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美國家玻利維亞，有個名叫翠尼達潘帕（Trinidad Pampa）的小村莊，村裡的種植園裡遍布排列齊整的灌木。這些看似無害的植物，名叫古柯，背後藏著數百億美元的年全球貿易額，每年有成千上萬人為之喪命。
（通向翠尼達潘帕必經的「死亡公路」永加斯路）
玻利維亞在種植古柯方面的政策比南美其他國家更寬鬆，每年當地政府都會為一小部分土地頒發古柯種植許可證，前玻利維亞總統艾沃（Evo Morales）就曾是一名古柯種植戶，他曾在一次聯合國會議上挑釁地嚼古柯葉，以表達對聯合國禁止古柯葉交易的國際公約，他認為這是歐美對南美國家事務的幹預。
（前玻利維亞總統艾沃）
以2014年的數據為例，那年玻利維亞約有20400公頃的土地用於種植古柯，足可生產約33000噸古柯葉，這些古柯葉中，約兩萬噸會被合法地製作成糖果、餅乾、飲料、牙膏等產品。那麼其餘一萬噸左右的古柯葉去哪了呢？自然是流入到了非法市場。
古柯葉背後的經濟帳
各國政府為減少毒品交易做的努力，和最終的效果間的差距，頗出人意料。很多國家都曾以非常強硬的方式尋找並摧毀古柯農場。這種做法的思路來自簡單的經濟學原理：減少了某種商品的供應，會抬高其價格，進而讓一部分吸食者放棄。
（南美古柯田）
這些「清除運動」表面上貌似取得了成功，包括哥倫比亞和秘魯在內的南美國家，單在一年便可摧毀超過十萬公頃的古柯田。
按理說，這麼大的打擊力度，應該成效斐然，但實際上，無論古柯的產量，還是由古柯提煉出的毒品的價格，都沒有受到影響。這一方面是因為所謂「蟑螂效應」，即當A國打壓古柯種植時，B國便會掀起種植熱潮，反之亦然；另一方面是因為市場上流通的毒品價格沒有變化。毒品市場有何特殊之處？
（南美古柯田）
紐約大學的加力格（Jorge Gallego）和馬裡蘭大學的李科（Daniel Rico）這兩位經濟學家，就哥倫比亞的這類現象進行了研究，發現摧毀古柯田，並不影響毒販從農戶處收購古柯的價格。毒品市場不同於正常市場，每個地區往往只由一個販毒團夥控制，古柯種植戶無法「貨比三家」，只能按毒販開出的價格賣出古柯。所有種植成本的變化，只能由農戶承擔。當地政府實施的打擊計劃，最後全都打擊到了農戶身上。
另外，毒品製造商的技術也在不斷提升，聯合國毒品問題專家古德斯（Cesar Guedes）表示，2005年至2006年間，聯合國與哥倫比亞政府調查發現，當地一公頃土地可以製造的古柯鹼粉末量，已由原本的4.7公斤變成了7.7公斤。這也讓當地政府努力摧毀古柯田的工作成效更少。
（聯合國毒品問題專家古德斯）
古柯種植戶和毒販的收入水平有天壤之別。據聯合國的估算，哥倫比亞古柯種植戶的日均收入僅略高於2美元。那他們為什麼不種植合法農作物？全球發展中心（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曾研究過墨西哥農民在這方面的決策思路。
墨西哥是玉米消費大國，當地農民也曾嘗試種植並出口玉米。但農作物價格波動太大，《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於1994年生效後，美國向墨西哥傾銷了大量廉價玉米，導致墨西哥玉米價格暴跌，很多當地農戶自然而然地開始種植大麻和罌粟。
相比農戶，毒販這邊的情況則大不相同。製作一公斤毒品，需要約350公斤幹古柯葉，這些古柯葉在哥倫比亞的收購價格約為385美元。這些原料被製作成一公斤毒品後，在哥倫比亞可以賣到800美元，根據美國研究諮詢機構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的數據，這一斤毒品賣到美國時價格已攀升至14500美元。再經過中間人的層層轉手，等到了街頭毒販手裡時，這些毒品的價格已達到78000美元。但這依然不是真實的價格，因為每轉一次手，這些毒品都會被稀釋一次，因此一公斤毒品的實際價格可以達到122000美元。
這種程度的價格上漲，也再次印證，南美部分國家通過摧毀古柯田、從源頭提高的那部分成本，在整個毒品販售鏈條裡，是滄海一粟。
販毒團夥和謀殺率的關係
卡爾德隆（Felipe Calderon）在2006年至2012年間任職墨西哥總統。那些年裡，37名曾被列為頭號通緝犯的毒梟中的25人，以各種形式被繩之以法。在卡爾德隆離任數月後的2013年7月，墨西哥最大販毒團夥之一的澤塔斯（Zetas）的頭目特雷維諾（Miguel Angel Trevino），也在美國德州邊境被捕。
（卡爾德隆）
若只看這些數據，卡爾德隆的反毒工作很成功，但民間的實際情況正好相反。在他的任期內，美墨兩國毒品走私數量沒有減少，暴力事件激增，謀殺率翻倍，死亡人數據信達到6萬。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2012年，中美洲國家薩爾瓦多的兩大犯罪團夥Mara Salvatrucha和Barrio 18達成了罕見的休戰協議，直接導致該國的謀殺率下降了三分之二。為什麼這兩個同樣飽受販毒幫派鬥爭之苦的國家，有如此大的數據差異？
墨西哥打擊販毒團夥的鬥爭重點城市，是該國北部邊境的華雷斯。2008年起，該市的毒販犯罪活動開始變得活躍，到了2011年夏天，每月都有約300人因此喪命，連計程車司機都是毒販的眼線，華雷斯在很多年裡都是全球謀殺率最高的城市。死者身上都有明顯的組織犯罪特徵，打中他們的槍型都是一樣的。
（華雷斯）
這一樁樁慘案發生，是墨西哥販毒團夥為爭奪地盤血拼的惡果。華雷斯既不種植毒品原料，也無多少毒品需求，被如此激烈爭搶，是因為該市是毒品走私重要邊境。據美國緝毒局（Drug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統計，從墨西哥走私到美國的毒品中，約70%是通過華雷斯。
美國為遏制販毒團夥，在過去幾十年來一直加大穿越邊境的難度。這導致的直接後果，是讓剩餘的過境點變得更有價值。為了把毒品順利運到美國這個全世界最大的毒品消費國，墨西哥毒梟必須至少控制一個主要過境點，否則生意無法開展。
因此，以華雷斯為代表的各個重要邊境城市，便成了幫派鬥爭的血海。該市影響力較大的幫派是由卡裡羅（Carrillo Fuentes）領導的「卡裡羅組織」，勢力大到可滲透政府，墨西哥國家禁毒研究所的陸軍將軍雷波洛（Gutierrez Rebollo）便是卡裡羅組織的成員。
（墨西哥國家禁毒研究所的陸軍將軍雷波洛）
與卡裡羅敵對的幫派，是被稱為世界最大販毒組織的錫那羅亞（Sinaloa）。2001年冬天，該組織頭目古茲曼(Joaquin Guzman)越獄。於是錫那羅亞和卡裡羅這兩大幫派，很快開始了綿延數年的血雨腥風。
（古茲曼）
當地警察不僅不平息事態，其中有很多人還常年效忠卡裡羅組織。為了與之抗衡，古茲曼收買了很多墨西哥聯邦警察。這就造成了非常荒謬的場景：在華雷斯，經常會有兩組警察人馬相遇並發生槍戰，兩派人都振振有詞地說對方與販毒團夥勾結，最諷刺的是，兩邊說的都是事實。
除了真刀真槍外，這兩個幫派還常常發起「公關活動」，四處掛出辱罵、抹黑對方幫派的橫幅，並散布謠言。他們還勒索百姓，華雷斯一家普通酒吧每周單是向卡裡羅繳納的「保護費」便達到120美元，與僱一個新員工無異。
這場鬥爭，以2011年錫那羅亞的勝利結束。自該團夥成功控制了華雷斯後，該市的謀殺率才終於有所下降。該組織頭目古茲曼被《福布斯》列入億萬富豪榜，並在2011年全球權勢人物榜中排名第55位。
（古茲曼被《福布斯》列入億萬富豪榜）
相比墨西哥，薩爾瓦多的毒販團夥採取的是另一種思路。該國的毒品交易基本局限於國內，是個「你多賺一分、我就少賺一分」的零和博弈局面。因此，該國兩大犯罪團夥Mara Salvatrucha和Barrio 18於2012年3月達成休戰協議，劃分地盤，減少了無謂的競爭。
毒販的「人力資源管理」
義大利經濟學家米歇爾（Michele Polo）在研究了西西里黑手黨後發現，黑幫間也經常「互挖牆腳」。為了防止這種事情的發生，世界各國的黑幫都有不同的應對方式。有些幫派會支付高薪，有些幫派會對叛逃人採取極其恐怖的暴力處罰，有些幫派會讓成員紋上具有幫派標識的紋身。
（義大利經濟學家米歇爾）
在很多影視劇裡，毒販都被塑造成冷酷無情、老謀深算的精明形象，但實際上，在很多案件和社會新聞裡，毒販傻事做盡，從業人員的低能力與行業的暴利形成了鮮明對比。英國內政部的研究人員表示，毒販倒臺往往是因為無能，他們浮誇的生活方式是導致他們被捕的主要原因。
販毒團夥的「人員招聘」也是個大問題，他們的人員流失率、死亡率、坐牢率都非常高，但又無法進行公開招聘，組織與成員發生衝突時，亦無法進行「仲裁」，因此，販毒團夥唯一可採用的方式便是極端的暴力，以此作為對成員的威懾和約束。
在這種情況下，很多犯罪組織都把監獄當成人員招募和培訓的重要場所。哥倫比亞毒販卡洛斯（Carlos Lehder）便是在獄中與另一毒販喬治（George Jung）相識，1976年二人出獄後，便開始大量向美國輸送毒品。
（哥倫比亞毒販卡洛斯）
監獄內的團夥作戰也較為常見。20世紀60年代時，為了免受加州監獄內墨西哥黑幫勢力的殘殺，一些囚犯組成名為「我們的家庭」（La Nuestra Familia）的監獄團夥進行抵抗。不久後，他們在監獄內外漸成勢力，靠勒索、搶劫、販毒形成了自己的盈利渠道。目前，該團夥僅核心成員便達約500人。
（「我們的家庭」團夥）
為防止這種情況發生，多米尼加進行了監獄改革。在該國首都聖多明各的聖克裡斯託巴（San Cristóbal）監獄裡，囚犯被安排製作蠟燭、首飾等物品，成品會放在監獄的禮品店裡賣給遊客。銷售收入的60%由監獄和囚犯平分，其餘40%歸囚犯家人所有。為了降低獄警的受賄率，改革後的獄警的工資也比原來高三倍。
這些改變，讓囚犯的看管成本提高到每人每天12美元，但當地政府依然覺得划算。在改革前，多米尼加的囚犯中，有一半會在獲釋三年內再次犯法；改革後，這一比例降至3%。
毒品世界的「特許經營」
很多有影響力又野心勃勃的販毒團夥，都會想找到一種快速、低成本的方式進一步擴大他們的收入。於是他們也採取了一種類似於「特許經營」的手段：他們會允許一些小黑幫以他們的名義進行勒索。
在很多高犯罪率國家，勒索如同詐騙電話，成本很低，但一旦有人「中招」，就能獲得高收益。而為了能讓人乖乖聽話，這些勒索人就需要說出一個響亮嚇人的幫派名字。因此這些小黑幫成員，也樂於得到大幫派的「授權」。
上文提到的墨西哥幫派澤塔斯也大量採用了這種「經營」方式。自2010年以來，澤塔斯經歷了快速增長。聯合國毒品與犯罪問題辦公室的一份分析報告表明，為了趕上組織的擴張速度，澤塔斯已不再在新的勢力範圍從零開始建立前哨站，而是與當地黑幫合作、直接授權。
這種「業務模式」，也導致澤塔斯比其他黑幫更公開地實施駭人聽聞的暴行，並對其進行拍攝和宣傳，因為他們的公眾形象越是殘忍，他們的「招牌」就越好賣。
這種分權管理的體制也帶來了問題。很多缺乏經驗的小黑幫會犯下大錯，甚至可能影響整個團夥。墨西哥販毒組織有個不成文的規定：絕不能殺美國人，尤其是美國警察。然而2011年，美國移民與海關執法局的特工傑米（Jaime Zapata）被澤塔斯的毒販槍殺，引起美國輿論震動。
（美國移民與海關執法局的特工傑米）
隨後的一周內，美國聯邦特工抓捕了一百多名毒販，殺害傑米的團伙頭目亦被捕，2012年，澤塔斯領導人拉坎諾（Heriberto Lazcano）被擊斃，次年，新領導人米奎爾（Miguel Trevi o）也被捕。這個原本勢力強大的販毒團夥，因為一個附屬組織犯的錯誤，付出了毀滅性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