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當英國拖網漁船"柯林達號"的漁網從北海的萊曼和奧爾海岸一帶撈出一塊泥團時，船長罵了起來。但是，當船員彎腰把黑乎乎的那團東西扔到甲板上時，泥團裂了開來。一個褐色帶刺的物體掉到甲板上，上面仍然掛著黑泥。
船長頓時大感興趣，他把撈出來的東西帶回了港口——對科學界來說這是件幸運的事。最終，這件東西到了諾裡奇博物館，經那裡的專家鑑定，這是在斯堪地那維亞地區石器時代的獵人做的一個典型的骨質魚叉。這件物品在1932年的東安格利亞史前社會討論會上展出。在觀眾中有一位來自劍橋的年輕考古學家，名叫約翰·格雷厄姆·道格拉斯·克拉克（1907—1995）。
克拉克少年時代在馬爾伯勒學院求學時，因為迷戀石頭工具和動物骨骼，他的綽號就是"石頭和骨頭"。他首次接觸到考古學是從收集取火石工具開始的——這樣狹窄的領域。那時的考古學主要還只是限於業餘愛好者們，他們在採石場和河灘的石頭堆中尋找石制工具和陶器。這些人的興趣範圍有限，但克拉克在與他們的聯繫中學到了很多知識。
考古學界在當時還是主要關注本地的遺址。只有少數像戈登·柴爾德這樣的學者有著較為廣闊的視野。柴爾德認為，在歐洲過去的歷史形態中，是人而不是手工製品，才是最主要的。克拉克發現，這遠比僅僅描述石質工具要有趣的多。
劍橋大學在20世紀20年代還沒有專門提供三年的考古學學位課程，因此，當克拉克於1926年去那裡上學的時候，他頭兩年學的是歷史——這是一個寶貴的經歷，因為他接觸到了一些傑出的學者，其中包括世界史學家喬治·特裡維廉；經濟史學家麥可·波斯坦也讓克拉克了解到了中世紀經濟史的最新研究，這對他後來的研究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當克拉克開始為期兩年的考古學高級課程時，他不僅有了史前史的知識，而且還了解了生物和社會人類學。很自然地，他能運用交叉學科來觀察過去。這是一種不尋常的方法。
當時，劍橋的考古學幾乎只關注歐洲。但克拉克有幸在倫納德·伍利的課上聽他講烏爾的葬禮，聽格特魯德·卡頓-湯普森講有關她在埃及的法尤姆省早期農耕村莊的考古見聞，還有戈登·柴爾德有關歐洲青銅時代的講座。當時許多考古學家認為，史前文化在任何地方都是以同樣的方式發展的；因此，在歐洲發現的東西，在別處也會一樣。
克拉克在1928年聽到另一位英國考古學家多蘿西·加洛德，在東英吉利史前協會的報告中大膽地說：情況不是這樣的！他們所珍視的歐洲文化與中東的截然不同。石器時代研究，習慣於以歐洲為中心，這（多蘿西·加洛德的觀點）可不是一個會受到人們歡迎的想法。克拉克卻熱切地吸納了這一切。他還在路易斯·利基的實驗室花了很長時間，來鑑別來自非洲的石質工具。他在講座和實驗室裡看到的東西讓他了解到：遠離自己家裡的考古工作——國際化的考古，逐漸成為全球的一個共同熱點。
克拉克的劍橋導師鼓勵他研究從冰河時代結束到農耕時代到來那一段石器時代的英國文化。這個時期被稱為"中石器時代"（Mesolithic，希臘語中，"mesos"是"中間"的意思，"lithos"是"石頭"的意思），這個"中石器時代"被人們認為是在農業出現前的一個過渡時期。克拉克在博物館和私人收藏中，看到過數以千計的燧火石小箭頭和鋒利的石頭倒鉤。他的論文不可避免地只是有關小型石制工具的枯燥研究；文物中的大部分物品是從地面隨意收集的，而不是從文化層裡發掘出來的。不過，克拉克的著述《英國中石器時代考》（TheMesolithin Age in Britian）一書在1932年出版，使他成為這個冷門領域的一個權威。
作為研究工作的一部分，克拉克在斯堪地那維亞廣泛地旅行，他感覺到自己需要了解在北海的另一邊發生了什麼。在那裡，由於澇漬沼澤更好地保護了遺址，中石器時代文化的記錄更加豐富。他在那裡發現了易腐的東西，如鹿角和尖骨矛。在淺水覆蓋的古人棲息地裡，甚至還發現有魚籠和漁網的殘片。
克拉克還沿著位於現代海平面邊的海灘散步，以前波羅的海的面積比今天的要大得多。這像一個警鐘，因為他意識到，緊接在冰河時期之後，北歐環境急劇變化的嚴重性。要了解當時的人類社會，你常常不得不把那些社會放到滄海桑田般的變化環境中去。
寫博士論文的那幾年對克拉克來說是很忙的，他對那些沉迷、糾纏於工藝瑣事的業餘收藏家們越來越不耐煩。克拉克毫不猶豫地批評現狀，他和斯圖爾特·皮戈特——另一位後來在埃夫伯裡做出了大事的人，當時還是在大學裡言辭激烈的年輕叛逆者——一起發聲。儘管年紀輕輕，但他們的聲音卻越來越有影響力。克拉克在《英國中石器時代考》一書的最後一份附錄中指出，在劍橋附近的沼澤地裡，就有很值得進行考古研究的地方；而這種研究必須包括植物學家、地質學者和其他行業的專家，而不僅僅由考古人員組成。萊曼和奧爾海岸一帶魚叉的發現，讓克拉克的研究走向一個新的、令人振奮的方向。
在北海發現的魚叉，啟發了克拉克和其他人到東安格利亞沼澤地的泥炭層去尋找中石器時代的遺址。在攻讀博士學位時，克拉克就和植物學家哈利與瑪格麗特·戈德溫夫婦成了朋友。戈德溫夫婦是英國生態學創始人物亞瑟·坦斯利的學生。坦斯利建議他們學習孢粉花粉分析學。該方法利用泥炭沼澤中的微小花粉顆粒來研究冰河時期以來植被的主要變化。這門學科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由瑞典植物學家倫納爾特·馮波斯特開創的。戈德溫夫婦研究了附著在萊曼和奧爾海岸一帶發現的魚叉上粘的泥炭，證明該魚叉與丹麥發現的類似武器時期相同。他們是克拉克新項目的理想搭檔。
戈德溫夫婦、克拉克等人在1932年組成了"沼澤研究委員會"——一個多學科的研究小組。克拉克是其中最活躍的成員。他開始在伊利東北部11公裡的"種植園農場"裡的一個遺址進行發掘。克拉克在沙地上發現了燧火石；然後往下挖，在這塊曾經的、沼澤中的一個沙島上，發現了散落著的石質工具。他們通過發掘發現了兩個泥炭文化層——被高海平面帶來的細砂分隔開來。遺址的年代從石器時代延伸到了青銅時代。
克拉克和戈德溫夫婦在1934年發掘了附近的另一個文物點"孔雀農場"。他們在泥炭層挖了一條壕溝，這次挖到了寶貝。一些中石器時代的燧火石散落在石器時代的罐子碎片下面一層的文化層上。在這個新石器時代的文化層上，是早期的青銅時代陶器。他們出土了一個罕見的序列文化層，涵蓋了許多的史前時代。通過分析花粉樣品和軟體動物，這一小群研究人員記錄了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的重大環境變化。這是英國進行多學科環境考古學的第一次嘗試。
克拉克於1932年成為劍橋大學彼得學院的研究員，不久之後成為考古學的助理講師。他在劍橋待了一輩子。從1932年到1935年，他的研究獎金使他不用再承擔教書的任務。他用這個時間在北歐廣泛遊歷，主要靠騎自行車出行。在那裡，他學會了鑑別用木頭和其他有機材料製成的各種易腐的文物。他對受水淹浸的遺址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並認為，如果假以時日，他在英國也能找到一個這樣的遺址。
克拉克利用在北歐的旅行，探索了民俗文化、人種學、考古學和環境變化等領域，並寫了出版於1936年的第二本書：《中石器時代的北歐定居》（the Mesolithin Settlement of NorthernEurope）。在這部輝煌的著作中，他指出，古代的人類社會與其環境進行了互動。它們可以被認為是更大的生態系統中的一部分，眾多因素相互影響。這在當時可是一個激進的想法。這本佳作的研究主題著眼於生態和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