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希望用文人微弱的力量喚醒走向沉淪的故都，無奈命運弄人，一切都在沉淪；他，希望用男人的胸懷去包容妻子，無奈生活殘酷，最終聽到的卻是最無情的話語；他，希望和一見鍾情的女子永遠成為富春江上的神仙伴侶，可激情過後總歸於平淡，三生石畔終成陌路。 他是生無補於社會，死無濟於蒼生的零餘者，在他犀利的文筆下掩藏著深深的自卑與懺悔，三世沉淪，終於異國捐軀。鬱達夫是一個當之無愧的「真的人」。他的「真」，活生生，有血肉，充滿俗世的歡欣與苦悶，也嘗盡了精神的痛苦和輝煌。驀然回首，總能看到那個站在島國邊緣暗自揮淚的文人。
在浙江省境內著名的錢塘江上遊，有一段風景綺麗的水域，就是被人們譽為「一川如畫」的富春江。 這條江的北岸，距「人間天上」的杭州城約八十裡許，有一座規模不大且十分古老的縣城——富陽，鬱達夫就出生在這一片江南水鄉。《與元九思書》對富陽有這樣的描述：「自富陽至桐廬一百許裡，奇山異水，天下獨絕。」生長在這樣一個風光秀麗、歷史文化積澱深厚的地方，鬱達夫自然也是極富才情的。 1896年12月7日，鬱達夫來到了這個世界。早他之先，鬱家已有兩男一女，鬱達夫是家裡的老四，取名鬱文，小名蔭生。 歷史上的鬱家也曾興隆一時，鬱達夫的父親鬱企早年曾設塾授課兼行中醫，任富陽縣衙門戶房司事，因此積有數畝薄產，算得上書香門第，殷實之家。到鬱達夫出生時，鬱家已近破落，在鬱達夫3歲時，父親不幸病逝，全家的衣食問題就落在了母親身上，姐姐阿鳳也去了別人家做童養媳。
家道的衰微，生活的拮据，對少年鬱達夫的身心健康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多年之後，鬱達夫曾在文章中寫道：「兒時的回憶，誰也在說，是最完美的一章，但我的回憶，卻儘是些空洞。第一，我所經驗到的最初的感覺，便是飢餓；對於飢餓的恐怖，到現在還在緊逼著我。」他曾把自己的出生視為「悲劇的出生」，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出其童年陰影之深。童年的經歷塑造了鬱達夫奇特的性格，一方面聰明早熟、敏感、多思，另一方面又性情孤僻、氣質頹唐。 1902年，7歲的鬱達夫進入私塾讀書，一經啟蒙便表現驚人的天賦和才華，1904年，他又轉入公立書塾春江書院，開始大量接觸古典文學，曾作詩曰：九歲題詩四座驚，阿連從小便聰明。頗有杜甫觀公孫大娘舞之盛況。1909年鬱達夫升學到省城杭州，在杭州府中學裡，鬱達夫和徐志摩成了同班同學，日後引領中國新文學小說界與詩歌界的兩大奇才就這樣不期而遇。
那時候徐志摩是活潑的，好動的，有靈氣的；而鬱達夫卻因家庭緣故有些木訥而安靜。看著徐志摩揮灑著自己的靈性，他是屬於憂傷的。他自己也說：「憂能傷人，但憂亦能啟智；在孤單的悲哀裡沉浸了半年，暑假中回家大家都說我成了大人。事實上，因為在學校裡，被懷鄉的愁思所苦擾，我沒有別的辦法好想，就一味的讀書，一味的作詩。」寂寞與憂傷給予了鬱達夫一種創作的靈感。 1910年鬱達夫的家人又安排他轉入一所教會學校——蕙蘭中學，作為一座貴族子弟學校，鬱達夫的自卑與獨處被同學視為異類，不久，他便輟學了。輟學後的鬱達夫回到家鄉，度過了一段離群索居的生活，他也充分利用這段難得的空閒時間，大量攻讀英文與中國古典文學，成為一生中「收穫最多，影響最大的一個預備時代」。 1913年，鬱達夫的哥哥鬱曼陀被派赴日本考察司法，鬱達夫也趁此機會隨大哥一同前往。17歲，正是少年見青春，萬物皆嫵媚的大好年華，飽讀詩書的鬱達夫也將這次出國的機會視為改變人生軌跡的契機，頗有一些「邵氏壯且厲，撫劍獨行遊」的味道。
太陽冉冉升起，「長崎丸」輪船慢慢駛離了上海楊樹浦匯山碼頭。鬱達夫鵠立在船艙的後部，西望著祖國的天空。遠處在波濤起伏中跳動著的小小黑點，也終於被地平線的空虛所吞沒。 一切熟悉而親切的景象慢慢消失在眼前，但鬱達夫並不悲哀，而是鬥志昂揚地告別自己的祖國母親。 當他來到日本時，望著四周如畫的風景恍如置身仙境，禁不住感嘆道：「傳說中的蓬萊仙島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吧！」日本，在這個少年的心中，就是實現抱負的蓬萊仙島。到達日本後鬱達夫繼續發奮苦讀，嫂子曾勸慰他不必如此拼命，可哥哥卻認為，自己的國家如今正處在水深火熱之中，唯有努力讀書，他日方可救國。 於是，鬱達夫陷入深深思考：日本的文化雖缺乏獨創性，但是它的模仿，卻是富有創造意義的。明治一代，已經完成了維新工作；老樹接上了青枝，舊囊裝入了新酒，渾圓成熟。新興國家的氣象，原屬雄偉，新興國家的舉止，原也豁蕩。而中國這個沉睡幾個世紀的國家，在勁敵面前竟毫無防備意識。17歲的少年能有這樣的想法，目光不可謂不長遠。
後來，在東京帝大讀書期間，鬱達夫也對政治表現出極大興趣。有一次，眾議院議員尾崎講到一個有關中國的問題，言語間對中國頗多諷刺與挖苦。這時，鬱達夫站起來向臺上質詢，磊落的態度，得體的措辭，充足的理由，獨到的見解，再加上流利的日語和激昂的語氣，令在場人員無不佩服，頗有一種「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書生意氣，揮斥方遒」的神採。 鬱達夫在日本留學的個人生活也是十分曲折的。由於他天生敏感多思且又自卑，交友圈子並不廣泛。而他的早熟又使他對異性的幻想常存腦海之中。 當時在日本社會，兩性關係較為開放。鬱達夫在日本留學多年，對異性的好奇感也愈發增強。有一年，正是櫻花盛開的季節，鬱達夫走到城外的公園去踏青，路上遇到一些美麗而活潑的女子。鬱達夫鼓起勇氣與她們交流，這些女子也被鬱達夫儒雅的外表與流利的日語吸引，詢問他是哪國人，在得知他是中國人之時，那些女子驚恐地互望一眼，留下一句「原來是支那人啊」，就逃也似的走了。
「支那」，這個帶有侮辱性的詞語，給鬱達夫帶來一種滅頂的悲傷和絕望。 在日本名古屋求學的四年對於鬱達夫來說既收穫頗豐，又充滿挑戰與未知。異國他鄉，一個獨孤的遊子常常感到失落與無助。他曾說過：「因為二十歲的青春，正在我的體內發育伸張，所以性的苦悶，也昂進到了不可抑止的地步。」作為一個有志向的青年，他必須把這種苦悶變成一種創造力，而不是引向頹唐，走向沉淪，只有這樣，他才可以最終超越苦悶，在人生的道路上實現自己真正的價值。 鬱達夫是敏感的，多情的，卻又是克制的，理智的。在荷爾蒙的催化下，他完成了人生第一個創作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