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節選自《東方之旅：1579-1724耶穌會傳教團在中國》，作者：[美]柏理安，譯者：毛瑞方，出版社：江蘇人民出版社
一直以來，在華耶穌會士們受到內部分裂、外部威脅以及教牧困難等因素的困擾。其實，在1723年雍正皇帝登基即位之後，在華耶穌會士遭遇的最嚴峻的考驗才真正出現。自從康熙統治以來，在華耶穌會士除了依賴皇帝的友好之意，沒有其他辦法保護他們的教會。康熙直至去世，對在朝廷供職的耶穌會士都還是十分友好的。他是在鐸羅使節訪問中國後，才對耶穌會士越來越失望。1717年，他甚至批准了廣東官員陳懋（約1651？—1719？）奏本中禁止信仰基督教的呼籲。康熙示意請願者先「等待幾年」，而在1721年1月，康熙也表達了施行這一禁令的希望，但是，在駕崩之前，他並未採取任何行動。雍正（1723—1735在位）一繼位，旋即開始處理他父皇未竟的事業。他硃批閩浙總督關于禁教和驅逐教士的奏摺。1724年1月頒布聖諭，天主教被定性為「邪教派和險惡的理論」。
雍正為什麼反對天主教？有學者認為，雍正此舉是對北京和羅馬之間外交行動失敗的一個明確的回應。而另一些人則認為，雍正用相似的方式反對其他宗教和天主教，是想讓後世子孫知道他是反對異端邪說的。其他因素，諸如雍正篤信佛教尤其是禪學、宣揚「法治」的決心、多疑本性或他感覺他的父親太過縱容傳教士，都可能是影響他決定的因素。也許與他繼位有關的政治鬥爭，可以最好地解釋為什麼他會取締基督教。事實上，在許理和（Erik Zürcher，1928—2008）看來，耶穌會士曾結交朝廷裡的滿族官員朋友，包括皇室的分支——蘇努家族，使得他們所信奉的宗教成了雍正消滅的目標，皇帝這麼做，是為了盡力保住他的皇權。而耶穌會傳教士與其他滿族成員之間的瓜葛，很可能使他們顯得更加可疑。雍正消除天主教行動之迅速，堪比他消滅政治對手的行動力，表明他消除天主教的動機與繼承大統密切相關。
不管是出於什麼樣的理由，雍正的行動對中國副省傳教團來說，確實是一個巨大的災難。大清王朝很快召集了鎮壓力量，矛頭直指最能代表基督教的教堂建築和居住其中的傳教士。正如南京事件和流放廣東事件一樣，鎮壓最厲害的時期往往在相關詔書剛剛公布之後。1724年的頭幾個月裡，耶穌會所有的建築——學院、住院、大小教堂——都被查封或挪作他用。按穆若瑟的說法，這些建築物有的「被異教徒佔領，還有許多被改為祠堂」。各省呈上的奏摺稱有的教堂被改為了糧倉，有的被改為了書院或是醫館。駱保祿稱，他在河南開封的禱告室變成了「邪神祠堂」。據報，福建省耶穌會士受到的侮辱極具諷刺意味，因為他們的教堂被改為「紀念祖先」的土廟。直隸省的法國傳教團成員們，親眼目睹了他們禱告室中的神像被付之一炬，同樣的厄運也降臨在廣西省桂林的日本耶穌會傳教省屬的教堂上。
1724年10月，也就是在耶穌會士選擇領取「居票」、違抗鐸羅和教皇克萊芒十一世命令的事件過去十六年之後，他們被王朝統治者趕到一起，押往廣州，準備流放到澳門去。這一次的驅逐事件與1666年的「獄案」有所不同的是，清朝當局此次踐行了「諾言」——將傳教士驅逐出境。據1724年7月1日當天一個在朝廷旁觀的目擊者說，雍正對時任欽天監監正的戴進賢（1680—1746）以及他的兩個法國傳教團的同事說，耶穌會士能活著被驅逐出境就算是幸運的。提及福建多明我會修士因試圖「打破孔子教條」而激起了滿族官員的憤怒時，雍正表示，他曾下令搗毀許多佛教寺廟，「處死了一千多名喇嘛」。相對而言，把他們驅逐出境已是比較好的一個下場了。像傳教士駱保祿、孟由義、副省教區會長楊若翰（1672—1731），以及法國傳教團的其他一些成員，都在澳門度過了餘生。在京城的傳教士的境遇似乎變好了點。他們保留了在朝廷的藝術家或技術專家的職位（以及薪酬），享有皇帝對其技巧而不是宗教的青睞，而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18世紀的最後10年。
儘管遭到了雍正皇帝的嚴酷鎮壓，一些副省傳教團的傳教士還是設法留在了各省教區，繼續他們的教牧工作。他們向江南地區的官吏報告，由於年邁體衰而經受不起前往廣州的跋涉，並「隨申請一併附上了禮物和白銀」。這樣一來，至少有三個歐洲傳教士得以繼續留在杭州和松江。其他耶穌會士則繼續秘密從事傳教的工作。這些隱於暗處的傳教士中，最成功的是一位叫聶若望的葡萄牙傳教士，他一直在湖廣兩省待到1740年。秘密的傳教工作對中國籍耶穌會士來說更為容易，何天章、樊守義、龔尚實繼續巡視著分散在整個王朝的基督教社區。儘管副省教會一直不願意接納中國土著神職人員，但是事實上，在耶穌會受到長期打壓的過程中，正是這些人成為保護傳教會的最大希望。1726年9月，穆若瑟只能哀嘆沒有機會再培養本土神職人員，他說，沒有「大量本土神職人員」能夠填補那些「去世的或被驅逐出境」的傳教士之空缺是他們的一種恥辱。
所有受禁教影響的傳教士中，耶穌會士的結局最好。他們沒有被系統性整肅，皇帝也沒有派兵來把他們殺掉。各省教區中沒有出現任何大型的針對基督教徒的流血事件，那為信仰而付出生命的名單上，也沒有再增加殉道者的名字。事實上，早在1726年，江南的傳教士就稱他們秘密地為成千上萬的人施行聖事。同年，法國傳教士德瑪諾（Romain Hinderer，1669—1744）巡訪了聚集在蘇州、常熟兩地的傳教區後，對其在京城的同事說他聆聽了5704人懺悔，給5069名信男信女發了聖餐。同樣，來自日本傳教省的葡萄牙傳教士畢登庸（Domingos de Brito，1674—1742）走遍了沿海地區，聽取了4270名婦女的懺悔。但是，這些活動並不是沒有危險，畢登庸就曾因在松江郊區舉行婦女會議，被人向官府告發了兩次。支付給衙門官員22兩銀子後，這名耶穌會士才被釋放出來。「通過這樣的方式」，畢登庸寫道，「我們自費學會了謹慎行事」。
18世紀20年代末，耶穌會士們轉化的中國基督教徒並未受到過任何嚴重的迫害，但是，雍正的禁教令下達後，耶穌會士皈依的人數卻驟然減少了。按蘇霖的說法，從1725年7月到1726年8月，是個「拯救靈魂的匱乏之年」，因為這期間很少有新的施洗報告。這位老傳教士稱，許多基督徒懼怕皇帝對他們採取行動而畏首畏尾。隨著日子一天天過去，蘇霖認為，禁令已傳到越來越多的「有意接受福音的平民耳中」。更糟糕的是，大教區的傳教士被驅逐、教堂被關閉成為一大景觀。因此，蘇霖說，看到有人來、聽到傳教士傳教此類的事情已經變得「非常罕見」。
也許施洗數字最能反映這個惡化的趨勢。1724年的法令頒布兩年之後，在北京的傳教士（北京的南堂和東堂仍然對外界開放）稱，他們給305人施了洗禮，其中包括大量臨終前皈依的教徒。而在25年前安多的記錄中，京城平均每年有860人受洗禮。同樣，聶若望稱，1726年在湖廣教省有104人接受了洗禮，還不及1703年他所記錄的260人的半數。
傳教士也記載了在華傳教核心區域——江南的受洗人數下降的狀況，雖然下降的幅度不是很大。畢登庸和德瑪諾提供了一張分別按年齡和性別進行統計的受洗人數的明細表。這兩套統計顯示，受洗的大多是未滿7歲的兒童（幾乎佔松江受洗人數的一半）。他們還進一步強調了基督教作為沿海平原家族宗教的重要性。中國教徒之間緊密的親屬紐帶和他們精神活動的公共性質，即以在農村「教區」例行祈禱為主要活動，是保持傳教區活力的核心因素。畢竟，這些信男信女的龐大數字表明，在近一個世紀中，在只有很少的傳教士引導的情況下，是他們促進了天主教的發展。江南教區的教徒與耶穌會其他小型群體中的人們有所不同。後者需要傳教士在場才能認同宗教身份、虔誠禱告，而江南教區的教徒們只能依賴自己滿足他們所需的精神需要，也正是這個原因，在中國副省教區不復存在以後，他們還堅持了很長一段時間。
在18世紀頭30年所有失敗積聚的負面影響，使得耶穌會在華傳教事業迅速枯萎了。儘管基督教被取締後，耶穌會傳教士在清王朝又繼續工作了50年，然而，耶穌會的傳教工作再不像17世紀時發揮那麼顯著的作用了。毫無疑問，正是因為1773年的教皇法令對耶穌會的鉗制，才最終使得耶穌會在中國早期蒸蒸日上的事業土崩瓦解了。到了1724年，由於義大利教皇和中國皇帝強加給中國副省傳教團的限制，耶穌會士沒有了社會影響力和必要的法律自由，已經無法按照預期計劃在大清王朝繼續大規模開展傳教活動。耶穌會士深知京城和羅馬之間的權力遊戲所下的賭注。舉個例子，1725年，駱保祿在向葡萄牙國王若望五世報告時說，耶穌會士的工作被「從兩方阻塞，一方是中國皇帝，另一方是教皇」。話語中充滿了挫敗感。傳教士們深刻體會到，高層外交對他們的教徒所在的城鎮和村莊的直接影響。正如蘇霖在1726年指出的那樣，除非耶穌會跟中國皇帝處好關係，或者不管怎樣也要與有影響力的省級官員保持良好關係，否則，中國副省就不會有希望。他聲稱，若沒有他們的支持，「根據已有經驗，在中國幾乎什麼都搞不成」。
耶穌會士們轉向了暗處，這標示著140年以來，他們在中國努力取得的社會和政治收益全部化為泡影。秘密傳教工作與當年範禮安、羅明堅和利瑪竇這些人設定的，以及由傅汎際、南懷仁、徐日升一再貫徹的傳教目標已截然相反。耶穌會士在中國取得成功，關鍵在於他們的學者形象以及他們的知名度。為了增強這一形象，中國副省的傳教士們搭建了一系列政治關係網絡，旨在確保其社會合法性。這一鏈條的終端，即維護他們教會任務的紐帶，是耶穌會士與歷代帝王的友誼。傳教士和權力中心之間的關係，確保了他們得以建立傳教事業。因此，當中國朝廷不容他們之時，他們的這一在華傳教事業的大廈就崩坍了。若失去因社會影響力而獲得的政治合法性，耶穌會士是不可能吸引如此多的中國下層民眾來信奉他們的宗教而又不招致朝廷對其宗教領袖反感的。可以肯定的是，正是耶穌會士享有的這種公共形象，使他們有能力建立起一個傳教會。這種能力不是僅憑少的可憐的幾個傳教士能夠獲得的。然而，一旦傳教士及其宗教被貶為異教，並被大清王朝的司法所不容，他們貢獻最大的同事如龍華民、方德望以及穆若瑟等人的努力就全都化為了烏有。1724年以後，上述這些神父都找不到耶穌會中國副省了。他們曾經盡力創建並維持的傳教事業已不復存在。
本文來源：網易歷史 責任編輯： 安梁_NN2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