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彭堅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產業發展和城市規劃中心主任
深圳經濟特區40年發展史，就是一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先行探索史。從《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到《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意見》，社會主義作為重大關鍵詞，既確立了特區改革開放和發展市場經濟的前行方向，又反映了初創建設過程中的動力源泉，更彰顯了發展成就和經驗探索的核心特質，具有豐富的歷史內涵和時代內涵。值此40周年之際，深圳過去和未來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值得芻議一下。
一、創業起步關鍵：「敢為人先」「拓荒牛」特區精神與「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制度優勢的有機結合深圳特區誕生後的十年（1980-1990）是決定發展成敗的關鍵十年。其時，我國整體仍處於東、西兩大陣營較量的冷戰環境，特區起步基礎近乎一張白紙且「中央沒有錢，可以給些政策，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但是，有了歷屆建設者特別是老一輩拓荒牛們艱苦卓絕的奮鬥奉獻，有了貫穿建設發展史、發揮決定性作用的「敢為人先」「拓荒牛」的特區精神，有了國家綜合實力的背書呵護和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有了全國支援特區由行政方式向市場方式的轉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深圳從無到有建立起來，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制度結合的持續突破具備了堅實基礎。
（一）「站起來」的社會主義大國創造了屹立於世界的優越國際環境，為深圳改革開放和集中精力發展保駕護航放眼二戰後的東亞，正是由於美國主導的美日同盟、美韓同盟，分別為日本、韓國營造了聚焦發展的防務環境，提供了資本、技術、人才等關鍵要素，放開了面向美盟發達國家的市場，資源匱乏的日本、韓國才能依託出口導向模式深入參與國際經濟循環，相應地實現戰後經濟重建和經濟起飛。我國作為社會主義大國，依靠抗戰以來的一系列正義戰爭和「兩彈一星」等大國重器，獨立自主地構建了免於遭受外部軍事訛詐的國防威懾力，激發了民族自信和海外華人的認同感、報國情，開創了全球發展中國家中獨一無二的長期穩定環境。1971年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1972年尼克森總統訪華到1979年中美建交，1985年中蘇關係改善、1989年中蘇關係正常化，依託政治、軍事、外交、經濟等領域的綜合努力，使得我國能夠在冷戰焦灼時期西方封鎖、制裁和中蘇交惡的夾縫中，逐漸開闢出與發達國家求同存異合作的廣闊天地，抓住了融入快速復甦的全球經濟的歷史性機遇。這成為深圳推動改革開放初創探索的最大基礎。
圖1 建國以來至1990年的國際關係演變及重大事件
資料來源：綜合開發研究院整理
（二）特區自身、內聯單位、港澳臺同胞及海外華僑圈構成初創階段的核心力量和資本、技術、人才要素的關鍵源泉，彰顯了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1980-1990年，特區起步雖以自我造血、自我發展機制為主，但內引外聯也發揮著重要推動作用。一方面，特區與30個國家和地區客商（港臺資本和僑資為主）籤訂合作協議，辦起三資企業3000多家；與中央40多個部門和29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合辦了3900家內聯企業，初步形成以電子、紡織、食品、輕工、石化、機械、建築材料為主的外向型工業體系。另一方面，地方財政和企業自籌建設資金佔比34.4%，國家直接投入、內聯企業投資、利用外資共計佔比39.2%。其中，利用外資佔比22.4%，內聯企業投資佔比14.9%。
圖2 1980-1990年深圳特區建設資金來源結構
數據來源：1990年12月15日《繼續辦好深圳經濟特區努力探索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路子》
1、港澳臺同胞和僑胞是特區前十年三資企業主力軍，形成海外華人圈踴躍參與特區建設的大潮，此階段歐美日資企業相對稀少。二戰後的香港，在全國解放前夕大量吸納了內地特別是上海的資本、技術、人才轉移，形成「從浦江到香江，從白玉蘭到紫荊花」的「香港-上海雙城記」。上海輕工業向香港的轉移，使香港較之其他亞洲國家提前10-15年啟動工業化進程，奠定了戰後紡織、橡膠、五金乃至化學工業的基礎。根據《遠東經濟評論》統計，1949年香港首季申請登記設立的工廠中，60%由內地遷入。當時，上海人以不到4%的人口，擁有香港現代化棉紡織工業部門近80%的份額，包括在近代上海享有「棉紗大王」美譽的榮氏家族遷至香港所創辦的大元紗廠、南洋紗廠。正因如此，香港上海總會理事長李德麟感嘆「如果沒有上海、江浙一帶上世紀40、50年代南下的這批人，可能也沒有香港的今天」。此後，韓戰與越南戰爭相繼爆發，加速了東亞、東南亞資本湧入香港；在港華資的艱辛創業和奮力拼搏，撐起了香港多方資本並存的格局，個別領域甚至與英資並駕齊驅。見證了黨和國家推動經濟體制改革、建設國際仿真投資環境的決心和魄力後，香港華資在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機和西方國家貿易保護主義[1]的國際形勢下，抓住深圳作為大陸改革開放窗口的機遇，成為率先並帶動世界各地僑胞、臺胞經過香港投資經濟特區的領路者和先鋒團。
再觀大陸，建國以來，僑鄉大省廣東在中央支持下建立並不斷優化僑務政策[2]，團結廣大僑胞，妥善安置難僑，協助躲避部分僑居國的排華政策，對打破外部封鎖、助力華南經濟建設乃至後來深圳特區吸收僑資提供了前提條件。1949 年10月《人民日報》即刊文指出：今後的政策，應引導獎勵華僑把設在海外的工廠，逐步遷回國內。1950年5月廣東省政府以《華僑投資國內生產事業獎勵辦法》報政務院批覆，貫徹落實「不能顧公不顧私，也不能先公而後私」、「公有土地之優先租用或公有荒地之優先承墾」、放寬市場經營條件等精神，推動了海外僑資向華南轉移，成為國內接收僑資最多的省份。截至1953 年11 月，廣東吸收僑資約佔該時期全國總額的69%。改革開放和特區興辦以來，在繼續貫徹落實並優化僑務政策的基礎上，深圳依託1958年創立的光明華僑畜牧場[3]、1985年經國務院批准由香港中旅集團開發的深圳經濟特區華僑城[4]及其他工業基地等，大力吸引海外華僑和港、澳、臺同胞投資興業，成為引進僑資、技術、人才及貫徹僑務政策的基地和窗口。
2、來自於國家重要部門和工業系統的內聯單位，成為特區初創階段不可或缺的投資建設力量和技術、人才來源之一，與三資企業、市屬企業形成鼎足之勢。我國於50-70年代建立起比較完整獨立的工業體系，為深圳工業化起步提供了物質保障和技術條件。自1979年起，總參通訊部、四機部、三機部、航天工業部、兵器工業部、核工業部、船舶總公司、國防科委等中央各部門，以及廣東、江蘇、甘肅、貴州、吉林等省屬企業相繼入深投資發展，誕生了華強集團，賽格集團，中興半導體，愛華電子及深圳中電器材、深圳中電投資，中航技及其旗下光電儀器、天馬微電子等，華達電腦，長城計算機，南方製藥廠，科興生物等一批具有技術含量的知名工業企業。截至1989年底，中央40多個部委、總公司，30個省、市、自治區及112個地市均在深設立了辦事機構，內聯企業中的工業、工貿類企業達1400家，約佔全市工業企業的半壁江山。經過十年經濟「內聯」，深圳特區較好地奠定了工業發展和吸引外資的基礎，顯著改善了綜合投資環境，使電子信息產業從無到有，發展成為全國最為重要的電子信息產業基地之一。
3、受命而來的兩萬多名基建工程兵是特區開荒破土的生力軍，並隨著體制改編逐步嬗變成為市場化建設主體、技術骨幹乃至未來的知名民營企業家。早期深圳僅有一家不足500人的寶安縣建築公司，無法承擔艱巨的特區建設任務。1982年，奉國務院、中央軍委命令，來自全國各地、實行義務兵役制的兩萬多名基建工程兵直馳深圳，加之先前入深的相關部隊，構成基建工程兵駐深圳部隊。部隊黨員多、幹部多、技術人員多，充分發揮組織紀律性強、不怕吃苦、機動性高、關鍵時候頂得住的優勢，在異常困難的條件下擔當起深圳早期的開拓重任。基建工程兵加上部隊家屬，迅速改變了特區初創時的人口結構（改市之前的寶安縣僅有30多萬人口，原特區內僅有兩萬居民），成為當時數量最大的外來移民。1983年9月，深圳召開基建工程兵駐深圳部隊改編大會，成立於1966年8月1日、撤銷於1982年8月、「勞武結合，能工能戰，以工為主」的基建工程兵實行集體轉業，退伍不褪色，積極適應市場經濟發展要求，成為與特區共成長的首批急需人才。多數改編進入深圳市建設公司下屬的建築企業，8000多人輸送到全市各單位並成為專業骨幹，一部分通過創業成為未來的明星企業家，如華為的任正非、華強集團董事長梁光偉、香港衛視創辦人及董事局主席高洪星、深裝總的董事長兼總裁汪家玉、國盾公司董事長沈遠彪、深圳市物業公司總經理馬成禮等。
綜而言之，深圳特區的初創發展，不僅有史詩般的艱苦奮鬥、開拓創新、自我突破發揮決定性作用，同時也有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基礎和制度優勢的重要助力。70-80年代，黨和國家在夾縫般的國際環境中，努力創造有利的政治、外交條件和對外開放新空間，使特區的艱苦奮鬥和「一方有需、八方支援」的制度優勢相結合，形成以近乎自力更生的特區力量、內聯單位、港澳臺資及海外華僑圈為主導，同時積極吸引發達國家投資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格局，助力特區在初創階段傲立潮頭、摧城拔寨、夯實基礎。這雖與二戰後日本經濟重建、韓國與新加坡經濟起飛的路徑存在明顯差異，但模式有異曲同工之妙。
二、主要發展成就：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先進生產力的重要代表，形成因時因地構建生產關係的有益經驗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鄧小平指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歸根到底要體現在它的生產力比資本主義發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深圳作為改革開放的窗口和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排頭兵，40年裡不僅取得了世所矚目的生產力跨越發展成就，而且因時因地的探索建立了與之相適應的社會主義生產關係。
（一）社會生產力進逼發達國家世界一流城市水平從邊陲小漁村邁向代表國家參與全球競爭的國際化創新型城市。2019年，深圳以接近100%的城市化水平實現地區生產總值26927億元，僅次於上海和北京，超過香港近2000億，躋身亞洲城市前5強、全球城市30強。人均地區生產總值達2.9萬美元，在國內人均地區生產總值逾2萬美元的15個城市中名列榜首，超過中國臺灣和葡萄牙，接近韓國和西班牙。工業總產值達3.68萬億，位居全國大中城市首位；工業增加值2018年在全國首度超越9000億、2019年達9588億，僅次於上海。深圳現已成為全國性經濟中心城市、粵港澳大灣區四大中心城市之一、國際科技產業創新中心、三大全國性金融中心之一和國際性綜合交通樞紐城市，代表國家參與全球城市競爭。
從「深圳速度」「深圳製造」邁向「深圳質量」「深圳創造」40年裡，深圳地區生產總值年均增速高達22%以上，全球首屈一指。期間，抓住全球產業分工和產業轉移趨勢的變化，及時調整城市戰略和產業結構，推動社會生產力由速度型、外延式向質量型、內涵式轉變，實現一步先、步步先。一是注重以全球視野的城市戰略增拓生產力發展上限。從貿工結合的功能性經濟特區、高科技國際化城市、現代化國際化創新型城市到競爭力影響力卓著的創新引領型全球城市，城市定位始終錨定全球化大勢的潮頭。二是注重以創新驅動先手棋提高生產力效率效益。在發展早期階段，深圳就妥善處理加工貿易和科技創新的關係，1985年按照國家「《新技術革命與我們的對策》的討論」要求，戰略性布局了大陸首個科技工業園（即深圳科技工業園，深圳高新區前身）；貫徹落實「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戰略方針，90年代出臺了推動科學技術進步的決定並實施科教興市戰略，陸續設立了虛擬大學園、大學城等重大創新平臺。至2019年，全市擁有高新技術企業1.7萬家，PCT國際專利申請1.75萬件，佔全國的28.7%，正在推進建設全國第四個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三是注重以先導性產業提升生產力結構質量。從「三來一補」到先進位造、高新技術、四大支柱產業、七大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深圳產業升級的每一階段均將發揮基礎優勢與強化前瞻性、先導性產業布局緊密結合。四是注重以創新產業生態激發生產力內在活力。率先構建起「基礎研究+技術攻關+成果產業化+科技金融」全過程創新生態鏈，打造了研發、樣品及80%以上產品零部件的外圍快速配套圈，由產品代工向全產業鏈解決方案轉變，較好地保障了產業集群粘性、活力和供應鏈穩定性。
表1 2018年全國萬億GDP城市創新發展成效比較
數據來源：各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及公開資料整理
（二）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實現因時制宜、因地制宜將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制度相結合，全球無先例可循。在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研判全球化下接軌國際市場的形勢要求、遵循國內「放權、讓利、搞活」政策導向的基礎上，深圳立足於歷史階段特點，因時因地制宜的探索建設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並將其轉化為國際仿真投資環境的先發優勢和生產力高速發展的強大反作用力。
1、始終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動態優化所有制結構，形成國有經濟、民營經濟、外資各盡其長的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格局，最大限度地孕育釋放市場經濟活力。從實踐教訓看，蘇聯和我國實行計劃經濟時期脫離發展階段特點，片面追求「一大二公」，阻礙了生產力發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以公有制為主體並非越純越好。新自由主義、華盛頓共識的國企私有化主張也未在發展中國家形成有說服力的成功案例。從開放合作看，特區建設發展必須借力毗鄰的香港及其高度發達的市場經濟，必須在全球化趨勢中與國際慣例接軌，打消港資、僑資、歐美等國際資本對政府過度偏向公有制經濟的疑慮。從產業規律看，從市場培育走向市場繁榮，基礎設施、技術服務、產業服務等是關鍵因素。從封閉發展走向開放經濟，成本、效率、效益乃至創新、品牌是全球產業分工體系中的核心競爭要素。從出口導向走向內外並重，面對多元化、個性化、體驗化的需求升級趨勢，細分化、融合化、彈性化、創造性供給成為決勝之道。從「三來一補」到科技登峰，技術成果的轉移轉化與核心技術攻關突破、基礎研究環境支撐越來越趨於同等重要。不同所有制經濟在產業演進的不同階段不同領域，各具獨特的比較優勢。
有鑑於此，深圳並未機械、教條地理解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建設要求，而是充分結合實際需要，圍繞最有助於孕育釋放市場活力的目標來構建所有制結構和相匹配的分配方式結構。
一是動態調整國資國企戰略布局，結合股份制、混合所有制改革等手段，突破唯規模論的模板束縛，實現國有經濟的先導性、影響力、帶動力和保障力，創新了「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實現形式。發展初中期，國資國企重點發揮市場培育和投資環境建設的優勢，同時作為市場主體直接參與競爭、激活市場氛圍，如80年代的特發集團、紡織集團、物業集團、金威啤酒、賽格集團等，90年代的鹽田港集團、深圳地鐵集團等。發展中後期，國資國企重點發揮功能保障、國計民生掌控、科技創新服務的優勢，向以基礎設施公用事業為主體，以金融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為兩翼的「一體兩翼」領域集中布局，逐步退出一般性競爭領域，如2000年後的深投控（2020年世界500強，聚焦投資融資、產業培育、資本運營三大核心功能）、特建發集團等。股份制、混合所有制等持續的制度創新（1986年10月出臺了《深圳經濟特區國營企業股份化試點的暫行規定》），為激發國資國企活力和放大影響力、帶動力提供了重要保障，進一步豐富了公有制的實現形式。2019年，市屬國企總資產達3.6萬億，營業收入7183億，淨利潤961億，增加值佔全市的比重約為5%。資產證券化率超過50%，控股上市公司累計實現營業收入496億，佔直管企業比重達61.0%。
二是在堅持高質量發展國資國企的同時，毫不動搖的鼓勵、支持、引導民營經濟和外資發展，突破「姓資姓社」的思想束縛，實現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相得益彰，民營經濟成為最大特色和優勢。深圳將90%以上的自由競爭土壤和產業發展空間留給民營經濟和外資，形成國資國企發揮先導力保障力帶動力、民營外資規模與國資規模為9:1的特色均衡，攜手創造了巨大發展成就。其中，歐美日等發達國家外資強於先進技術、精益製造、品牌運營等領域；民營經濟的核心優勢側重在機制建設、需求診斷、技術創新、產品鑽研、市場深耕、彈性經營、跨界融合等方面。從1987年率先出臺《關於鼓勵科技人員興辦民間科技企業的暫行規定》到2020年率先出臺《深圳經濟特區科技創新條例》，深圳始終堅持大力發展民營經濟，助力民營企業成為高科技、知識密集型的創新主體，成就了「深圳創造」。從基礎通訊、家電時代的華為、創維等，電子電氣、網際網路時代的騰訊、正威國際、鵬鼎控股、比亞迪等，新商貿時代的怡亞通、茂業集團、百麗國際等，到高端製造時代的大族雷射、歐菲光、立訊精密、藍思科技等，智能時代的大疆科技、海思科技、優必選、樂信科技、微眾銀行、碳雲智能等，每約十年一波的產業浪潮，深圳都會湧現出代表性的民營創新企業，且越往後數量越多、越沉澱量級越大。
三是與發展階段的所有制結構和資源稀缺性特點相適應，形成以按勞分配為主體，資本、土地、知識、技術等各種要素所有者參與分配的格局，且多措並舉防止貧富差距擴大。在改革開放進程中，勞動力紅利所帶來的機遇，與先進資本、關鍵技術、高階知識、土地空間稀缺性所帶來的挑戰長期並存。為此，深圳依託所有制結構現實，鼓勵資本、土地、技術、知識等要素與勞動要素共同參與分配。一方面，分配方式堅持收入與經濟效益掛鈎、與貢獻大小相聯繫的原則，允許效益不同的企業在分配上有所差別，堅決不搞平均主義。最終，與重商的嶺南文化、深厚的僑鄉文化、特區的移民文化相融合，孕育形成以公平競爭、契約精神、創新創造、以能力貢獻論英雄為核心內涵的市場文化。另一方面，高度重視並加強對分配過程的監督調控，較早建立了工資調節稅、個人收入所得稅制度，率先實行最低工資制度，持續加強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完善國資國企對衝貧富差距機製作用，積極防止社會收入差距、貧富差距過快擴大。
圖3 1978-2017年廣東省收入法地區生產總值結構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
數據說明：由於深圳市未發布收入法地區生產總值統計數據，因此本文暫以廣東省的收入法地區生產總值數據提供一個側面觀察視角。伴隨著產業的升級、政府的分配調控，勞動分配始終保持著主導地位，資本在分配中的地位先升後降且保持平穩運行，政府分配保持低位且穩中有降。
2、始終堅持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動態優化政府和市場關係，不為固定模式所困，不走任何極端，形成「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深圳探索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一個重要探索是持續加強對市場、社會的放權，堅決規避對具體市場行為的不當幹預，不斷優化政府宏觀調控和市場服務。總體而言，市場作用持續快速加強，政府作用不斷優化完善。
一是堅持學習吸收國際先進經驗，持續調整擴大市場調節的範圍和比重，持續激發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自設立之日起，深圳即開始探索計劃管理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具體形式，不斷優化調整指令性計劃、指導性計劃、市場調節的範圍和比例，推動微觀放開搞活，率先建立起物資、房地產、勞務、技術、信息、資金、證券、外匯等市場體系，以市場價格為主導、與指導價格並存的價格體系，引導社會自覺運用價值規律調節供求關係。伴隨著產業升級進程深入，加工貿易向科技產業創新轉變，重複性勞動向創造性勞動轉變，資本積累向技術積累、智力積累轉變，社會分工一方面日趨精細複雜，界限日益模糊，另一方面分工協作的需求反應速度要求顯著提高，維持資源配置比例均衡的難度越來越大。深圳深入推進市場化改革，依託市場對各類產業機遇、經濟信號、要素配置靈敏高效反應的優勢，促進生產需求及時協調和優勝劣汰，市場配置資源決定性作用日益突出。
二是以釋放市場活力為核心導向，汲取國內外實踐教訓，堅持完善社會主義宏觀調控不放鬆，注重探索政府作用邊界、效率和科學性。社會主義制度和市場經濟的結合是一個開創性探索，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並未論及。兩隻手的關係、特別是恰如其分用好「看得見的手」是其核心命題之一。蘇聯和我國實行指令性計劃管理體系的殷鑑不遠。西方發達國家在數百年實踐中，古典自由主義、凱恩斯主義、新自由主義輪番登場，均未能從根本上解答好這一命題。盲目的自由化在俄羅斯、拉美、非洲都遭遇到重大挫折。儘管計劃與市場的論戰生生不息、從未停止，但是深圳在認識和發揮政府作用方面，堅持結合特區實際，既不走回「高度集中」的極端，也不採納近乎於另一個極端的「積極不幹預」「無政府主義」，絕不一路「小」跑到底不回頭，始終探索積累不越位、不缺位的實踐經驗和恰當的中間值，主要通過政策法律、經濟槓桿、規劃引導、行政管理、監督制衡等綜合手段進行調控，儘量減少或避免直接幹預市場活動。一方面，政府發揮市場培育、市場服務的優勢，使市場更高效地聚焦踐行產業使命。依靠政府投資、國企市場化投資建設完善基礎設施，打造優質發展載體；依靠針對性產業政策並聯合民間中介組織，發揮組織市場、培育主體、穩定秩序的先導作用。另一方面，政府發揮將產業使命、城市使命和國家使命緊密結合的站位優勢和組織優勢，引導市場將三個層次的使命更好地兼顧起來。政府不僅設立虛擬大學園、重點開發片區、大學城等重大平臺，而且指導國資國企和聯合民營龍頭企業，引領市場向科技、新經濟的更高峰攀登。如成立深超科技公司並與TCL合作生產高世代液晶顯示器；由深業集團引入ARM公司，推動集成電路創新產業生態建設，以解決電子信息產業鏈「少屏」「缺芯」等問題。由深投控接管發展中國越南(深圳-海防)經濟貿易合作區，引導市場開展「一帶一路」布局。再者，政府發揮糾正「市場失靈」的優勢，引導市場在發展過程中更好地兼顧社會責任。例如，政府不斷完善城市更新政策，探索為市場主體對接政府產業資源，激勵市場主體在確保合理盈利性基礎上配套建設公共服務設施，解決公共配套落地難、產業用房房地產化、產業導入不及預期等「市場失靈」問題。通過出臺「二次房改」政策，鼓勵引導市場與政府共同建設保障性住房，緩解貧富差距擴大趨勢，重塑以人為本、以實體經濟活力為本的營商環境競爭力。
三是以解決問題為目標而非以理論模板為圭臬，動態優化政府與市場關係，規避形式主義、教條主義的傾向。站在40周年的時點往回看，深圳的政府與市場關係可以總結概括為「小政府、大市場」。但是，若將視角深入到深圳高速發展、經濟轉軌、超大城市建設的具體過程中，僅用「小政府、大市場」模板遠不足以應對千差萬別的問題和豐富多彩的實踐。一方面，深圳的「小政府」的「小」，比香港「積極不幹預」的「小政府」要大，比長三角地區的政府作用要「小」。客觀而言，無論深圳還是長三角及其他發達地區的核心城市，都是探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先鋒，各自取得了巨大的示範性成就。這說明，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發揮政府作用沒有唯一的模板，只有在「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總原則下，結合各自實際、精準把握好度的特色模板。另一方面，基於各市轄區行業發育成熟度不一、工業化進度不一、發展轉型快慢不一的結構性特點，深圳在「小政府」度的把握上，因時制宜、因業制宜、因地制宜地動態調整，即由「小」適度變「大」，政府「該主導就主導、該介入就介入」；或由相對較「大」適度轉「小」，調控幹預適時伺機放鬆或退出，堅持解決問題的導向而非固守理論模板的導向，避免用政府與市場關係的固定模板包打天下，在政府與市場關係上實現多種模式、多種比例的動態均衡，並由此形成社會主義宏觀調控中政府與市場關係探索的經驗法則。正如《探路之役：1978-1992年的中國經濟改革》的作者蕭冬連先生指出「地方政府在改革開放市場化不同階段有不同的地位、作用，不能一概而論、純粹從理論上分析，地方政府到底應該管什麼、不管什麼，它有一個歷史階段性過程」。可以說，深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小政府、大市場」，在本質上的體現就是「有為政府、有效市場」。「有為政府」度的把握，即是一項收放自如的動態操控藝術。
時至今日，福田、南山、寶安、龍崗的市場環境儘管較為成熟，但仍然面臨在既有產業格局下培育新經濟幼稚產業、建立國際比較優勢的問題，也面臨以更高質量的知識經濟、創新經濟支撐城區更高定位的問題，還面臨公共服務補缺提質的問題。這些問題均需要充分依託既有的成熟市場環境，通過市場決定資源配置與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相結合來解決。光明、坪山、大鵬新區、深汕合作區的市場基礎較為薄弱、公共服務水平與原特區內差距較大，其中光明、坪山還承載打造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城市使命和國家使命，發揮政府作用的「度」可能需要更大。羅湖面臨老城區轉型重新尋求市場活力的緊迫要求，在新產業培育、創新生態建設、城市現代化治理等眾多領域仍需加強政府作用的再補位。實際情況遠比上述結構特徵更為複雜，決定了不同片區、不同領域、不同階段政府與市場關係的多樣性和動態性。
四是充分採用多種技術手段和創新舉措，以市場化方式為主導、與行政方式相結合地「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逐步擺脫計劃式做法，不斷提升政府治理現代化水平。「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絕不等同於外延式的盲目做大政府機構和人員配置，而是內涵式的提升政府作用的科學性和靈活性。例如，依託新經濟及網際網路、大數據技術的應用創新，不斷提升政府作用的合理性和精準度。依託專業服務市場的成熟壯大和智庫、顧問公司、行業組織等第三方力量，藉助於大調研手段，優化決策施政的切實性、審慎性和操作性。依託國有企業市場化運作、政府投資、行政措施等多種政策工具，豐富和完善政府作用的操作方式。依託公務員梯隊建設和年輕化、學歷化、實踐化的選拔導向，顯著提升發揮政府作用的專業力和執行力。可以預見，這一良好趨勢仍將不斷的發展和強化。
3、始終堅持「一國兩制」基本國策和致力維護香港長治久安、繁榮發展，持續深入推進深港合作，探索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兩個關稅區、兩種貨幣」條件下處理好內地與香港關係的有益經驗。深圳始終堅持「一國兩制」基本國策，將嚴格政治站位和遵循市場規律緊密結合，充分依託深港毗鄰、一衣帶水的獨特優勢和同宗同源、敢闖敢試的文化底蘊，推動先行建設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與香港高度發達的市場經濟緊密接軌，走出以契約式市場合作為起步和牽引，逐步邁向黨中央、國務院、廣東省大力支持下的區域戰略合作之路，實現深港關係由梯度合作、競爭合作向深度融合、互諒互促的轉變，合作風格從點狀探索、謹慎磨合向顧全大局、商量辦事的轉變，形成「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兩個關稅區、兩種貨幣」條件下處理好內地與香港關係的有益經驗，為國家發揮社會主義戰略統籌優勢、部署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國家戰略奠定了堅實基礎。
80年代至90年代初，深圳積極發揮改革開放窗口作用，率先對接香港的資金、營銷、物流國際網絡，一方面大力吸引港資推動工業化進程，形成「前店後廠」「前店後倉」梯度合作格局，牽引腹地經濟高效融入全球產業分工體系。另一方面通過深港合作形成我國順利進入全球經濟體系的唯一國際通道，率先為我國衝破發達國家封鎖制裁，開闢了對外開放的廣闊空間。90年代後期至21世紀初，依託海關特殊監管區域、高新區和前海合作區等核心載體，抓住CEPA協議、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的政策機遇，深化了與香港科技教育、高端服務業、制度創新領域合作，大力推進跨境基礎設施建設；深圳構想提出的「深港創新圈」合作得到香港積極響應並最終籤署協議實施，強化了雙方深度融合的市場基礎、制度基礎和互信互諒基礎。2010年以來，深圳順應全球發展競爭走向灣區競爭的趨勢，積極謀劃推動以深港合作為引擎的灣區經濟發展模式，2013年12月，深圳市委五屆十八次全會首次提出發展灣區經濟構想；2014年1月「發展灣區經濟」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2017年，在粵港合作聯席會議機制促進下，互信互諒基礎更為紮實的深港籤署了《關於港深推進落馬洲河套地區共同發展的合作備忘錄》，發揮香港高校、科研優勢及深圳產業創新優勢，共建香港最大的科創園區、深圳面向香港最重要的科技平臺——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結合深港合作優勢與核心引擎作用，國家統籌戰略布局，於2019年出臺《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正式上升為國家戰略。
概而論之，深圳40年的改革開放，無可辯駁地證明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絕不是一頂可有可無的帽子，而是生動多彩、前所未有的開創性實踐，形成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實現形式的重大創新。深圳的實踐探索，既非馬克思主義「母版」的簡單套用，也非蘇聯模式「翻版」的複製粘貼，更非西方資本主義「模板」的削足適履，而是把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和深圳發展實際相結合創造出來的「新版」[5]，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豐富發展貢獻了深圳經驗。
表2 深圳探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主要經驗
資料來源：綜研院自行研究整理
三、先行示範方向：升華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建設世界頂級生產力，創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城市範例40年滄海桑田，深圳的改革開放實踐既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時代註腳，也是我國社會主義道路選擇、制度優勢的微觀印證；同時還是全球獨一無二的、最大社會主義國家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先進城市實踐，世界範圍尚無源自此制度、此速度、此量級系統性實證研究的經濟理論。站在新的歷史起點，面對更多逆風逆水的外部環境和發展不充分不平衡的內部挑戰，深圳不僅需要跳出四十年跨越發展的思維慣性去丈量未來，更加需要跳出300多年來經濟理論的思維慣性，以更加謙卑的反思精神，聚心聚力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從容應對系列新的風險挑戰，在先行示範徵程中走穩走好走出彩。
（一）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發展的新趨勢新要求1、加快形成雙循環新發展格局要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新探索新突破。從發達國家看，資本主義發展方式造成實體經濟生產過剩和社會兩極分化矛盾以來，儘管對內宏觀調控、對外危機轉嫁等舉措起到階段性供求平衡、社會穩定之效，但僅能使危機被延後而非根本解決。經過經濟、政治、軍事等一系列的傳導演變機制，有限時空內的生產過剩矛盾，無可避免地滑向無限時空的虛擬經濟貨幣過剩矛盾，且槓桿率大幅提高。天文數字的主權債務和高槓桿的家庭債務，疊加中產階級萎縮、兩極分化、老齡化等問題，一絲一毫也看不到在其所有制、政治和法治框架體系內的解決方案，產業鏈、財政、金融、主權貨幣風險均可能成為新的危機觸發點。一方面，世界各國都在反思並積極尋求制度優化或更好的制度替代。鄧小平早已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中明確指出「資本主義道路在中國是不能成功的」。另一方面，現實倒逼主要發達國家顧不上捍衛其首創的自由主義理論，反而變本加厲地使用貿易保護主義、外交摩擦、長臂管轄等多種手段，乞待挽狂瀾於既倒。
從我國情況看，今時今日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和推動高質量發展的環境特徵是高貨幣存量、高成本、高槓桿、高債務存量和較為突出的貧富差距，環環相扣。面向外需的產能轉向國內市場，與面向內需的產能形成疊加，階段性產能過剩的矛盾更加突出。宏觀調控的進步和做大GDP的地區競爭，使市場已不大可能實現全面自動出清。問題的積累與延後，使得經濟體系、發展鏈條的脆弱性明顯提高，外部極限施壓可能會導致長期問題的某一環節集中引爆，帶來經濟、社會、政治等領域難以估量的連鎖反應。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現在，在波濤洶湧的世界經濟大潮中，能不能駕馭好我國經濟這艘大船，是對我們黨的重大考驗」。
圖4 世界主要國家及全球M2/GDP比重變化趨勢
數據來源：世界銀行
圖5 全球城市生活成本排名
數據來源：Mercer
圖6 國內城市資金量變化對比
數據來源：2012和2019年各城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
在高貨幣存量、高成本、高槓桿、高債務存量和貧富差距加大的內部環境下，以暢通國民經濟循環為主構建新發展格局，扭住擴大內需的戰略基點，解決需求不足的突出矛盾，不僅需要發展更高質量的社會生產力，以激活內需、平衡供求，而且更加需要跳出單一的生產力視角，以更大自信、更大決心、更大力度優化社會主義生產關係，通過緩和貧富差距擴大趨勢來激發內需，實現效率與公平的新均衡。
從生產力角度看擴大需求，借鑑凱恩斯主義、進一步快速增加貨幣供應量來創造需求的空間日益變小，政策正效益已不足以覆蓋負效益。擴大內需一方面只能更加突出地依靠科技創新，通過「卡脖子」技術攻關突破和新技術快速大規模應用來創造新需求，增加國產替代的新空間。這要求由資本積累更快地向技術積累、智力積累轉變，先進技術、知識及數據要素的重要性、稀缺性更加突出，在生產力中的運行效能需要顯著提高，同時資本的效能相對下降，為此需要再次優化各種要素之間比例關係和相應的所有制、分配方式結構。另一方面，只能更加突出地依靠城市群、都市圈建設和深化對外開放，在更大的經濟空間中優化組織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態平衡。相應地，需要進一步優化地方與地方之間的關係，推動城市與城市之間由競爭關係更快地向競合、互促關係轉變，促進各種要素的暢順流動和需求再造。
從生產關係角度看擴大需求，借鑑古典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進一步深度激發市場活力的同時，更需要發揮好政府作用，一方面毫不動搖地堅持黨的領導和堅守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優化所有制和分配方式結構，持續緩和貧富差距擴大的趨勢；另一方面積極主動應對逆全球化、國際經貿摩擦等壓力挑戰，在不斷演變的全球產業分工和財富分配格局中牢牢地守住國民核心利益。
一言以蔽之，新的歷史階段要以暢通國民經濟循環為主構建新發展格局，扭住擴大內需的戰略基點和推動生產力高質量發展，必須比以往更加科學充分地優化調整社會主義生產關係。
圖6 社會主義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演變模型
模型說明：從社會生產力高質量發展看，在基礎研究、核心技術攻關和科技產業創新方面，深圳加力推進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光明科學城、西麗湖國際科教城等重大創新平臺建設，傾力打造18個重點開發片區，培育完善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體系，促進科技產業協同融合。在城市群建設方面，深度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高標準開展深圳現代化都市圈發展規劃編制工作，依託深汕合作區和深投控、地鐵集團、人才安居集團等市場主體，強化推動區域協調發展。在擴大開放方面，加快推動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前海蛇口自貿片區「雙擴區」，率先探索與國際接軌的高標準投資管理體系、貿易便利化和自由化舉措、金融業對外開放試驗。
從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發展看，呈現出一些良好趨勢和積極因素。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深入推進，進一步豐富了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實現形式，市屬國有經濟的先導性、影響力、帶動力和保障力持續提高。伴隨著科學技術和新興產業的快速發展，重複性勞動更加迅速的向創造性勞動轉變，引起生產資料佔有關係的深刻變化。在高科技、知識密集型的民營企業和混改主體中，「一股獨佔」向剩餘索取權讓渡轉變，「經理層持股」「人才持股」向「員工持股」轉變，產生了以企業為邊界的小型、新型集體所有制，加之相伴的決策民主化、意見民主化進程，日漸自發地出現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民主、意見民主等本質特點，華為就是代表之一。《深圳經濟特區科技創新條例》出臺和「同股不同權」模式的發展，使得科技企業能夠在善用資本力量的同時保持創始團隊的創新創造初心，讓新型所有制發揮促進科技創新的更大積極作用。所有制形式的變化和創造性勞動的大幅增加，帶動了收入結構的積極變化。大多數知識業者、技術人才、高素質產業工人的地位顯著提高、收入快速增長。「勞有厚得」的群體規模日益擴大，為促進消費、平衡供需和經濟動力轉型提供了有力保障。
不容忽視的是，深圳的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發展中也浮現了一些不利因素，客觀上成為生產力高質量發展的新制約。一者，伴隨著人才成為創新主角，創新生態的內涵出現了深刻延展。人才需求中的收入財富增長、價值實現、衣食住行保障等均成為創新生態系統的核心構件。優質城市功能、公共服務、社會保障、治理體系不僅是產城融合的基礎成分，更為創新生態系統健康運轉提供了配套功能支撐和應用場景支撐。然而，房地產投資屬性暴增和房價高企，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市場化民營化後，住宅從生活資料、教育醫療從公共設施轉化為新型生產資料，且生產資料準私有化特徵日益明顯。由於缺乏科學引導和規制，人才生活、安居成本快速增長。加之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精準性不足，間接導致中小企業受困於租金、勞動和融資成本壓力，大型企業的人才、研發成本則居高不下，逐步形成了較為突出的行業差距、部門差距和實體產業擠出效應。這一趨勢同時也引致了居民投機行為和財富結構的變化，財富差距加速拉大，正在侵蝕人才收入結構優化的積極效應，成為抑制消費、抑制創新的不利因素。在高貨幣存量環境下，伴隨著教育、醫療、居住等生活必需品的成本普漲，老人才們和源源不斷進城、白手打拼的新人才們，由於財富積累和生活成本轉嫁手段的差別，實際收入差距呈現有所固化而非緩解的趨勢。二者，市場追逐短期效益導向的技術創新、商業創新，與新形勢下需要持續深耕、追求長期收益的基礎創新形成矛盾；市場的自發生長，使得產業使命與深圳的城市使命及肩負的國家使命有所脫節。日本的現代企業之父澀澤榮一主張將「盈利」與「無私」相結合的經營哲學，其市場經濟體制特別強調以誘導性計劃和政商協調來增強市場功能並補其不足，以尊重秩序而非無序競爭來提高市場效率，十分值得深圳在落實城市發展戰略、推動深度市場化改革中加以借鑑。三者，粵港澳大灣區的港深、廣深及深圳與其他城市之間仍殘留一定程度的本位利益導向思維定式，猜忌、隔閡時有顯現，已不適應推動大灣區城市群、都市圈建設發展的需要，區域經濟的生產可能性邊界亟待儘早突破。
（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新探索新突破1、走在優化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最前列。一是堅持、發展和發揚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持續鞏固提升所有制關係的獨特優勢，充分調動一切積極力量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建設服務。依託區域性國資國企綜合改革試驗，深化市屬國資國企的「一體兩翼」戰略布局，保障城市經濟安全，全面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並嚴格按照市場經濟規律辦事。推動民營經濟更加彭勃發展，大力引導「技術持股」、「知識持股」、「員工持股」及新型要素持股，完善科技企業同股不同權制度安排，使之成為社會主義的新型所有制，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增厚經濟基礎底蘊。堅定發展外資經濟，推動由加工製造向精密製造、研發創新領域加速布局。優化政策和機制，創造多種所有制更加廣闊的優勢互補合作空間。以所有制結構發展創新為依託，鞏固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格局，顯著提高技術、知識、數據等先進要素參與分配的比重，激活微觀創新力量。
二是構建更高水平「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堅持以加速創新驅動為核心、與防控發展風險相結合的治理目標導向，大幅提升「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能級。發揮好政府的引導、組織作用，帶動市場和社會資源聚焦「四個面向」、特別是基礎科學和重大科研工程領域，促進產業使命、城市使命、國家使命三者更加緊密的結合。強化協同動態治理的理念行為，圍繞新技術應用、新經濟發展的特點和需要，構建市場主導、資政和政府引導、規制相結合的治理共同體，加強諮詢委員會、專業理事會建設，激發利益相關者參與的積極性和建設性。市場負責提供技術、市場、風控等方面的政策建議和政策眾籌，彌補政府信息盲點；政府負責制定政策、評估審核、發布信息、維護秩序，形成政府與市場和諧互促、響應敏捷的關係。同時，在法律政策制定、產業服務、規制監管等環節強化持續學習、動態控制和迭代優化，逐步形成到位而不越位的審慎包容治理模式。發揮好政府糾正市場失靈的作用，抑投機、疏投資、促消費，優化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關係和比例，推動由市場自發走向市場自覺。發揮再分配的調節作用，規範收入分配秩序，完善創新生態系統的城市服務、公共配套功能保障體系，使居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引導市場更好地兼顧經濟效益和社會責任。加強治理現代化的技術支撐，發揮產業、科技優勢，建設面向政府和市場的治理科技服務生態圈，並利用並發展已有的知識和經驗，對市場運行實施科學調控。深化市場導向的體制機制改革。完善大部門制運行，推動扁平化管理，在強區擴權基礎上加大對基層積極作為的激勵配套改革，充分調動基層施政和改革的主觀能動性。
三是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的地方與地方關係。從比肩世界級灣區和建設城市群、都市圈的高度謀劃城市發展，適應區域協同共生的要求，主動換位思考，積極先行推動港深、廣深及深圳與內地其他城市由「臺面和氣、背地互棄」的鄰居關係，向坦誠相待、平等包容的「戰友」「摯友」關係轉變，推動轄區內各行政區開展兄弟般的精誠合作，將顧全大局、平等協商、互助互讓、開誠布公的社會主義優良傳統，與市場經濟下創新合作發展體制機制、共建示範性帶動性重大工程緊密結合，為發揮粵港澳大灣區內的社會主義戰略統籌優勢奠定根基。在深圳與內地欠發達地區的關係上，今天仍要貫徹「全國支援特區、特區服務中國」的方針，運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原則，大力支持內地兄弟區域工業化發展，將精準扶貧合作事業做精做紮實，在全國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中發揮系統增強和助力回饋作用。
四是在更深層次和更寬領域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堅持深度市場化改革和制度型開放，廣泛借鑑國內外先進經驗和吸引高端要素，為生產力高質量發展提供要素質量、要素活力和要素效能保障。構建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借鑑二戰後美國、70年代後期以色列科技崛起的經驗，廣泛吸引世界各國科學家、科技工作者和華裔人才前來紮根發展，形成世界級孔雀高地。更大力度破除市場隱形壁壘，進一步完善各類要素市場，促進要素在城市及城市群高效流動配置。深度推動科研體制機制改革和科技產業轉化機制改革，大力培育新型科技、產業中介和樞紐服務平臺，全面激發要素效能和成果產出質量，使企業成為創新要素集成、科技成果轉化的生力軍。堅持發揚市場經濟的成功經驗，進一步圍繞國家、省、市重大戰略需求，深化探索政府引導與市場自覺下「主動讓利市場機制+政策補貼嘉獎兜底」的利益大循環體系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嶄新模式，防範只講企業讓利和奉獻而帶來的不可持續性，並由此形成以價格信號為主導，兼顧匠人精神、產業責任、民族情懷等因素的新型市場反應機制，探索並助力打造能夠從容應對各種尖銳挑戰的新型舉國體制。
2、推動社會生產力更高質量發展和突破。基於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新探索與新優化，充分發揮深圳創新生態、創新文化、人才紅利的獨特優勢和科技、產業發展的雄厚基礎，依託重大科技平臺、重大產業平臺、重大開放平臺建設發展，以科技產業創新為核心抓手，面向產業高質量發展需求強化基礎創新能力建設，開展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將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公共效益的在地化轉化與區域化聯動輻射緊密結合；打通從基礎研究到產業化通道，培育引領發展的未來產業，跨越表徵指標的繁榮，形成具有高穩定性、高安全性的科技產業質量內核，打造世界級原始創新思想、創新成果匯聚地，成為全球生產網絡、全球創新網絡中舉足輕重的戰略樞紐。以高能區域經濟體和城市群建設為抓手，構建以創新融合、產業網絡、載體共建等為特徵的內涵式增長模式，突破有限行政邊界的物理約束和擴容、直轄的自我糾結，大步邁向以經濟紐帶、共榮共生為主導的無限發展空間，支撐形成世界級粵港澳大灣區的港深穗莞十萬億級經濟走廊，樹立在社會主義國家建設全球頂級生產力的成功樣板。
3、強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自信和理論供給。堅定「四個自信」，堅持問題導向、目標導向和結果導向，基於豐富、生動、高效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實踐，強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指導地位，兼收並蓄古典自由主義、凱恩斯主義、新自由主義等經濟理論的有益養分，有的放矢重新審視借鑑德國歷史學派等經濟學派的有益主張，圍繞實踐需求推動精密法則與經驗法則的有機結合，不斷豐富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為世界各國人民增加更多制度供給的選擇做出更大貢獻。
結語：四十年前，面臨複雜的國際形勢，依靠特區奮鬥、特區精神與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的結合，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從起步到發展，取得了波瀾壯闊的階段性成就。展望未來，儘管世界經濟大潮波濤洶湧，有了更加紮實的城市發展基礎和灣區綜合實力，結合優勢不斷強化的社會主義制度，深圳在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中還將繼續先行先試、率先垂範，必將創造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的偉大成就。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美好的結果是可期待的。
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