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永樂十八年十一月初四日，皇帝頒布詔書，將營建北京告成的喜訊鄭重地昭告天下。我們把這一天看作是明代北京城與明代北京皇宮建築的誕辰，按公曆是1420年12月8日，到今天已經整整六百年。
作為古代宮殿建築的集大成者，營建故宮這樣一個偉大的工程需要做出怎樣的部署？故宮的一磚一瓦、一草一木又與北京這座城市的布局及功能有著怎樣的聯結？
故宮前副院長、古建築學家晉宏逵在最新出版的《故宮營建六百年》一書中，從元明兩朝建城起筆，一直寫到宮殿落成的漫長的營建歷史。
永樂四年閏七月初五日（1406年8月18日），靖難之役的第一功臣淇國公丘福，帶領文武群臣，懇請皇帝「建北京宮殿，以備巡幸」。我們無從得知君臣事先是否有所溝通，但是丘福肯定是說出了永樂皇帝的心裡話。所以這個動議不需要討論，皇帝隨即做出部署：第一，採伐大木。派遣工部尚書宋禮到四川、吏部右侍郎師逵到湖廣、戶部左侍郎古樸到江西、右副都御史劉觀到浙江、右僉都御史仲成到山西，監督軍民採伐。第二，燒造磚瓦。命令泰寧侯陳珪、北京行部侍郎張思恭督造。第三，徵發天下各行業工匠，工部負責。第四，選取軍工，由南京、河南、山東、陝西、山西都司、中都留守司、直隸各衛中選派。第五，選取民工，由河南、山東、陝西、山西、直隸鳳陽、淮安、揚州、廬州、安慶、徐州、和州選取。各處工匠和軍工、民夫，定於明年五月俱赴北京，每半年一更換。凡徵發軍民的地方原有差役稅賦一律停止。
是否可以認定「永樂四年閏七月初五日」，或簡化為「永樂四年」是營建北京開始的標誌呢？歷史學界和建築史學界都有兩種不同的意見。永樂皇帝沒有像他父親建南京那樣，舉行隆重的告天儀式作開工典禮。而且到預定的明年五月工匠集中時間，史料中也沒有任何一座建築開工的記載。所以有人認為，不可以認定永樂四年是營建北京開始的日期。但是筆者認為，四年以後的數年間，永樂皇帝多次告諭臣下，要善待營建北京的軍民，這是工程正在進行的證據。
明成祖朱棣像軸，現代，楊令茀摹，故宮博物院藏
四年九月，剛剛確定了營建北京的宏大目標，皇帝就叮囑長期駐守北京的重臣陳珪說，我當初舉義旗，多虧北京軍民提供了軍需，十分辛勞。這幾年雖然免除了北京的一切賦稅和勞役，但是也還沒有完全恢復。現在國家不得已還需要借重北京的民力，你應該體會我的用心，「役之有節」，先安排好他們的生計，免除饑寒的後顧之憂，再讓他們去上工。這個敕令代表了永樂皇帝徵集全國工力的指導思想。六年六月，即兩年之後，皇帝向北京行部各司的群臣重申了類似的要求，他說，最近營建北京，是國之大計，不得已而為之。嚴厲地批評有些官員「重勞下事之人，略不究心，驅迫嚴苛，貪漁剝削」，一旦被我發現、落實，一律依法處理。同時他再一次敕諭陳珪和北京行部，現在天氣盛暑，必須體恤和照料上工的軍民，按時飲食作息，不要過於疲勞。如果發生疾病要給與醫藥。你們要體會我的用心，「斂怨為功，朕所不取」。八月和十月，皇帝分兩次給「赴北京工匠」和「北京營造軍民夫匠」鈔襖、衣鞋。這些記載說明營建已經在進行之中。七年正月，在天下朝覲官員一千五百四十二人參加的「陛辭」儀式上，皇帝向全國各省直至各縣級官員，再次重申：「比者營建北京，國之大事，不得已勤勞軍民。爾等宜善加撫恤，無為貪酷以重困之。」（《明太宗實錄》卷八七）說明在永樂七年的時候，為營建北京徵調力量遍及了全國。所以可以認定「永樂四年」是營建北京開始的標誌。
另一方面，營建北京宮殿顯然不是「蓋造房屋」這麼單純的建造任務，不能用是否開始「蓋房」來界定其起始時間。這個偉大的工程需要一個較長的籌備階段，需要動員和改變社會的很多方面。
首先是「正名」，整飭與「京城」不符的名號，建立與京城相適應的機構，按照京城標準管理北京。這類工作在改北平為北京就開始了，我按時間順序列一個清單，從永樂元年開始。五月，以原順天府學為北京國子監，它的學生擁有了國學監生的資格。永樂三年五月，鑄「北京內府」各門關防印記，十月，設置官員專管北京「皇城勘合」，即出入皇城的憑證。這時候的北京內府、皇城，顯然就是以前的燕王府，需要按照皇城的規矩管起來。四年八月，設北京兵馬指揮司，這是只有京城才設置的武裝隊伍。造夜巡銅牌十面，由趙王直接掌管，「關領夜巡，一如京師之制」。六年八月，設北京會同館，略相當於國家賓館，接待外夷蕃國使節。十月，提升順天府稅課司為都稅司，下設麗正門、張家灣、盧溝橋宣課司，安定門、宛平、大興稅課司，文明門、德勝門分司。七年正月，由於皇帝即將「巡幸」北京，禮部提議應該改正原燕王府的宮殿和門的名號。具體什麼名號，《明太宗實錄》沒有記載，但是按照情理，應該是把南京宮殿及門的專屬名稱，移植到原燕王府來。這樣就可以用舊燕王府充當皇帝巡狩時駐蹕的宮殿了。二月初，工部又領命鑄造了北京皇城四門銅符及夜巡銅牌，這次所鑄應該是新的名號了。四月十六日，鑄「內府午門、東華門、西華門、玄武門夜巡關防條記」。這一記載，沒有明確是南北兩京的哪一京。但是這時皇帝正在北京巡狩，認定是為北京內府鑄造，應是合理的。這一年，還增設了北京寶鈔提舉司、擴充了北京五城兵馬指揮司，如南京之制。
另一項重要的籌備工作是提高北京的物資運輸能力，增加物資儲備。洪武年間至永樂初，北京、遼東軍餉都依靠海運從南方運去。為此永樂二年（1404年）十一月設置天津衛，並建設轉運糧倉。營造北京和將來遷都，朝廷官員的俸祿、營造工匠軍民的口糧、木料磚瓦，都需要取自南方。海運風險大，運力不足。疏通水路、提高漕運能力十分緊迫。
清乾隆時的天津，[英]威廉·亞歷山大繪
於是在北京至通州運段，疏通利用了元代通惠河。為增加補給水的流量，進一步開發西湖景，即元代的甕山泊。永樂四年（1406年）八月和次年九月，「修治」西湖景的堤岸和各個閘口。五年五月，修築從西湖景通向下遊的河道，整理從文明門至通州的各閘。六年四月、十月，先後設惠河、慶豐、平津、澄清、通流、普濟、廣源、文明等八座閘的閘官，掌管啟閉，保障暢通，說明這次「修治」成功了。通州迤南的運段，即京杭大運河的山東段，元代至元年間開鑿有會通河，自東平至臨清，長四百五十餘裡，但是已經淤塞了大約三分之一。永樂九年（1411年）二月二十八日，皇帝命工部尚書宋禮等主持疏浚工程。宋禮不辱使命，他聽取汶上老人白英的意見，在一處叫做南旺的高地上築堰和壩，使汶水分流南北，「十之四」南流，「十之六」北流，接濟漕河之水，使運河暢通無阻。漕運到北京的糧食一年可達百萬石。到永樂十三年，徹底停止了海運。
與提高水運能力同時，陸路也增設了「遞運所」。永樂五年十二月，因為營建北京，需要運輸的物資眾多，所以在衛輝、湯陰、大名、濬縣和南館陶增設了五所遞運所。永樂七年（1409年）十月，從良鄉到景州再增加九所。永樂十六年四月，又一下子在北京、河南設了二十一處。據《明史紀事本末》記載，洪武時期所建的遞運所每所需要民丁三千人，車二百輛。老百姓常年奔波，不得休息，永樂時期運輸任務只能更加繁重。漕河和遞運，把營建北京所需海量物料運進北京。
「四年閏七月初五日」之後，採運大木很快就開始了，這是籌備建築材料的艱巨工程。永樂五年正月，皇帝命令工部，春天是農忙時節，軍民伐木不止，會影響農時。要求去核實，凡是一戶之中人丁少，或屯田的士兵，要放回來。這個命令至少在四川沒有執行。五月初十日，在那裡採木的工部尚書宋禮給朝廷報告了一個特大喜訊，「有大木數株，不藉人力，一夕出天谷，達於江，蓋山川之靈相之」。（《明太宗實錄》卷六五）皇帝喜出望外，制止了群臣稱頌他的功德，把這件奇異的事情歸功於山川之神的奉獻。賜這座貢獻大木的山名「神木山」，派禮部官員前去祭祀，為山神建祠堂，命令翰林院侍讀胡廣撰寫碑文記事。胡廣繪聲繪色地描述了這件神異之事，說宋禮在馬湖府深山採伐到徑圍逾丈的幾株大木，正謀劃需要萬夫才能運下山嶺，一個夜晚，大木突然自行，吼聲如雷，把一塊擋路的巨石衝開，自身毫無傷損，這顯然只有神的力量才能做到。他順勢把神的護佑與營建北京聯繫起來：「壯哉北京，龍飛之所。帝用詒謀，大啟厥宇。……神衷顯宣，嘉徵斯應。以兆皇基，萬世永盛。」（明·胡廣《敕建神木山神祠之碑》。轉引自《史料長編永樂洪熙宣德朝卷》，第一九八條）
宋禮在神木山採伐的大木是楠木，是永樂年間北京宮殿大木構架使用的主要建材。至今在鑑定故宮古建築年代時，主要結構是否使用楠木，仍舊是判斷明代建築的一個重要依據。明代地理學家王士性在他的著作《廣志繹》中，非常準確地描述了楠木的性狀。凡世間之樹，全都樹幹彎曲，枝條扶疏，長著巨大的樹冠，只有楠木和杉木樹幹筆直。但是杉木的根部雖粗，樹梢卻很細，不符合做建築材料的要求。楠木則高數十丈而樹幹上下徑圍相似，樹幹上又不生枝杈，直到樹頂才散幹布葉，像撐傘一樣。所以天生楠木，好像是專供殿堂柱梁之用，非楠木不能滿足殿堂高大之需，非殿堂不能使楠木物盡其材。王士性認為，楠木主要生長在貴州一帶人跡罕至之處，運木出山，非常困難，「一木下山，常損數命」。朝廷在湖廣、四川安排採木，只是因為這兩處較貴州便於管理而已。
採運大木到底有多困難，清代巡撫四川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張德地《題報採運楠木疏略》說得最清楚。康熙六年朝廷議建太和殿，派員到四川督採運楠木。他親自跑到貴州綏陽縣調查，當地居民告訴他，綏陽在明代設有木廠，專設官員管理。每木廠招募專業工匠二百一十名，有架長二十名，負責勘查楠木從山裡運輸到水邊的路徑，在途中搭設拽運大木的木架，墊低就高，稱為找廂。有斧手一百名，負責砍伐樹木，在原木上穿鼻，以便拴纜繩拉拽和綁紮木筏。有石匠二十名，負責鑿山開路。有鐵匠二十名，負責打制採木的所有鐵工具。有篾匠五十名，負責編纜繩，還要用打纜繩的下腳料潤滑「廂」上運木的軌道。放倒的木材從山裡外運，以長七丈、徑圍一丈二三尺的為例，需要拽運夫五百名。沿路安塘，每十裡一塘，一塘送一塘直到江邊。這些工匠、架長和斧手需要從湖廣辰州府招募，他們世代以此為業。其他工匠在本地招募。木材到水邊交割給運木官員，每八十根打一個大木筏，另招募水手放筏，每筏水手十名，夫四十名。採伐大木，只能利用秋冬兩季，九月起工，二月止工，否則三月起河水泛漲，找廂無法施工。馬湖、遵義兩府，山裡的溪流都會合於重慶大江，由重慶出三峽到湖廣，最後到北京，僅水運需要一年多的時間。（康熙《四川通志》卷一六上）對於督木官員，採運也是個苦差事。宋禮曾經五次入蜀，少監謝安駐藺州石夾口採辦，自己耕種糧食，二十年才出山。
《飛橋度險圖》，圖中所表現的，可能就是「找廂」（引自明·龔輝《西槎匯草》卷一，天津大學建築學院王其亨教授提供）
燒造磚瓦是籌備建築材料的另一項重要工程。故宮博物院的前輩專家於倬雲先生估算，「紫禁城宮殿所需磚瓦，品種之多，數量之大也是十分驚人的。其用量大不僅在於房屋多，城垣大，而且與一些特殊工程作法是分不開的。如庭院地面，至少墁磚三層，甚至墁上七層。全部庭院估計需用磚兩千餘萬塊。城牆、宮牆及三臺用磚量更大，估計所用城磚數達八千萬塊以上。每塊城磚重達48斤有餘，共重193萬噸，因此在生產和運輸上都是非常艱巨的」。（《紫禁城宮殿——建築和生活的藝術》。商務印書館，2002年）記錄在《大明會典》上永樂時期的磚窯有臨清窯和蘇州窯，實際上這是兩大磚窯系統。燒造地段並不只是臨清、蘇州兩地，而是分布在南、北兩京的直隸地區，和山東、河南兩個省的運河沿線。燒造工作包括了徵採蘆柴，煉泥制坯，設窯燒造，運送北京等一系列工作，從朝廷到地方都需要設官管理。除了工匠之外，河南、山東二都司和中軍都督府直隸軍衛、地方政府都還要配備巨量的軍民人夫，才可能在較短時間，燒造、運送大批符合質量的成品。所以需要安排重臣來督造，又在永樂六年六月初十日，命戶部尚書自南京抵北京，緣河巡視運木燒磚。
蘇州陸慕御窯舊址
臨清窯主要生產黑白城磚、券磚、斧刃磚、線磚、平身磚、望板磚和方磚，方磚又有二尺、尺七、尺五、尺二等四樣。城磚在正品之外，還要預燒一定數量的「副磚」，以備正品不滿足質量要求時替補。明嘉靖中期，臨清窯燒造白城磚的額定數量每年二百萬塊，斧刃磚四十萬塊。在營造北京期間，窯座數量比嘉靖中期要多出很多，成品數量也肯定遠遠大於每年二百四十萬塊，才能在十數年間，積累到營造所需數量。蘇州窯是南直隸一帶以蘇州為中心的磚窯統稱，產品是二尺、尺七細料方磚，後人稱之金磚。
正德時期的金磚，蘇州御窯金磚博物館藏
明代嘉靖年間的工部郎中張問之寫了一卷《造磚圖說》，描述金磚生產之難。原書已佚，所幸還有一篇提要留存。他說長洲的窯戶，必須從蘇州東北的陸墓（今相城區陸慕）取土，幹土要呈金銀色。挖出後要運到窯座所在地，然後經過曬、敲打、舂碎、磨細、過篩，成為和泥的土。再把土放進三級過濾的水池沉澱，泥漿過濾去掉雜質，在夯實的土地上晾泥漿，放在瓦上進一步乾燥，最後經過人的踩踏，成為作坯的泥料。坯料用手揉，逐塊放在託板上壓實，用木掌拍打，成型後放到避風避日的室內陰乾，每天拍打，八個月成坯。入窯燒需要一百三十天，依次使用糠草、片柴、棵柴、松枝，逐漸加大火力。最後停火窨水。官府選磚的標準，「必面背四旁，色盡純白，無燥紋，無墜角，叩之聲震而清者，乃為入格」。成品率有的三五塊選中一塊，有的甚至幾十塊選中一塊。張問之的督造任務是五萬塊，三年多才完成。有窯戶因為不堪賠累而自殺。（清·永瑢《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八四）
營造所需要的石材和燒制石灰的石料基本是在北京附近地區開採。「白玉石產大石窩，青砂石產馬鞍山、牛欄山、石徑山，紫石產馬鞍山，豆渣石產白虎澗。大石窩至京城一百四十裡，馬鞍山至京城五十裡，牛欄山至京城一百五裡，白虎澗至京城一百五裡。折方估價，則營繕司主之。」（《明水軒日記》。引自《日下舊聞考》卷一五○，第2403頁）大石窩在今北京房山區西南部，石礦開採使用的歷史可上溯到隋唐時期，名稱白玉石。安祿山在範陽用白玉石做成魚龍鳧雁、蓮花甚至石樑，獻給唐明皇。雕琢之精巧，似非人工可為。（唐·鄭處誨《明皇雜錄》卷下。《唐宋史料筆記叢刊》，中華書局，1994年）金代在燕京中都皇城正門外建有龍津橋，宋朝使臣範成大形容「燕石色如玉」，「雕刻極工」。（宋·范成大《攬轡錄》。引自《說郛》卷四一）北京市的考古工作者在房山區發現金陵遺址，出土一些雕刻非常精彩的白石欄板，證實了金代「雕刻極工」的水平。前文已經說到，元大都宮殿中白玉石使用更為廣泛。明代宮殿和陵寢也普遍使用「白御石」。「乃近京數十裡，名三山大石窩者，專產白石，瑩徹無瑕，俗謂之白御石。頃年三殿災後，曾見輦石入都，供柱礎用者，俱高廣數丈。似天生異種，以供聖朝之需。」（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四，第611頁。《元明史料筆記叢刊》，中華書局，1997年）清工部頒布的《工程做法》中，出現了「旱白玉石」的名稱，也有人寫為漢白玉石。
我沒有找到永樂時期開採和運輸白玉石的記錄，但是明代中後期有不少同類記載可供參考。「乾清宮階沿石，取西山白玉石為之，每間一塊，長五丈，闊一丈二尺，厚二丈五尺，鑿為五級。以萬人拽之，日鑿一井，以飲拽夫，名曰萬人石。」（明·李詡《戒庵老人漫筆》卷二，第46頁。《元明史料筆記叢刊》，中華書局，1982年）這裡所說的階沿石「每間一塊」，是中國古建築常見的石料使用規則，即每兩根柱子之間的階條石，必須使用一塊完整的石料，不得拼接。宮殿建築間量特大，石材也就必須特別長大。
超常的規格和重量，造成了開採運輸的極端困難。萬曆二十四年為重建乾清宮和坤寧宮備料，工部營繕司郎中賀盛瑞查閱了嘉靖朝的資料，當時「三殿中道階級大石長三丈，闊一丈，厚五尺，派順天等八府民夫二萬，造旱船拽運。派同知通判縣佐二督率之。每裡掘一井以澆旱船、資渴飲，二十八日到京。官民之費總計銀十一萬兩有奇」。賀郎中實施的時候，採納了主事的建議，專造了十六輪大車，用一千八百頭騾子拽運，運輸時間縮短了六天，經費只花費不到嘉靖時的十分之一。賀郎中還注意到，石料出塘也十分困難。「照得大石料，大者折方八九十丈，次者亦不下四五十丈，翻交出塘上車，非萬人不可。合無諮行兵部，將大石窩除見在一千八百名外，再添六千二百名。馬鞍山除見在七百名外，再添三百名應用。」（明·賀仲軾《兩宮鼎建紀》上卷和中卷）
燒瓦採取了官營的形式，在北京辦理。明代工部營繕司直接管理兩大窯廠，一座琉璃廠，專門燒造琉璃磚瓦，平時也燒供內府應用的琉璃器用。在南城牆外，麗正門和順承門之間。清代康熙二十年遷往京西琉璃局，在今門頭溝區龍泉鎮琉璃渠村，而南城的原址發展成著名的京城古籍古玩市場。
琉璃渠村三官閣過街樓
一座黑窯廠，更在琉璃廠之南，由於常年取土，留下的「窯坑」積水成湖，備極荒涼，人跡罕至。清康熙年間工部郎官江藻督廠事時，就民間小廟慈悲庵建成陶然亭，從此成了北京名勝。
這兩大廠在北京，可以隨著工程進展來安排燒造，所以不再另設成品倉庫。但是從外地採運燒造的海量大木、城磚等建築材料則需要周密安排，妥善保管，所以工部還直管神木廠和大木廠。顧名思義，神木廠儲藏南方楠木。它的位置在廣渠門外二裡左右，通惠河慶豐閘遺址之南。清代這裡還有偃臥的大木，《春明夢餘錄》記載，這些大木都是永樂時的遺物，其中最巨大的名為樟扁頭，樹徑圍達二丈以上，騎馬走過其下，對面不見人。乾隆二十三年皇帝便中一覽，寫了一首「神木謠」，因為神木位於京城東方，賦予它生生不息的含義。（清·于敏中等《日下舊聞考》卷八九，第1518頁）大木廠也保管來自南方的木材。正統二年八月，行在工部報告說，齊化門外積存的楠杉大木已經有三十八萬根，保存不善。於是皇帝命徵集一萬民夫來修理廠房。
按《大明會典》的記載，琉璃廠、黑窯廠、神木廠、大木廠，還有一個臺基廠，合稱工部營繕司大五廠，臺基廠堆放柴薪和蘆葦。其實，營造北京期間，還有不少建築材料的生產與保管場所也設了廠。比如在通州和張家灣，臨近運河碼頭設有料磚廠。北京地區的馬鞍山、瓷家務、周口、懷柔等處燒制石灰，各置灰廠。明代有一個很「爛」的制度，即讓宦官來參與管理建造活動，這個機構叫內官監。「內官監，掌木、石、瓦、土、塔材、東行、西行、油漆、婚禮、火藥十作，及米鹽庫、營造庫、皇壇庫，凡國家營造宮室、陵墓，並銅錫妝奩、器用暨冰窖諸事。」（《明史》卷七四《職官志》）一個工程之前，要燒多少塊細料方磚，多少片琉璃瓦，要等內官監開數，工部才照數下達燒造。內官監也管理有廠，如方磚廠、鑄鐘廠，都在鼓樓附近，保管細料方磚。內官監辦事機構和庫府、作坊的所在地，即今地安門內大街以西到北海公園東牆的大片地區。
今天的方磚廠胡同
（本文摘自《故宮營建六百年》，標題為編輯所擬）
直播預告
故宮是怎樣建成的
☑ 時間：12月10日12:30開播
☑ 主講：晉宏逵 古建築學家、故宮前副院長
☑ 平臺：掃描下方二維碼，預約本場直播。百度百家號、抖音、嗶哩嗶哩和微博均可搜索中華書局進入直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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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營建六百年》
晉宏逵 著
簡體橫排
16開 平裝
978-7-101-14749-0
78.00元
本書從建築學與建築文化的角度，講述了元明清北京城市規劃的要點與中軸線的形成，故宮布局與空間藝術的特色，介紹了以故宮為代表的中國古建築藝術。最後簡述了故宮建築如何能夠完整地延續到今天，和我們今天是如何按照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的要求，對故宮進行的長期保護。
本書是一本由專業學者寫給讀者的故宮建築入門書，很好地平衡了學術性和普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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