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點公共事件的發生，往往同時伴隨著信息的爆炸。爆炸式的信息包含著民眾的關切，反映著民眾的熱議，但也常常夾雜著幹擾性的噪音和有害的雜音。
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疫情相關的消息牽動著全國人民的心，信息的公開和傳播讓大眾得以及時了解疫情發展情況，也傳遞著萬眾一心、團結抗疫的正能量。但與此同時，不乏別有用心之人惡意散布謠言，製造恐慌，給疫情防控工作和公共秩序帶來極大幹擾。如何從多角度認識謠言現象？面對紛繁複雜的信息，如何正確地界定謠言，進而作出精準的司法幹預?
對謠言的認知尚需細化和深化
我國並不缺少對謠言的法律規制，從刑事規範領域的相關法律，如《刑法修正案（九）》，到公共社會生活領域的相關法規，如《治安管理處罰法》《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再到關於網際網路信息內容和生態治理的各類法律文件，如《網際網路信息服務管理辦法》《計算機信息網絡國際聯網安全保護管理辦法》《網絡信息內容生態治理規定》等。「散布謠言」一詞在我國現行法律法規中多次出現。
然而，什麼是謠言呢？新華詞典的解釋是：沒有事實根據的消息。何謂沒有事實根據？其判斷標準是什麼？具體的界定卻非常模糊。當「謠言」作為法律規範用語被普遍使用的時候，並沒有一個具體和明確的法律解釋。進一步地說，這些法律規範並沒有在反映謠言傳播規律的基礎上，構建起科學的規制體系，在嚴密性、嚴謹性以及過錯與力度的相當性等方面還顯得比較簡陋和粗糙。
在移動網際網路高度發達的今天，在疫情暴發和信息爆炸的背景下，如何識別和規制網絡謠言的問題變得更加複雜。我們看到，一個流言就可以讓一個產品在全國瞬間斷貨；我們也看到，人們在嚴肅地反思「吹哨人」的保護問題；我們還看到，對謠言的司法規制稍有不慎，反而容易引發更大的輿情和危機。
在此情況下，如果只是簡單地用「沒有事實根據」來理解謠言，進而予以司法幹預，就未免過於草率了。站在社會綜合治理的角度，我們究竟應該如何認識謠言，如何把握對謠言的法律規制，才更科學、更合理？在談這個問題之前，我們有必要對謠言有一個多維度的再認識。
何為破除謠言、化解輿情的根本之策？
謠言，被稱為這個世界上最古老的大眾傳播媒介。所有的謠言，都具有一個二元的信息結構和表達結構，即作為形式的表層信息和作為實質的深層信息。表層信息的特點是，來源神秘、內容誇張、高度模糊，謠言的失實和荒謬基本都出現在這個部分。但這只是為了傳播而採取的形式，一個謠言之所以能夠被廣泛傳播，不僅在於它的形式，更在於其傳達的實質，即背後的深層次社會問題和所反映出的社會焦慮。
舉例而言，古代版的謠言說「黃河清、聖人出」，它是要告訴我們，聖人住在黃河裡嗎？他出不出，跟黃河清不清有何因果關係呢？其實，它要傳遞的深層次信息是「天下苦秦久矣」，時局將變。現代版的謠言說「快餐店的雞有四隻翅膀」，這是在說生物技術突破或者某種基因變異嗎？當然不是，它要傳遞的深層次信息是快餐行業的食品安全可能出現了問題。
因此，站在有效治理的角度來說，能不能解決好謠言問題，關鍵在於能不能過濾掉謠言的表層信息，接收到深層信息，並有針對性地採取行動。識別謠言的深層信息，解決背後的深層次社會問題，切實回應其所反映的社會焦慮，才是破除謠言、化解輿情的根本之策。
如何才能做到不信謠、不傳謠？
人們為什麼容易相信謠言？這與我們的三個天性有關。第一，我們不喜歡不確定的未知，喜歡確定的答案；第二，我們不喜歡複雜的東西，我們喜歡簡單；第三，我們不喜歡無趣的東西，我們喜歡戲劇性。而謠言剛好滿足了這幾個特點，比如將癌症的病因解釋為酸鹼失衡，將某個政治事件解釋為陰謀論，都是簡單、戲劇性、言之鑿鑿的答案。
儘管人們容易相信謠言，但大部分人卻不願被謠言俘獲。怎樣才能做到不信謠、不傳謠呢？講到底，這是一個確證和信念的問題。
當我們說一個消息是謠言的時候，就說明我們已經確證它是假的了。這個確證真偽的工作，仰賴於科學和科普，仰賴於專業和專業人士，也仰賴於掌握正確的方法和工具，比如：學會六步質疑法、科學上網、善用檢索工具、閱讀第一手信源、嘗試用邏輯和常識去解讀，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幫助我們確證真偽。
當我們還沒有確證消息的真偽時，接不接受它，則是一個信念問題。也就是說，對於這樣一種話語結構，在沒有進行驗證之前，我們是保持懷疑，先批判再決定要不要接受，還是先接受了再說？這是一個思維方式和認知結構的問題。遇到信息的時候，首先要懷疑，要驗證。
無論是確證還是信念，首先都取決於教育，包括對民眾的科學素養和媒介素養教育。所以，站在受眾的角度來說，教育對於不信謠、不傳謠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謠言的三個關鍵詞
傳統理論認為，謠言是一種由口頭或電子通信手段進行傳播的信息，其內容沒有經過事實驗證，也沒有可靠的信息源頭。在這一定義中，謠言有三個層面、三個關鍵詞：第一是「信息」，謠言本身是一種信息，包含了一定的信息量；第二是「未經證實」，謠言是未經證實的信息；第三是「傳播」，謠言的生命在於傳播，沒有傳播，謠言便失去了存在的根基。
信息大致可以分為三類：簡單事實、複雜事實和觀點。簡單事實，類似於「某某名人去世」這種謠言，只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容易傳播，只要提供正確、權威和充足的信息獲取機會，就很容易被闢謠。複雜事實，比如馬航事件，真偽的辨析並不那麼簡單和容易。涉及複雜事實的謠言，常常將錯誤的知識、拼湊的材料和各種陰謀論包裹在專業和博學的外衣下，往往要經過多輪傳播才被闢謠。如果當中還涉及利益相關方的「公關」，事實則往往更難被看清。觀點，基本上很難被簡單地定性為是否是謠言，更難被闢謠消解。
因此，某個信息是否能夠在一定時間內被證實或證偽，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信息本身的類別和層次。
如何把握打擊謠言和保障言論自由的平衡
信息有簡單事實、複雜事實和觀點之分，對信息的確證過程也有難易之分。
我們首先可以把「沒有事實根據」的信息區分為兩種：內容虛假的信息和未經證實的信息。內容虛假的信息必然沒有依據，當屬謠言；未經證實的信息，則需要進一步辨析。實踐中，有時候會有這樣一種情況，即某些信息最初被認定為謠言，但後來經證明屬實。如果簡單將「未經證實的信息」認定為謠言，顯然擴大了打擊面，有侵犯公民言論自由之嫌。因此，從最終結果的角度，還要再進一步區分兩種情形：一是信息最終被證偽；二是信息尚未被證偽，或暫時無法被證偽。那麼在最終結果出來之前，我們應當如何判斷？此時，我們需要做進一步的審查，仔細辨別和審慎判斷信息的製造者和有意傳播者，在製造和傳播信息時是否具有一定的依據。對有一定依據的，一般不宜認定為謠言；完全沒有依據的，一般屬於謠言。
所以，我們在司法實踐中界定謠言時，需要對信息進行分層、分類，並在傳統理論的基礎上作進一步限縮，將謠言界定為傳播內容虛假的，或者未經證實且明顯缺乏依據的信息。
但是，僅僅掌握信息界定的分寸是不夠的，如果要對製造和散播謠言的行為人作出司法幹預，我們還需要把握主客觀相統一的原則。具體而言，判斷一個人的行為是否是「散布謠言」，必須同時滿足兩個條件：第一，在客觀上，行為人所散布的言論能夠被確證是虛假的、偽造的，或者未經證實且明顯缺乏依據的。在被確證為「謠言」之前，其言論表達只能被看作是「待證言論」；第二，在主觀上，行為人應當是出於故意，即明知是虛假信息而予以散布。在實踐中，對複雜事實的認知、對觀點真偽的界定往往需要一個過程，存在著一定的困難，如果不同時遵循主客觀兩方面的認定原則，就有可能導致一些本不應該認定為謠言的言論表達被扣上「散布謠言」的帽子，於法、於理都難以自圓其說，李文亮醫生的遭遇所引發的輿論震動就說明了這一點。
因此，無論是從謙抑性的角度，還是從保障言論自由的角度，只有對信息界定分類限縮、對行為人的判斷把握主客觀相統一，才能在最大程度保障公民言論自由的同時，精準地懲治惡意造謠者和傳謠者。隨著疫情防控工作的有力推進，隨著信息披露日益公開、透明、及時，相關謠言正逐漸喪失其生存空間。營造適當的言論環境，提高自身的認知能力和科學素養，堅持慎重、理性地看待問題，消除謠言滋生的溫床，需要我們每一個人的努力。
（作者單位：華東政法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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