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鞍相孝公，為秦開帝業。」秦國之興，源遠流長，而秦國之強，自孝公始。
秦孝公信用商鞅，厲行變法，以法治、耕戰富國強兵，使秦國很快躍居戰國首強。後世政論家、史學家普遍認為，商鞅變法為秦國奠定了帝業的基礎。秦始皇的帝業之基開創於此，秦始皇的政治模式也肇始於此。
公元前361年，秦獻公去世，秦孝公繼位。年僅二十一歲的秦孝公充滿雄心壯志，迫切地希望能夠恢復秦穆公時期那種「東平晉亂」、「西霸犬戎」的繁榮局面。在朝堂上激憤地說：「昔我穆公自歧雍之間，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為界，西霸戎狄，廣地千裡，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為後世開業，甚光美。會往者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逢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獻公即位，鎮撫邊境，徙治標陽，且欲東伐，復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史記》卷五《秦本紀》）
秦孝公網羅天下人才的政令就像潮水一樣，越過了邊境。商鞅聞知孝公下令求賢后，立即西行入秦。經秦孝公寵臣景監介紹，求見了孝公。
商鞅（約公元前390年一公元前338年）,衛國（今河南安陽市內黃梁莊鎮一帶）人。孝公第一次見商鞅，商鞅大講「帝道」，孝公聽得昏昏欲睡，根本沒有聽進去。
事後大罵景監：「你那客人是個只會說大話的人。」第二次，商鞅大講「王道」，孝公不以為然，還是聽不進去。第三次，商鞅大講「霸道」，孝公聽得有點興奮，但還是沒有多大的興趣。第四次，商鞅大講「強國之術」，聽得孝公一個勁地往商鞅跟前湊，極口稱讚。兩人又多次深談，「語數日而不厭」（《史記·商君列傳》）。公元前359年商鞍任左庶長，開始變法，對秦國的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進行兩次全面的改革。經過兩次的變法，秦國的政治結構、社會結構、經濟結構和文化結構得到全面的調整，中央集權政治體制正式形成。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改革政治制度。
其一，以中央集權為核心，全面革新政治體系。
合併鄉邑為縣，每縣設縣令、縣丞。縣令是一縣之長，縣丞掌管民政，由國君直接任命。這種制度加強了基層政權的管理，也初步打破了世卿世祿的世襲制。
其二，獎勵軍功。
變法規定：斬敵首級一顆賞爵位一級，田一頃，宅九畝，服勞役的「庶子」一人。宗室、貴戚凡是沒有軍功的，不得列入宗室的屬籍，不能享受貴族特權。
其三，頒布法律，嚴明法制。
全體居民每五家編為一伍，十家為一什，一家犯法，十家連坐。互相告發，同罪連坐，告發「奸人」的與斬敵同賞，不告發的腰斬。一家藏「奸」，什、伍同罪連坐。客舍收留無官府憑證的旅客住宿，主人與「奸人」同罪。
第二，經濟方面。
其一，廢除井田制，開千陌封疆界。
井田制是商周時代的土地制度，這種制度直接限制了每戶農民的土地數量。商勒變法破除過去每一畝田的小田界，把原來的「百步為畝」，開拓為二百四十步為一畝。
國家承認地主和自耕農的土地私有權，允許公開土地買賣。其二，重農抑商，獎勵耕織，特別獎勵墾荒。
規定：「廖力本業耕織致慄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摯。」意思是盡力從事男耕女織的生產事業，生產糧食布帛多的，免除其本身的徭役；凡從事工商業和因不事生產而貧困破產的人，連同妻子、兒女沒入官府為奴隸。
商鞅變法使秦國的綜合國力迅速增強，很快就稱霸諸侯。商鞅變法的成效首先見於諸內政，「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太子即位，即秦惠文王。
公子度等人告發商麩「欲反」，秦惠文王下令逮捕商麩。
商鞅逃亡至邊關，欲住宿客舍，客舍主人不知他是商君，見他未帶憑證，告以商君之法。商鞅想到魏國去，但魏國因他生攜公子昂，拒絕他入境。他最後回到自己的封邑，舉兵抵抗，結果失敗戰死，而後被下令車裂其屍。
秦孝公和商鞅變法為秦國留下了一筆重要的政治遺產。秦孝公不僅確立了秦國的首強地位，而且為秦國的「王業」、「帝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