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學是研究歷史的，這是考古學者的明確目標。考古學重建古史的尺度，如何把握？這是考古學者需要思考的。
重建史前史
在重建史前史方面，考古學發揮了不可替代的獨特作用。以白壽彝總主編的《中國通史》第二卷《遠古時代》為例。該卷主編為蘇秉琦，內容除序言與後記外共分四章：我們的遠古祖先（約180萬年前至1萬多年前）、新石器時代（約公元前1萬年至前3500年）、銅石並用時代（約公元前3500年至前2000年）、周邊地區的遠古文化。《遠古時代》用考古資料與研究成果重建了中國史前史。
考古學可以重建中國史前史，充分體現了考古學學科特點：善於長時段的、歷史與文化發展進程角度的宏觀考察，避開了對精確年代和具體歷史事件的把握。《遠古時代》對中國史前史社會發展脈絡的全面梳理，高屋建瓴，氣勢恢宏。中國古籍中有不少關於農業發明人的傳說，神農、烈山氏、棄、黃帝等，不一而足。這些傳說人物都是考古學無法考證的。考古學可以確證的是，中國的北方是粟和黍的起源地，南方是稻的起源地。中國有兩個而不是一個農業起源中心且各具特色，在史前時期就形成了南北兩大農業經濟文化區和兩種農業體系。中國古代有三皇五帝之說，三皇的說法應屬後人對荒遠時代的一種推想，五帝的說法也只是後人用千古一系的思想整理出來的古史傳說。這些古史傳說人物也都是考古學難以考證的。嚴文明指出：「現在還有人提出搞『五帝工程』，這是不可能的。」（《不懈的探索——嚴文明先生訪談錄》，《南方文物》2006年第2期）龍山時代分布著許多考古學文化，《遠古時代》將它們分別同傳說中的一些部落集團分布地域相聯繫。這是一種探索，很難確證。僅部落集團的組成、部落集團內部各部落的考證，就是一項漫長而艱難的探索課題。
如果考古學缺乏考古學文化和族屬相互關係的解釋理論，所有關於考古學文化古史屬性的討論都將陷入歧義紛爭的局面。《遠古時代》分析了城堡的出現，總結了淮陽平糧臺城堡的幾個特點：規劃整齊、防衛設施嚴密、有公共下水道設施、有較高級的房屋建築、有手工業設施、有宗教活動的遺蹟。《遠古時代》指出：平糧臺城址已經具備早期城市的基本要素，應是政治中心，也可能是經濟中心和宗教中心。至於平糧臺城堡的古史屬性，《遠古時代》沒有考證。為什麼？不具備考證的條件可能是主要原因之一。平糧臺城堡發掘近年又有了新成果，被評為2019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李新偉據此推測，平糧臺城堡「更像以大型都邑為核心的社會組織之下較高級別的軍事性聚落」（《東西對峙 何處中原》，《中國文物報》2020年5月8日第5版）。
探索夏文化
探索夏文化是考古界急待解決的重要課題，也是史學界十分關注的重要課題。應當感謝考古界與史學界前輩的睿智，在沒有確定夏文化之前，他們提出了「探索夏文化」的重要課題。用考古學方法探索夏文化，從徐中舒的著名論文《再論小屯與仰韶》發表算起，至今已89年了。
探索夏文化，離不開二里頭遺址。1959年4月，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徐旭生一行在豫西調查「夏墟」。5月16日，在偃師縣境內發現二里頭遺址。二里頭遺址現存面積300萬平方米，六十多年來發現了宮城、宮殿建築群、城市幹道網、青銅器鑄造作坊、青銅禮樂器群、青銅近戰兵器、綠松石器作坊等遺蹟遺物。二里頭遺址是早期都邑遺址。以二里頭都邑遺址為代表的二里頭文化是中原文化區的中心文化。二里頭文化已經進入了國家文明社會。以上的考古發現與考古研究成果都得到了考古界與史學界的確認，已成定論。二里頭文化是夏文化，雖然已得到學術界大多數學者的認同，但還有學者持不同的學術觀點。二里頭文化作為探索夏文化的重點，是探索夏文化非常有希望的對象，只是缺乏確證，目前難以定論。面對精確年代和具體歷史事件的把握，確證夏文化與重建史前史的根本不同點在於前者無法避開，後者可以避而不談。
確證夏文化，夏代文字材料的發現將起到關鍵性作用。潛心研究中國古史傳說時代的徐旭生，將見於商末周初的金文，《今文尚書·虞夏書》的《甘誓》一篇、《商書》《周書》，《周易》的封駁辭，《詩經》，《左傳》，《國語》及其他的先秦著作作為第一等古代文獻。在探尋史實中，「只敢求其可知者，不敢求其不可知者。所採用的材料，甄選西周、春秋、戰國人的早期傳說，不敢輕易離析這些傳說」。在談及怎樣來治傳說時代的歷史時，徐旭生客觀地指出：「傳說時代的史料和歷史時代的史料在性質上主要的不同點，為前者的可靠性比後者的可靠性差。」（《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筆者認為，傳說時代的史料和歷史時代的史料在性質上還有一個重要的不同點：前者為後人的追述，後者為當時的記述。現有的先秦文字材料均為後人對「禹」與「夏」的追述，即所謂歷史記憶。保利藝術博物館2002年在香港購回的西周中期公盨，該器內底的銘文至多證明了禹其人其事盛傳於西周。
1977年11月，鄒衡首倡二里頭文化1—4期都是夏文化之說。在其後的二十年中，他在學術上幾乎完全處於論戰的狀況。直至1997年11月「夏商周斷代工程」全國性會議，才基本肯定了二里頭文化是夏文化。一個學術觀點的提出，從遭到大多數學者的反對，逐漸轉變為得到大多數學者的認同，走過了漫長的論戰過程。論戰的過程就是學術探索的過程。鄒衡在二十年的論戰中，堅持的是自己的「意見」，堅持的是自己的「觀點」，堅持的是自己的「學說」，堅守的是一種始終不渝的探索精神。鄒衡曾經坦言：「我並不認為我的一切論點都是正確的，總有需要修正、補充甚至改變的地方，經過討論或者論戰，會把問題弄得更加清楚，更加深入。」（《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續集）》，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
挖掘曾國史
曾國的歷史，文獻記載語焉不詳。曾國史可以說基本上是挖出來的，也可以說是考古學重建古史的一個成功範例。
宋代趙明誠的《金石錄》「安州所獻六器銘」條，就有出土「曾」字銘文青銅器的記載。20世紀30年代安徽李三孤堆遭受的三次盜掘，出土了「曾姬無卹壺」等成千件青銅器。從1966年京山蘇家壟考古發現了「曾侯仲子斿父」銘文銅器算起，五十多年間的考古發掘，陸續發現了曾侯諫、曾侯犺、曾侯陭、曾侯絴伯、曾侯仲子斿父、曾伯、曾侯寶、曾穆侯、曾侯昃、曾侯得、曾侯與、曾侯、曾侯乙、曾侯丙等一系列曾侯墓，年代跨度從西周早期經春秋時期至戰國中期。在一系列的曾侯墓及大量的貴族墓中，出土了數量可觀的有銘青銅器，確證了葉家山墓地與廟臺子遺址、郭家廟墓地與忠義寨、周臺遺址、蘇家壟墓地與遺址、義地崗墓群和擂鼓墩墓群及安居遺址主要為曾國遺址遺存；確證了曾國與楚國、鄧國等有通婚關係；確證了曾國幾百年來疆域範圍的演變。隨著考古研究工作的進一步展開，曾國的歷史脈絡逐漸清晰，必將成就一部《曾國史》的問世。
總而言之，考古學重建古史切莫簡單地與後人追述的文字材料對號入座，出現「歷史學者在東方論夏史，考古工作者在西方挖夏文化」的尷尬局面。考古學要堅持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的學科傳統。古史在尚未得到當時文字材料確證之前，考古發現和研究永遠在探索的路上。當然，考古學作為一門科學研究，允許假說或推測。但是，任何未知的假說或推測，必須在已知的基礎上進行探索。例如，未知的夏文化必須在已知的商文化基礎上進行探索。如果任何未知假說或推測是建立在未知的假說或推測基礎上，南轅北轍的結果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作者單位：中國國家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