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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吳師全面伐楚的戰略契機
公元前 506 年，給楚國以致命一擊的時機終於來臨了。這一年的秋天，楚國繼續走窮兵黷武的老路，悍然出動大軍圍攻蔡國。
蔡國力屈不能相支，向晉國求援，使人質往晉，請兵抗楚，但未獲結果，於是便轉而向吳國懇求救援。另外，唐國的國君也因憤懣於楚國的不斷侵凌勒索，而主動遣使與吳國通誼修好，要求協助吳國共抗強楚。唐、蔡兩國雖然都是兵寡將微的蕞爾小國，但位居楚國的北部側背,戰略地位相當重要。
吳國通過和它們結盟,就可以從州來、居巢、鍾離（此時均已為吳所佔領）等要地秘密出兵，繞過大別山脈，由淮水經蔡入楚，實施其避開楚國重兵把守的正面，進行戰略大迂迴，大舉突襲，直搗楚腹心的作戰計劃了。這一點，伍子胥、孫武等人早已看得清清楚楚，曾經向闔閭指出:「王必欲大伐，必得唐、蔡乃可」。
如今唐、蔡方面主動找上門來，吳國君臣自然是求之不得的事情，於是立即分派使臣通告唐、蔡兩國國君說:「楚為無道，虐殺忠良，侵食諸侯，困辱二君，寡人慾舉兵伐楚，願二君有謀。」 遂結成三國同盟，準備出兵。
同年冬天，吳王闔閭御駕親徵。他委任伍子胥、孫武、伯嚭等人為將軍，公子山為前敵先鋒，傾全國兵力水陸 3 萬餘人，並聯合唐、蔡兩國，乘楚國連年徵戰極度疲憊，東北部防禦空虛薄弱之隙，進行深遠的戰略奇襲，從而正式揭開了自商周以來規模最大、戰場最廣、戰線最長的柏舉之戰的帷幕。這場戰爭的戰略目標是闔閭君臣預先制定的，它以襲佔楚國郢都為基本目標，以實施遠距離戰略奇襲為作戰方針。
戰爭伊始，吳軍遵循「出其不意，攻其無備」的作戰指導思想,「以迂為直」，實施大規模的戰略迂迴。他們乘坐戰船，溯淮水浩蕩西進。通過州來，進抵淮汭（在今河南潢川西北），然後舍舟登陸,在闔閭的直接指揮下,吳軍繼續沿淮水西進,以勁卒3500人為前鋒，並得到唐、蔡兩國軍隊的配合導引，迅捷神速地通過楚國北部的大隧、直轅、冥呃（均在今河南信陽南）三個險要關隘，穿插挺進到漢水的東岸，從而佔有了戰略上的主動先機之利，為柏舉決戰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二、柏舉之戰
楚國方面聞報吳軍大舉來襲，大為驚恐，不得已而在極其被動的情況下倉猝應戰。為了阻止吳軍向楚國都城作更深遠的進攻，楚昭王趕忙派遣令尹囊瓦(即子常)、左司馬沈尹戌、武城大夫黑、大夫史皇等人統率楚軍晝夜兼程奔赴漢水西岸進行防禦，兩軍遂隔著漢水互相對峙。
從雙方情況看，吳軍士卒雖少但相當精銳，且已佔有突襲帶來的先機之利，故利在速戰速決。楚軍人數眾而戰鬥力較差，但後勤保障等條件較為優越，故利在持久防禦，消耗吳軍，而後集中優勢兵力,伺隙破吳。楚軍之中左司馬沈尹戌是一位頭腦冷靜、深富韜略的優秀軍事將領。他根據雙方戰略態勢，並針對吳軍的作戰特點，向統帥囊瓦提出如下的建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呃。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
意即由囊瓦統率楚軍主力沿漢水西岸阻擊吳軍的進攻，從正面牽制吸引吳軍。而由他本人北上方城（今河南方城縣境)，徵集那裡的楚軍機動部隊，迂迴到吳軍的側後，毀壞吳軍的舟楫，阻塞三關要隘，以切斷吳軍的歸路。爾後再與囊瓦所率的主力實施前後夾擊，一舉消滅遠道而來、立足尚不穩的吳軍。這不失為一個以靜制動、後發制人的高明作戰方案。
囊瓦起初同意了沈尹戌的建議，可是楚軍內部軍令不一、矛盾重重的痼疾卻最終使自己走上了失敗之路。待沈尹戌奔赴方城徵集軍隊不久，囊瓦便出於貪立戰功的心理，聽從了武城大夫黑和史皇的挑撥慫恿,擅自改變了自己與沈尹戌所商定的正面相持、斷敵歸路、側翼包抄、前後夾擊的正確作戰方針，採取冒險開進，速戰速決的做法，不待沈尹戌完成迂迴包抄行動，即統率楚軍主力倉促渡過漢水，進擊吳軍。
闔閭君臣見楚軍主動出擊,正合己方速戰速決的作戰意圖,不禁大喜過望，遂採取了後退疲敵、尋機決戰的方針，主動由漢水東岸稍事後撤。昏聵無能的囊瓦果然中計，誤以為吳軍怯戰，於是就步步進逼，尾隨吳軍而來。自小別（在今湖北漢川東北）至大別（今湖北境內大別山脈）間，楚軍連續與吳軍進行小規模交鋒，可是結果總是失利，絲毫佔不到什麼優勢，由此而造成了士氣低落，部隊疲憊。
吳軍統帥部見楚軍已陷入完全被動的困境，就當機立斷，決定同楚軍進行戰略決戰。十一月十九日，闔閭等人指揮吳軍在柏舉地區（在今湖北麻城縣境，一說在今湖北漢川縣北）布列陣勢，迎戰楚軍。
此時楚軍主力已開到柏舉附近，薳射所率領的增援部隊也到達戰場。但薳射與囊瓦互相輕視，互不協作，各自立營紮寨。闔閭之弟夫概看出楚軍這種不和情況，認為囊瓦素來不得人心，楚軍上下無死戰求勝之志,因此建議吳軍立即主動發起攻擊:「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指出只要吳軍一進攻，楚軍就必然會陷入混亂，很快崩潰，屆時己方再以主力投入戰鬥，必能大獲全勝。
然而闔閭等人出于謹慎的考慮，而否決了夫概的意見。夫概不願放棄這一勝敵的良機，表示:「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於是便憑著一腔血氣率領自己所部的 5000 餘眾奮勇進攻囊瓦的部隊。楚軍果然一觸即潰，陣勢大亂。闔閭等人見夫概部突擊成功，乃乘機將吳軍主力投入戰鬥，擴大戰果，大勝楚軍。囊瓦在吳軍的沉重打擊面前喪魂失魄，棄殘軍於不顧，倉皇逃奔鄭國,大夫史皇為掩護主帥囊瓦,力戰不支，捐軀沙場；楚將薳射也為吳軍所俘虜。至此，吳軍取得了柏舉會戰的決定性勝利。
遭到重創的楚殘軍在薳射之子薳延的帶領下向西南方向狼狽潰逃。闔閭等人指揮吳軍及時實施戰略追擊，尾隨不舍。終於在柏舉西南的清發水 （即溳水，在今湖北安陸西）追及楚軍。楚軍見吳軍追來，驚恐萬狀，遂各不相讓，爭先搶渡清發水。闔閭見楚軍渡水逃命，就準備急行攻擊。但為夫概所勸阻，他的理由是「困獸猶鬥,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鬥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
闔閭對此予以同意,吳軍遂「因敵制勝」，採用「半濟而擊」的戰法，再度給渡河逃命之中的楚軍以極其沉重的打擊。爾後，吳軍繼續乘勝追擊，至雍澨（今湖北京山西南）追及正在埋鍋做飯的楚軍殘兵敗將，痛加聚殲，並在那裡與由息地（今河南息縣西南）回救的楚軍沈尹戌部相遭遇。兩軍相遇勇者勝，經過一場激烈殘酷的拚殺，楚軍左司馬沈尹戌部又被闔閭君臣所指揮的吳軍勁旅所徹底擊潰，主將沈尹戌本人雖竭力衝殺，英勇頑強，但畢竟回天無力，傷重身亡。
至此,曾經不可一世的楚軍全線崩潰,再也無力作有效的抵抗,楚國都郢城（今湖北江陵西北）完全暴露在吳軍的面前，已指日可下了。
闔閭、夫概、伍子胥、孫武等人揮師挺進，勢如破竹，五戰五勝，長驅直入，兵鋒直指郢都城下。楚大臣子期、子西雖然在郢都和附近要地部署了部分兵力,準備負隅頑抗,無奈大勢盡去,朝廷內外已風聲鶴唳，人心動蕩，士氣消沉，兵無鬥志，根本不能抵擋吳軍的進攻。隨著吳軍的逼近，楚昭王臨陣脫逃，攜帶胞妹和少數臣子悽悽慘慘、惶惶如喪家之犬出奔隨國（今湖北隨州)，致使楚軍防禦徹底瓦解。十一月二十九日，即柏舉決戰後的第十天，闔閭等人指揮吳軍一舉攻陷郢都，柏舉之戰至此終於以吳軍的輝煌勝利而宣告結束。
三、雙方勝敗原因分析
柏舉之戰是春秋晚期一次規模宏大、戰法靈活、影響深遠的大戰。吳軍在闔閭、伍子胥、孫武、夫概等人的指揮下，靈活機動，因敵用兵，以迂迴奔襲、後退疲敵、尋機決戰、深遠追擊等戰法，一舉戰勝多年的敵手楚國，給長期稱雄的楚國以十分沉重的打擊，從而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春秋晚期的整個戰略格局，為吳國的進一步崛起，進而爭霸中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柏舉之戰在中國古代戰爭發展史上也具有裡程碑式的意義。
它一改以往戰爭「約日定地」、一戰即見勝負的傳統模式，而突出體現了連續作戰、運動殲敵、靈活機動、出奇制勝的嶄新特點,是戰爭史上一次革命性的飛躍。從這個意義上說，柏舉之戰也是兵聖孫武軍事思想的一次最好實踐，他的一些軍事原則在此戰中得到充分的檢驗而大放異彩。如「兵者詭道」、「上兵伐謀」、「避實擊虛」、「兵聞拙速」、「因敵制勝」、致人而不致於人」、「示形動敵」「造勢任勢」等等,均在這場戰爭中獲得最大限度的運用,並完全成功。
吳國的取勝，首先是其修明政治、發展生產、擴充軍備、任用賢能的結果；其次也是其善於「伐交」，爭取晉國的支持，唐、蔡兩國的協助以及齊、魯諸國中立的產物；其三，在於吳軍戰略指導和作戰指揮上的高明。
即（1）採取疲楚誤楚的正確策略方針，使得楚軍疲於奔命，並且鬆懈戒備；(2）正確選擇有利的進攻方向,「以迂為直」，乘隙蹈虛，實施遠距離的戰略奇襲，迫使楚軍在十分被動的情況下倉猝應戰；(3）把握有利的決戰時機，先發制人，勇猛突擊，一舉擊敗楚軍的主力，奪取關鍵性會戰的勝利；（4）適時進行戰略追擊，發揚連續作戰的作風，不給楚軍以任何重整旗鼓，展開反擊的機會，最終順利地實現破楚入郢的既定戰略目標。
楚國的失敗，其政治、外交上的主要原因，乃在於其政治腐敗，內部動亂，將帥不和，君臣離心，四面樹敵，自陷孤立。從軍事角度看，則在於楚軍疏於戒備，招致奇襲；在於其消極被動，未能主動靈活、因敵變化制定正確的積極防禦方針；在於其主將貪鄙無能，臨戰乏術；在於其輕率決戰，一敗即潰。
當然，在整個柏舉之戰中和吳軍入郢後，吳國方面也有一定的失策之處，尤其是在入郢後犯有嚴重的錯誤，以致嚴重損害了軍事上的勝利成果。這具體表現為二點:
第一，吳軍在五戰入郢過程中，未能徹底殲滅敵人的有生力量。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歷來是戰爭中的基本著眼點，然而吳軍在幾次關鍵性戰鬥中，如柏舉會戰、清發水之役、雍澨之役等等，雖多次擊潰楚軍，而未能做到全殲其有生力量，這樣就使得楚國的殘兵敗將能夠重新聚集起來,成為戰略反攻的基本力量,一俟秦國出兵援助，條件成熟，即對吳軍進行反撲。
吳軍之所以存在這一不足，當與其某些戰術運用不盡妥當有關，有的論者對此多有指出，如認為在清發水追擊戰中，吳軍如能另選渡河點，渡河作平行追擊或超越追擊，則敵人損失將更大，崩潰也將更為迅速。另外,在爭取晉國作更主動積極的配合策應方面,也不曾採取強有力的措施，未能更好地藉助晉、吳戰略同盟的優勢。
第二，入郢之後，在政治、軍事上有嚴重的失誤，給保持和擴大勝利果實籠罩上濃重的陰影，致使與戰略上的全勝結果失之交臂。吳軍入據郢都，前後約有將近一年的時間。在這段時間裡，吳軍決策集團沒有關照全局的戰略眼光，被眼前的勝利衝昏了頭腦，結果屢犯錯誤，尤其是闔閭、伍子胥等人只顧「尋歡」、「報復」,既沒有窮追楚國殘軍的決心和計劃,又極大消磨和影響了全軍上下的鬥志，更造成了政治、外交等方面的極大被動，終於在秦、楚聯軍的反攻夾擊和越國出兵襲吳的情況下,被迫放棄郢都,退師本土，飽嘗了轉勝為敗的苦果。
孫武曰:「凡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兇。命曰費留」。這很可能是孫武對於吳軍破楚入郢之後,「不修其功」，導致失敗這一沉痛教訓的總結。
柏舉之戰畢竟給楚國以相當沉重的打擊，基本上決定了吳楚爭霸戰爭的勝負歸屬問題。經過這場決定性的戰爭，吳楚之間 80 年的戰事得到基本平息,吳國從此不再把楚國視為主要對手，轉而與越、齊、晉諸國進行交鋒，爭奪霸權，歷史由此而進入了吳越長期爭戰新的階段。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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