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人地位初微，商王太戊「使御」；西周初期，秦人祖先非子為周孝王養馬有功，被封於秦地，因姓嬴，號曰嬴秦；周宣王時，非子之孫秦仲始列為大夫；周王室東遷，「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至此秦方得列為諸侯。
春秋時期，中原諸侯並未將秦國視為蠻夷，彼此之間仍以諸侯之禮相交。不過周平王許諾的封地要遲至文公時，秦國才因成功驅逐西戎，真正控制了岐山以西之地，國勢轉強。
相較於中原諸侯而言，秦的建設和發展較為遲緩，秦的文化傳統與風俗習慣亦與東方國家存有不同之處。由於秦與戎狄雜處，感染遊牧民族習俗，民風尚武、剽悍。如《管子》敘述秦地民風曰：「其民貪戾，罔而好事。」；張儀亦云：「夫秦卒之與山東之卒也，由孟賁之與怯夫也。」可見秦人強悍之民風。
《大秦帝國》張儀劇照
秦地戎俗頗重，主要生計仍以農牧為主，他們尤善養馬。然而，秦沾染戎狄之俗並非獨例，如楚國立國之初與江漢蠻夷雜居，風俗習慣和價值觀都受其影響，春秋時期楚王熊通自詡「我蠻夷也」；又如齊國太公初封之際，「因其俗，簡其禮」，吸收東夷文化以治國。
故秦師戎之長，並非特例，所以在春秋時期，秦並未被東方國家視為戎狄而輕之。秦吸收西戎文化，仍存有以夏變夷的自我意識。
《史記 秦本紀》云：「（秦穆公）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今戎夷無此……『」
由秦穆公之言可知，秦國亦自視為「中國」，以區別於西戎之外。秦穆公雄才大略，注意招徠賢才，任用百裡奚、蹇叔等人為謀臣，修明內政，獎勵生產，訓練軍隊，國力得到發展，秦強盛的基礎此時已建立，但因受到晉的阻攔，未能東進，轉而向西發展，終成為雄踞西方的大國。
《東周列國·春秋篇》秦穆公劇照
秦穆公統治期間，秦的農業生產已經不遜於中原地區。穆公十二年，晉國因為災荒向秦借糧，秦向晉輸粟，史稱「泛舟之役」，顯示出秦糧食儲備之充足。可見，農業已取代畜牧業，成為秦的主要經濟來源。
秦穆公之後，秦國君主多半不求上進，國勢日衰。戰國初年，從躁公到獻公的五六十年間，秦國貴族勢力大增，欺凌公室，大庶長專權，國勢更虛，國君廢立漸落入庶長手中；自懷公至獻公短短三十多年間，換了六個國君，可見秦國政局之混亂。
國家內憂之際，外患又侵逼，尤以魏國為烈。魏國在文侯變法圖強之下，國勢強盛，外交上聯趙韓，屢次侵秦，奪取秦國土地甚多。秦獻公於是改革，力挽頹勢。他的改革主要政策有四：
《東周列國·戰國篇》魏文侯劇照
「止從死」，廢除人殉制度。穆公死時用一百七十七人殉葬，其中包括子車氏的三名良臣，即奄息、仲行、針虎。而與穆公同時的中原國家，已極少見人殉，然秦卻遲至戰國時才廢除。廢人殉制度，是秦改革陋習的進步政策之一，同時也是對秦國貴族特權的一種限制。
「遷都櫟陽」，自雍遷都櫟陽，目的主在國防考量。秦孝公求賢令中說明秦獻公此舉目的在於「欲東伐，復穆公之故地」，此乃因魏奪取秦土甚多，獻公有收復失土之心；同時將櫟陽、藍田等地設為縣，以加強集權與鞏固邊防。
「初行為市」，取消「工商食官」制度下對工商業發展的限制，明令允許在國都內進行商業活動。
「為戶籍相伍」，相伍編制屬於軍事性質的組織，目的在利於徵兵。打散國野的區分，將人民編入國家戶籍，既提升了人民地位，也加強了國家控制。
《大秦帝國》秦孝公劇照
秦獻公改革的結果雖有成效，但恢復穆公之業卻未能如願。秦孝公即位之後，中原地區形成六大強國並立的局面。秦當時的狀況是「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中原諸侯已經改變春秋時期對秦國的觀感，普遍以「夷翟」敵視之。如朱己對魏安釐王所言：「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又如蘇秦對楚威王所言：「夫秦，虎狼之國也……天下之仇讎也。」
春秋時期諸侯視楚為蠻夷，是因楚主張武力兼併；戰國中期後，諸侯又視秦為夷翟，而不見斥楚為蠻夷者，因當時兼併野心最巨者為秦，楚與東方國家已聯盟之故。
《大秦帝國》秦孝公劇照
為復穆公之業，孝公下令求賢，表明秦在戰國中期確有轉型的需求。如前所述，秦並非弱國，春秋時也曾位列五霸之一，秦穆公稱霸西戎，與晉抗衡，位尊一時。秦雖地處西陲，但並非絲毫未受中原文化影響，只是若與中原諸國相較，文化方面確實遜色。
在文化傳統上，秦與中原列國有異。「禮樂」及其體現的「仁義」，在東方國家源遠流長，儘管春秋時代「禮崩樂壞」，但在正統之外的民間學士卻把它們傳承下來，並闡釋得更加系統。以儒墨為主流，「仁學」得以產生並發展為「顯學」。
秦文化的特徵則是重功利、非道德、講實用、輕理論，這是法家功利主義文化。文化傳統相異，在後續的改革變法中也明顯產生截然不同的影響力。尤其是秦文化中講求功利、實用的特性，明顯表現在善用客卿上。
《大秦帝國》商鞅劇照
六國人才大量流入，增加了秦國稱霸天下的機會。這項傳統始自穆公，此後秦招徠別國人才有兩個傾向：一是別國仕秦大臣成為秦國強盛的必備條件；二是秦國越強盛，關東有才之士入秦效力者越多。
戰國初期，秦雖不復春秋時穆公強盛局面，然以國力而言，仍為七雄之列；雖諸多建設未能與中原諸侯相較，然其本身所具有的條件，卻為其奠下成功的基礎；尤其獻公改革的成果，可視為是奠定變法成功的基礎。缺乏這段歷史，即使商鞅和孝公再努力，也無法徹底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