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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英國科學家詹姆斯·洛夫洛克出版了一本書，書名為《蓋婭：一種看待地球生命的新視角》。在這本書中，洛夫洛克提出一個觀點：地球本身就是一個有生命的巨大的有機體，在這一有機體中，所有植物和動物生命的利己行為都會間接影響物理環境，於是也為動物生命和植物生命本身提供了最優條件。洛夫洛克的這一觀點後來被人們稱為「蓋婭理論」，「蓋婭」一名取自古希臘神話中掌管地球的女神。
應該說，這一理論在當初極具爭議，爭議的焦點在於，它的觀點與宇宙學中的「人擇原理」或者「設計論」、「目的論」相似，認為自然事物之所以是我們看到的這樣，無疑擁有內在的「目的」或者「終極因」，宇宙和大自然是一種神聖設計的產物。就如同你看到一塊手錶，就能自然地想到存在一個制表匠人一樣，宇宙也存在一個看不見的「設計者」，或許是「上帝」，或許是其他什麼。
無論是人擇原理、設計論或目的論，在過去都曾被認為是偽科學，因為它們與當今的以達爾文主義為核心的科學共識相違背，洛夫洛克的蓋婭理論也同樣。洛夫洛克認為，通過操控自然過程，生命在心智上有具體的目標，那就是——為生命本身創造完美的生存條件。但達爾文主義的核心觀點是：生命不是有目的的過程，而是由自然法則決定的隨機過程。比如，樹木會釋放氧氣，消耗二氧化碳，這一過程有利於其他生物，如人類，但這一生態關係並不是事先被設計好的。
為了回應對蓋婭理論的批評，洛夫洛克進行了反駁，他構想了一個「行星雛菊世界」，大體的意思是：在一個像地球一樣圍繞太陽運行的行星上，長滿了兩種雛菊，一種是白色的，一種是黑色的。黑色雛菊吸收太陽光線，提高行星的溫度；白色雛菊反射太陽光線，降低行星溫度。如果行星溫度變得太高，黑色雛菊就會因溫度過高而逐漸死亡，而白色雛菊的數量開始多起來，於是反過來又降低了行星的溫度。
當這一過程逆轉而導致行星溫度變得太低時，白色雛菊因為很難吸收到熱量而開始逐漸消亡，於是反射減少行星溫度開始升高，黑色雛菊又開始繁盛起來。這就意味著，恆定的溫度可以通過有機體簡單的「利己」行為來實現，就像人體，太熱了會通過出汗來調節體溫，太冷了會打寒顫讓身體暖和一樣，這一過程與自然選擇並不衝突。
但這個模型很有意思的地方在於，行星似乎本身就是有生命的，它會隨著熱量的變化而維持最佳的溫度，模型越複雜，運作就越有效。我們可以想像，隨後，行星上相繼出現了無數種其他生物，很顯然，模型越複雜，它就越像真實的、自然的生態系統，而蓋婭理論也就越站得住腳。隨著洛夫洛克的理論在科學界廣為人知，越來越多的科學家開始認真對待這一理論，以至於目前有很多科學家都認同，生物系（動物和植物的生命）的確影響和控制著物理環境的各個方面。
但這種影響究竟有多大呢？就如同人擇原理可分為「強人擇原理」和「弱人擇原理」一樣，強的蓋婭理論認為：地球可以被認為是一個完全動態平衡的、可以調控氣候的生命有機體，它為自身創造了最好的生存條件。但這隨之會引發另一個有意思的問題：如果真的是這樣，那麼，地球作為一個巨大的生命有機體，它連同地球上的其他生命，是否影響力太陽系的構成？是否影響了行星的運行規律？從而為自身創造了最適宜的生存條件？難道，生命有機體的這種「利己行為」才是創造我們這個世界的「無形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