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洋
公元前三九九年，哲學家蘇格拉底被雅典的一個人民法庭判處死刑。其時，雅典人正在裝點海船，準備次日前往提洛島祭祀阿波羅神。傳說當初雅典王子提修斯自願作為七對被迫獻給米諾牛的雅典童男童女之一，前往克裡特島，決心解脫強加在雅典人身上的詛咒。在臨行之前，雅典人許願說，如若他們安全返還，將每年前往提洛島祭祀阿波羅神。對此種神聖的宗教祭祀活動，城邦依例認真對待。為確保城市潔淨，一律暫緩處決死囚。蘇格拉底乃被投入監獄，等待祭祀結束後處決。其間，弟子們輪流探監，陪伴老師度過最後的日子。於是，便有了柏拉圖記載蘇氏獄中言論的那幾篇著名的對話錄。約摸一個月後，這位年已七旬的哲人遣退妻兒，在眾位弟子面前飲下毒鴆，從容就死。
在蘇格拉底一案中，一方是追求真理、捨身取義的偉大哲人，另一方則是以民主自由為標榜、被視為民主政治源頭的雅典城邦。孰是孰非，誰善誰惡，不那麼涇渭分明，感情上的取捨則成為一種痛苦的折磨，因而其悲劇色彩愈加彰顯。在民主自由觀念深入人心的現代世界，蘇格拉底之死就不僅成了一個問題，而且成了現代人心裡一個難以解開的結。
然而，對雅典人來說，這樁案子非但不是一個難以解開的結，它根本就不成其為一個問題。因為整個案件完全是依照雅典城邦的法律來審判的。起訴蘇格拉底的三人都是雅典公民，以美萊特斯為首，他們顯然是依法提起公訴。在《歐提弗羅篇》（Euthyphro）之首，蘇格拉底說他正要到「王者執政官」處應美萊特斯之訴。這位王者執政官是專門負責有關敬神的事務的，對蘇格拉底主要的指控是不敬神和敬事新神，因此需要到彼處備案。至此，案件正式進入審判程序。
審判的程序同樣複雜而民主。不同於現代，雅典的法庭不設法官，只設主持官，負責組織審判並維持法庭的秩序，判決的權力則在陪審團。陪審團成員從公民群體中抽籤產生。其例為：每年初公民自願報名競爭當年陪審團成員，而後抽籤從自願者中挑選出六千人，作為當年陪審團成員。如遇有法庭開庭之日，城邦官員事先根據案件大小確定審判每樁案件所需陪審團規模，從五到二千人不等，然後從六千名陪審團成員中抽籤選出當日所需陪審員總人數。開庭之前，再以抽籤的方式將這些陪審員分配到不同的法庭，審理不同的案件。其運作過程複雜得令人匪夷所思，但用來抽籤的石嵌存留至今，又令人不能不信。另外，雅典人之所以發明這套東西也不是沒有道理的，它的主要目的是為了防止任何形式的賄賂。首先，你不可能事先知道哪些陪審員會參與審判你的案件。其次，你也不太可能將全部六千名陪審員悉數賄賂。當然，陪審員的眾多還體現了民主政治的根本原則，即公民直接而廣泛的參與。陪審員每次出席審判，都可得到一小筆報酬，大約能夠維持一家人一天的生計。那些較為富有的公民大概是不會為了這點報酬而在法庭上耗度一日的，除非案件和他們的切身利益相關。因此，陪審員主要是由下層公民組成的。審判蘇格拉底一案的陪審團由五百人組成，顯然不是一件什麼了不起的大案。較大的案件會有多達二千人的陪審團，而重大的案件則往往由公民大會直接審判。
法庭上的審判同樣不同於現代，先是由原告和被告分別為自己辯護，並進行舉證。之後陪審團舉行第一次投票，決定被告是否有罪。如果被告獲得的票數佔多數，他即獲得清白之名。但案子並未就此完結，還要看原告獲得票數的多寡。如果他獲得的票數不到總票數的五分之一，就要遭到處罰。這條措施是為了防止有人惡意誣告。如若出現有罪和無罪的票數相等的情況，則被告無罪釋放。如果判定被告有罪，則由原告和被告本人分別提出具體的刑罰，再由陪審團投票選取其中之一作為最終的判罰。這種審判的方法看似荒唐，但卻具有其合理性。因為原告和被告為使自己提出的刑罰受到採納，一定會提出儘量合理的刑罰，而不會隨心所欲。蘇格拉底在第一輪的投票中以二百八十票對二百二十票被判有罪，隨後提出的對自己的處罰又近乎玩笑，先是說自己非但無罪，反而於城邦有功，理應得到城邦的禮遇，後又提出罰款一百德拉克瑪了事。由於此一刑罰太不合情理，反而迫使部分本來同情他的陪審員轉向選擇原告提出的刑罰，最後以三百六十票對一百四十票被判死刑，也就不難理解了。另一方面，即使蘇氏的表現如此荒唐，若用今天的法律來衡量，可能還要判藐視法庭罪，但仍有一百四十票是支持他的，說明他要逃過此劫，本不是太難的事。
用現代人的眼光來看，蘇格拉底的罪名似乎是莫須有的，沒有確鑿的犯罪行為，其言論也沒有導致直接的傷害。但在雅典，對犯罪行為的認定不同於現代。無論什麼指控，無論犯罪行為是否確鑿，也無論是否造成直接的傷害，只要陪審團投票認定，罪名即告成立。
因為唯一的標準是陪審團的投票，又沒有權威的刑偵機構對事實進行科學的甄別，所以當事人的辯護就變得至關重要。辯護辭往往都是事先寫好的，或自己寫的，或請專業的高手代寫的。於是，法庭辯護就成了演說術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些辯辭不僅討論案件本身，而且往往對自己的貢獻或品德大大誇耀一番，以博得陪審團的同情。不過，法庭也不能容忍無休止的高談闊論，一律以滴水為鍾，對當事人辯護的時間進行嚴格的限制，頗似時下的大學生辯論賽。其法為，在一陶盆下部鑽一小孔，置於高處。陶盆內盛一定容量的水，當辯護開始之時，即讓水從小孔滴到置於低處的另一陶盆內，以滴完為限。
或許又有人會問，對於像蘇格拉底這樣一位大哲學家，雅典人似乎沒有表現出應有的對權威人士的尊敬，僅以區區罪名，即判以極刑。這不是太難以令人理解了嗎？殊不知，在雅典是不存在任何個人權威的。既沒有知識的權威，也沒有道德的權威，甚至沒有政治的權威。唯有一個權威，那就是人民的權威，一切都得服從人民群體。雅典民主政治的領袖阿里斯泰德以「公正者」而著名，但在公元前四八三年經公民大會投票，遭到放逐。據說在投票之時，一不識字農民遞過充作選票的陶片，請身邊的阿里斯泰德代為刻上他的名字。阿里斯泰德大奇，問道，你既不認識這位人物，何以有怨於他？農民答曰：一聽到他被稱為「公正者」，即感厭惡，因此投票放逐他。希波戰爭的功臣底米斯託克利成功地導演了薩拉米海戰，使希臘盟軍取得了關鍵性的勝利，免遭波斯人奴役，為此底米斯託克利成為全希臘民族的英雄，以至於在下一屆奧林匹克運動會上，當他邁入運動場時，全場觀眾忘了比賽，將目光轉向他，向他鼓掌和致敬。歷史學家修昔底德說，在那個時候，他和斯巴達王寶桑尼阿斯是全希臘最著名的人物。但事隔四年之後，雅典人一樣投票放逐了他，隨後又欲判處他死刑，致使他被迫逃往死敵波斯王的宮廷。就連民主政治的最偉大領袖伯裡克利也難逃厄運，就在同斯巴達的大戰爆發不久，他因指揮不力而被革除將軍一職，並遭巨額罰款。
蘇格拉底雖然是一位名人，但卻並不是備受尊重的哲學權威。相比起來，他的名氣更多地來自於他的怪誕。在喜劇家阿里斯託芬的筆下（《雲》一劇），蘇格拉底在空中行走，行動怪異。即連他的哲學，也不過是詭辯之術。他開辦私學，教授顛倒黑白的技藝。現實中的蘇格拉底也許並非如此，但真正理解其哲學或了解其性情的雅典人不會很多，而阿里斯託芬的喜劇則是在雅典最大節日之一的戲劇節上隆重上演，到場觀看的雅典人多達近二萬人，無疑會給許多的雅典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阿里斯託芬這部刻畫了蘇格拉底形象的稱之為《雲》的喜劇上演於公元前四二三年的尼奧尼索斯戲劇節。他塑造的蘇格拉底的形象無疑會影響到時隔二十四年之後的審判。
對蘇格拉底的審判，當然還有一個更為深層的原因。古代希臘的民主政治同現代世界形形色色的民主政治殊為不同。在古希臘文中，「民主政治」（demokratia）一詞由「人民」（demos）和「統治」（Kratos）複合而成。顯而易見，民主政治即人民的統治，強調的是公民的廣泛參與和直接管理，以及公民在政治生活中近乎絕對的平等權利。值得注意的是，「人民」是一個集合名詞，它體現作為一個整體的公民群體，個人完全被隱去了。而在現代的民主政治中，在理論上享有政治主權的群體多被稱為「納稅人」（taxpayers），時而也稱為「公民」（citizens），幾乎不用「人民」這一集合概念。在英文中，無論是「納稅人」還是「公民」，所體現的都是由個體而組成群體。其中個體有所顯現，未被完全隱去。這種看似細微的差別卻反映了一個根本性的不同。在現代的民主政治中，個體一面從屬於群體，一面卻享有作為個體的獨立性，享有自由。但在古希臘，個體是完全從屬於群體的，他沒有脫離於群體之外的自由。按亞里斯多德的說法，個體只有在屬於城邦（亦即群體）時才具有存在的意義，不屬於城邦的個體要麼是鬼神，要麼是獸類。群體的意志和利益高於其它一切，為此可以犧牲個體的利益和權利。雅典一條獨特的法律即最好地說明了這一點。依法雅典人每年可以放逐一位政治領袖，由公民大會投票選出。因以破碎陶片充作選票，而得名「陶片放逐法」。投票時只要在陶片上刻上名字即可。無需過失，也無需罪行，只要獲得票數超過六千，即遭流放。
如果以現代人的眼光看，這純屬對個人自由與權利的踐踏。但在雅典，像底米斯託克利等一批最著名的政治家都在流放之列。這就是說，在古代希臘，個人是沒有現代意義上的自由的（即柏林所說的「消極自由」）。既沒有脫離群體的自由，也沒有言論的自由。蘇格拉底的言論明確表示出他對「人民」這個群體的輕蔑，想要同它保持距離。同時在「人民」看來，他的言行實際上已經造成了某種傷害，因為他的弟子參與了推翻民主政治的活動。他的被處死，其實在情理之中。而且，蘇格拉底並不是唯一一位因其言論而致罪的思想者。伯裡克利的妻子阿斯帕西婭本以開妓院為業，但卻是一個少有的富有智慧的女性，即連蘇格拉底也常常帶著弟子拜訪她。她也曾被一名喜劇詩人指控對神不敬，只是在伯裡克利的百般哀求下才免於治罪。不過也因為此事，雅典人通過了一條法律，規定凡不信神或教授有關宇宙的理論者，都將遭到起訴。另一位同伯裡克利相關的人物是哲學家阿拉克薩戈拉，他是伯裡克利的老師兼密友，同樣受到起訴及被判死刑的威脅，這一次連伯裡克利也保不了他，便安排讓他匆忙逃離了雅典。據說普羅塔戈拉的著作遭雅典人查封，他本人也因其學說而被判了死刑，只因僥倖才得以逃走了。悲劇家歐裡彼得斯也因不虔誠而遭到過起訴。如果所有這些記載都並非空穴來風的話，那麼在雅典，思想與言論自由的缺乏是無可爭辯的。
現代人——尤其是西方人——慣於拿現代的民主來衡量古代希臘的民主政治，認為平等與自由理所當然都是民主政治的內容，因此蘇格拉底之死才成了難以解開的結。斯東甚至天真地提出，如果蘇格拉底以言論自由為辯護的根據，他就可能找回自己的清白。也許蘇格拉底比誰都明白，他的同胞們是不會把言論自由當回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