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臣。日本國使臣朝臣真人，長安中拜司膳卿同正；朝臣大父，拜率更令同正。朝臣，姓也。」
（林寶撰，岑仲勉校記《元和姓纂》卷五·朝臣，中華書局，1994年，第559頁。）就日本史和遣唐使留學生在華的信息，「朝臣備」最容易令人聯想的就是——吉備（朝臣）真備。
李訓墓誌拓本前揭「下道臣」就是吉備朝臣家最早的記錄姓。
日本中古存世文書，尤其正倉院、各大寺廟之正式公文和重要文檔，多見有記錄署名籤押。基本格式為通篇成文統一書寫，包括後署人的官職、姓，皆謄清，僅餘籤押位置留空。如：「光明皇后《獻物帳》作成《國家珍寶帳》尾末：天平勝寶八歲（756）六月廿一日。從二位大納言兼紫微令中衛大將近江守藤原朝臣·仲麻呂、從三位行左京大夫兼侍從大倭守藤原朝臣·永手、從四位上行紫微少弼兼中衛少將山背守臣萬朝臣·福信、紫微大忠正五位下兼行左兵衛率左右馬監賀茂朝臣·角足、從五位上行紫微少忠葛木連·戶主。」
（正倉院事務所《正倉院寶物·北倉》，朝日新聞社，昭和六十三年（1988），圖149，第58頁。）「《敕獻東大寺獻物帳》（大小王真跡帳）尾末：天平寶字二年（758）六月一日。紫微內相從二位兼行中衛大將近江守藤原·朝臣」
（正倉院事務所《正倉院寶物·北倉》，朝日新聞社，昭和六十三年（1988），圖152，第60、61頁。註：末尾署名應為「藤原朝臣·仲麻呂」，但僅籤押「朝臣」。）「《敕獻東大寺獻物帳》（藤原公真跡屏風帳）尾末：天平寶字二年（758）十月一日。太保從二位兼行鎮國太尉藤原惠美·朝臣、參議從三位行五部卿兼坤宮大弼侍從下總守臣勢朝臣·関（堺）麻呂。」
（正倉院事務所《正倉院寶物·北倉》，朝日新聞社，昭和六十三年（1988），圖153，第61頁。）「《敕東大寺封五千戶》文書，尾末：天平寶字四年（760）七月廿三日。太師從一位藤原惠美·朝臣。」
（《正倉院展》第六十六回目錄，奈良國立博物館，平成二十六年（2014），圖39，第82、83頁。）「東南院古文書第三櫃第二十七卷《因幡國高庭莊券第三》『東大寺領因幡國高庭莊』卷，七月二十四日解。尾：承和九年（842）七月廿四日正八位上行大目紀朝臣·彌濟；最末：使寺別當內豎正六位上石川朝臣·真主。」
（《正倉院展》第六十七回目錄，奈良國立博物館，平成二十七年（2015），圖45，第86頁。）《雙倉北雜物出用帳（東寺司）》吉備朝臣泉 籤押從檢索的這些部分古文書，可以確認當時公文籤名的格式和「朝臣」封姓的使用。天武十三年（685）更改諸氏之族姓，作八色之姓時，應有直接用「朝臣」為姓的狀況，後逐步加注「朝臣」前的區別姓；且這類加注也有是通過再次封賞獲得的「聖武天皇。天平十八年（746）冬十月丁卯，從四位下下道朝臣真備，賜姓『吉備朝臣』。」
（《續日本紀》卷十六·聖武紀八·第五條：置齋宮寮。）由此可知，養老元年（717）出發入唐時的下道朝臣真備，有可能如粟田朝臣真人名「朝臣真人」一樣，名「朝臣真備」或「朝臣備」。這種名姓結構，和下道朝臣真備一同抵唐的阿倍朝臣仲麻呂的名字變遷，由「朝臣仲滿」至「朝臣衡」再到「朝衡（晁衡）」的變化，能看到同樣的痕跡。
下道朝臣真備（朝臣備），離唐回國後至天平十八年（746）再次獲封，才有了「吉備朝臣真備」的完整歷史記錄用名；此後這個名字不斷出現在日本的史料書籍中。（註：在日本各類史料記載中，保存有許多下道朝臣真備、吉備朝臣真備的信息。而大量正倉院獻供及關聯文書裡，以吉備朝臣真備同孝謙天皇的交集和其當時位階，按常理應可見到吉備朝臣真備的籤押，但事實上幾乎無所尋。一、「天平勝寶八歲（756）六月甲辰,始築怡土城。令大宰大貳吉備朝臣真備，專當其事焉。」
（《續日本紀》卷十九·孝謙紀三·第五條：聖武太上天皇崩御）可知聖武天皇駕崩時，吉備朝臣真備不在大和（今奈良），故其名不會出現在東大寺的光明皇后獻帳中。二、早期下道朝臣真備同藤原朝臣廣嗣的間隙，進而同藤原朝臣家族關係有所不睦，對下道朝臣真備還是有不小影響的。「天平寶字八年（764）春正月己未，正四位下吉備朝臣真備，為造東大寺長官。」
（《續日本紀》卷廿五·淳仁紀五·第一條：窮弊資養者敘位。）天平寶字八年（764）後，吉備朝臣真備為東大寺造寺長官。這之後是否會留下吉備朝臣真備籤押，還得寄望日後有機緣檢閱更大量的珍貴文書。
日本姓名在中日史料中出現時多有不同或者說混亂，是名姓賞封變化時間以及文獻書寫時代不符而導致的。而有「朝臣」樣或其他八色姓完整人物名出現的史料文獻，可視見其時間準確性和記錄的嚴謹。「天平五年（公元733年），歲次癸酉，沙門榮叡、普照等隨遣唐大使丹墀真人廣成，至唐國留學。是（歲），唐開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也。……仍請東都大福（先）寺沙門道璿律師，附副使中臣朝臣名代之（舶），先向本國去，擬為傳戒者也。」「天寶十二載（公元753年），歲次癸巳，十月十五日壬午，日本國使特進藤原朝臣清河，副使銀青光祿大夫、光祿卿大伴宿禰胡麿（也做：大伴宿禰古麻呂），副使銀青光祿大夫、秘書監吉備朝臣真備，衛尉卿安倍朝臣朝衡等，來（至）延光寺。」延請鑑真大和尚，東渡日本。「十一月十日丁未夜，鑑真大和尚乘副使大伴宿禰胡麿船；十三日，留學問僧普照乘副使吉備朝臣真備船」，東去。「延曆年中，入唐副使石川朝臣道益明州身亡。今有敕，敘四品位。付此使送贈彼隴前。須便問台州路次。若到明州境，即讀祭文，以火燒舍位記之文者。」前揭文獻皆為當時之當事人記錄，可清晰看到，中臣朝臣名代、藤原朝臣清河、吉備朝臣真備、安倍朝臣朝衡、石川朝臣道益，以及丹墀真人廣成、大伴宿禰胡麿等，完整八色姓及其他賞賜後的全稱名姓。
核正倉院北倉存，天平勝寶八年（756）十月三日至延曆三年（784）三月二十九日《雙倉北雜物出用帳（東寺司）》，在近尾處，發現「天應二年（782）二月廿二日送納，大小王真跡書一卷。……造寺司長官吉備朝臣·泉」
（《正倉院展》第六十八回目錄，奈良國立博物館，平成二十八年（2016），第100-106頁。）籤押。「延曆元年（782）二月庚申，從四位下吉備朝臣泉，為造東大寺長官。」
（《續日本紀》卷卅七·桓武紀二·第一條：冰上川繼謀反。註：第三條：延曆改元。（天應二年）八月己巳，詔:「宜改天應二年，曰延曆元年。」吉備朝臣泉任此職時，是天應二年二月，到八月才改元，東大寺北倉出入帳為證。）兩年後「延曆三年三月丙申，先是，伊豫國守吉備朝臣泉，與同僚不恊，頻被告訴。朝庭，遣使勘問，辭泏不敬，不肯承伏。是日，下敕曰：『伊豫國守從四位下吉備朝臣泉，政跡無聞，犯狀有著。稽之國典，容寘恆科。而父故右大臣，吉備（朝臣）真備。往學盈歸，播風弘道，遂登端揆，式翼皇猷。然則，伊父美志，猶不可忘。其子愆尤，何無矜恕。宜宥泉辜，令思後善。但解見任，以懲前惡。』」
（《續日本紀》卷卅八·桓武紀三·第一條：任大伴家持為徵東將軍。）可知吉備朝臣泉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廿三·列傳第五十，有吉備泉條。）為吉備朝臣真備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廿三·列傳第五十，吉備真備傳。）的兒子，吉備朝臣成為其家族名號。
「寶龜六年（775），冬十月壬戌，前右大臣、正二位、勳二等，吉備朝臣真備，薨。右衛士少尉，下道朝臣國勝之子也。靈龜二年（716），年廿二，從使入唐，留學受業。研覽經史，該涉眾藝。我朝學生，播名唐國者，唯大臣及晁衡二人而巳。天平七年（735），歸朝。授正六位下，拜大學助。高野天皇師之，受禮記及漢書。恩寵甚渥，賜姓吉備朝臣。累遷。七歲中，至從四位上，右京大夫兼右衛士督。十一年，式部少輔從五位下，藤原朝臣廣嗣，與玄昉法師有隙。出為大宰少貳，到任。即起兵反。以討玄昉及真備為名，雖兵敗伏誅。逆魂未息。勝寶二年（750），左降筑前守，俄遷肥前守。勝寶四年（752），為入唐副使。回日授正四位下，拜大宰大貳。建議，創作筑前國怡土城。寶字七年（763），功夫略畢，遷造東大寺長官。八年，仲滿謀反。大臣，計其必走，分兵遮之。指麾部分，甚有籌略。賊遂陷謀中，旬日悉平。以功，授從三位、勳二等，為參議中衛大將。神護二年（768），任中納言，俄轉大納言，拜右大臣，授從二位。先是，大學釋奠，其儀未備。大臣依稽禮典，器物始修。禮容可觀。又大藏省雙倉被燒，大臣私更營構，於今存焉。寶龜元年（770），上啟致仕，優詔不許。唯罷中衛大將。二年（771），累抗啟乞骸骨。許之。薨時，年八十三，遣使吊賻之。」
（《續日本紀》卷卅三·光仁紀三·第五條：前右大臣吉備真備薨。再：《大日本史》·卷之一百廿三·列傳第五十，吉備真備傳。註：《續日本紀》載，下道朝臣真備入唐時二十二歲。《大日本史》記，靈龜二年（716），下道朝臣真備為遣唐留學生，時年二十四。依，《續日本紀》卷卅一·光仁紀一·第二條：追奉志紀親王天皇號。寶龜元年（770）冬《乞骸骨表》「去天平寶字八年，真備生年數滿七十」。可推準吉備朝臣真備，生於持統九年（695），寶龜六年（775）薨時，為八十一歲。見：［日］重野安繹《右大臣吉備公傳纂釋》，昭和三十四年（1959）印刷，吉備公保廟會事務所，《右大臣吉備公傳》，「吉備公年譜，第1-19頁。）靈龜二年（公元716年），下道朝臣真備，年廿二，獲知將從使入唐，留學受業。開元五年／日本養老元年（公元717年），三月出發，同行557人，十月到達。而到達中土的使團，有嚴格規定可入長安的人數，這些都需要鴻臚寺覆核確準。「海外諸蕃朝賀進貢使有下從，留其半於境；繇海路朝者，廣州擇首領一人、左右二人入朝。」開成三年／日本承和五年（公元838年）六月十三日，圓仁隨使團自博多出發，七月二日抵揚州海陸縣，至十月四日得使團復準信息。「入京官人。大使一人、長岑判官、菅原判官、高嶽錄事、大神錄事、大宅通事；別請益生伴須賀雄、真言請益圓行等，並雜職已下卅五人。」《新唐書》所記過於嚴苛，外使僅三幾人通過覆核得入朝。而圓仁記錄的晚唐遣唐使入華使團，開成三年（公元838年）六百五十一人出發，海難身亡百多人，後五百人左右得登陸，而最後覆核入京者僅卅五人，十分之一都不到。足可見入京人員核准規定之嚴。
開元五年、日本養老元年（717），三月出發，同行557人，十月到達。此行大使大伴宿禰山守、押使多治比真人縣守、副使藤原朝臣鳥養。留學生阿倍朝臣仲麻呂、下道朝臣真備、大和宿禰長岡；學問僧玄昉等最為著名。「開元初，又遣使來朝，因請儒士授經。詔四門助教趙玄默就鴻臚寺教之。乃遺玄默闊幅布以為束修之禮。題雲『白龜元年調布』。人亦疑其偽。所得錫賚，盡市文籍，泛海而還。」
（《舊唐書》列傳第一百四十九·東夷·日本。註：此開元初，及開元五年（717）。）這批遣唐使留學生到達長安後。因請儒士授經，詔四門助教趙玄默就鴻臚寺教之。日本留學生給四門助教趙玄默的束修拜師禮為題有「白龜元年調布」；日本無白龜年號，就前期靈龜二年（716）遣唐使籌備之時間節點，和天皇賞賜遣唐使、留學生、學問僧、各級隨員之禮，此調布應為「靈龜元年」。
（王勇主編《歷代正史日本傳考注》，王勇《隋唐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151頁。）因當時中土對日本了解的局限，懷疑這類「調布」
（註：此「調布「完全是日本循唐」租庸調「制度而來。「調」規，為每戶交布一丈兩尺。）是作偽。觀奈良正倉院中倉蒐存「調布」，長一二五三釐米，幅寬七十釐米。起首墨書「佐渡國雜太郡石田鄉曾禰裡戶丈部得麻呂調布壹端、天平十一年（739）一月十五日」，鈐蓋兩枚「佐渡國印」朱文方印。尾末墨書「石田鄉曾禰裡戶丈部得麻呂」，鈐蓋一枚「佐渡國印」朱文方印。
（《正倉院展》第七十回目錄，奈良國立博物館，平成三十年（2018），第24頁。）由此可知中土此條質疑的記錄恰證明了，日本當時可以生產這類比較高質量的，且為政府接受核稅的「調布」，並還作為賞賜或使節禮儀資費使用。
《延喜式》載對遣唐使團的待遇賞賜摘錄如下：
大使：絁60匹綿150屯布150端基於政府對留學生、學問僧的重視和考慮他們滯留唐土的時間相對較長。從上列表可看出，政府的待遇和賞賜是較優渥的，基本持平於使節代表團副使的水平。其中，所賞賜布80端的「端」，吻合正倉院藏墨書「調布壹端」的記錄留存。呈給大唐四門助教趙玄默的束修拜師禮「闊幅布」很可能就來自政府賞給留學生本人的這80端布中。
「因請儒士授經。詔四門助教趙玄默就鴻臚寺教之。乃遺玄默闊幅布以為束修之禮。」日本遣唐使抵達後，因請儒士授經，獲詔四門助教趙玄默到鴻臚寺教之。學生們呈老師四門助教趙玄默闊幅布以為束修之禮。「唐國子監，有六學焉：一曰、國子；二曰、太學；三曰、四門；四曰、律學；五曰、書學；六曰、筭學。四門博士三人，正七品上；助教三人從八品上；四門博士掌教文武官七品已上及候、伯、子、男子之為生者，若庶人子為俊士生者。分經同太學。其束脩之禮，督課、試舉，同國子博士之法。助教已下，掌同國子。」
（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國子監·卷第二十一，中華書局，2014年，第560、561頁。）可知國子監下設之四門學，有助教三人，從八品上，屬中低位階或初始教職。開元初，趙玄默的年齡輕、位階低；但其才華已為神武帝所賞。
（韋述《集賢註記》卷中·院事故事：開元十一年（723），麗正學士，張燕公等獻所賦詩，上各賜贊以褒美：「趙玄默：才比丘明，學兼儒墨。敘述微婉，講論道德」。）因使節團呈請，特詔令四門助教趙玄默親自到鴻臚寺教授這些日本學生，而並非直接讓留學生入國子監所屬六學學習。一、可能是替留學生完成初始化儒學培訓；二、還可能涉及語言熟悉培養；三、留學生的能力考察評定。之後再根據學習能力和具體身份及其他諸多情況甄別分配入國子監六學學習。同時不能排除在鴻臚寺機構下長設有不同於國子監的學習場所，以為各國入華外國留學生之個性化學習。
再就阿倍朝臣仲麻呂（晁衡）在唐五十四年停留及生活、交往信息，能獲知日本留學生可以進到太學就讀；且可入科舉步大唐仕途，但此例及其稀少，近為個案。王維《送秘書晁監還日本國詩序》：「晁司馬結髮遊聖，負笈辭親。問禮於老聃，學詩於子夏。……名成太學，官至客卿。」
（《全唐詩》卷127_17，王維《送秘書晁監還日本國》前序。）晁衡，進過太學，無疑。
從李訓墓誌，可確認下道朝臣真備入唐後所用的名字為朝臣備，亦如朝臣衡。留學生朝臣備因學習、生活，或者還加上一定的工作關係，（註：朝臣備，在大唐生活學習十七年，僅就留學而言，其應已超可修學年限。就日本使節往來大陸的時間和中土官員出身及入仕前序通道。朝臣備及其他留學生，如果不是想留在中土不歸，那科考入仕進階的意願不應太強。他們學習之餘很有可能獲得類似輦腳、挽郎、徵辟、奏薦、陪位、主衣等雜色身份。這類身份第一解決了他們長期留唐的生活資費；第二有可能就此一直和唐朝政府官員有交集；第三甚至有機會常睹天顏，得天子識。以井真成例，他很可能生前就職尚衣局或其他六尚局雜色之職而得識天顏，故而亡過後，方「皇上（哀）傷，追崇有典；詔贈尚衣奉御，葬令官（給）。」再開元廿二年（734），朝臣備回國；至天寶十二載（753）以遣唐副使身份再到長安。得玄宗召見，賞銀青光祿大夫銜。並有天子給使團贈詩《送日本使》：「日下非殊俗，天中嘉會朝。念餘懷義遠，矜爾畏途遙。漲海寬秋月，歸帆駛夕飆。因驚彼君子，王化遠昭昭。」
（《全唐詩》卷901_1）足見天子和吉備朝臣真備的熟悉和親近。不能排除朝臣備留學長安時就曾睹天顏，為天子服務過。）故同如鴻臚寺丞李訓、秘書丞褚思光等一班唐政府中級官員有相當深的交往與交集。因而李訓過世後，秘書丞褚思光撰寫了墓志銘，而由日本國朝臣備這樣的精通儒學及書法的國際友人書丹。足見唐時鴻臚寺官員管理外交事務之妥帖和國際交往之融洽。不單單李訓墓誌由日本國留學生朋友書寫。李訓夫人王氏，在李訓過世後，到天寶初時，還能拜給大雲寺新羅和上習法；其夫人脈資源延續之久可見一斑。
敦煌石窟藏經洞留下大量唐代寫本，同時代的日本政府機構、廟宇也保存數量眾多的中古書寫卷子；以及海內出土及散留數量巨大的墓誌、碑刻遺存。這些遺珍可令後世一窺唐人筆墨趣味。就李訓墓誌整體書寫風格看，為標準唐楷，且有魏碑意趣，筆勢、點劃、轉折精準而優美，不遜色於今日存世能見之唐書巨匠名家的碑版、志石、臨拓、勾摹本遺留。如非有書丹人落款，很難相信是異國人所為。《文字論》作者唐代大書法家和書論家張懷瓘都極為在意褚思光的點評。而李訓墓誌在褚思光撰完文後，可以接受朝臣備書丹。那可以想見朝臣備的書法造詣和藝術水平是絕對為唐代書壇大行家和評論家褚氏所高度認可的。（註：此墓誌書丹是否有潤筆？或朝臣備在唐生活的十七年間，尤其是完成初始學習後，沒有科舉入仕，他的日常生活除錫賚外，是否有鬻字買文的行為，都值得留意。因為朝臣備，開元廿二年（734）回國時所攜帶的大量唐物書籍多需要購買，這些費用的來源是很有趣的問題。）就張懷瓘和褚思光之交集；再褚思光同朝臣備之書誼；有理由相信，《書斷》、《書議》作者張懷瓘同朝臣備亦為相識。從這篇墓誌的書寫，足見朝臣備在唐土十餘年功課之勤奮，學業之精進，成果之斐然。無疑朝臣備當時已躋身唐知名書家的行列。此志全篇328字，這應該是目前存世最確準、最大篇幅的朝臣備（吉備朝臣真備）手跡了。也是極罕見的日本人奈良時代早期的中土書寫，代表著那個時代列島漢字書法的巔峰水平。
（《扶桑略記》卷第六·聖武天皇（天平七年）條：「下道朝臣真備，留學。凡所傳學，三史五經、名刑筭術、陰陽曆道、天文漏克、漢音書道、秘術雜佔、一十三道，夫所受業，渉窮眾藝。」明確講到了下道朝臣真備在唐修學「漢音書道」，這是日本文獻裡最早的關於「書道」概念的記載和使用。他的書法水平在當時日本所代表的高度不言而喻。）(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