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後期，各種問題層出不窮。連年遭到大旱等自然災害影響，農民食不果腹。又受鼠疫等疫病影響，死人無數。更是屢受後金政權的攻襲，國內農民起義此起彼伏，明政府左支右絀，狼狽不堪，可謂劫難重重。
然而，究其原因，衛所制度遭受破壞直至崩潰，軍隊戰略直線下降。連年徵戰入不敷出，軍餉苛稅過大，財政無法支撐。更何況朝堂上君臣不和，文官武將互相攻陷，亂政頻發，明朝向覆亡的深淵無法止歇地滑落。
一、衛所制度破壞嚴重，軍力疲弱
明朝初期實行衛所制度，士兵和家屬入軍籍，謂之軍戶。士兵在朝廷分配的公田裡耕作，每月領到的糧食足夠一家人生活所需。
朱元璋曾驕傲地表示，不花財政一分錢供養，大明軍隊完全自給自足，當時衛所制度的施行，在明朝戰勝元軍、全國一統中起到了極大的作用。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問題逐步增多，情況越來越壞，直致軍隊失控。
首先，叛軍制度致使邊境空虛。明朝實行各衛所軍隊輪番赴京編入京城操練的班軍制度，因士兵對於被驅役不堪忍受，在被徵調入京途中經常逃跑。兵員不足導致後來的叛軍入京後不許返回原地。致使原地衛所人員空虛。
其次，"公私"戰役引發兵變。皇親國戚役使軍士現象日趨嚴重，軍官役使士卒幹私活的現象也極為普遍，致使軍士苦不堪言，兵變時有發生，逃亡人數不斷增加，軍官用老弱病殘來充數冒名，軍隊戰力一降再降。
其三，南北調操使得逃兵大量出現。明衛所士兵不能在本地參軍，而是實行南北方人互相對調。這種制度使軍士死亡和逃跑現象時有發生。明朝統治者卻因為思想上固守祖制而不去改變，軍丁逃亡範圍逐步擴大，數量大增，導致軍伍多數空虛。
其四，宦官典兵敗壞軍紀。明英宗宦官王振權傾朝野，弄權亂政致使軍紀嚴重敗壞，直到發生土木堡之變，京師精銳軍隊幾乎全軍覆沒。
明武宗的劉瑾更進一步，其一張紙條就可隨意任用中下級軍官，致使軍隊買官賣官現象不可遏制。軍隊因不堪忍受宦官或將官恣意凌欺而暴起殺人的現象比比皆是，軍隊紀律嚴重渙散。
這一系列因素，致使軍戶田地被將官豪強兼併掠奪過重，糧餉入不敷出，軍戶逃亡者日重，妻離子散走死逃亡的人間慘劇幾乎是不斷循環上演。軍官甚至是挪用軍餉買官進爵，邊軍生活狀況越發困頓。
明代的衛所制，兵是核心，田是根本。衛所中大量軍田、無償士兵，都成為那些高官貴族的發財之道。然而，一旦田地被佔用，糧食不夠家庭食用，以及役作日漸繁苛、稅差過重，軍心、軍紀散盡。加之朝廷和軍中行賄索賄之風盛行，廣大軍士忍無可忍，就會奮起抗爭，致使軍隊戰鬥力直線下降，直到全面崩潰。
二、軍餉和政府支出過重，財政入不敷出
明朝政府規定，王公貴族以及官僚階層受賞賜的田地免除全部稅糧和差役，致使全國大多良田沃土只生地租，不產稅收。
首先，稅收制度遭到破壞。免稅土地的受賜和受益範圍被毫無節制地擴大，逐漸形成一個龐大免稅特權階層。甚至還出現藩王受封，朝廷卻沒有田地可撥付，竟然使出匪夷所思的"無田之租"的招數，要求各地農民分攤銀租。
徵稅的失控直接導致發展社會生產的公平競爭機制被打破，有錢的人不繳稅，繳稅的人沒有錢；有地的人不繳稅，繳稅的人沒有地。這樣的稅制設計顯然不合邏輯。
其次，增加新稅種致使農民負擔日重。為了維持朝政正常運轉，明朝又祭出加徵賦稅的狠招。
1618年遼東發生戰事，為籌措軍餉，開始在每畝田上加徵田賦9釐，這就是"遼餉"，以後就成為常賦年年徵收。
崇禎年間為鎮壓農民起義，開徵剿餉，在舊額田賦基礎上，每畝加糧 6合，以每石折銀8錢的比率徵收，得銀200萬兩。
崇禎年間練邊兵需要餉銀，於是在天下田土中每畝加賦銀1分，共增賦730萬兩，這就叫"練餉"。
遼餉、剿餉、練餉並稱三餉。加派三餉是明朝中央政府轉嫁財政危機到小民頭頂的剜肉醫瘡政策。三餉之外，還有加餉、助餉、新餉、均輸、丁銀、差餉、雜項等五花八門的稅收名目。
由於連年外面對後金作戰，內部還要鎮壓農民起義，內外兩條線上的作戰使明廷財力消耗殆盡，財政陷入災難性危機。朝廷實在無力為前線開餉，皇帝開始耍無賴欠餉。
朝廷長期欠餉，加上軍官貪扣，士兵饑寒交迫，譁變反抗、劫掠擾民、甚至掉轉槍口加入義軍的現象絡繹不絕。
其三，政府支出過致使財政不堪重負。明朝的財政危機不斷加劇，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雖然官俸微薄，但國家俸祿支出並不少。
主要是宗藩過於龐大，明末整個皇室人員近70萬人，奢靡的生活消耗，成為明後期財政一大負擔，致使"乞丐財政"雪上加霜。另外，官吏多過以往任何朝代。明朝實行兩京制，在北京和南京各有一套機構，各有一批官員，官員各項俸糧每年也需數千萬。
更糟糕的是，不計後果的"國家搜刮"帶動了各級官吏層層"搭車"，結果都壓在老百姓身上，老百姓只能流亡外地，全國 1/8的人口加入了流民大軍，這是明末起義軍的主要來源，他們紛紛扯旗造反。
鎮壓農民叛亂就要增加軍費，增加軍費就要加重盤剝和搜刮，加重盤剝和搜刮農民就要造反，如此惡性循環之下，其結果是王府缺祿米，衛所缺月糧，各邊缺軍餉，各省缺廩俸，明朝政府財政徹底潰爛。
三、重文抑武，軍政混亂
明中期以後，社會基本穩定，開始實行崇文黜武的政策，提升文官地位，使軍政官員相互掣肘。由於文官大多來自科舉，所以明代文官選升十分重視資格。甲榜進士可以仕至六部，乙榜舉人能夠官至知府。在進士中，又以翰林最受尊崇。
只要身居翰林，就可以遇人不屈膝，行禮不彎腰。相反，武官權勢一落千丈，各級武官均受到比自己地位低等的文臣壓制，地位極為卑微。
首先，武將權力極度削弱。明中期總兵官的權力受到極大牽制降低，依次受制於經略、巡撫、總督。不僅喪失對地方官吏的賞罰之權，而且在軍事上的具體工作，如出師日期等用兵事宜，總兵也必須請令才行，毫無決定權，不再有領兵任將的風度。而且總督、巡撫、經略經常越俎代庖，親自擔當主將，總兵逐漸淪為輔佐之職。
明中期將領雖然掌管三軍之令，但軍隊調遣以及糾察的權力卻歸於總督與巡撫。武將馳騁疆場，軍功卻由總督和巡撫奏報，大多歸於自己的派遣與督察；而戰場一旦失利，其罪責全由武將承擔，嚴重打擊將領禦敵報國的積極性。
其次，武將地位直線下降。明中期後，總兵、副總兵職位，不再通過戰功獲得，而是襲蔭。為繼承祖蔭，武官不得不巴結討好兵部文官，經常自貶身份，卑躬屈膝。大將、副將上呈兵部官員的手本，多自稱"門下小的"；守備、把總以下武官常給兵部書辦人員送禮，在禮帖中自稱"沐恩晚生"，大失習武之人尊嚴。
明中期大帥一類的武將，在求見品級與其相差懸殊的文臣時，也必須身穿戎服，左手握刀，右置弓矢，入堂跪拜。在上給文臣的門狀中自稱 "小的"，告退之後，還要向文臣的奴僕寒喧攀敘，甚至送禮施惠。
相反，知府、知縣等文官與總兵相見，不僅不必彎腰行禮，而且拜帖僅用"侍生"（明清兩代後輩在前輩面前謙稱），公文則用"移會"。貢生、監生、生員與總兵這樣的高等級武官往來，用"侍教生"代替"晚生"名帖。
其三，明代武學漸入困境。明代只在京城設有軍事學府，其他地方均沒有設置武學。應武科鄉試的武生來源，多是一些學業粗疏、財大氣粗的紈絝子弟，或是原來有軍籍但學業無成的兵士，改為學習軍事理論和弓馬技術，中試者為武舉，不中者依然是平民，長期的黜武積習消彌了不少有志之人，他們根本不願意參加武試，紛紛改為研經學文。
其四，文武互換產生亂象。明朝後期有"文人尚武"與"武將好文"的風氣。"文人尚武"與"武將好文"本無可厚非，但明朝錯誤的文武導向，使得"文人尚武"和"武將好文"成為一種見異之遷、改行求仕的不敬業之舉。
"文人尚武"、"武將好文"，文武關係再度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明末"文人尚武"、"武將好文"的風氣，由此帶來的弊端極為可怕，尚武的文人多是"腐儒"，他們喜歡紙上談兵，其實並不知兵。文臣帶兵出戰多為敗績。
武將好文，原因多是明中後期不重視武功，武將認為從武沒有前途，紛紛棄武從文，想改任文官，使仕途順暢。
明代一直保持著"文武換授"之制，文臣武將之間，可以互用。武將好文雖提高了武將的文化品質，但武將一旦以工詩作賦為風尚，勢必荒廢對兵家要義的研究，消彌衛國禦敵的意識，降低帶兵打仗的能力。
文人尚武，武將好文，大都是高談闊論的譁眾取寵之舉，實為不敬業的表現，導致了全社會慕求"虛名"的壞風氣。
由於沒有真才實學，在外敵入侵的重大關頭，文官武將全都難當大任，尤其是大批武將陶醉於詩酒風月，便沒有了"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橫戈馬上行"的豪情壯志，變成了渾渾噩噩、不思進取的一群人，由此帶來的惡果是明末武備廢弛，最終葬送了明代江山。
小結
大明王朝的末年，堪稱軍中支柱的衛所制度廢弛，全國財政入不敷出，使得國家維持極為艱難，再加上外族日益侵略，天下百姓苦不堪言，只能揭竿而起，使得本就步履維艱的朝廷更是紛亂不堪。
再加上朝政策的混亂，宦官的專權，文官行武事，武將不當權，致使軍隊戰鬥力極度弱化，國防徹底衰敗。劫難重重的大明王朝最終一敗於李自成的農民起義軍，二敗於清政府的八旗鐵蹄，國運斷絕。
參考文獻：
《明史》；
《明夷待訪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