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6世紀末年和17世紀初年以漫長的幕府統治猛然一分為二為特徵。事實上，在兩個多世紀的時間裡，德川革命使日本與世界其餘部分隔離開來，並強化了封建習慣和制度。
16世紀末年，一位名叫豐臣秀吉的農民之子在日本列島建立了獨裁統治。儘管他沒有採用將軍的稱號，但他恢復了秩序，進行了曠日持久的或許考慮不周的對韓戰（1592~1598年），這場戰爭到他去世才告結束。此後不久，德川家族在德川家康（TokugawaIyeyasu)耐心而嫻熟的領導下取得了優勢。他被天皇冊封為將軍，決心在江戶建立自己的根據地。
德川家康有一種非常明智的信念：只有以那一動蕩不安的地區而不是京都為根據地，才能治理日本，而且應當如此。他正式把將軍職位讓給自己的兒子，藉此使這一職位在德川家族內部世襲。就這樣，德川家族一直「統治」到1868年。1639年，江戶政府做出了向外國人關閉日本大門的重大決策。自那時起，只有中國和荷蘭經過特許的船才可以進入日本，同時荷蘭船只能運來火藥、武器、眼鏡和菸草。至於其他東西，日本列島能夠而且確實可以靠自己的資源生存。禁令既包括日本的船隻，也包括其他國家的船隻，而且自外國船隻開始（1633年）。
這一決定產生了長遠的後果。我們能夠弄清它產生的原因嗎？表面看來是由於日本統治者對西方人感到擔心。葡萄牙人是最早到達這裡的西方人，1534年到了九州。他們的火炮、火繩槍和巨型船隻給日本人留下了印象；更讓人印象深刻的是，這些新來者在很短的時間內就使大批人皈依基督教。這一宗教會不會像1638年那樣，鼓勵貴族和農民起義呢？與此同時，一次程度非常深、範圍非常廣泛的經濟衰退開始了；這一衰退始於中國，但也影響到遙遠的印度。
日本是不是感到緊缺，需要保護自己，尤其是阻止其貴金屬的外流？自豐臣秀吉神勇的時代起，日本對朝鮮和中國的侵略－其船對這兩個國家進行了不計其數的海盜掠奪－看來表明，這個國家越來越可以獨力養活自己。明王朝的輝煌根本沒有觸動它。最後，日本領導人急於使一個不穩定的社會固定下來，同時農民渴望自由，儘管經常陷入失望之中。這一自稱強加的封鎖「凍結」了日本的制度，直至1853年佩裡準將的「黑船」到來後情況才發生了改變。佩裡到來時，日本仍是一個自給自足的社會，保留了其家族和古老的貴族制，其他階級相對於這一基本的階級都是附屬。
佛教的一個奇異的變種禪宗（dhyana或Zen)獲得的長時間的成功就是一個證明。不過，日本儘管用三道鎖把自己封閉起來，但可能不比初看上去不幸和貧閒。它不得不開發利用自己的物質資源和精神資源。其健康狀況和財富的一個徵兆是民間文學在16世紀的出現和1650到1750年在「大阪世紀」的發展。這樣，除能劇之外，在那裡產生了一種半舞蹈、半歌唱的活躍的歌舞伎（kabuki)戲劇形式。在幕府時代，黑暗並未籠罩一切。當然，幕府的統治能夠行得通，只能通過嚴格的紀律和我們可以稱之為警察國家的東西。
大貴族或大名（daimyos,人數在270名左右）是家族和地區的首腦。他們可以隨心所欲地支配、使喚大量「忠誠的僕人」，即武士（samourais);武士因這種服役可以換得金錢或實物津貼，但從未像西方那樣換取可永遠享用的土地，這會使他們獲得某種獨立地位。浪人（ronin)是失去了或（但這可能嗎？）放棄了其領主的人，他們受到的懲罰是要麼餓死，要麼成為土匪。所有的記載都陳述、重複並宣稱武士是按照其神聖的禮儀規則，即口頭的武士道準則，把身心都獻給了主人。有這麼一個廣泛傳誦的故事：47名浪人在其主人切腹自殺（harakin)後為他報了仇，隨後於1703年冬在其陵墓前集體自殺。
這一壯烈的禮儀規則在持續的內戰這一毫不仁慈的學校裡得到了發展。因為日本人進行的最多的戰鬥是在自己人中間或彼此之間進行。阿伊努人僅出現過一次，此後再也未被提起。蒙古人統治下的中國在1274年和1281年兩次試圖用大艦隊徵服日本，但一股「神風」（Kamize)捲起了風暴，消滅了入侵的艦隊。日本與朝鮮的戰爭，如前文所述，僅僅持續了六年。因而正是在他們自己中間，他們使用了長矛和劍；同時這種持續的戰爭迫使他們尊重一勞永逸固定下來的等級制。就此而論，在日本語言中，晚至1868年，動詞仍「既表示客體的地位，也表示主體的地位」。比如，使用助動詞「ageru」表示「由獨立動詞陳述的下級為上級承擔的行動」。
結果怎麼樣？日本成為一個極其遵守紀律、等級森嚴、統治牢固、既奢華又非常貧窮的國家。這一財富和榮耀為一方面、赤貧為另一方面的雙重形象，在一位威斯特伐利亞醫生基普弗（Kampfer)先生的遊記故事中有生動的描述。基普弗曾為荷屬東印度公司服務，他的著作（出版於1690年）是一部觀察的傑作。任何讀過他的書的人都不可能忘記他所描繪的讓人精疲力竭的旅行；人們不得不在艄工列隊幫助下從這岸徒步涉水到另一岸的那些河流，當時艄工手挽著手站在水中以減緩河水的流速並減少涉水的困難。同樣引人的還有基普弗關於有著破舊茅舍的村落的記載和所描寫的農民在大貴族的豪華隊伍經過時跪在路旁的情景。
在京都和幕府將軍的大本營江戶之間的大道上，大名腳步匆匆，他們的職司就是按期拜訪將軍。其隨從聲勢浩大，有手持槍戟的武士，也有僕人，他們陪著自己的主子前往首都。富裕的封建領主每年要在他們建在江戶的宮殿裡呆上六個月。宮殿建築的外表裝飾著圖案豐富的紋章圖案，對此羅德裡戈·比韋羅（RodrigoVivero)曾懷著欽佩的口氣加以描述（1609年）。這些宮殿獨處城市的一區，集中建在將軍府第的附近。不過，雖然它們美輪美奐，實際上卻是監獄。大名住在這裡時會受到監視，他們離開時要把家人留在那裡作為人質。他們幾乎無法逃跑－任何人也不可能逃跑，因為道路兩旁，城裡和小酒店裡，有著成群結隊的審判員、觀察哨和檢查員。
在城裡，如同在中國一樣，每條街道都被街道末端的城門分隔開來，一有任何事件發生，諸如盜竊、小偷小摸或別的什麼犯罪行為，城門就會關閉。被控犯罪的人－無論真正的罪犯還是嫌疑犯－當即被抓起來，處罰措施很快也會頒布，通常涉及死刑。對於1639年後得到允許但附加各種限制的惟一商業活動，即與中國人和荷蘭人的貿易，也進行了同樣嚴厲和細緻的監管。（荷蘭人曾於1638年沒有羞恥地把其船隻和火炮借出去幫助鎮壓日本的基督教徒起義。）無論何時荷屬東印度公司的船一到達，它們馬上就被領入長崎港內出島（Deshima)的隔離區，在那裡所有貨物、水手、商人、代理人和公司的官員都受到嚴格審查。
同時代的記載給人留下的是這一統治戒心重重，非常多疑；這一國家布滿了要塞，到處都是軍人。司法在西方很嚴苛，但在這裡更嚴。每位旅行家看到示眾架和遭到拷打、折磨的軀體，都會感到震驚。京都附近的一座山丘被稱為「斷耳山」。在文化和宗教方面，封建制的日本當然也在發展。如同在中國和朝鮮一樣，佛教在日本也呈現出多種形式（其中之一是狂熱的善信蓮宗，它把日本視為惟一真正的佛國；另一個是禪宗）。禪宗也是從中國傳來的，但自20世紀起變成了武士的教派。如果說理性主義的新儒教是幕府將軍方便的信條，那麼禪宗變成了軍人的信仰，遠離了其原來作為一種愛和非暴力宗教的作用。當然，這種變化是那一時代和那一社會的特徵。
禪宗的教導用非常短的逸事（koans)進行高度概括，有意顯得荒誕可笑，予人以出其不意的道德教喻。它們不惜採取一切手段喚醒通常處於半沉睡狀態，無意識、本能的自我。「拋棄你的精神，就像山間奔流中翻滾的球。」這是一種奇怪的自律，釋放並喚醒人的本能，而後相信其衝勁！回想起來，它就像是一種真正的心理分析療法。
它似乎在叫喊：不要「各種情結」。「你在走路時，就走路吧；你坐下時，就坐下吧。一句話，不要猶豫！」實際上對任何事都不要猶豫：這是最常見的建議，顯然對軍人非常適合。「清除擋在你前進道路上的所有障礙。如果佛陀擋你的路，殺了他。如果你的兄弟擋你的路，殺了他。如果擋路的是你的父親和母親，殺了他們。如果是你的親戚，殺了他。只有通過這種方式你才能解放你自己。只有通過這種方式你才能擺脫你的束縛，得到自由。」
當然，對這種語言不能按字面意思理解。佛陀、先祖和親戚不過是一個迷戀禮儀的社會的所有束縛，在這裡從剛一出生，男孩和女孩都被束縛在一種全是鐵的法則的教育的緊身衣中。每一個人都被訓練著去服從一種制約著人們的吃、講話和坐的法則，這一法則甚至規定了人們睡覺的姿勢：一動不動，頭枕在一個小型的木製橫檔上。人們「永遠不能失去對自己心靈或肉體的控制」，此為條件作用的結果，其目標是平息最自然的反射作用，而不是抑制植物自然生長的縮微園林。
結語
禪宗的所有教導（打上了軍人的標誌）看來針對的都是禁止和限制日本的所謂「禮貌規則」。如同在所有社會一樣，真正的生活修正和調和對立的方面。日本在同時既苛刻又富於靈活性。禪宗是其不可或缺的平衡砝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