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通過對茂名反PX群體性事件的政府與公眾話語框架對比，探尋政府在群體性事件中是否擅於利用傳統媒體和新媒體建構話語以降低政治信任被破壞的風險。研究發現，茂名反PX群體性事件中，政府話語框架與公眾話語存在隔閡,代表政府的當地喉舌媒體及政府官方微博沒能有效地利用政府話語協助構建政治信任。
Abstract: Based on the case of Maoming’s Anti PX Event,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discourse frames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ublic, to find out whether the local government can get good commands of the traditional medias and new medias on discourse construction to prevent the destroying of political trust in group events. It finally concludes that in the Maoming’s Anti PX Event, there are misunderstandings between the government’s discourses and the public’s. The government didn’t make good use of the paper media and the new media of Weibo to help construct the political trust.
關鍵詞:政治信任；政府；公眾；話語框架
Keywords: Political Trust, Government, The Public, Discourse Frame
中圖分類號：G206.3
文獻標誌碼：[J]
一. 引言
本文以2014年茂名反PX事件為案例，對茂名政府與公眾的話語框架作對比分析，分析群體性事件中政府的話語框架對政治信任起到了建構、還是解構的作用。2011年中國社會心態研究報告指出，中國總體信任水平跌破及格線，進入不信任水平，59.7分。此後連續幾年，我國的信任水平一直處於「不及格」狀態，直至2014年，才終於回歸到「尚可信任」水平。[2]政治信任對社會信任水平高低有關鍵性作用。政府官員的不作為、亂作為、貪汙腐化等現象造成了社會信任之低，而近年來政府轉變作風、反腐等行動則使總體信任水平略微提升。[3]與此同時，我國頻繁爆發的群體性事件往往指向公權力機關，公眾利益損失而產生激烈的情緒反應，這是政治信任危機的社會表現。
以反PX事件為例，自2007年起，類似群體性事件在中國屢次爆發。從以往的研究來看，政府的處理方式均相對遲滯與腐朽。在廈門反PX事件中，官方話語中的精英話語意識明顯，政府與專家的闡釋偏向PX的物理屬性，民粹化的網民多停留在PX的危害強度這一社會屬性來理解，這種偏差造成了民眾與官方之間的相互不理解。[4]昆明政府和媒體也多採用精英話語，看重PX項目的數據和危險機率，而群眾的感性情緒卻強於理性，更在乎風險與災難性，最終民眾對政府缺乏信心。[5]在寧波反PX事件中，政府主要使用「信任政府框架」以強調政府合理合法、尊重民意，並經常採用「維穩敘事」、「少數破壞分子敘事」及「理性克制的政府敘事」的表達架構，這種敘事方式站在群眾的對立面，難以取得民眾的信任。[6] 本文嘗試從2014年茂名反PX事件的案例切入，從話語維度中探討當代中國政府對政治信任的建構現狀及效果。
二. 文獻評述：政治信任與群體性事件中的信任危機
（一）政治信任的內涵
羅素?哈丁這樣解釋「信任」，「我信任你意味著我有理由期望你因為你自己的原因，在相關事情上作為我的代理人行事」[7]。但個體之所以「有理由期望」，實際上要建立在充分的認知和了解的基礎上，信任關係才有意義。[8]當信任拓展至政治領域，體現為信任主體（公民）對信任客體（政治體系）的態度或評價，反映為政治體系下的公民對「政治統治正當性的認可程度和統治權威的資源服從程度」。[9]政治信任對政治穩定性的影響是巨大而深遠的，高水平的政治信任能促進政治體系的順利運轉。[10]
政治信任有兩種不同的解釋論[11]，一為以社會資本為根基的文化論，受到道德、宗教、傳統和意識形態等多種因素的作用，是一種文化的產物。例如，信奉新教和儒家學說的國家比天主教、東正教、伊斯蘭教更容易提高政治信任程度[12]；對亞洲八國和地區的研究表明相較於民主價值觀，權威主義國家的政治信任更高。[13]二為制度論，其認為公眾的政治信任評判標準是政治績效，反映為政府對公民權利的保護、腐敗問題、法律維護、經濟狀況、人們生活滿意度、政治效能感等。部分研究發現，政治信任中的制度因素產生主要影響，文化因素儘管一定程度上刺激政治信任，但效果不顯著。[14]
（二）中國群體性事件中的政治信任：對地方公權力的反抗
中國的政治信任形態以十一屆三中全會為分水嶺，在此之前是人格信任，即在領袖崇拜主導下的信任。改革開放之後，政治體制變革、利益格局調整，以及人們思想觀念轉變，文化和意識形態主導的政治機制逐漸消減，取而代之的是制度信任，政治績效和制度成為政治信任的基礎。[15]然而，當下中國仍處於人格信任與制度信任的融合階段。[16]
當代中國公眾的政治信任缺乏穩定性和持續性，主要受政府的過往聲譽和治理績效影響，這種容易搖擺的信任本身隱含著「感性和脆弱成分」[17]。另一方面，我國政府「官本位」政治文化影響下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數據造假等政務問題也加劇了政治信任危機。[18]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的政治信任還呈現出「差序格局」[19]，即人們對高度集權的中央政府有較高的信任度，卻對地方、基層政府保持低信任感。學者認為這是由於基層部門作為上級政策的執行者，和民眾直接接觸，容易暴露政策與執行的缺點導致的。[20]
地方與基層政府的政治信任程度之低可以表現為近年來多次爆發的社會群體性事件。于建嶸認為絕大部分的群體性事件均指向公權機關[21]，而80%以上的事件是基於公眾的利益訴求[22]，公眾對特定社會結構或狀態不滿，他們沒有合法途徑宣洩，或政府不作為、亂作為損壞了政府的威望及公信力，這些因素激起了群眾藉機發洩與逆反的心理。[23]可見，群體性事件是由政治不信任導致的極端與不妥協行動，更由於政治不信任的感染性和彌散性，人們的憤怒情緒容易傳染到他人身上，他們聚集在一起促成了群體性事件的發生。
（三）政府的信任建構研究
上文提及，信任建立在雙方之間充分的認知與了解基礎上。對政治信任來說，要提高公眾對政府的信任水平，則應努力促進公眾對政府及其態度、行動各方面的了解與認同。基於此，對政治信任的研究集中於兩個方面，一為公眾對政府的認知情況與信任狀況，一為以政府為導向研究政治信任的建構方式。
從政府的建構維度看，政府作為一個龐大的集體，通常以官方統一的渠道面對群眾，這是公眾了解政府的關鍵形式。以往，政府通過新聞發布會和官方媒體與公眾溝通[24]，web2.0時代到來之後，政府的對外溝通渠道更加多樣化，政務新媒體成為連接公眾的主流。[25]而無論如何，話語始終是政府與公眾間交流的介質，話語中的政府信息發布及內容質量、政府態度、責任承擔意識及行為是公眾信任水平高低的影響因素。[26]這對於我國從文化轉向制度的政治信任同樣重要。
隨著網絡信息社會的建設，政府話語研究多聚焦於政府的新媒體發布。以微博為例，學者認為當網絡群體性事件爆發時，政府權威專業的微博話語能及時補充事件真相、闢除謠言，緩解公共危機。[27]然而，現有研究表明，絕大多數政府仍局限於傳統的信息發布邏輯，體現為敏感事件「失語」、重發布輕回復、缺少與公眾的互動交流，以及存在傳統的敘述語態等問題。[28]儘管如此，目前關於政府的信任建構研究多停留於表面的淺析，欠缺公眾反應的比較研究，沒能真實反映建構效果。
三. 研究方法
為解決上述研究缺陷，本文通過茂名反px事件中政府與公眾的話語框架比較分析，探討政府的政治信任建構效果。框架分析考察人們在交往行動中怎麼樣遵循話語或敘事建構的某些具體規則。[29]進一步地，可以探討人們如何運用話語符號來建構主觀現實，確定議題的性質，使之賦予意義及行動。[30]因此，就本文而言，框架理論有助於分析政府與公眾話語背後的主觀心理及行為意義。
在茂名反px事件中，當地政府通過傳統媒體和新媒體進行信息發布。因此，將茂名市喉舌媒體《茂名日報》和官方微博「茂名發布」作為案例中的政府話語研究對象。另將「茂名發布」相關微博下的公眾評論作為公眾話語的研究對象，比較與探析政府話語的建構效果。
曾慶香和李蔚在解析傳統媒體對群體性事件中的傳播框架時，提出「蠱惑與教唆」、「去語境化的事件過程框架」及「高語境化的社會衝突與怨恨框架」。[31]前兩類話語框架屬於單向度的報導方式，而「高語境化的社會衝突與怨恨框架」則注入了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宏觀元素，承認社會結構的不平衡，相對呈現一個完整的認知框架。根據曾慶香和其他國內外學者對群體性事件的框架研究，筆者歸納出以下政府話語框架類目表，如下。
另外，Sukosd等人就環保運動議題對新浪微博網友的話語框架進行研究，筆者認為可適用於茂名反PX事件中的公眾框架中，歸納如下。
(責編：溫靜、趙光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