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復旦大學日本研究中心教授 徐靜波
袁克定的私人教師、李大釗在北洋法政學堂的授課老師吉野作造1906年第一次來到中國，主要是為了謀生，而不是對中國有興趣。但從1916年開始，他認識到中國已經出現了一股勃興的新生力量。1919年，吉野面對日本國內輿論的喧囂，發出了冷徹的聲音，並寫下了最早向日本民眾介紹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文字。
差不多一百年前，日本出了一位思想家，可以說是大正民主運動最著名的理論旗手，為日本政黨內閣的誕生營造了政治和社會的氣氛。他也是明治文化的研究家，在日本近代思想史上，具有卓越的地位。這個人就是吉野作造（1878—1933）。不過，我對吉野作造的主要興趣，是在差不多同一時期裡，他與中國發生的密切因緣。他撰寫了包括兩部專著在內的大量有關中國的文字，並與孫中山、黃興、戴季陶、李大釗等人發生了關聯。有意思的是，吉野作造在他絕大部分的文字中，發出了與同時代的日本主流認知大相逕庭的聲音，如果這樣的聲音在當時及以後的日本能成為主旋律，那麼日後日本的航向，就是另一種軌跡了。那麼，吉野作造在他的文字中表現了怎樣的中國認知？在一百年前的日本，何以會出現這樣的一種認知？那還要從他的思想資源和中國因緣說起。
有點詭異的是，吉野作造在很長的時期裡，對中國一直沒有什麼興趣。
吉野作造的家裡曾兼營報紙書籍的銷售，他很早就與書報結下不解之緣。吉野自幼天資聰穎，小學、中學都以第一名畢業，兒時數學成績尤其出色；之後，免試進入了第二高等學校（東北大學的前身）法科，1900年時考入東京帝國大學法科大學政治學科，4年後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再進入大學院深造。他的青年時代，有兩點值得關注，第一是他在20歲時正式信奉基督教，接受了教會的洗禮，此後，基督教思想是他一生中最為重要的精神資源之一；第二，他開始傾向於社會主義，閱讀了多種西文的社會主義文獻，參加社會主義讀書團體的活動。19世紀末20世紀初，正是西方的社會主義思想在日本廣為傳播的時代，出現了幸德秋水、堺利彥、片山潛等一批社會主義活動家，甚至還有幸德秋水的《廿世紀之怪物帝國主義》《社會主義神髓》的問世。吉野作造從基督教思想出發而關注社會主義思想，自有他內在的成長邏輯。在他日後的言論中，雖未表現出明顯的左翼傾向，但追求平等的社會主義，也一直是他思想的底流之一。
以吉野學業的出色，他本可以在東大任教，卻一時未能如願。1905年底，時任法政大學校長的梅謙次郎推薦吉野去天津出任直隸總督袁世凱的長子袁克定的私人教師。在此之前，吉野作造與中國幾乎沒有什麼交集，沒有充分的跡象表明他對中國的事物具有濃厚的興趣，他似乎也沒有表現出在中國古典上的學養。據他自述，他最早讀的漢文著作是水戶藩的青山延於根據他自己的著作《大日本史》改寫的《皇朝史略》，那是在他9歲的時候，他的兩個姐姐輔導他的，之後又讀了賴山陽的《日本外史》（《はじめて読んだ書物》，《吉野作造選集》第12卷第59頁，巖波書店1995年。以下引文作「《選集》」）。從他自傳式的文字中，幾乎沒有找到他閱讀中國古典或有關中國歷史的記述。這一情形與他同時代的人似乎有些不同。他去中國最初的動機，或許只是為了謀生。
1906年1月24日，吉野攜妻女乘坐山東丸從神戶啟航，抵達山東芝罘（今煙臺）後再換乘德國客輪駛往秦皇島，經鐵路到達天津。由於在待遇上雙方的理解有誤，袁家並不負擔吉野的食宿，一開始的半年，生活有些困頓，時常要依靠朋友的借款度日。同年6月，袁克定被任命為奉天省督連處總辦，7—9月吉野隨袁克定一同去了奉天（今瀋陽）。去之前，袁世凱見了他一次，吉野對他的印象是「一個穿著粗糙棉衣的老翁」，「見到之後，他笑眯眯地伸出手來與我握手，其神情之隨和讓我吃了一驚。」（本文的日文引文均由筆者譯自原文，《清國の夏》，《選集》第12卷第265頁）袁世凱只是跟他說了些寒暄的話，便示意會見結束。吉野的工作，就是對袁克定講授行政法、國際法，及陪他閱讀相關的書籍。1907年3月開始，他又獲得了直隸督練處翻譯官的名目，在督練處每天講授兩小時的戰時國際法。聽講者共有七人，「皆曾在日本留過學，通日語，都是督練處的高官。」（吉野1907年3月25日日記，《選集》第13卷第18頁）1907年9月，袁世凱在天津開設了北洋法政學堂，旨在培養法政人才，學生分為兩個班，一為「紳班」（行政科），另一為「職班」（司法科），吉野主要在前者任課，講授「國法學」和「行政學」，薪酬甚高，每月400元。學生中就有後來出任北京大學教授、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的李大釗。吉野的日記中記錄了政治學科目考試的兩道題目：1）近世文明諸國均尊重個人之自由及利益，其故安在？試說明之；2）說明法治主義之發達之歷史（《選集》第13卷第59頁）。由此可知，吉野試圖把西方近代的人權思想和法治體系介紹到中國來，也可察知吉野本人政治思想的主脈。考試完畢後的當年12月，吉野辭去了法政學堂的教職。吉野在中國待到1909年1月，然後坐船返國。
稍稍有些令人費解的是，三年的在華歲月，並未引起吉野日後對中國的關切，他自己坦言，也未對他後來的中國認知產生什麼影響：「因為待了三年，社會上誤以為我對中國已有了些了解，實際上並不怎麼了解。那時我主要居住在北方，接觸的都是些官場裡的人。我試圖與各色人等交往，希望結交一些朋友，實際上真正的友人一個也沒有得到。沒有遇到可以信賴的人。因此，雖然在中國待了三年，卻覺得中國沒有什麼像樣的人物，大感失望而歸。我覺得中國沒有什麼光明的前途，因而以後也就不打算研究中國問題，對中國的事情完全不了解。」（《支那問題に就いて》，《選集》第13卷第420—421頁）我的理解是，從吉野的成長經歷和教育背景來看，他幾乎沒有接觸過儒家的經典和中國文化，在中國的三年期間，他也幾乎沒有去踏訪過中國的名勝古蹟，除了講課外，日常生活中他也幾乎不接觸中國社會和中國人，他覺得中國這個國家對於日本和世界，也不具有什麼特別的意義。他倒是一直熱心地參與當地基督教青年會的活動，每周去教堂，還對教徒們宣講社會主義思想。說起來，他從來不是一個亞洲主義者，也不抱有那個時代不少日本人所具有的東亞連帶意識。他到中國來，主要的目的是出於謀生，而不是因為對中國有興趣。他內心關注或傾慕的，似乎一直是歐美。
因此當他回國擔任了東京帝國大學助教授後，聽說有去歐洲留學的機會，便立即提出申請，最後如願以償。1910年4月至1913年6月，在法國、德國、英國、美國等國遊歷了三年多，刻苦學習法文、德文、英文甚至義大利文，在各個大學旁聽有關課程，並興趣濃厚地旁聽了德國帝國議會的競選演說，列席了日內瓦的世界議員會議、世界和平協會大會等，仔細考察了歐美的政治實狀，回國後利用各種場合開始鼓吹歐洲的憲法思想和選舉制度，陸續發表了大量政論文章，宣揚民本主義（實質上就是民主主義），最著名的是1916年1月發表在《中央公論》上長達一百多頁的長文（《憲政の本義を説いてその有終の美を済ますの途を論ず》），正式吹響了大正民主運動的號角。
真正使得他把目光移向中國的，大概有兩個機緣。一個是1914年2月起，吉野到新開設的政法學校授課，由此結識了戴季陶等一大批早期國民黨人。1913年9月孫中山策動的第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黃興等紛紛逃亡日本，試圖重整旗鼓，東山再起。1914年2月，曾經擔任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法律顧問的東京帝國大學法學教授寺尾亨博士（1859—1925）在東京發起成立了政法學校，培養訓練有志改造中國的中青年人，教員中匯集了一批東京帝大的傑出教授，剛剛從歐美遊學歸來的吉野也被邀請來講授政治史。以後一直至1919年6月學校關閉為止，吉野堅持在這所學校授課，學員基本上都是中國人，他由此接觸到了一些不同於他往日天津時代接觸過的官場的中國人，也多少使他對中國問題萌發了關切。
1915年4月，他請戴季陶在東京大學政治史講座中作了一個題為「支那思想的變遷」的演講，6月5日在築地的「同氣俱樂部」舉行的「外交問題研究」的聚會上，他見到了做演講的孫中山，之後一起進行了幾個小時的餐敘，戴季陶擔任了現場的翻譯。第二個是受託對近代中國革命的進程展開研究。孫中山的第二次革命失敗後，從1905年前後開始支持孫中山革命的頭山滿（1855—1944）、寺尾亨等請吉野從政治學專業的角度研究一下孫中山等人的中國革命史，在日本播揚一下他們的革命精神。頭山滿在根本上是一個國家主義者，擴張日本的國家利益是他一切活動的出發點，1881年發起成立了「玄洋社」，但他同時也是一個亞洲主義者，主張東亞國家聯手抗擊西方勢力的進逼，因而支持代表了中國新生力量的孫中山革命黨。由於頭山滿等的委託，吉野才認真地把目光投向了此前的辛亥革命以及此後的革命黨動向，除了文獻的閱讀外，他還積極與戴季陶、殷汝耕等人交往，此後又數度會晤黃興，從他們那裡直接了解革命的宗旨、活動及今後的計劃。1915年末，從1906年左右開始就與宋教仁等革命黨交往、辛亥革命爆發時又專門到中國來表示聲援的北一輝（1883—1937）寫出了《支那革命黨及革命之支那》，寄給了吉野一部，吉野讀後對此甚為讚賞，還專門去訪問了北一輝。
1915年開始，吉野把他精力的相當一部分，移到了中國問題和日中關係上。恰好在此時，日本政府借一戰爆發之際驅逐了中國膠州灣的德國勢力，向袁世凱政府提出了擴張日本權益的「二十一條」。顯然這是非常過分的、橫暴的無理要求，不僅在中國國內激起了強烈的反對，吉野所任教的法政學校的中國學生，也舉行了罷課以示抗議。吉野對此事也非常關注，在當年的6月迅速出版了《日支交涉論》，詳細討論日本的對華政策。從狹隘的日本人立場出發，認為「二十一條」從日本帝國的立場來看，「大致來說是最小限度的要求」，「從帝國將來對中國的發展來看，是極其合適的處置」，肯定了「二十一條」的正當性。這一言論，後來被看作是吉野作造對華觀的一個汙點，實際上卻說明了此時的吉野，尚未脫去幾乎所有這一時代的日本人所具有的國家主義情結。但同時從基督教徒、多少有些社會主義思想的憲政主義者的視角，他也明晰地指出：「日本對華政策的根本理想，在於幫助中國，與中國合作，中國和日本都作為東亞的強國，在所有領域伸張自己的勢力，以此為世界的文明作出貢獻。……不可分割中國的領土，要保持中國領土的完整，尊重其獨立，充分發揮出他們國家和人民的能力，這必須是我們日本對華政策的根本。」（《選集》第8卷，第134-135頁）在這裡，吉野表現出了他的兩面性：既試圖堅持自由平等的基督教甚至是社會主義的立場，同時仍然無法擺脫國家主義立場。
從1916年開始，一方面是對中國近代革命史的研究及與中國革命黨人的頻繁交往，使他認識到了中國已經出現了一股勃興的新生力量，另一方面也是他的基督教思想和憲政主義思想促使他以平等的姿態看待周邊的鄰國。1916年3—4月，奉政府之命考察了韓國和滿洲的部分地區，撰寫了《對滿韓的考察》一文。在文章中對日本的所謂滿州「經營」提出了建議，警告日本不可過分貪慾，過於露骨地強調日本的利益。對於當時中國人對於日本的排斥和抵抗心，他表示：「（中國人的行為）雖然有些狂熱，但總體來說愛國心的勃發是今天在談論現代中國時不可忽視的重要方面。因此，現在中國的民心，一方面是主張領土的完整和主權的獨立，另一方面則是喚起了對外國侵入的強烈反抗。」（《選集》第9卷、第42頁）
令我比較感興趣的是，1916年，在述及日本對待中國的政策時，吉野使用了「跋扈」「侵略」這樣的詞語。在《日支親善論》一文中，他指出，中國原本一直以中華大國自居，看不起小國日本，卻不料小國日本如今卻成了東洋的強國，趾高氣揚，飛揚跋扈，有時以高傲的姿態蔑視大國的中國，自然無法使中國對日本產生親切的感情，「而從日本方面來看，其對外擴張的態度，有時也就變成了它不得不對外侵略的理由，而對中國持以侵略性的態度，自然就會與中國發生衝突。」（《選集》第8卷第206頁）因此，若要與中國建立起真正的親善關係，日本對華的擴張政策就必須改弦更張。
受託開始研究中國革命黨的歷史後，吉野意識到了中國的新興力量和未來的希望在於孫中山一派的革命黨身上。當時日本的主流看法，都把此一時期中國南北之間的力量角逐看作是權力的爭鬥，吉野卻認為革命黨的主張和行動體現了「改革弊政、建設新中國的勃勃富有生氣的全民族的訴求」，代表了中國未來的新興力量（《選集》第8卷第257頁）。1917年8月，吉野出版了他花了大半年時間撰寫的《支那革命小史》，這本書由八章和一個附錄組成，內容相當詳實，不只是一部革命史，實際上是自甲午戰爭前後開始一直到第三次革命為止的一部風起雲湧的中國政治史，他在序言中說：「最近二十年的中國革命運動，可謂是催生新中國誕生過程中的一段苦澀經歷。中國是否有未來，恐怕將取決於革命運動的前途如何。……《支那革命小史》實際上是我坦直地敘述中國人為達到民族復興而努力奮鬥的一部書，同時也藉此機會表示我對中國民族的敬意。」（《選集》第7卷第3頁）
也就是說，1916年以後，吉野作造的中國認知發生了重大的轉變，中國革命黨人的屢戰屢敗、屢敗屢戰的不屈精神深深感動了他，他雖然深知前途恐怕還是崎嶇坎坷的，但只要這批新生的力量仍在發展，中國應該還有未來。而那時的大部分日本人，包括資深的中國研究家內藤湖南等，都覺得靠中國人本身的力量已經很難改變中國，而須藉助日本的力量，由日本來幫助中國的改造（內藤湖南《支那論》，1914年），吉野卻較早地洞察到了中國新興力量的崛起，在他們身上，他看到了中國有些微明的將來。
1919年，北京爆發了五四運動，之後蔓延至全國的各主要城市。日本的媒體對此作了迅速的報導，《朝日新聞》在5月5日刊發的新聞標題是《北京發生燒搶事件》，小標題是「排日學生的暴動，章公使受重傷，曹汝霖宅邸被放火」。同一天《東京日日新聞》報導的題目是《北京發生排日暴動》，小標題是「一千餘名北京大學生，發出立即歸還山東的尖聲厲叫，闖入曹汝霖氏的住宅」。受日本媒體的蠱惑，在一般日本人眼中，五四幾乎成了暴徒們的狂歡。5月7日，在東京的中國留學生前往中國駐日本公使館，對中國政府在巴黎和會上的軟弱態度表示抗議，結果遭到了日本警局的抓捕，吉野作造為此積極奔走援救。
有關五四的消息，吉野作造大抵也是來自這些日文報紙，但是面對輿論的喧囂，他卻發出了冷徹的聲音，在6—7月的《中央公論》和《新人》雜誌上發表了《不要謾罵北京學生的行為》《論北京大學學生的騷擾事件》《狂亂的懲罰中國論》等文章，對中國青年的「排日」行為，表示了與一般輿論相左的看法：「要根絕中國排日的不良事件，其良策不是去幫助章曹諸君的親日派、壓迫民間的不平之聲，而是我們要自我抑制軍閥財閥的對華政策，讓鄰邦的友人了解日本國民內心希望和平的要求。為此吾人多年來一直在努力，力圖把我們所愛的日本從軍閥財閥手中解放出來。在這一點上，北京的學生運動與我們的目標誌向不也完全是一致的嗎？」（《選集》第9卷第238頁）「北京最近所發生的事件，不能把它看作此前屢屢發生的單純的盲目的排日運動。第一，他們的行為完全是自發的，沒有受到任何人的煽動；第二，在他們的運動中，湧動著一種明確的精神；第三，它們的運動並不是單一的排日。……只是他們所採取的手段是狂暴的、極端不文明的，我只是對此感到遺憾。」（《選集》第9卷第239—240頁）吉野是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和憲法主義者，他主張所有的訴求都必須通過和平合法的方式來表達，對於北京學生毆打章宗祥、火燒趙家樓的行為，他自然是不贊同的，但他卻從北京學生的舉動中，看到了以軍閥財閥為主導的日本政府對華政策的強硬霸道的一面，也隱約告示日本民眾，北京學生的行為，實際表達了中國人的合理訴求，並不是簡單的排日，其內在，是有一種精神在湧動的。吉野在文章中花了較大的篇幅介紹了最近兩三年來北京大學所出現的新思想：「在校長蔡元培的導引下，洋溢著濃厚的歐美的新空氣。最近出版了《新潮》和《新青年》這一類雜誌，竭力鼓吹新思想新文學，他們將此稱為『文學革命』。站在這新運動前陣搖旗吶喊的，有陳獨秀、胡適之，有錢玄同、傅斯年，有的認為孔孟之教已經不適合如今的世道，有的主張言文一致的新文體。」（《選集》第9卷第240—241頁）這似乎是我所看到的向日本民眾介紹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最早的文字。在翌年的1920年11月，才有中國文學研究家青木正兒（1887—1964）在京都帝國大學的《支那學》雜誌上發表了《以胡適為中心的湧動著的文學革命》，較為全面地介紹五四新文學運動。作為評論家，吉野的眼光和感覺還是相當敏銳的。
吉野由此想到，應該組織北京大學師生到日本來，與日本師生進行面對面交流，藉此來溝通彼此內心的真實想法，消除隔閡與誤解，此舉若有效，再派日本大學師生去中國。於是他在6月寫信給北京大學的教授李大釗，並把自己發表的有關五四的文章也一起寄給了李大釗。這些信函和文章後來以《吉野博士之我國最近風潮觀》為題譯載於6月18—19日的北京《晨報》上，受到了中國輿論的好評。李大釗回函表示非常歡迎吉野來中國訪問和演講。這時有一位名曰岡上的友人去北京，吉野委託他與李大釗具體商議師生團互訪計劃。李大釗表示，派遣學生團去日本，恐怕會在中國引起誤解，先派青年教授訪日較為妥當（據吉野作造《日支國民の親善確立の曙光――両國青年の理解と提攜の新運動》一文，《選集》第9卷所收）。最後結果是，1920年5月9日至6月10日，由徐彥之、康白情等五名學生組成的北京大學學生團，帶著李大釗等三名教授的介紹函訪問了日本，一行在東京、京都等地與當地日本師生進行了較為深入的交談和交流，吉野也積極參與了活動的安排。作為計劃的一部分，日本學生團原本也要去中國交流的，結果由於日本當局的阻撓和其他原因，最後未能成行，吉野本人也未能在北京大學發表演講，只是在1923年7月應上海的日本基督教青年會邀請，在上海做過一次與中國無關的演講，以後就再沒有踏上中國的土地。
自1880年代的明治中期開始一直到1910年代的大正時期，在對中國的認知和態度上，大體有兩大思潮，一個是以福澤諭吉等為首的「脫亞論」，主張日本拋棄中國和朝鮮這些頑冥的鄰國，以西洋為楷模，獨自完成國家的轉型，躋身於歐美的行列；另一個是以「興亞會」「振亞社」「東亞同文會」等為代表的亞洲主義思潮，主張聯手中國、朝鮮、菲律賓、印度等亞洲國家來共同抗擊歐美白種人勢力的進入，但日本必須是這個聯盟的盟主，這些亞洲國家應該聽命於日本的指導，頭山滿、內田良平、北一輝等是這一流的主要人物，他們曾對孫中山的革命運動伸出過援手。而從思想上來說，吉野作造既不是一個「脫亞論」者，也不是一個亞洲主義者。他的思想資源是基督教和平思想、社會主義的平等思想和政治民主思想，在大正時代一片「支那改造論」、「大陸經營」的國家主義聲浪中，吉野作造一開始雖然未能完全擺脫國家主義的立場，但他對中國（包括對朝鮮）的認知，在同時代日本人中，表現出了相當的異色。異色一，是強調對中國的尊重，即尊重中國人的國民情感以及領土完整和主權獨立。異色二，是通過革命黨人的第二、第三次革命以及五四運動，看到了中國新生力量的興起，看到了五四在民族覺醒和思想啟蒙上的意義。上述的異色，是同時代的日本人中幾乎沒有的。這一流脈，在1930年代的尾崎秀實（1901—1944）的中國研究和中國認識中得到了沿承，而尾崎在思想上基本上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 責編：武鵬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