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
Yamy事件、明星商品化與職場霸凌
上周，原火箭少女成員Yamy在微博上公開了一段內部會議錄音，內容是其所屬經紀公司老闆徐明朝在她不在場的情況下對她進行了一番從外貌品味到業務能力的全面批判和貶低，其中不乏「超級醜」「有病」等侮辱性言語。有網友認為Yamy遭遇的是「職場PUA」，徐明朝在隨後的公開回應中承認自己是「職場PUA男老闆」，但拒絕向Yamy道歉，認為她將公司內部事務發到網上的做法缺乏契約精神。
徐明朝在錄音裡還提到「醜不是問題反而是優勢」，這一判斷中包含著對審美霸權的熟稔。微信公眾號「橙雨傘」發布的「羞辱Yamy會讓你看上去更體面嗎？」一文中，作者「念青呀」首先指出，審美雖然是主觀的，但當眾羞辱他人的外貌就是道德問題。徐明朝說自家藝人「醜」，不僅基於他個人的審美標準，更來自於他對社會主流審美的判斷。雖然近年來的女團選秀節目為了迎合部分女性觀眾，打出了「多元審美」的旗號，但女團中更為個性化的藝人仍然因為不符合主流審美而承受著額外的壓力。在現實生活中，針對女性的外貌羞辱更是無處不在。一些男性有意以審美主體的身份，肆意品評女性樣貌，通過貶低他人來維持其特權和體面。
文章還提到，徐明朝對Yamy的言語打壓背後是「藝人商品論」的邏輯，即作為藝人，相貌、身體乃至個性都是商品的一部分，這也是韓國娛樂產業成熟和興盛的底層運作邏輯，而對藝人的流水線化打造在帶來商業利益的同時，也使得眾多藝人飽受折磨，陷入抑鬱狀態甚至自殺。存在並不意味著合理，最終承受傷害和惡評的都是有情感、有尊嚴的人。「Vista 看天下」微信公眾號發布的「Yamy們還有機會走出『商品的櫥窗』嗎」一文也提到愈演愈烈的明星商品化現象，「娛樂圈正在為每一個可以爆紅的人設，配備一位明星；而不是為每一位可以爆紅的明星，挖掘他的特色。就像資本為每一臺電腦，配備一個員工；而不是為了每一位員工，配備一臺工作的電腦。」
或許正是這種資本對人的異化使得這一事件超出了娛樂圈八卦的範疇，讓更多的人產生了共情。但也有網友從徐明朝的角度出發，認為領導批評員工很正常。甚至覺得他有霸道總裁的感覺。「念青呀」表示，這是因為總有一些人雖然同樣身為勞動者，卻總是意淫自己是掌握權力和利益的一方，這種慕強心理和中國乃至東亞文化中尊重權威、崇尚權力和明哲保身的文化氛圍有一定關係。
此次事件中反覆出現的「職場PUA」實際上指的是上司對員工的心理操縱。Yamy在微博中提到，「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我所經歷的是一個無止境的循環：徐先生對我的態度總在矛盾的兩極之間反覆搖擺：你是有優勢的，要對自己有信心。你不值得，真的不值得。你肯定靠作品出來的，我絕對支持！你得先讓我高興了，你再提需求。……」這一描述同樣符合「煤氣燈效應（Gaslight Effect）」的內涵。《南方人物周刊》公眾號刊登的「Yamy事件：你被職場PUA了嗎？煤氣燈效應教你識別和擺脫PUA」一文介紹了美國耶魯大學應用心理學學者羅賓·斯特恩的著作《煤氣燈效應》，指出「煤氣燈效應來自由兩個人構成的一段關係：一方是煤氣燈操縱者，他需要扮演那個凡事都正確的角色，這樣他才能保持自己的身份認知，覺得自己在這個世界上握有實際的權力。另一方是被操縱者，她總讓操縱者來定義她的現實世界，並把他過度理想化，總期許得到他的認可。煤氣燈操縱者和被操縱者沒有性別限定，在任何類型的人際關係中都有可能出現。」
文中列舉了被操縱者的20種經歷和感覺，包括反覆質疑自己、在工作時感到困惑、總在道歉、經常覺得自己不合格等等；而操縱者並不認為自己在操縱對方，也不認為自己有錯，甚至真心認為是在拯救對方。煤氣燈操縱往往非常隱蔽，它利用了被操縱者內心的恐懼、擔憂以及被理解、被欣賞和被愛的渴望，但它是一種雙方共同構成的關係，被操縱的一方只要打破對操縱者的過度理想化的想像，不再極度渴望其認可，就有可能中止傷害。從這個角度來說，Yami的發聲和要求解約可以被看作是一種自救行為。
在等級森嚴的日本職場，上司對下級的霸凌十分常見。《經濟學人》6月11日刊登的《日本的霸凌老闆（Japan’s bullying bosses）》一文中提到，日本心理學家專門創造了「職權騷擾（pawahara，或power harassment ）」這一術語，用來形容日本管理者對其下屬的辱罵和虐待。日本厚生勞動省將權力騷擾分為六類：身體攻擊、精神攻擊、社交孤立、過度要求、貶損要求以及隱私侵犯。厚勞省2016年的調查發現三分之一的員工在過去三年間遭受過權力騷擾，在不同行業和階級內皆存在這一現象，與職權騷擾相關聯的自殺案件並不鮮見。有顧問指出，上級眼中「嚴厲的愛」往往會對年輕員工造成傷害，尤其是隨著不同代際行為模式的變化，日本職場的缺乏彈性加劇了這一情況。
為此，日本政府近期通過了一項反騷擾法案，從6月1日起，日本公司必須有清晰的政策條款並創立報告和核查侮辱指控的內部機制。然而這項法案被認為太過模糊和輕微，無法真正幫助困境中的員工。中小型公司2022年才開始實行，而且不適用於佔日本勞動力三分之一以上的兼職員工；該法案也沒有明確提出針對騷擾者的懲罰措施，而是把決定權交給了公司。但如果騷擾者沒有被罰出場外，他們不太可能會改變自己的行為。
至於職場PUA在中國是否涉及違法，北京市京師律師事務所律師鍾蘭安在接受澎湃新聞採訪時指出，「在職場工作中，無論是上級、下屬，他們的人格權一律平等。如果上級利用職權對下級員工進行人格貶低，在法律上是不允許的。」但如果僅僅是心理暗示等做法，職場PUA較難界定是否侵犯人格權。
【國際】讓兒童圍堵新冠？兒童，家庭空間和新冠的養護政治
隨著美國疫情再起，一直撲朔迷離的線下複課繼續成為美國政治發酵的熱點。美國教育部長Betsy DeVos近日在iHeart電臺上接受「保守馬戲團」的採訪，說的一番話引起了軒然大波：
「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孩子實際上是疾病的圍堵者（stopper），他們既不會得病也不會讓新冠傳播，所以我們應當採取默認的舉措：復學。」
美國總統川普在兒童復學問題上的口徑與DeVos一致。本周三（7月22日）白宮的新聞發布會上，川普稱有研究顯示兒童不會傳播新冠病毒。然而這與世界範圍內的新冠研究不符。1月中旬中國已有兒童病例出現，3月份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兒童醫學中心童世廬團隊在國際權威兒科期刊《兒科》上發表的文章已紀錄分析了2143名兒童病例，且發現重症和死亡病例。在疫情更嚴重的美國，據美國兒科協會，截止7月16日已有241904名兒童感染新冠。關於學齡兒童是否會進一步傳染新冠，美國教育部的主要依據是一篇來自德國、還未同行評議的文章。該文作者也提醒，這項研究基於新冠整體控制更為得力的德國，並不符合疫情仍然肆虐的美國。「美國鍾南山」福奇在接受採訪，評議DeVos的「兒童圍堵論」時則採取了更為謹慎的專家化口吻，宣稱需要更多的研究來指導政策，而政策的制定權也應歸於各個社區本身。
2020年6月27日，一名女士在美國紐約多米諾公園內騎車帶孩子遊玩。
雖然兒童的新冠重症率和死亡率低於老年人，但把兒童視作新冠的圍堵者，不僅是推卸政府應有的防疫責任。一方面，不顧及兒童本身的身心及倫理承受力，兒童從社會的養護對象被功利地轉變為了社會的保護者。另一方面，「兒童圍堵者論述」把兒童與其所處的社會關係和教養空間割裂開來。評估兒童和新冠關係的並非只是疾病的感染率和病死率，即便福奇博士等人能客觀謹慎地完成流行病學推論，更需要的是來自直面兒童的看護和家庭的聲音，從而重構新冠的養護政治。
一線養護者的聲音
美國馬克思主義雜誌《Spectre》7月16日刊登了一封佛蒙特州布靈頓兒童空間早教從業者Natalie Stroud寫給佛蒙特州長Phil Scott的公開信。此前，這位共和黨人州長決定讓周內的幼兒園和中小學（K-12）秋季開始復學。
該公開信首先引述兩黨政策中心（Bipartisan Policy Center）的數據，自新冠流行以來，60％的持照託兒所已經關閉。而全國幼兒教育協會（NAEYC）對兒童保育所所做的調查發現，如果沒有政府支持，只有11％的託兒所能渡過不知何時才結束的難關。
更重要的是疫情對兒童的心理創傷。Stroud以悲愴的口吻說道，即便兒童的身體能夠經受住疫情的考驗，新冠大流行在社會層面上造成的動蕩和生離死別也註定給他們的心靈帶來持久的衝擊。兒童們每天都在學習，學習父母和師長身體的脆弱，學習隔離和孤獨，學習社會責任的推卸與承擔。美國近年育兒的一個頗具時尚的目標是要培養有韌性的（resilient）孩子。這一代的孩子或許能經年以後能強忍傷痛，面露微笑。但正因如此，孩子需要的是更加注重創傷經驗的養護，而非簡單地拋入疫情肆虐的世界。
這封信還提到黑人學生遇到的雙重創傷。弗洛伊德事件已經遠遠超出疫情的次生災害。讓黑人學生重返校園的不應是病毒圍堵者這樣的姿態，而應針對美國的種族問題，創造更好的養護環境。
信件結尾對政府提出的訴求包括：幫助失業家庭；補償兒童養護工作者；進一步支持兒童養護機構。
新冠影響下家庭中的養護關係
左翼網站《The Nation》7月24日刊登了討論舊金山大學兼職教授Rebecca Gordon關於新冠如何改變工作環境的文章，著重討論了新冠下家庭成員工作預期的重構，與養護關係的變化。
該文敘述了美國福利政策演變下對女性養護兒女態度的變化。美國70年代中產階級女性主義者所面臨的政治經濟情況與如今大不相同，當時工資較高，即使是一般工薪家庭，雙親只要有一位全職工作即可養活全家。而隨著工資水平逐漸降低，尤其是80年代裡根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後，養家餬口必須得有雙親的參與。這一過程中，美國政府一方面鼓勵女性工作，另一方面也通過修正羅斯福新政下的撫養子女家庭援助（Aid to Families with Dependent Children）給予在家養護子女的白人女性一定的補助。活躍於60年代的行動團體國家福利權利組織（National Welfare Rights Organization）力圖將這一福利政策推廣至黑人女性。但在90年代中遭致反彈。柯林頓政府的福利改革使女性必須在養護子女之餘從事底薪工資的工作才得享這一補助。
疫情下，更多的女性被迫在家養護無法去上學的子女。許多僱主發現在家上班可以幫它們節約不菲的開支。隨著工作機會的減少，僱主物以稀為貴，薪資水平可能還會逐漸下降。可以想見，工資下降的父親，疲憊帶娃的母親，和焦躁的孩子構成了新冠影響下家庭中的養護關係。最重要的問題是，如果沒有福利政策，該如何承認母親對孩子養護的價值？
圍堵、養護還是避難？
7月24日的另一則新聞則指向母親尋求養護空間的自救行為。進步向期刊《In These Times》披露，40餘位費城的單身母親和孩子正有組織地搬入廢棄的公有建築物。
疫情導致美國大規模的失業潮，成千上萬的民眾無力交房租，陷入住房危機。帶孩子的單身母親無疑是最受影響的群體。費城房管部門（Philadelphia Housing Authority，PHA）手中掌握著可供10000左右民眾居住的住房資源，可政府的分配流程十分滯後，有人甚至已經在待分配名單上等待了13年，直至「佔領PHA小組」（Occupy PHA）近日開始組織單身母親攜帶子女搬入這些空置的房屋。費城市長Jim Kenny承認「佔領PHA小組」動機的真誠，推遲對這些單身母親的驅趕，希望能與「佔領PHA小組」對話。
可見，當川普當局試圖將兒童推入學校，以期兒童圍堵新冠時，最受疫情衝擊的群體所需的卻是容身的避難所。面對這一問題，缺乏的並不是公共資源，更不是行動和組織。但由於政府租房補助的缺位，被養護並不是孩子，被圍堵的也不是新冠。
把兒童當做新冠圍堵者的做法讓人想起13世紀的兒童十字軍。一名兒童號稱受到基督的神啟，率領上萬名兒童向耶路撒冷進發，號稱要以和平的手段使聖地的穆斯林皈依基督教。但途中他們卻因飢餓，船難和拐賣而全軍覆沒。這一事件充滿了傳說化的細節，實質可能是幾次流浪漢試圖向聖地進發的運動。英國歷史學家Norman Cohn認為可以從中讀出窮人摻雜絕望和希望的千禧年思想。
面對新冠的衝擊，各國政府皆渴望讓社會回到常態，但如果因此而忽視問題背後的社會關係及其關聯的政治，依靠或然的邏輯和片面的報告制定政策，最終陷入一種新的千禧年主義也毫不奇怪。
(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