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和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
人民民主統一戰線
（1949年10月—1956年9月）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的地位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成為掌握全國政權、領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執政黨。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迅速恢復國民經濟，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實現了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歷史性轉變。在這一偉大進程中，人民民主統一戰線自覺服從服務於人民民主專政的鞏固、國民經濟的恢復發展、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貫徹執行，成功地完成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進一步鞏固和發展了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作出了歷史性貢獻。
有計劃地擴展公私合營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利用、限制、改造政策的確定和糧油棉統購統銷的實行，大大地促進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1954年是有計劃地擴展公私合營工業的第一年，中財委計劃會議確定了「鞏固陣地、重點擴展、作出榜樣、加強準備」的工作方針。9月，政務院第223次會議通過了《公私合營工業企業暫行條例》。《條例》闡明了在合營企業中公私雙方的地位，規定了合營企業利潤分配原則。《條例》的制定，使得公私合營工業有章可循。這一年，公私合營企業由1953年的1036戶增加到1954年的1746戶，產值佔私營、公私合營工業全部產值的33%，就是說私營工業產值的1/3實現了公私合營。由於中國的資本主義工業企業大戶少，絕大多數是中小企業，採取「吃蘋果」的個別企業合營的做法，打亂了資本主義經濟固有的內部聯繫，造成了已合營戶與未合營戶、大戶與中小戶、國營企業與私營企業的諸多矛盾，導致不少私營工業停工關門。1954年12月，根據黨中央、國務院的指示，第二次全國擴展公私合營工業計劃會議確定了「統籌兼顧、歸口安排、按行業改造」的方針。在擴展公私合營的方式上，要求按行業作通盤規劃，統一安排；分別情況，或實行個別合營，或採取以大帶小、以先進帶落後的辦法實行聯營合併或公私合營。這樣，就為加快對資本主義工業的改造找到了途徑。1955年1月，中共中央批轉第二次全國擴展公私合營工業計劃會議報告，確定實行「統籌兼顧、合理安排」的方針，在擴展公私合營的方式上，採取「個別合營與按行業改造相結合」的辦法。1955年，全國公私合營工業已達3197戶，產值佔私營、公私合營工業全部產值的49.7%，相當於私營工業產值有近一半實現了公私合營，大大超出了國家原來的計劃。1955年11月，中央擬定的已經大大加速的計劃仍然是用兩年時間分批分期完成全行業公私合營。11月，上海在8個行業實行了全行業公私合營。1956年1月10日，北京市政府召開資本主義工商業公私合營大會，宣布全市35個工業行業的3990家工廠和42個私營商業行業的13973戶坐商全部實行公私合營。15日，北京市各界20多萬人在天安門廣場舉行慶祝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大會。北京、上海的熱潮感染了全國。各地的私營工商業者包括部分企業職工，天天敲鑼打鼓，要求批准公私合營。在這種情況下，政府採取一次批准、全面合營的辦法，即先承認全行業公私合營，然後進行清產核資，確定利息，並實行企業改組、人事調整、生產安排等。據1956年1月27日的統計，全國已有118個大中城市和193個縣的資本主義工商業全部實行了公私合營。到年底，全國私營工業8.9萬戶的99%、總產值的99.6%，私營商業240萬餘戶的82.2%、資金的93.3%，已分別納入了公私合營和合作化的軌道。關於和平贖買的政策為適應公私合營高潮迅速到來的形勢，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正確地制定並實行了對資產階級的以和平贖買、從寬照顧為核心的一系列方針政策，保證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順利進行。(一)在企業清產核資中，執行「從寬從了」的方針。「從寬」，就是對清產核資中有關公私關係方面的問題，凡是可以從寬處理的即要從寬處理。「從了」，就是對於企業原有的各種債務和財產關係包括敵偽財產、對公欠款、抽走的資金和呆滯物資在內，根據從寬的方針，儘可能地加以了結。1956年清產核資的結果是，全國公私合營企業(包括高潮以前的公私合營企業在內)私股投資總額為24.2億，全國擁有定息的人員共114.2萬人。(二)在福利待遇上，執行寬大政策。一是確定「從簡從寬」的定息原則。毛澤東同意陳雲的意見：不分工商，不分大小，不分盈餘戶、虧損戶，不分地區，不分行業，統統為年息5釐，個別需要提高息率的企業，可以超過5釐。當時資本家估計的息率是「坐三望四」，因此，中央這一決定使他們喜出望外，很受感動。1956年12月，全國工商聯會議期間，中央又決定，從1956年起，定息7年不變，如7年後工商業者生活還有困難，還可以拖個尾巴。到1963年，又決定延長3年，直到1966年9月停發。資本家共拿定息10年又9個月，計12億多元，加上高潮前「四馬分肥」私股分得的紅利股息，已相當於資本家的資產總額。二是福利待遇問題從寬解決。在福利待遇上，國務院規定：企業核定資財的時候，私方人員本人股金在2000元以下的，其疾病醫療和病假期內的工資支付辦法，均按所在企業職工的待遇辦理；本人股金雖然超過了2000元，而有困難的私方人員，本人的疾病和病假期內的工資支付辦法，也可以參照本企業職工的待遇辦理。這樣，就使80%左右的私方人員享受了職工醫療待遇。同時，國務院又規定，在職私方人員的原有工資一律不動，高薪不動，低的以後隨著工資制度改革逐步調高。(三)在人事安排上，實行「量才使用，適當照顧」的政策。合營以後的幾十萬原私營工商業者，有些人繼續擔任企業的領導職務，儘量發揮他們的才能。老弱病殘的私方人員作了適當安排。在人事安排後，要求公股代表和共產黨員，要充分認識和估計資方人員的積極作用，要尊重私方人員的合法權益和合理意見。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成就與問題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黨總結人民群眾的豐富實踐經驗，創造了加工訂貨、統購包銷、經銷代銷、公私合營等國家資本主義形式，使資本主義私有制逐步地過渡到社會主義公有制。採用多種組織形式逐步地向社會主義過渡，這是我國社會主義改造的一條獨創性經驗。中國共產黨根據中國的歷史和現實的條件，在社會主義改造中繼續保持同資產階級的聯盟，確定了對資本家實行和平贖買的政策。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相比，中國對私人資本主義的改造，既不是採取剝奪的方式，也不是採取由國家付出一大筆贖金的購買方式，而是創造了在相當一段時期內讓資本家繼續從企業分得一部分紅利和股息的贖買辦法。這不僅有效地減少了資本家對私有制變革的抵抗，而且繼續利用了私人資本主義在擴大生產、增加國家稅收、改進企業管理和生產技術、培養和訓練技術工人和技術人員等方面的積極作用。
在社會主義改造期間，私營工業和公私合營工業提供的產值，從1949年的約70億元增加到1956年的191億元，增長超過1.5倍，為國家作出了貢獻。由於黨正確地實施了過渡時期總路線和相應的一整套改造方針和政策，加上民族資產階級中的進步分子和大多數人在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起了有益的配合作用，這兩方面結合起來，使中國成功地實現了馬克思、列寧曾經設想的對資產階級的和平贖買，以新的經驗豐富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陳雲在1956年6月一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評價說：「企業的私有制向社會主義所有制的改變，這在世界上早已出現過，但是採用這樣一種和平方法使全國工商界如此興高採烈地來接受這種改變，則是史無前例的。」黨和國家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標誌著黨領導全國人民實現了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歷史轉變，社會主義制度在我國基本建立起來了。由於我國是在20世紀50年代的國際環境和社會歷史條件下，實現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轉變的，基於當時中國共產黨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尤其是各社會主義國家都普遍接受的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影響，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後期也出現了一些缺點和偏差。主要是：第一，在1955年夏季以後，改造要求過急，工作過粗。第二，改造的面過大，不分地區、不分行業、不分企業大小，一律改造。由於對經濟形式的多樣性、複雜性認識不足，許多地方不適當地把沒有僱工剝削或僅有輕微剝削的小商、小販、小手工業者和其他獨立勞動者，也納入公私合營的範圍，把他們籠統地劃為「私方人員」，錯當成資本家對待，挫傷了這部分勞動者的社會主義積極性。第三，1956年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基本完成以後，對一部分原工商業者的使用和處理也有不當之處。對於上述問題，黨在社會主義改造後期有所覺察，並在1956年黨的八大前後提出了一些比較符合實際的調整措施。但是，由於對什麼是社會主義以及在中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還遠未達到成熟的認識，這些措施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新中國成立和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
人民民主統一戰線
（1949年10月—1956年9月）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的地位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成為掌握全國政權、領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執政黨。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迅速恢復國民經濟，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實現了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歷史性轉變。在這一偉大進程中，人民民主統一戰線自覺服從服務於人民民主專政的鞏固、國民經濟的恢復發展、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貫徹執行，成功地完成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進一步鞏固和發展了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作出了歷史性貢獻。
有計劃地擴展公私合營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利用、限制、改造政策的確定和糧油棉統購統銷的實行，大大地促進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1954年是有計劃地擴展公私合營工業的第一年，中財委計劃會議確定了「鞏固陣地、重點擴展、作出榜樣、加強準備」的工作方針。9月，政務院第223次會議通過了《公私合營工業企業暫行條例》。《條例》闡明了在合營企業中公私雙方的地位，規定了合營企業利潤分配原則。《條例》的制定，使得公私合營工業有章可循。這一年，公私合營企業由1953年的1036戶增加到1954年的1746戶，產值佔私營、公私合營工業全部產值的33%，就是說私營工業產值的1/3實現了公私合營。由於中國的資本主義工業企業大戶少，絕大多數是中小企業，採取「吃蘋果」的個別企業合營的做法，打亂了資本主義經濟固有的內部聯繫，造成了已合營戶與未合營戶、大戶與中小戶、國營企業與私營企業的諸多矛盾，導致不少私營工業停工關門。1954年12月，根據黨中央、國務院的指示，第二次全國擴展公私合營工業計劃會議確定了「統籌兼顧、歸口安排、按行業改造」的方針。在擴展公私合營的方式上，要求按行業作通盤規劃，統一安排；分別情況，或實行個別合營，或採取以大帶小、以先進帶落後的辦法實行聯營合併或公私合營。這樣，就為加快對資本主義工業的改造找到了途徑。1955年1月，中共中央批轉第二次全國擴展公私合營工業計劃會議報告，確定實行「統籌兼顧、合理安排」的方針，在擴展公私合營的方式上，採取「個別合營與按行業改造相結合」的辦法。1955年，全國公私合營工業已達3197戶，產值佔私營、公私合營工業全部產值的49.7%，相當於私營工業產值有近一半實現了公私合營，大大超出了國家原來的計劃。1955年11月，中央擬定的已經大大加速的計劃仍然是用兩年時間分批分期完成全行業公私合營。11月，上海在8個行業實行了全行業公私合營。1956年1月10日，北京市政府召開資本主義工商業公私合營大會，宣布全市35個工業行業的3990家工廠和42個私營商業行業的13973戶坐商全部實行公私合營。15日，北京市各界20多萬人在天安門廣場舉行慶祝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大會。北京、上海的熱潮感染了全國。各地的私營工商業者包括部分企業職工，天天敲鑼打鼓，要求批准公私合營。在這種情況下，政府採取一次批准、全面合營的辦法，即先承認全行業公私合營，然後進行清產核資，確定利息，並實行企業改組、人事調整、生產安排等。據1956年1月27日的統計，全國已有118個大中城市和193個縣的資本主義工商業全部實行了公私合營。到年底，全國私營工業8.9萬戶的99%、總產值的99.6%，私營商業240萬餘戶的82.2%、資金的93.3%，已分別納入了公私合營和合作化的軌道。關於和平贖買的政策為適應公私合營高潮迅速到來的形勢，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正確地制定並實行了對資產階級的以和平贖買、從寬照顧為核心的一系列方針政策，保證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順利進行。(一)在企業清產核資中，執行「從寬從了」的方針。「從寬」，就是對清產核資中有關公私關係方面的問題，凡是可以從寬處理的即要從寬處理。「從了」，就是對於企業原有的各種債務和財產關係包括敵偽財產、對公欠款、抽走的資金和呆滯物資在內，根據從寬的方針，儘可能地加以了結。1956年清產核資的結果是，全國公私合營企業(包括高潮以前的公私合營企業在內)私股投資總額為24.2億，全國擁有定息的人員共114.2萬人。(二)在福利待遇上，執行寬大政策。一是確定「從簡從寬」的定息原則。毛澤東同意陳雲的意見：不分工商，不分大小，不分盈餘戶、虧損戶，不分地區，不分行業，統統為年息5釐，個別需要提高息率的企業，可以超過5釐。當時資本家估計的息率是「坐三望四」，因此，中央這一決定使他們喜出望外，很受感動。1956年12月，全國工商聯會議期間，中央又決定，從1956年起，定息7年不變，如7年後工商業者生活還有困難，還可以拖個尾巴。到1963年，又決定延長3年，直到1966年9月停發。資本家共拿定息10年又9個月，計12億多元，加上高潮前「四馬分肥」私股分得的紅利股息，已相當於資本家的資產總額。二是福利待遇問題從寬解決。在福利待遇上，國務院規定：企業核定資財的時候，私方人員本人股金在2000元以下的，其疾病醫療和病假期內的工資支付辦法，均按所在企業職工的待遇辦理；本人股金雖然超過了2000元，而有困難的私方人員，本人的疾病和病假期內的工資支付辦法，也可以參照本企業職工的待遇辦理。這樣，就使80%左右的私方人員享受了職工醫療待遇。同時，國務院又規定，在職私方人員的原有工資一律不動，高薪不動，低的以後隨著工資制度改革逐步調高。(三)在人事安排上，實行「量才使用，適當照顧」的政策。合營以後的幾十萬原私營工商業者，有些人繼續擔任企業的領導職務，儘量發揮他們的才能。老弱病殘的私方人員作了適當安排。在人事安排後，要求公股代表和共產黨員，要充分認識和估計資方人員的積極作用，要尊重私方人員的合法權益和合理意見。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成就與問題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黨總結人民群眾的豐富實踐經驗，創造了加工訂貨、統購包銷、經銷代銷、公私合營等國家資本主義形式，使資本主義私有制逐步地過渡到社會主義公有制。採用多種組織形式逐步地向社會主義過渡，這是我國社會主義改造的一條獨創性經驗。中國共產黨根據中國的歷史和現實的條件，在社會主義改造中繼續保持同資產階級的聯盟，確定了對資本家實行和平贖買的政策。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相比，中國對私人資本主義的改造，既不是採取剝奪的方式，也不是採取由國家付出一大筆贖金的購買方式，而是創造了在相當一段時期內讓資本家繼續從企業分得一部分紅利和股息的贖買辦法。這不僅有效地減少了資本家對私有制變革的抵抗，而且繼續利用了私人資本主義在擴大生產、增加國家稅收、改進企業管理和生產技術、培養和訓練技術工人和技術人員等方面的積極作用。
在社會主義改造期間，私營工業和公私合營工業提供的產值，從1949年的約70億元增加到1956年的191億元，增長超過1.5倍，為國家作出了貢獻。由於黨正確地實施了過渡時期總路線和相應的一整套改造方針和政策，加上民族資產階級中的進步分子和大多數人在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起了有益的配合作用，這兩方面結合起來，使中國成功地實現了馬克思、列寧曾經設想的對資產階級的和平贖買，以新的經驗豐富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陳雲在1956年6月一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評價說：「企業的私有制向社會主義所有制的改變，這在世界上早已出現過，但是採用這樣一種和平方法使全國工商界如此興高採烈地來接受這種改變，則是史無前例的。」黨和國家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標誌著黨領導全國人民實現了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歷史轉變，社會主義制度在我國基本建立起來了。由於我國是在20世紀50年代的國際環境和社會歷史條件下，實現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轉變的，基於當時中國共產黨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尤其是各社會主義國家都普遍接受的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影響，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後期也出現了一些缺點和偏差。主要是：第一，在1955年夏季以後，改造要求過急，工作過粗。第二，改造的面過大，不分地區、不分行業、不分企業大小，一律改造。由於對經濟形式的多樣性、複雜性認識不足，許多地方不適當地把沒有僱工剝削或僅有輕微剝削的小商、小販、小手工業者和其他獨立勞動者，也納入公私合營的範圍，把他們籠統地劃為「私方人員」，錯當成資本家對待，挫傷了這部分勞動者的社會主義積極性。第三，1956年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基本完成以後，對一部分原工商業者的使用和處理也有不當之處。對於上述問題，黨在社會主義改造後期有所覺察，並在1956年黨的八大前後提出了一些比較符合實際的調整措施。但是，由於對什麼是社會主義以及在中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還遠未達到成熟的認識，這些措施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新中國成立和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
人民民主統一戰線
（1949年10月—1956年9月）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的地位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成為掌握全國政權、領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執政黨。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迅速恢復國民經濟，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實現了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歷史性轉變。在這一偉大進程中，人民民主統一戰線自覺服從服務於人民民主專政的鞏固、國民經濟的恢復發展、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貫徹執行，成功地完成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進一步鞏固和發展了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作出了歷史性貢獻。
有計劃地擴展公私合營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利用、限制、改造政策的確定和糧油棉統購統銷的實行，大大地促進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1954年是有計劃地擴展公私合營工業的第一年，中財委計劃會議確定了「鞏固陣地、重點擴展、作出榜樣、加強準備」的工作方針。9月，政務院第223次會議通過了《公私合營工業企業暫行條例》。《條例》闡明了在合營企業中公私雙方的地位，規定了合營企業利潤分配原則。《條例》的制定，使得公私合營工業有章可循。這一年，公私合營企業由1953年的1036戶增加到1954年的1746戶，產值佔私營、公私合營工業全部產值的33%，就是說私營工業產值的1/3實現了公私合營。由於中國的資本主義工業企業大戶少，絕大多數是中小企業，採取「吃蘋果」的個別企業合營的做法，打亂了資本主義經濟固有的內部聯繫，造成了已合營戶與未合營戶、大戶與中小戶、國營企業與私營企業的諸多矛盾，導致不少私營工業停工關門。1954年12月，根據黨中央、國務院的指示，第二次全國擴展公私合營工業計劃會議確定了「統籌兼顧、歸口安排、按行業改造」的方針。在擴展公私合營的方式上，要求按行業作通盤規劃，統一安排；分別情況，或實行個別合營，或採取以大帶小、以先進帶落後的辦法實行聯營合併或公私合營。這樣，就為加快對資本主義工業的改造找到了途徑。1955年1月，中共中央批轉第二次全國擴展公私合營工業計劃會議報告，確定實行「統籌兼顧、合理安排」的方針，在擴展公私合營的方式上，採取「個別合營與按行業改造相結合」的辦法。1955年，全國公私合營工業已達3197戶，產值佔私營、公私合營工業全部產值的49.7%，相當於私營工業產值有近一半實現了公私合營，大大超出了國家原來的計劃。1955年11月，中央擬定的已經大大加速的計劃仍然是用兩年時間分批分期完成全行業公私合營。11月，上海在8個行業實行了全行業公私合營。1956年1月10日，北京市政府召開資本主義工商業公私合營大會，宣布全市35個工業行業的3990家工廠和42個私營商業行業的13973戶坐商全部實行公私合營。15日，北京市各界20多萬人在天安門廣場舉行慶祝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大會。北京、上海的熱潮感染了全國。各地的私營工商業者包括部分企業職工，天天敲鑼打鼓，要求批准公私合營。在這種情況下，政府採取一次批准、全面合營的辦法，即先承認全行業公私合營，然後進行清產核資，確定利息，並實行企業改組、人事調整、生產安排等。據1956年1月27日的統計，全國已有118個大中城市和193個縣的資本主義工商業全部實行了公私合營。到年底，全國私營工業8.9萬戶的99%、總產值的99.6%，私營商業240萬餘戶的82.2%、資金的93.3%，已分別納入了公私合營和合作化的軌道。關於和平贖買的政策為適應公私合營高潮迅速到來的形勢，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正確地制定並實行了對資產階級的以和平贖買、從寬照顧為核心的一系列方針政策，保證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順利進行。(一)在企業清產核資中，執行「從寬從了」的方針。「從寬」，就是對清產核資中有關公私關係方面的問題，凡是可以從寬處理的即要從寬處理。「從了」，就是對於企業原有的各種債務和財產關係包括敵偽財產、對公欠款、抽走的資金和呆滯物資在內，根據從寬的方針，儘可能地加以了結。1956年清產核資的結果是，全國公私合營企業(包括高潮以前的公私合營企業在內)私股投資總額為24.2億，全國擁有定息的人員共114.2萬人。(二)在福利待遇上，執行寬大政策。一是確定「從簡從寬」的定息原則。毛澤東同意陳雲的意見：不分工商，不分大小，不分盈餘戶、虧損戶，不分地區，不分行業，統統為年息5釐，個別需要提高息率的企業，可以超過5釐。當時資本家估計的息率是「坐三望四」，因此，中央這一決定使他們喜出望外，很受感動。1956年12月，全國工商聯會議期間，中央又決定，從1956年起，定息7年不變，如7年後工商業者生活還有困難，還可以拖個尾巴。到1963年，又決定延長3年，直到1966年9月停發。資本家共拿定息10年又9個月，計12億多元，加上高潮前「四馬分肥」私股分得的紅利股息，已相當於資本家的資產總額。二是福利待遇問題從寬解決。在福利待遇上，國務院規定：企業核定資財的時候，私方人員本人股金在2000元以下的，其疾病醫療和病假期內的工資支付辦法，均按所在企業職工的待遇辦理；本人股金雖然超過了2000元，而有困難的私方人員，本人的疾病和病假期內的工資支付辦法，也可以參照本企業職工的待遇辦理。這樣，就使80%左右的私方人員享受了職工醫療待遇。同時，國務院又規定，在職私方人員的原有工資一律不動，高薪不動，低的以後隨著工資制度改革逐步調高。(三)在人事安排上，實行「量才使用，適當照顧」的政策。合營以後的幾十萬原私營工商業者，有些人繼續擔任企業的領導職務，儘量發揮他們的才能。老弱病殘的私方人員作了適當安排。在人事安排後，要求公股代表和共產黨員，要充分認識和估計資方人員的積極作用，要尊重私方人員的合法權益和合理意見。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成就與問題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黨總結人民群眾的豐富實踐經驗，創造了加工訂貨、統購包銷、經銷代銷、公私合營等國家資本主義形式，使資本主義私有制逐步地過渡到社會主義公有制。採用多種組織形式逐步地向社會主義過渡，這是我國社會主義改造的一條獨創性經驗。中國共產黨根據中國的歷史和現實的條件，在社會主義改造中繼續保持同資產階級的聯盟，確定了對資本家實行和平贖買的政策。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相比，中國對私人資本主義的改造，既不是採取剝奪的方式，也不是採取由國家付出一大筆贖金的購買方式，而是創造了在相當一段時期內讓資本家繼續從企業分得一部分紅利和股息的贖買辦法。這不僅有效地減少了資本家對私有制變革的抵抗，而且繼續利用了私人資本主義在擴大生產、增加國家稅收、改進企業管理和生產技術、培養和訓練技術工人和技術人員等方面的積極作用。
在社會主義改造期間，私營工業和公私合營工業提供的產值，從1949年的約70億元增加到1956年的191億元，增長超過1.5倍，為國家作出了貢獻。由於黨正確地實施了過渡時期總路線和相應的一整套改造方針和政策，加上民族資產階級中的進步分子和大多數人在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起了有益的配合作用，這兩方面結合起來，使中國成功地實現了馬克思、列寧曾經設想的對資產階級的和平贖買，以新的經驗豐富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陳雲在1956年6月一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評價說：「企業的私有制向社會主義所有制的改變，這在世界上早已出現過，但是採用這樣一種和平方法使全國工商界如此興高採烈地來接受這種改變，則是史無前例的。」黨和國家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標誌著黨領導全國人民實現了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歷史轉變，社會主義制度在我國基本建立起來了。由於我國是在20世紀50年代的國際環境和社會歷史條件下，實現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轉變的，基於當時中國共產黨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尤其是各社會主義國家都普遍接受的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影響，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後期也出現了一些缺點和偏差。主要是：第一，在1955年夏季以後，改造要求過急，工作過粗。第二，改造的面過大，不分地區、不分行業、不分企業大小，一律改造。由於對經濟形式的多樣性、複雜性認識不足，許多地方不適當地把沒有僱工剝削或僅有輕微剝削的小商、小販、小手工業者和其他獨立勞動者，也納入公私合營的範圍，把他們籠統地劃為「私方人員」，錯當成資本家對待，挫傷了這部分勞動者的社會主義積極性。第三，1956年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基本完成以後，對一部分原工商業者的使用和處理也有不當之處。對於上述問題，黨在社會主義改造後期有所覺察，並在1956年黨的八大前後提出了一些比較符合實際的調整措施。但是，由於對什麼是社會主義以及在中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還遠未達到成熟的認識，這些措施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