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星/文
一切遺忘都關乎記憶，因為遺忘本就意味著記憶的缺席。同樣，當我們提及「過去」時，所指的也從來不是真正過去的事物，而是前塵種種停留不滅的幻影。通過刻意遺忘或念念不忘，人類編織他們所認可的歷史，再藉助對歷史的重述，來完成某種集體意識的構築。
在安哥拉作家阿瓜盧薩的《遺忘通論》中，「歷史」便由主人公盧多的日記與她「在公寓牆壁上用木炭塗抹的文字和圖案」確立，而敘事者則利用盧多的證言，「虛構」出一則用以與讀者分享的傳奇故事。因此，在這部2017年都柏林文學獎的獲獎作品裡，我們能夠看到記憶與遺忘的交織，安哥拉國家歷史與個人悲歡困苦也夾雜其中。正如記憶與遺忘的關係一般，集體與個人也成為彼此最好的註解。
複數的敘事，複數的真實
然而，阿瓜盧薩的寫作野心卻不限於此。倘若確如小說所言，「有好故事的人簡直就是國王」，這位安哥拉作家也並不滿足於做一個國王，而是要講述眾多「國王」的生活。書中的每一個人物——自我「封閉」28年的盧多、殘忍暴力的秘密警察蒙特、不擇手段但最終悔悟的「劊子手」熱雷米亞斯、瘋癲與智慧並存的前革命者「小酋長」——都擁有精彩絕倫的人生故事。它們彼此疊加，相互印證或是相互駁斥，展現出一種複數的真實。這讓人想起阿瓜盧薩在一則訪談中說過的話：「特定的真實有一種集權主義特徵，屬於一個集權的國度。唯一的真實並不存在，存在的是真實的多種版本」。
在《遺忘通論》裡，真實的複數性展現在方方面面。除小說中的多重人物視角之外，還有兩種目光參與了故事的構成，一是看似掌控全局的敘事者，二是有著個人解讀自由的讀者。這部作品篇幅不長，但卻講述了歷史動蕩中多位主人公半生甚至一生的故事，不乏精妙的細節切入。這意味著小說是選段與碎片式的，充滿電影感。在全書最後，作者解釋說故事靈感來源於未成形的電影劇本，也佐證了這一點。因此，在這部小說中，敘事者就像一名手持攝像機的導演，引導讀者的目光。與此同時，他又像一位剪輯師，略去了許多冗長的素材，以鼓勵讀者自行想像、拼接。
不過，作為一部文學作品，本書最吸引人的還是語言對真實的構建。畢竟，當阿瓜盧薩為小說冠上《遺忘通論》的標題時，已經將記憶置於本書的核心，而語言恰恰是每一個個體與群體記憶中必不可少的要素。對於安哥拉等前葡萄牙殖民地而言，葡萄牙語的使用意味著殖民歷史的遺存，與此同時，語言的規範性也暗含著社會教化的規訓。但如果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對語言的創造性使用也無疑可以視為是對殖民歷史與社會強權的反抗，因為它們也創造了另一層面的真實。
「愛」生來就是要贏的
「『愛』生來就是要贏的」，這是警察妻子瑪利亞·克拉拉在書中的原話。而如果我們接受都柏林文學獎評審的觀點，認可「儘管《遺忘通論》展示了飢餓、酷刑和殺戮，它的基調與核心仍舊是愛……」，我們也無疑會贊同瑪利亞·克拉拉的話，即使在她口中，「愛」首先是一隻鴿子的名字。
這是一隻先天不足的信鴿，卻最終成為多項比賽的冠軍。它承載著瑪利亞·克拉拉的希望，飛出鴿籠，在尋找蒙特的過程中，吞食了盧多的鑽石，又落入小酋長手中，徹底改變了後者的人生。因此，當故事謎題在小說最後一一揭開時，讀者看到的將不再是以「愛」命名的鴿子，而是化身為信鴿的「愛」。
身為生長在父親權威之下的十七歲少女，瑪利亞·克拉拉對父權的反抗是以對鴿子的命名開始的。儘管父親才是公認的養鴿人，但「瑪利亞·克拉拉命名的鴿子往往是冠軍」。她相信愛，即使用以同愛人傳遞訊息的信鴿被小酋長截獲，她依然成功擺脫父親的管制，回到安哥拉與蒙特重逢。而秘密警察蒙特儘管一生作惡無數，卻也從未辜負妻子的深情，他一生最幸福的時光，便是結婚三十周年之際，「和瑪利亞·克拉拉抓甲蟲和蝴蝶、讀書、乘獨木舟漂流」的日子。最終，他在幫妻子安裝有線電視時被天線砸死，「也就是說，他死於愛情」。
從這個意義上說，「愛」確實能夠創造奇蹟、無往不勝。它喚醒了盧多的惻隱之心，賦予小酋長以重生的機會，並最終殺死了血債纍纍的警察蒙特。儘管信鴿的軀體最終死去，愛卻上升為一種信仰，持續影響著眾人的生活。
「光輝」之死
相比之下，「光輝」之死要更加暗淡一些。從悲觀的角度看，「光輝」的出現或許本來就是一種自欺欺人的幻象，是部分安哥拉革命者走投無路的自我安慰。它只是小酋長被捕期間，在監獄中偶遇的老鼠。小酋長執意以這個名字稱呼它，儘管「它毛色混雜且態度冷淡，耳朵被咬掉一塊，毛皮狀況很差」，與「光輝」二字毫無關係。
但倘若站在積極的立場，這一插曲卻又象徵著，即使在失去了包括人身自由在內的所有權利之後，受害者仍保有對事物評說的特權，旁人的判斷並不能讓他閉嘴。「我從不沉默。他們要是對我大喊，那我喊的比他們還要響」，小酋長的這番自白恰好成為「光輝」之死的絕佳引言。事實證明，政治警察無法撼動這種意識，他們可以用殘忍的方式殺死那隻老鼠，卻無法阻止小酋長在若干年後再度回憶那些「光輝」相伴的時刻。
「切·格瓦拉」與消逝的外來者
自我隔離許久之後，盧多在非洲無花果樹的枝葉間看到一隻叛逆的猴子，便將其命名為切·格瓦拉。儘管書中並未明確具體的日期，但卻很容易令人聯想到自1975年開始，古巴在安哥拉開展的軍事幹預行動。「它和我一樣，都是這個城市裡的外來物。」在十幾年的反殖民戰爭之後，安哥拉剛剛徹底趕走葡萄牙人，取得獨立，便迎來了古巴軍隊的入駐。
因此，外來者註定不受歡迎。「孩子們朝它扔石頭，女人們用木棍驅趕它。衝它叫喊。對它辱罵。」通過描述一隻名為「切·格瓦拉」的猴子，與世隔絕的盧多得以將讀者帶回到古巴軍事幹預的歷史中。正如譯者在注釋中交代的那樣，1977年5月27日，安哥拉首都發生政變。也正是由於古巴軍隊的支持，時任安哥拉總統阿戈什蒂紐·內圖得以控制局勢，並對政變分子進行追捕清算。而在《5月27日》一章的日記裡，盧多首先寫道：「今天早上切·格瓦拉特別躁動，在樹枝上跳來跳去，不停叫喊」。她沒有收音機，無法確切得知外界發生了什麼，但「切·格瓦拉」的動向又說明了一切。
在小說中，這隻猴子最後出現時，腿部受傷，然後死於盧多的誘騙之下。飢餓的盧多為了果腹，殺死了外來者「切·格瓦拉」。而正是在同一天，盧多本人「意識到她已經不覺得自己是葡萄牙人了」。這就像一個巨大的隱喻：當一切結束之後，安哥拉土地上不再有外來者的位置。
患白化病的「幽靈」
上述隱喻直接參與了記憶的構建，而記憶又與身份緊緊相連。在《遺忘通論》中，不少人物都經歷了不同程度的身份轉變，其中最典型的當屬熱雷米亞斯·劊子手與盧多。熱雷米亞斯幾乎死過一次，子彈穿過他的喉頭，奪去了他的聲音。而盧多在28年的幽閉生活中，也從「我理解不了他們在說什麼（……）因為他們說的葡語已經不是我的語言」，到最終通過閱讀、寫作、與自然對話，而坦然地對女兒說：「這裡才是我的祖國。我已經沒有別的故鄉。」
與盧多這種身份認知同時改變的，還有她對陽光的態度。在小說開頭，盧多是一個不敢曝露於天空之下的人，出門都要撐一把巨大的黑傘。但在故事結尾，她卻感恩安哥拉是「光的盛宴」，使她能夠保持光感，不至於完全失明。這讓人想到了全書中最重要的非人類角色：一隻叫「幽靈」的狗。「幽靈」是一隻白化狗，需要避開陽光，正如年輕時的盧多一樣。當姐夫奧蘭多將這隻狗送給她時，盧多不假思索地為它取了「幽靈」的名字。從此，「幽靈」成為盧多隔絕生活的唯一陪伴，是她最親近的生物，也是她唯一愛著並且也愛著她的存在。從某種意義上說，「幽靈」仿佛她的另一個分身，通體雪白的狗就像流蕩在非洲土地上的白人，都是這片土地上的異類。「白化病」本身更是阿瓜盧薩極為重視的意象，在《販賣過去的人》中，主人公費利什·文圖拉便是一位白化病人，同樣的病症也出現在其短篇小說集《光明目錄》（CatálogodasLuzes）中。
無論在現實中還是象徵意義上，白化病人在非洲都會遇到重重困難，正如盧多最早將自己封閉起來，其實是為了不被傷害。在葡萄牙的痛苦記憶如「幽靈」般纏繞著她，她自己又何嘗不知道這一點。隨著時間推移，盧多才漸漸能夠面對過去，她通過「書寫」來「遺忘」，通過回憶來釋懷。在名為「幽靈」的白狗死去之後，盧多上露臺時終於不再用舊紙箱遮蔽身體，她也終於開始有了信仰——信仰一隻狗的靈魂，並同記憶與自我交談。
言說記憶的方式
《遺忘通論》的敘事也有相似的特質，但卻更注重「隱喻」與「現實」之間的平行關聯。也就是說，在這部小說裡，事物本體與其寓意並非互斥關係，而是能夠彼此共存。「愛」「光輝」「幽靈」與「切·格瓦拉」，它們當然可以是抽象的概念，但也同時可以是信鴿、老鼠、白狗與猴子的別稱。當一個單詞變成一個名字，它便獲得了具象的實體；當一個動物經過馴養，它便與人類的宿命緊緊相連。通過給動物命名，身處逆境的人暫時奪回了話語權；憑藉對動物日常的記錄，當事人完成了自我審視，道出了原本難以言說的回憶。而對於一部文學著作來說，這種多層級的語言變換也無疑是對詩意最好的註解。
在這個意義上，《遺忘通論》就像一座精緻的多維迷宮，供讀者徜徉探索。在第一維度，我們看到一則多線索交匯的精彩故事；在第二維度，我們讀懂安哥拉近半個世紀的動蕩歷史；在第三個維度，我們聽到不同的聲音在各自言說他們的過往。在阿瓜盧薩筆下，各主人公命名、交談、回憶、書寫，他們用複數的語言，共同創造了複數的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