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菁城子
中國人飽受國企弊害之久遠，大約可以追溯到春秋時期。管仲通常被認為是一個能幹的臣子，他輔佐齊桓公稱霸春秋，為孔子所讚揚。從經濟政策上，管仲卻不折不扣是最早的國企發明者，食鹽也是政府最早壟斷的行業。
漢朝劉向編撰的《管子》被認為是一部記載管仲言行的書籍。齊桓公和管仲討論富國強兵之策，齊桓公主張加強稅收，對樹木牲畜人口徵稅。管仲則說，「唯官山海為可耳」。所謂官山河，「管山海」【註解：官山海亦稱「管山海」。中國歷史上主張由國家控制鹽、鐵及山林澤等自然資源的經濟思想和政策】而已。
古代民眾生活所必需同時又難獲取的兩種商品，一樣是鐵，另一樣是鹽。此前鹽鐵都由民間開發，官府徵稅。徵稅成本高且稅痛感強烈，容易引起反抗。
管仲主張官府將鹽鐵攬為己有，壟斷售賣，以此獲得源源不斷的收入。民眾不容易發現這項剝削，所謂「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利不用竭而民不知」，說的就是這個意思。
管仲向齊桓公建議「計口售鹽」「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半」，其它鹽販賣到梁趙宋衛等不產鹽的內陸諸侯國。
這筆巨大的財富成了齊桓公春秋稱霸的資本。食鹽專營也被後世逐利強國的統治者學習。商鞅變法時也曾設鹽官，實行官鹽制度，以作強秦滅國之資。
第二次見載於史的食鹽專營是漢武帝時期。漢武帝為打擊匈奴籌措軍資，或許同時為了打擊地方諸侯豪強的勢力（例如吳王劉濞叛亂憑據的就是地方鹽鐵財富），漢朝實行鹽鐵專賣。
漢武帝死後，鹽鐵專營受到賢良文學人士的質疑。經過一場經濟大辯論，官鹽制度廢除。此後一直到唐朝安史之亂，食鹽專營偶有實行，不過佔主流的還是鹽稅。究期原因，大概是因為隋唐以前的中國社會，皇權還不那麼厲害，地方諸侯豪強，以及貴族門閥還有一定的勢力。鹽利是地方上很大的一塊肥肉，朝廷想搞獨家專賣，自然阻力重重。
安史之亂後，唐朝經濟遭到很大破壞，朝廷賦稅也逐漸枯竭，鹽專賣恢復。在此之前的一百多年時間，食鹽是自由販賣幾乎不徵稅的。黃金時期過去了，鹽業重新落在官家手中，成了朝廷的重要財源，當時甚至有「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宮闈服御、軍餉、百官俸祿，皆仰給焉」的說法。
食鹽被官府壟斷之後，供應長期不足，價格飆升，甚至比米價貴十倍以上。安史之亂前，唐朝的鹽價長期維持在每鬥十錢的水平，實行官鹽制度後，價格倍漲，三十年間上漲到每升三百錢以上，民眾苦不堪言。（新唐書·食貨志）。史籍裡關於私鹽販子的記載開始多起來。《新唐書·食貨志》裡有大量販賣私營和私營冒充官鹽夾帶的情形。
官府打擊得愈猛烈，鹽利越高，販鹽的人儘是些膽大不畏死的亡命徒。這些人拉幫結派，持械嘯聚，唐朝最後竟滅亡於兩個鹽販子高仙芝和黃巢之手。
此後的宋元明清，官鹽制度得到進一步發展。官鹽之外是私鹽販子，在陸上有綠林幫派，海上則有海盜。宋朝和敵國大遼西夏的邊境線上的鹽販，他們將辛辛苦苦從海上或者井池裡熬製出的鹽賣給異族，屢禁不絕。
明清兩代，那些在官府特許的鹽商們聚斂了巨量的財富。負海鹽之利溝通南北的徽商和淮商，賣運城鹽出入長城內外的晉商，「川鹽濟楚」的自貢鹽商，都是極一時之盛。
這些商人的興起既有地域之利，更主要的是獲得官府特許經營。在雲南、貴州、江西、福建內陸這些遠離產鹽區的地方，則有大量行腳的私鹽販子在奔波。
考察川滇黔內陸各省的民歌，會發現有很多《背鹽歌》《扛鹽歌》，這些遺蹟對古代鹽販的艱辛生活有生動的描寫。浙江和江西農村曾有「扛私鹽」的舊戲，多是演繹鹽販的江湖事跡。
現在人們很少聽說「私鹽販子」這個詞，因為食鹽產量巨大，價格低廉，鹽利不像古代那麼豐厚。不過政府仍然把持著食鹽的產銷，比起古代統治者汲取鹽利的直言不諱，現在政府的說辭就具有很大迷惑性。「保證鹽價平抑，滿足民眾基本生活需求」是常見的理由。
最基礎的經濟學知識就足以解釋，越是基礎性的需求，就越應當交給市場。考諸古代經驗，中國古代鹽價最便宜的時候，正是鹽業自由化的隋唐時代。
主張鹽業專賣的另一個常見理由是，「食鹽專營能保證民眾碘攝入」。其實，碘添加對於現代食品工業而言只是非常簡單的工藝。政府不分區域統一性地「補碘」，只可能造成更嚴重問題。
中國的食鹽專營制度，伴隨著是鐵器、茶業、酒醋等商品的專營，後者大多已經衰落。不過很少人注意食鹽專營並呼籲廢除，可見「信賴政府」那一套還很有市場，我們日常所受的壟斷之苦，管制之害都是根基於此，觀念改變仍有待時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