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夏秋之際，南京城籠罩在森嚴的白色恐怖中。
國民黨大肆逮捕大、中學校的學生領袖和骨幹分子，以求撲滅國統區革命火焰，挽救岌岌可危的政權。
為了保存革命力量，中共南京市委開闢多條交通線，積極開展撤離工作。
1948年12月，南京地下黨員趙志撤退到皖西解放區時自己繪製的行軍路線圖.jpg
1948年12月，南京地下黨員趙志撤退到皖西解放區時自己繪製的行軍路線圖
艱難開闢
1949年1月19日，安徽馬鞍山采石磯，國民黨巡邏艇正在查驗往來過江人員。
一艘載有20餘人的木船晃晃悠悠劃往渡口。船上，一位未帶大件行李、穿著鼓鼓囊囊、看起來還比較稚氣的年輕人，引起了憲兵的注意。
查驗證件，人證對不上，憲兵撕了證件，大聲質問。此人也不膽怯，亮出《中國日報》的記者證，聲稱要去找皖西一帶大名鼎鼎的「周三爺」，得以過關放行。
這是南京解放前夕，發生在南京至皖西四分區交通線上的驚險一幕。
年輕人陶子平是南京中學系統的中共地下黨員，他口中的「周三爺」，在當時皖西一帶名聲響亮。而「周三爺」真名楊少庭，是中共南京市委派出開闢交通線的中共黨員。
早在1948年春天，中共南京市委派遣浦鎮大廠支部書記楊少庭隨交通員唐世貴進入無為縣的黃雒河地區，和皖西四分區聯絡部取得聯繫，在接近南京的前沿地區、離無為縣城30裡的萬家村設立南京聯絡站。楊少庭化名周群，人稱「周三爺」，負責聯絡站工作，唐世貴等人則擔任交通員，護送撤退人員到聯絡站。
然而，交通線啟用不久，就被迫中斷——
7月初，南京學運領袖朱成學、華彬清、李飛等人分三組從該線撤退。就在離開南京之時，負責轉移的交通員卻先一天被敵人逮捕叛變，三人也不幸被預伏在接頭點的特務逮捕。剛開闢的交通線被迫停止使用。
直到9月，市委工人工作委員會才派人到皖西四分區恢復交通線。
撤退去皖西的交通線路程遠、關卡多。為此，幾名交通員行走路線各不相同。而待撤退人員到達南京聯絡站稍事休息後，楊少庭等便與四分區聯絡部聯繫，安排他們隨部隊一起進入皖西解放區。
撤退隱蔽
1948年8月19日，蔣介石叫嚷著「檢舉匪諜」，南京高等特種刑事法庭發出傳票，逮捕關押中大、金大等校學生。一時間，南京城內氣氛緊張。
中共南京市委迅速作出相應部署，要求擴大開闢交通線，多渠道向解放區撤退。除了工委，其他系統也相繼派遣人員開闢交通線。
9月，市委學生工作委員會派遣黨員徐瑞卿開闢南京至蘇中一分區的交通線。徐瑞卿兩次冒險進入解放區，找到蘇中一地委江南工委（對外稱「江南辦事處」），向其匯報了南京有大批人員需要撤退的情況，請求給予支持。
該處組織部長焦康壽答應協助撤退和接收南京的黨員，和徐瑞卿約定撤退人員報到和轉移組織關係的暗號，並安排了兩條交通線。
中共南京市委研究決定，批准使用江陰至新港線。起初，這條線上有2名交通員，隨著撤退規模擴大，又增加了4個交通員。由於這條線安全、迅速、容量大，因而使用時間最長，撤退人員最多。
此外，市委文化工作委員會根據市委部署，先後開闢下蜀至東溝線、南京至蚌埠線。
「八·一九」大逮捕後，中共南京市委通過開通至皖西四分區、豫皖蘇三分區、江淮一分區、蘇中一分區等多條交通線，陸續把已經暴露的黨員、積極分子撤退到解放區。
保存力量
1948年11月25日，國民黨又進行第二次大規模的逮捕。學委決定，將中學生中的黨員、積極分子撤退到解放區培訓。因為撤退的人員數量多，已有的交通線來不及輸送，市委要求學委男中分委自己開闢一條線路，直接向解放區撤退、輸送幹部。
男中分委了解到，學生黨員馮樂耘在江都真武廟（屬蘇中二地委）有親戚關係，就派他闖進去，順利開闢南京至真武廟線。此後，馮樂耘便參加交通站工作，是這條線路上唯一的交通員。
每次，馮樂耘到了南京，通過在報上刊登啟事，與男中分委負責人見面，獲取撤退人員的關係。隨後，他帶領撤退人員乘火車至鎮江過江，經六圩、仙女廟進入解放區。自1948年12月31日至1949年2月底，馮樂耘先後從南京安全掩護5批13名地下黨員到江都交通站。
1949年國民黨封江後，大規模地向解放區撤退、輸送幹部的工作基本結束，而零星、分散的隱蔽撤退工作，則一直進行到南京解放。
根據統計，中共南京市委共有組織地撤退、隱蔽和轉移了約400名學生黨員和非黨積極分子。這些人在根據地經過短期訓練，大部分都被編入「金陵支隊」，參加南京解放後的城市接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