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鄧小平會見時任美國國防部長溫伯格，高志凱(左三)任翻譯資料圖
(作者：佚名，原題為《高志凱憶鄧小平：講大白話但說一不二》)
對高志凱的採訪進行到72分鐘時，環球人物雜誌記者發現自己的羽絨服被座椅邊上的鋼管夾住了，記者想把衣角拉出來，結果發出一聲細小的金屬撞擊聲。坐在長桌另一側的高志凱馬上停下談話，問道：「你的衣扣是不是掉了？」
這種驚人的聽覺或許與他早年的經歷有關。在上世紀80年代，高志凱曾為鄧小平、胡耀邦等國家領導人擔任翻譯。「我一共陪鄧小平見了20多次外賓。」高志凱對環球人物雜誌記者說。之後，他赴聯合國、拿耶魯博士、做華爾街律師、進國際投行、任央企副總裁……對高志凱來說，人生的每一個時刻幾乎都與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同步。1992年1月開始，鄧小平視察南方並發表了關於中國改革開放的南巡講話。22年後的1月，高志凱對環球人物雜誌記者談起鄧小平和中國改革時，仍深有感觸：「他(鄧小平)的政策，他的思想，他的性格，對我個人和整個中國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15歲的英語狀元
高志凱父母都是山東人，1949年南下。1962年，高志凱出生在蘇州太倉，那裡是鄭和七下西洋的起錨地，離上海很近。「我們在家裡都說山東文登話，與外界交流說太倉話和上海話，廣播電臺裡放的是普通話。我9歲時，全家從太倉搬到了蘇州市區，又開始說蘇州話。12歲上初一，開始學英語時，我已經會說4種方言和普通話了。」這讓他從小就對發音比較敏感。
小時候的物質匱乏讓高志凱印象深刻。他住的縣委大院裡有個當海軍軍官的小阿哥，在軍艦上午飯可以吃一個蘋果，「這讓我特別羨慕。我家4個孩子，一個蘋果要切好幾瓣，米飯拌醬油已經很可口了。」還有來自政治上的高壓。「我家附近一面牆上寫著毛主席萬歲，有個小男孩放學時無意在上面畫了一道，第二天就被抓了起來。當時聽美國之音也是犯罪。」
但也正是在那個非常時期，高志凱抓住了一個改變人生的機會。「教育部本來計劃1978年恢復高考，鄧小平說時間等不及了，現在就招。」當時高志凱正上高一，聽說沒有年齡限制，決定跟兩個哥哥一起參加高考。
「我數理化成績很好，但老師說，你今年肯定考不上，不如報考英語專業，雖然也考不上，就當預習了。」沒想到，高家三兄弟一起考上了大學，高志凱還是當年蘇州市區外語單科狀元。1978年2月，他走進蘇州大學外語系時剛滿16歲，是全班最小的學生。「我從一開始就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高志凱說。
本科快畢業時，正趕上北京外國語學院(現北京外國語大學)受聯合國秘書處的委託，辦了一個聯合國譯員訓練班，是研究生學位。「第一屆是1979年至1980年，裡面就有現任駐美大使崔天凱。第二、三屆是同時錄取的，1981年入學，第二屆讀一年，我是第三屆，讀兩年。」每個同學由聯合國支付6000美元的培訓費，這在當時是一筆不小的數目。高志凱被編入同聲傳譯組，不僅學翻譯，也學很多外交和國際政治課程。
1983年，高志凱正式進入外交部翻譯室。「機遇是給做好準備的人的，但不管個人多努力，如果生不逢時，大環境沒有提供機會，也很難發揮出來。從這一點說，我很幸運。」
在打字間裡住了5年
外交部翻譯室，用高志凱的話說：「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英文翻譯基本都來自這裡，出了很多出類拔萃的人物。」
一開始，高志凱以為自己在翻譯室是個過渡，很快會被派到聯合國去。「無論紐約還是日內瓦，無論總部還是分支機構，對我都太有吸引力了，整天就盼著趕緊到聯合國去。」但當時翻譯室的領導過家鼎給了他當頭一棒：「只要我在這一天，就不讓你離開，你就死了去聯合國這條心吧。」
過家鼎的理由是「國家需要你」，但高志凱還是想走，反反覆覆好幾次。過家鼎就抓各種機會給他做工作。有一次參加活動，高志凱陪同領導人接見外賓的照片在《北京日報》上刊登出來，過家鼎拿著當天的報紙，往高志凱的辦公桌上一撂：「小高，你看！你小小年紀，照片都上報紙了！」
高志凱的想法慢慢地轉過來了。「翻譯室的機會是非常難得的。最低級別是給外交部副部級幹部提供翻譯，然後一級級上去，最高是鄧小平。即便是部隊請來的外國領導人，跟小平見面也是翻譯室派人，因為其中有很多政治上的敏感地帶，對領導人的言行習慣要了解，這不是純粹的語言問題。」
工作的特殊性對翻譯人員的素質是個嚴峻考驗。高志凱對記者回憶說，當時外交部的宿舍分得比較遠，他覺得跑來跑去太浪費時間，正好翻譯室配有一個打字間，裡面有一張木板床，高志凱就在那裡睡了5年。「吃完晚飯就開始幹活，先把白天的工作整理一遍，然後做第二天的口譯、筆譯，第二天的工作能在前一天晚上全部做完。其實翻譯到了一定程度，就是知識面的問題。陪同領導人見外賓，需要掌握很多背景資料，來訪國家和代表團的情況，兩國關係，來訪者的背景，等等。」高志凱說。
1987年，澳大利亞總理霍克來訪。除了北京的會談之外，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還在外地與霍克會談了3個晚上，共9個小時。中方在場的只有胡耀邦、時任外交部副部長朱啟禎和高志凱；澳方則是霍克、澳駐華大使及澳方翻譯。本來做記錄並不是翻譯的本職工作，也不會有人來要，但高志凱的習慣是每次會談都要做詳細記錄。會見完之後不久，胡耀邦對外交部說，自己對中國外交政策的理念都在那9個小時裡面說了，讓外交部把那次記錄整理出來，上報給他。所有人都以為這是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但問到高志凱時，發現只要把他本子裡的記錄稍做整理就行了。
在鄧小平身邊的日子
高志凱正式給鄧小平做翻譯是1984年。那年他22歲，被稱為「建國以來為中央領導工作的最年輕的翻譯」。在此之前，他經過了一段時間的「模擬實戰」訓練。
「當時就像師傅帶徒弟一樣，老翻譯手把手地教我。最早是周文重(現任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每次他給鄧小平做翻譯時，我就拿個小板凳，坐在一旁記錄。會談結束後，他會讓我根據記錄再翻一遍，指出問題。翻譯就像跳高，永遠有提高的空間，很難盡善盡美，總有些地方有遺憾。在這方面，老一輩的外交家和翻譯家給了我非常大的幫助。」高志凱對環球人物雜誌記者說。
很多年後，他和外交部前輩們聊天時，得知了自己被選為鄧小平翻譯的原因。「他們跟我說，志凱，我們當時選你有幾個考慮：一是人很勤奮，中英文水平都在不斷地提高；二是發音比較好，會用嗓子；三是你個子不是很高；四是在大場合比較沉著冷靜。」
對此，高志凱有自己的看法：「當時領導人普遍都不太高，晚年的鄧小平只到我鼻子這個地方。他們說，你站在領導人身邊不會遮擋，既能把工作做好，你的存在又好像微不足道。」此外，言行必須得體，不能搶領導人風頭，聲音的大小也很關鍵。
「鄧小平比我大58歲。當時他的身體狀況還是很好，但右耳在慢慢失聰，基本上都用左耳。此外，他有濃重的四川口音，事先如果不訓練一下，會聽不明白。再有就是發音習慣，80年代他在公眾場合發言不多，但一言九鼎，所以他每次發言都很簡練。」高志凱對環球人物雜誌記者說。
四川話裡「四」和「十」發音差不多，每次遇到這種情況，高志凱都會馬上用手勢再向鄧小平確認一遍，伸出四個手指代表四，左右手食指交叉代表十。大多數時候，鄧小平都會果斷地伸出四個指頭回應。
如果是普通會談，翻譯如果沒聽明白，可以停下來再問一次，但做鄧小平的翻譯不行。「上世紀80年代，他會見的大多是比較重要的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尤其是美國來的。鄧小平認為中美關係非常重要，當時蘇聯還在，遏制蘇聯是全局性問題，中美關係是重中之重。除了美國國務卿、國防部長等人，美國來的內閣成員、部長級別的人他都願意見。考慮到中美關係的重要性和敏感度，我不僅不能翻錯，而且不能重問。那樣不嚴肅，不嚴謹，也不得體。」
鄧小平留給高志凱最深的印象是務實。「我陪他見外賓，從沒聽他引用過一句唐詩。他沒有花裡胡哨的地方，不愛虛榮，也不展示浮誇的東西。他說一不二，丁是丁卯是卯，但用的都是大白話。」
高志凱唯一一次聽到鄧小平講英語，是會見美國國防部長溫伯格。那天賓主相談甚歡，氣氛非常好，時間也超了，一向嚴肅的鄧小平有了爽朗的笑聲。會談結束，他親自把溫伯格送到福建廳的門口，握手告別時，早年在法、德、蘇都工作過的鄧小平用英文說了一句「goodbye」，而高志凱條件反射地把這個單詞翻成中文「再見」，又返給了鄧小平。鄧小平回過頭，瞪大眼睛看了高志凱一下，然後哈哈大笑。
「緊迫感與危機感讓他選擇改革開放」
鄧小平1977年再次被歷史推上了政治舞臺，「他有緊迫感和危機感，這是我親身感受到的。當時還在冷戰時期，國際局面複雜，中國要從孤立的國際環境中殺出一條血路來，那就是改革開放。」高志凱對環球人物記者說。
離開外交部多年後，高志凱曾去鄧小平「文革」時期下放的江西南昌某工廠，在當年鄧小平站著用銼刀銼螺絲釘的案板前站了很久。「1969年到1973年，他在那裡幹了3年多，做著最卑微的工作，沒有人相信他能復出。而我給他當翻譯的時候，卻是他最鼎盛的時期。」這種反差讓高志凱感慨萬千。「他吃過苦，有過磨難，經歷過大起大落，才更加珍惜回來的機會，覺得自己時間不多了。他知道中國必須走上一條正確的路，但這條路在哪裡，又有多少風險？」
高志凱也去過鄧小平復出前，葉劍英與鄧小平談話的地圖室。「東、西、北三面牆掛著三幅頂天立地的軍事地圖。從上面看，當時的中國真的是被包圍了，美軍、蘇軍，中蘇、中蒙邊界全是蘇聯軍隊。而中國一貧如洗，還在以階級鬥爭為綱。」
時至今日，改革開放對中國的意義已經無需多言。面對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基辛格有一次對高志凱說，自己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如果當時出來的不是鄧小平，而是別的領導人，中國是不是也能走到今天這樣的局面？」高志凱回答道，鄧小平是獨一無二的。
站在歷史十字路口的鄧小平，在80年代會見外賓的次數已經很少，他更願意考慮一些宏觀的、影響更深遠的事情，比如幹部培養，當時同樣是個緊迫的問題。「他一再強調幹部年輕化、打破終身制，每次見外賓都說這個。當時很多『文革』時期受衝擊的老同志都想出來幹，但這樣年輕人就起不來。鄧小平刻意培養年輕人，才有了第一、第二、第三梯隊，後來才形成了第二代、第三代領導人，一直影響到今天。」在高志凱看來，鄧小平當時想要什麼職務都可以，但什麼都沒要。鄧小平曾對外賓說，我想當(一把手)肯定能當，但多累啊，誰來都得請他們吃飯。
近距離的觀察，讓高志凱更深入地體會到鄧小平改革開放的決策。「我覺得，中國的改革開放就是鄧小平拿銼刀一下一下銼出來的。」
國企頑疾：一把手大權獨攬
1988年3月8日，高志凱告別翻譯室工作，去了他曾經無比嚮往的聯合國。但短短一年後，他就有了新方向。在基辛格的推薦下，他獲得了去耶魯大學讀書的機會，4年後獲得政治學碩士和法學博士兩個學位。1993年，高志凱進入華爾街一家老牌律所做律師，上班第二天就被派到香港，由此邁進資本市場，先為企業提供法律幫助，後來乾脆加入了摩根史坦利，徹底轉向金融領域，幫企業發行債券、股票，做併購業務。後來，他的工作重心漸漸轉向國內，一度擔任大型央企的高級副總裁。
在此期間，他見證了中國改革開放的逐漸深入，也讓他有了與國內央企、國企打交道的經歷。在他看來，計劃經濟時代的遺存與痼疾，改革轉型帶來的漏洞與問題，新舊矛盾交織，令人震驚。很多問題，直到今天也沒有完全解決。
首先是企業結構的問題，層級太多。「幾乎所有的央企和國企都是一個模子刻出來的：總公司、一級公司、二級公司……基本按照國內的行政規划走。」高志凱服務過的大型國企中，有的下面有300多家公司，分成4層甚至7層。
其次是權力的集中化，在高志凱看來，這是一切問題的癥結。「權力大多集中在各級一把手的手中，沒有制衡。每個層級的公司都是一個決策單位，每年的國家預算來了，如何分配往往由一把手自己決定。統一採購、招投標規定都形同虛設，每個環節都有利益交換。負責人可以從弟弟的廠裡買椅子，再把原材料賣給外甥。」
這種情況下，好東西可以當廢料賣，次品可以按高價賣。「一些油田打井的鋼管，以很便宜的價格賣給關係戶，關係戶修理一下，再賣回油田，質量無法保障。有央企的海上平臺支架，直徑兩米半的鋼管居然能像洋蔥一樣折斷；海底電纜本來應該是全銅的，結果兩頭是銅，裡面不是，放到海裡，一不小心就斷了，導致整個平臺斷電，損失巨大。」高志凱認為，這是現在國內安全事故不斷的原因之一。
與此相對的是監管的缺失。「公司法律部、紀檢部往往受控於同一層級的總經理。當我的預算、工資、升遷都掌握在你手裡時，我是不可能對你形成制約的。在這種體制下，聖人都會腐敗。企業裡的法律顧問、紀檢主任、監察機構，團夥犯罪的多得是，你不下水也要把你拉下水，大家以和為貴，有錢一起賺。」
更有一些管理者，用國家資財牟取私利。「一個地區的總經理想成為集團副總經理。他對我說，如果我能把這個事給他解決了，要黃金有黃金，要外匯有外匯，要房子有房子，他還可以給我安排20個人進來。」對此，高志凱用「驚心動魄」來形容自己的感受。但另一方面，這些高管們也有「苦衷」：「別人都在跑動，他們不跑動也不行，因為領導不是聖人，不往前湊，再有本事也沒人垂青。說到底，還是這個系統的問題。」
政府原因：拼爹形成「權貴資本」
企業的病還沒治好，政府作用過大，又讓舊病添新愁。高志凱認為，改革開放一方面讓國家財富和社會財富迅速積累，另一方面，改革滯後帶來的政策門檻讓大量資金找不到投資出口。在這種情況下，風險投資基金和私募股權投資基金很快被引入中國，並迅速生長。但是，其中存在一個嚴重的問題：這些風投和私募還沒有發展壯大，就已經形成了「中國特色」—資本權貴化。其中的原因，就在於政府扮演的角色有問題。
首要問題就是幹預太多。「現在有很多政府引導基金。如果是市場化操作沒問題，但往往是政府出一部分錢，然後管理者由政府控制，資金投向由政府決定，最後上不上市還得由政府說了算，這就很容易牽扯裙帶關係。」在這種情況下，基金賺不賺錢是一回事，負責人自己賺不賺錢是另一回事。「負責人可以高價買一個親戚朋友的資產進來，基金虧了，但親戚朋友賺了；他也可以聲稱某個投資項目不好，折扣價賣掉。這種例子比比皆是。」
政府干預太多，缺乏市場運作，導致融資和投資的雙重不公。「國內有幾家基金牛氣沖天，好的投資機會它都能搶到。不是因為它業績好，而是因為管理者有背景。你融資爭不過它，搶項目搶不過它，等上市的時候，它還能跑到證監會去要通道。」高志凱認為這種「中國特色」嚴重妨礙了基金的正常運作。
「現在連美國的投資銀行在國內找代理人都走權貴路線，最後變成不是找優秀的管理人和投資項目，而是看誰的爹級別高，這樣才能拿到項目。我能說出好多高官子弟在美資銀行裡，還有一些要害部委官員的子女。當然，這些子女的外語能力、海外經歷也都不錯，但如果因為是有家庭背景就能控制某些資金，在市場上搶項目所向披靡，拼來拼去最後全是拼背景，就太可悲了。更可怕的是，如果整個行業鏈全打政府關係牌，很容易形成巨大的風險和問題。」高志凱說。
分權是解決問題的關鍵
針對這些問題，高志凱認為應該一分為二地看待和分析，避免極端化的解決方案。
高志凱並不贊同「廢除國有企業，讓國有資本退出經濟運行」的觀點。他認為，在某些特定行業裡，國企仍然應該發揮很重要的作用。「中國企業要在國際上與非常強大的跨國公司競爭，而國外的跨國公司早年也是由發達國家的政府在背後大力支持，甚至用炮艦外交支持出來的。」
高志凱認為，國企的問題主要是制度性的，要把這些問題改掉，關鍵是要讓國企真正代表老百姓的利益。「挪威石油公司、新加坡航空公司都是國有企業，制度性保障使其不能腐敗，廉潔透明。挪威的石油、天然氣屬於國家，老百姓都有份，每年企業公布很多細節，老百姓能算出人均佔多少，知道這是國家代自己持有的。」中國企業則很模糊。「老百姓覺得，企業被利益相關方控制了，究竟是誰的搞不清楚，老百姓平攤不到，你值多少錢跟我有什麼關係呢？」
要解決問題，首先要打破一把手大權獨攬的局面，尤其是採購權和人事權。「國外很多跨國企業，像通用電氣，規模很大，遍布世界100多個國家，但它只有一個採購部。通用電氣中國區總裁的權力很大，但在公司裡，他要買一支筆都不能做主。他只能統計一年裡公司需要多少臺電腦，多少張寫字檯，多少支筆，然後報給採購部，經過審核、批准，由採購部統一集中購買。人事權也由人事部垂直管理，你可以說你需要什麼人，報上來，由總公司直接招聘，這樣就減少了腐敗的可能性。」高志凱說。
其次是監管權的相對獨立。「法律顧問要有相對獨立性，比如可以直接向上匯報，形成一個垂直體制。法律顧問的獎勵應該是發現了總經理多少問題，而不是同流合汙。否則，人的任免，財的支付，物的處置都集中在一個人身上，那麼多人都在求他，他能不腐敗嗎？」
此外，還應把審查監督從後置變成前置。「蔣潔敏出事時，我提出過一個觀點：這種人不出事的時候，大家以為他是天使；出了事，大家覺得他是魔鬼。其實，真實情況比這複雜得多。『老虎』、『蒼蠅』是要打，但更重要的，是有一個防範出現『老虎』、『蒼蠅』的機制，事前就要嚴格監督，因為事後再審已經晚了，損失已經造成了。」
在這方面，國內的認識還有待提高。高志凱介紹，國際優秀企業都極其重視法律專業人士在公司裡所扮演的角色。他曾為李嘉誠的企業和記黃埔提供過服務，在香港和記大廈，他看到董事總經理所在的樓層有一半都是法律顧問辦公室，而另一半是財務部。「他們就緊緊抓住兩塊，一是法律，二是財務。反觀國內，權力過於集中，缺乏相互監督是造成現在國有企業內部很多問題的根本所在。」
對於政府在經濟中應該扮演的角色，高志凱認為，首先是政企分離。「讓企業運行更加市場化，降低受政府控制的程度，這是避免形成權貴資本的關鍵。」但這並不意味著政府不作為，「政府應該發揮重要作用，但必須是正能量，讓企業憑真功夫做事。」其次，國內企業界應該形成健康成熟的行業協會，既能擺脫地方限制，也能協調企業與政府之間的矛盾，同時促進自身行業的發展。
「摸著石頭過河」沒有過時
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提出「摸著石頭過河」。30多年後，高志凱仍然堅信這句話的現實意義。
「有人說，摸著石頭過河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現在是理性改革的時代。我覺得這容易讓人誤以為『摸著石頭過河』是缺乏理性的。如果把當前的改革說成理性的，把30多年前的決策說成非理性或缺乏理性，是不可取，也不符合事實的。每個時期都有不同的機遇和挑戰，摸著石頭過河本身就包含著巨大的理性和利弊權衡。」高志凱對環球人物雜誌記者說。
面對種種問題，高志凱仍然認為中國是幸運的。「1978年，在找不著北的時候出了個鄧小平，把中國從死胡同裡拉出來，走上了改革開放的路。最近這10年，中國確實積壓了很多問題，但我覺得中國現在仍然是走運的。如果十八屆三中全會做出的重大決定能夠迅速得以推進，通過立法、各級政府全力配合等手段加以落實，國內的問題會得到妥善解決。整天感恩戴德固然不好，但極端否定一切，什麼都看不慣，又什麼都做不好，則更為可悲。假如你無法提出和實現一個更好的方案，那麼不如積極地把現有問題加以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