要求貫穿終生，必須維護中央權威和國家統一，這是主線也是紅線；二是人才培養橫向交流頻繁，北上南下、東西縱橫，根據需要在全國範圍內統一安排；三是人才培養縱向流動制度化，「種子選手」往往被有計劃地安排到多崗位歷練。這些傳統在兩千年的歷史發展中一直被延續下來。
樹立官德引導價值追求。隨著大一統國家的出現，官德越發顯得重要，既是對社會管理者的重要約束，也是維繫國家一統的關鍵紐帶。雲夢睡虎地秦簡大約反映了秦昭襄王時代的情況，其中《為吏之道》專論官員的修養和規範問題，提出了為吏「五善」，一曰忠信敬上，二曰清廉毋謗，三曰舉事審當，四曰喜為善行，五曰恭敬多讓。西漢時期編訂的《禮記》對官德修為提出了三條總體要求，「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唐代對官員的道德考核規範為「四善」，既「德義有聞」「清慎明著」「公平可稱」「恪勤匪懈」。這些規範逐漸固化為對於社會精英階層的道德要求，自習變成了必修，「軟約束」經過國家認可，成為了「硬要求」。從個人層面看，官員有了道德高限的價值追求，利用勤政自律；從國家層面看，官員融入了家國體系，成為一顆顆「自緊式」螺絲，是維護一統格局的核心力量，中國傳統社會具有超穩定特性也就不難理解了。
通過基層磨練育才成才。中國傳統政治歷來推崇「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在一個中央大國，參與治國理政，必是重任在肩，需要有「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高度自覺，需要有深入了解民情國情的豐富閱歷。唐朝的狄仁傑入仕之初曾擔任汴州判佐、并州法曹等「小官」，後歷任大理寺丞、侍御史、度支郎中、寧州刺史、冬官侍郎、江南巡撫使、文昌右丞、豫州刺史、復州刺史、洛州司馬等職，耳順之年後兩度拜相。北宋的範仲淹，入仕後歷任興化縣令、秘閣校理、陳州通判、蘇州知州等職，後任安撫招討副使經略西北，慶曆三年（公元1043年），歷練近30年終於出任參知政事。晚清的曾國藩、胡林翼等有為能臣，也莫不是多崗輪轉、多地歷練。「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他們幾經上下磨礪，積累了豐富的基層經驗，精通了各級實務，具備了「治大國如烹小鮮」的從容。
考核監察嚴肅日常管理。高效的治理體系需要掌握人才的品行、量化工作效果，不斷對標糾偏。伴隨著中央國家形成，自上而下的考核、監督制度不斷完善，全面覆蓋各級官員。「上計」是年終考核制度，起自戰國時代，到了秦漢涉及內容已經非常細密。漢武帝設立司隸校尉監察中央機構，創設刺史制度監督地方官員，尤其是對兩千石以上的「一把手」，監察制度逐步完善。到了明朝，考核、監督相互融合，官員考核由吏部和都察院共同負責，察功也察過。中國傳統社會治理特點鮮明，制度有剛性，執行有柔性，剛柔並濟的靈活能達到最佳效果。貞觀元年（公元627年），凌煙閣二十四功臣之一的長孫順德因為接受了數十匹絹的賄賂被人告發，查明實情後，唐太宗在朝堂之上如數再「賞賜」長孫順德數十匹絹，「以愧其心」。一年之後，長孫順德出任澤州刺史，「折節為政，號為明肅」「稱為良牧」。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既能明察秋毫，又能嚴管厚愛，不僅有利於人才成長，還能形成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用才育才也就相輔相成了。
大國治理，以人為本，以才為重。中國傳統社會制度擁有超長的時間縱深，經歷了百折千回的錘鍊，體現出政治的智慧和對人性的思索。實事求是，尊重歷史，辯證繼承，舉一反三，我們會從中國傳統政治制度中得到更多啟發，獲得更多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