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電影《第九區》由新人導演尼爾·布洛姆坎，由曾執導過《指環王》《金剛》等大片的好萊塢明星導演彼得·傑克遜監製，講述了外星人落難地球並受到種族隔離待遇的故事。
全片有兩大線索，即男主角的變形過程和外星人的回家之旅，連接這兩大線索並貫穿始終的故事核心，其實便是身份認同。
身份是一個人進行社會活動的依託，人一旦面對他人表達意義，或對他人表達的事物進行解釋，就不得不把自己展示為某一種相對應的身份。
而現實地、具體地生活在人類社會中的人，無論是個體、群體還是民族，為了決定其何去何從都需要了解自己在現實生活中的位置，即要確定自己在社會生活中的角色，這正是人類的自我身份認同的問題。
當個人對自己的身份無法認同，便會產生認知上的不和諧。
有些身份可以通過主觀因素而發生改變，如職業身份、交友身份、語言身份等，改變這些身份便可消除心理上的不和諧感；
有些身份卻無法改變，如性別身份、民族身份、種族身份等，身份認同困境便由此產生了，甚至還可能發展成危機。
對《第九區》中所描寫的這種身份認同困境解讀，有助於我們更好地挖掘影片中折射的現實問題和傳達的人文精神。
群體身份的認同困境
影片的背景是一群外星人出於避難的需要流落到了地球上南非的約翰尼斯堡。
從一開頭，影片就通過其獨特的敘事方式吸引了觀眾：
劇中人手提攝像機拍攝，對相關專家和群眾進行採訪，不斷穿插新聞畫面和監控攝像機畫面，仿佛這不是一部電影，而是紀錄片。
這種形式一方面加強了影片的視覺效果，另一方面營造了強烈的現實感，導演的意圖不言而喻：這雖然是一部科幻電影，但確實人類世界的真實寫照。
導演尼爾·布洛姆坎普甚至在一次採訪中說：
「在我看來，沒有約翰尼斯堡就沒有這部影片。......我覺得約翰尼斯堡代表著未來。」
以虛構的故事折射真實的人類世界，這是理解影片的關鍵。
在片中，人類雖然收容了這些外星人，但卻將他們的居住地隔離，裡面生存環境極其惡劣。
城市的公共設施也分為了人類和外星人兩種，人類的場合外星人不得入內。
通過這個情節，導演將背景設定在南非的深意就顯現出來了。
南非是世界上實施種族隔離制度時間最長的國家，影片中人類對外星人的隔離制度與長達半個世紀的時間裡南非當局對有色人種的隔離制度如出一轍，甚至連標語的用詞都一樣。
片中外星人的隔離區被叫做「第九區」，而1966年，南非政府曾建立了一個種族隔離區，名為「第六區」。
影片在這裡影射的涵義不言而喻。
導演將外星人的長相設置的非常醜陋，卻對外星難民的社會刻畫的細緻入微，雖然飲食習性不同，但生老病死吃喝拉撒在這裡一樣每天都在上演，甚至語言也都設定成互相學習之後能夠溝通，似乎外形是人類與外星人的唯一不同，而本質卻是相同的。
導演的這種安排頗有深意。
人類稱外星人作「大蝦」，這與種族隔離時期對黑人或黃色人種等的稱謂一樣，都是源自外形上的不認同感而發展出來的蔑稱。
影片中人類對外星人的排斥，與真實世界中白人對有色人種的排斥，在本質上是相同的：
由於外表的、淺層次上的差異而忽略實質的、深層的共同之處。
那麼，被隔離、被歧視的外星人對自己的身份具有怎樣的認知？
有趣的是，影片迴避了這一問題，卻將筆鋒一轉，落在了當地的黑人身上。
外星人所生活的騰比薩區是南非最具代表性的黑人區之一，這個地點的選擇可謂用心良苦。
在影片中，這裡的環境粗糙骯髒，被奈及利亞黑人組成的黑幫勢力長期控制，幾乎是無政府地帶。
電影裡面藉由一位社會學家之口說：
「有貧民區的地方就有犯罪，第九區也不例外。那裡的奈及利亞人詭計多端，......他們把貓糧以極高的價格出賣給外星人。更別提種族間賣淫了，而且他們也給外星人出賣武器。」
在導演的鏡頭下，第九區就是一個人類社會黑暗面的縮影。
即便外星人處於弱勢地位，人類還是要驅逐他們，居民連續暴動三個晚上，就是為了將外星人趕走。
剛剛受到脫離隔離待遇的黑人反過來驅逐與他們在某種程度上同病相憐的外星人，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深思的情節。
導演借用這個情節提出了一個問題：
黑人對種族隔離這種制度本身究竟是一種什麼態度？
在外星人出現之前，這個問題的答案根本毋庸置疑。
在南非，在全世界範圍內，黑人都為人類的自由、平等奮鬥了幾個世紀。
著名黑人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在他的著名演講中說：
「我夢想有一天，這個國家會站立起來，真正實現其信條的真諦：'我們認為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
同時，南非的黑人運動也取得了一定的可喜的進展，比如電影《成事在人：納爾遜·曼德拉和改變世界的遊戲》講述的就是南非傑出黑人領袖曼德拉的故事。
但是，布洛姆坎普卻藉由《第九區》這部影片揭露了一個或許有些殘酷的事實：
對於黑人來說，他們並不反對種族隔離制度本身，只是反對用這種制度來隔離他們自己。
當新的異類出現在這個地球上，他們也毫不猶豫地選擇了種族隔離的立場。
黑人在種族隔離時代真誠希望與白人身份平等，不分彼此，或者矯枉過正地憎恨白人來求得種族平等，而影片中甚至要通過暴動來維持與外星人之間的不平等，兩者深刻地揭示了黑人的群體身份的認同困境。
個人身份的認同危機
影片中男主角維庫斯·范德摩爾是負責外星人聚居區「拆遷」的白人官員。
作為這個強勢種族裡面的精英分子，維庫斯自然屬於社會地位較高的階層。
作為男主角，他並不具有好萊塢大片中典型的英雄形象，反倒顯得有些冷酷無情。
在他帶領其他的工作人員去執行強制拆遷任務的時候，發現了一處外星人胚胎聚集地，他毫不留情地放火將之燒毀，並興奮地對著拍攝鏡頭說：「這聽起來就像爆米花一樣。」
當有傳言說他跟外星人有長期性行為的時候，他在電話裡跟妻子怒吼：「我絕對不會，也不可能跟那種怪物產生任何形式的性行為和性衝動。」
毫無疑問，他對外星人的態度不僅僅是完全沒有同情心，甚至有一種根深蒂固的厭惡。
片中看出，他與外星人之間並無私人恩怨，那麼這種厭惡毫無疑問來自於他作為一個地球人，尤其是作為一個白人的種族優越感，這種優越感作為認同感在維庫斯身上極端化的體現，將其對異族的排他性發揮到了極致。
影片中處處可以看出，這種排他性並不僅僅是個體性的，而是片中人類的共同心理，甚至形成了輿論壓力。
維庫斯因為被媒體誣陷「與外星人有性行為」而遭到奈及利亞黑人的取笑，他的同事和朋友也表示這種行為「極為噁心」。
與之類似的，在美國影片《殺死一隻知更鳥》中，一個白人女性得到了一個黑人男性的幫助，而她卻因為害怕被周圍人嘲笑「與黑人交朋友」，而反過來誣陷幫助她的黑人對她施暴。
僅僅與異族接觸都會遭到同類的排擠，人類種族排他性的強烈程度可見一斑。
命運跟維庫斯開了一個極具戲劇性的玩笑：他不幸無意中被外星人的生化物質噴中，基因和外形都開始向著外星人的方向變異。
現實是冷酷無情的，他被送進醫學實驗室，準備進行活體解剖，做出這個決定的正是他的上司兼嶽父。
導演設置的這個情節很容易讓人想起卡夫卡的名作《變形記》：
「一天早晨，格裡高爾·薩姆沙從不安的睡夢中醒來，發現自己躺在床上變成了一隻巨大的甲蟲。」
變成甲蟲後的格裡高爾儘管依然善良忠厚，對家人充滿愛意，但卻被家人無情的拋棄。
如果格裡高爾變成的是一隻可愛的小貓，一隻美麗的孔雀，或許他的命運會完全不同，可他變成的卻是一隻醜陋的甲蟲。
維庫斯的悲劇也在於此，在地球人眼中，外星人的相貌極其醜陋和噁心，不堪入目。
但外星人真的醜陋嗎？在他們自己眼中顯然不是如此！
美國科幻劇集《星際旅行》中有一個有趣的設定，既某個被地球人認為醜陋的外星種族也認為，地球人類的長相極其醜陋和噁心。
外形落差越大，意味著種族間差異越大，對人類來說，潛在的危險性也越大。
審美的差異是出於這種狀況下自我保護的生物本能在文明起源中的烙印以及在文明演化中強化的產物，也就是群體及其中個體身份不認同的基礎之一。
維庫斯從要解剖他的實驗室裡逃了出來，遭到通緝的他無處可去，只好逃到第九區躲了起來。
他一方面不得不依靠外星人的幫助活下來，另一方面卻對周圍的外星人感到厭惡。
雖然求生的欲望使維庫斯背離人類群體，但作為一個地球人根深蒂固的群體認同感讓維庫斯仍然站在人類的一方，即使他的身體再如何變異，即使人類再怎麼迫害他，他也仍然以地球人的方式思考。
為了能變回原樣，重歸人類社會，一向循規蹈矩的維庫斯從南非黑人黑幫手裡搶了武器，襲擊了政府部門，奪回了外星人所需的飛船啟動物質。
做這些被他稱作「自殺行動」的事，幾乎是九死一生。
在變異的初期，維庫斯非常的驚恐，從內心深處牴觸這種變異，並對外星人深惡痛絕。
但他最後卻為了保護外星人而與地球人戰鬥，幫助外星人回到家鄉。
究其原因，是因為他與外星人有了深入的接觸。
美國影片《沉默的羔羊》中，一個殺人犯綁架了一名少女，警方通過電視媒體每天播放這位少女的性格愛好、生活畫面，原因在於「如果讓他認識到凱薩琳是一個人，而不是一件物品，他有可能產生惻隱之心，放她一條生路」。
二戰時期的德國企業家奧斯卡·辛德勒使用自己的力量保護了1200名猶太人免遭法西斯殺害，其原因在《辛德勒的名單》中得到了深刻的探討：
辛德勒在工廠裡與猶太工人有很多接觸和溝通，了解到他們也是有血有肉有喜怒哀樂的人，而不是簡單的被納粹貼上「最劣等的種族」「豬玀」標籤的生物。
維庫斯也是一樣，與外星人共同的生活讓他了解了他們的喜怒哀樂，了解他們的友情和親情，透過了外形上的差異認識到本質上的相同，因此有了最後的反省倒戈。
對於維庫斯來說，其實最輕鬆的選擇就是認同自己的外星人身份，跟隨外星人而去，生活在他們的星球，融入他們的社會。
整個基因徹底變異的他已經跟外星人毫無二致，唯一的區別就是大概還保留地球人的記憶。
也正是這地球人的記憶，讓他在承受巨大的身份認同壓力的同時無法放棄對自身外星人身份不認同的理念。
布洛姆坎普從小在約翰尼斯堡成長，親眼見證了南非種族隔離制度的終結，以及仍然存在的種族歧視和種族間衝突。
片中維庫斯的掙扎折射了布洛姆坎普的思考：
對於個人來說，種族身份是一個人與生俱來的身份，也是最無法放棄、最需要認同的身份。受到壓迫和歧視的種族在社會的壓力下產生的身份認同危機，無論對於整個群體還是群體中的個人而言，都是莫大的痛苦。
身份的認同與排他
尼爾·布洛姆卡普借外星人題材講了一個真正地球上的故事。
人類的差異不僅僅限於種族，語音、地域、性別、文化，甚至意識形態間的差異都是人類衝突的源泉，而這些衝突，說到底還是源自於人類對身份認同的渴求以及由此引發的排斥異類的心理。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曾指出，群體身份認同可以給人以力量、信心和自豪感，但身份認同也可以殺人，甚至是肆無忌憚的殺人。
人類排斥異類的心理其實是群體身份認同極端化後的結果。
導演借影片中白人、黑人和外星人三個種族之間的衝突告訴我們，這種極端化的群體心理與人類追求自由與和平的願望相背離，是人類本性中應該摒棄的一面。
而影片中維庫斯的經歷再次的反映了布洛姆坎普的另一個思考：
種族隔離制度可以通過短暫的制度設計加以限制和防範，但種族隔離思想無疑植根於更深層次的文化之中，支持與反對種族隔離思想的群體和個人在換位大都走向了自己的反面，這種身份認同上的矛盾和困境充分反映了種族隔離思想的醜陋和道德的淪喪。
到底人類有沒有可能克服這種本性，尊重世間萬物的多樣化存在，與異族也能和平共處？
影片結尾，在維庫斯的拼死幫助下，衝破地球人包圍圈的部分外星人最終登上飛船，回去搬救兵，留在地球上的外星人被遷移到新的地址，維庫斯成了他們一員，因而也躲過了被解剖的命運。
外星人回去後會發生什麼故事？在影片的結尾，他們會回來幫維庫斯重回人類社會嗎？還是會像片中的專家學者所猜測的那樣，回來向地球人宣戰？
影片沒有告訴我們答案，但是，完全變異的維庫斯，仍然不忘在外星人聚居區裡為唯一支持他的妻子製作手工玫瑰。
雖然種族與種族之間，外形、語言、文化不同，但都有著共同的內心世界。
這共同的內心世界給人類指明了一條走向求同存異的道路。
維庫斯最終救援和幫助外星人回到家鄉，原因就在於他與外星人進行了交流，通過外表的差異認識到了內心世界的共同之處。
同樣的，人類歷史上多次種族間的戰爭與融合也說明了這一點，只有充分的認識到各民族的差異與歷史、文化、環境有關，並非本質的必然的差異，以平等的心態加強種族間的交流和相互的深入了解，才能使種族平等理念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