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 仲偉民，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清華大學學報》常務副主編
原 載 |《歷史學家茶座》2005年第1輯，第123-12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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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學典 | 從「河東」到「河西」——歷史學的冷熱輪迴
如果我說所有的歷史學著作都不可信，同文學家一樣，歷史學家寫作時也是在創作，構思情節，虛構故事，歷史學同文學沒有本質的不同——你可能根本不相信或者表示激烈的反對。因為我們對「歷史學是一門科學，不多也不少」「我們只知道一門科學，這就是歷史科學」等等說法太熟悉了，以至於已成為我們固定的思維方式，所以我們不太容易接受上述的看法，甚至認為非常荒唐。舉個最簡單的例子，現在歷史劇大行其道，這些歷史劇多是演義或戲說，離歷史學家所研究的歷史相去甚遠，也就是說離歷史真相相去甚遠。可是現在有人說，根本沒有什麼歷史真相，歷史學家講的也不是歷史的真相，發生過的歷史已經永遠消失了，永遠也不可知了，我們知道的只是歷史學家用語言編織的故事，歷史學本質上與歷史劇、小說、神話一樣。
上述主張不能被中國的史學家接受，甚至嗤之以鼻，是很正常的事情。因為中國的歷史學傳統太悠久了，而實證史學又是中國傳統史學的主流，求真求實是中國史學家追求的目標，這種傳統到清代的乾嘉史學達到了極致。我國史學界至今仍崇尚經院傳統，那些考證的論著最為學者推崇，被視為治學的最高境界。舉個簡單的例子，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或北京大學歷史系，評職稱時如果你拿一部紮實的考證著作或者一篇考證論文作為代表作，就比較容易通過；如果你拿一部理論性的論著作為代表作，那就很玄，十有八九是通不過的。就拿我個人說事兒吧。自認為自己的一丁點特長在理論，但我評職稱時始終不敢僅拿自以為是的理論文章給評委們看，因為理論容易被人家挑出毛病，越有新想法的理論就越容易被挑出毛病。所以我們都學得很「乖」，經常裝模作樣地擺弄一下自己的考證功夫，越是又小又偏的題目越好，越是別人看不懂的題目越好，尤其是以誰都看不懂的題目為最好，那是「絕學」，就你一個人明白，錯了也沒有關係。但自己心裡清楚，那些考證或對或錯，能有什麼價值呢？比如司馬遷生於哪一年、洪秀全有沒有鬍子之類，我考證出來又能怎麼樣呢？它無非表明，我從俗如流，做了所謂「真正」的學問而已。
然而，你做的是學問嗎？你能求到歷史的真實嗎？你能告訴我們歷史的真相嗎？你筆下的歷史就比別人寫的歷史更真實嗎？這一切，後現代史學的回答都是否定的。
這是一個致命的否定。因為，如果後現代的邏輯是成立的，那麼從認識論上來講，傳統的歷史研究就是毫無意義的，歷史學家的工作是毫無意義的，歷史學這個職業是沒有存在價值的，史學從業者應該統統下崗。因此有人驚呼：在歷史學領域，狼來了！
後現代史學的觀點自始至終遭到眾多歷史學家的反對，美國甚至成立了反對後現代史學的協會。澳大利亞學者凱斯•文沙特爾撰寫了多篇反對後現代史學的論著，其中最新的一部著作就是《謀殺歷史學：一門學術是怎樣被文藝批評家和社會理論家殺害的》，他把近年歷史學衰落的原因歸結為後現代的破壞。為了論證後現代史學的罪狀，文沙特爾列舉了一些數字：美國學習歷史的高中生比例由20世紀60年代的2/3下降為90年代的不足20%；在大學階段，美國高校歷史學專業每年的畢業生人數在1970年曾一度達到創記錄的45000人，20年後降到了不足20000人，美國同一時期被授予歷史學博士學位的人數也減少了50%以上，要知道這一切都是在同期的高校入學人數和學位授予人數都大幅度增加的背景下發生的。即使這種絕對和相對都減少了的歷史學專業學生人數對歷史學科的就業崗位來說，仍然是過剩的，而且在實際的就業中已經表現出來。1995年，美國歷史學會記錄在案的被高校吸收就業的歷史學博士畢業生人數降到了歷史最低點。在澳大利亞，歷史學專業畢業生的需求狀況同樣惡化，相當數量的學生不得不面對被委婉地稱作「提前退休」的處境，實際就是被精簡失業的窘況。對此，美國著名歷史學家C•範•伍德沃德在1998年評論說，形成上述現象，儘管有各種各樣的因素在起作用，包括很多職業因素以及大學生自身的變化，但後現代理論應當為這種尷尬局面承擔重要責任。
後現代真的有這麼大的威力嗎？後現代史學真的是魔鬼嗎？
自啟蒙運動以來，進步觀念、必然性觀念、理性主義、科學主義、客觀主義、真理性、普遍性等成為現代主義思潮的核心特徵。20世紀後半期，西方社會發生了許多重大變化，使得人們產生了與現代社會和啟蒙傳統之間的深刻的「斷裂感」，產生了很多的疑問，比如全球化的加速、消費社會的形成、貧困現象的加劇、種族與宗教矛盾的突出等等。這些都促成人們對現代主義思潮進行深刻反省。後現代主義就是反省現代主義的成果之一，它的出現有其必然性，也有其合理性。在理論上，後現代主義的普遍特徵可以歸納為：去「中心」、斥「整體」、非「理性」、遠「結構」、反「基礎」，強調暫時性、特殊性、差異性、不確定性、非延續性、非方向性、非目的性等等。後現代首先影響了藝術，次及文學、人類學、社會學、教育學等學科，歷史學「感染」最晚，被稱為現代主義的最後堡壘，而今歷史學終於未能倖免。於是出現了文章開頭所說的那一幕。
這麼說仍是太抽象。具體到歷史學研究，後現代思潮主要影響到了歷史認識論和歷史研究選題兩個方面。
20世紀歷史認識論方面的重大進步是歷史主體性的引入，學者們認識到：在歷史學家筆下，純粹客觀的歷史是不存在的，因為你在收集、整理材料及寫作的過程中，已經自覺或不自覺地參與了歷史的創造，歷史著作滲入了歷史學家個人主觀的因素，這些主觀因素可能有個人興趣的影響，也可能有黨派、民族、宗教感情等等的影響。我隨便提幾個名字，大家都不會感到陌生，如雷蒙•阿隆、卡爾、魯濱遜、柯林武德、克羅齊等；至於他們提出的命題如「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一切歷史都是思想的歷史」「歷史是歷史學家心目中的歷史」等，大家可能就更熟悉了。上述觀點對後現代史學產生了影響，但後現代學者並不滿足於此，他們通過分析語言的運用和語言的結構來解構傳統史學。他們認為，歷史描寫釆取陳述的形式，而陳述要通過語言來實現；我們所了解的歷史事實只是通過語言中介構建的歷史，歷史的真相我們永遠無法知道。德希達就說，只存在文本，這些文本除自身外毫無意義，它們之間沒有內在的聯繫。懷特認為，即使歷史學家儘量去擺脫政治、宗教等主觀的因素，他們還會受到另一種主觀的、甚至是先驗因素的影響，這就是語言風格和修飾形式。因為歷史著作通過語言來敘述，實際上就是講故事；故事有情節，於是歷史學家在寫作的時候，自然而然地就會設置、安排情節；至於設置什麼樣的情節，講什麼樣的故事，是喜劇還是悲劇，什麼時候開始，什麼時候結束，則與歷史學家個人的愛好、性情、人格等因素有關。在懷特看來，歷史學家的工作與文學家的創作沒有根本的區別，歷史和文學沒有根本的區別。「文學」一詞，懷特用的是「fiction」，而「fiction」在英文中是「虛構」「虛擬」「杜撰」的意思。與極端的後現代史學家稍有不同的是，懷特仍然承認歷史事實是客觀存在的（因此他寧願稱自己是最後一位現代主義者），只是它的存在已沒有實際的意義，因為一旦歷史學家將歷史事實編織到歷史敘述中去，該事實的客觀性就喪失殆盡了。
從認識論和邏輯的層面來說，我們不得不承認，後現代史學的這些觀點是成立的。但是，我們卻只能姑妄聽之，不可信而行之。為什麼？因為歷史學作為一門學術，我們要通過這門學術來了解過去，了解人類昨天的生活、成就、教訓等等，如果我們放棄這門學術，放棄語言和文字，過去的一切我們就永遠無法知曉——雖然它可能模糊、凌亂、抽象、不連貫、不準確，但畢竟是一種中介，在此前幾千年的時間裡，我們了解歷史只能藉助於文字和語言。今天雖然有了各種各樣的聲像圖片資料，但這些資料仍是經過了人們的加工，而且仍然只是局部、片段，將來的科學技術再發達，也不可能為我們提供一個全方位全圖景全時段的歷史。歷史學家批評後現代史學是「歷史虛無主義」觀念，是對歷史學的「謀殺」，此觀點雖然偏激，但從另一個角度看，也說明後現代史學在歷史認識論方面的確擊中了傳統史學的要害。好在後現代論者多非歷史學家，歷史學作為一門學術，有自己多年形成的「行規」，只要按「行規」進行研究，還是會繼續存在下去並被人們重視的。因為通過語言文字是我們了解歷史的最好的辦法，除此之外，我們尚無更加高明的手段。
如果說後現代史學在認識論方面是「破而不立」的話，在歷史編纂學方面，後現代史學是有破有立的，對中國史學尤其具有啟發性，這在歷史研究的選題上表現很明顯。20世紀以來，我國現代史學在部分繼承傳統實證史學和鑑戒史學的基礎上，幾乎全盤照收了西方的科學主義和理性主義。我國雖然是非西方國家，經濟文化發展水平與西方相比也還有很大差距，但是中國現代史學的一些基本概念和方法卻差不多完全跟隨或照搬西方，在某些方面可能有過之而無不及，比如我們對歷史進化論的尊奉，對現代化的狂熱，對歷史規律性的追求，對一元歷史發展觀的信仰等等。對於上述種種觀念，我們長期以來缺乏反思和批判，更缺乏創新。比如，我們長期習慣於「大歷史」「宏大敘事」，出版了成千上百種通史、黨史、革命史、社會發展史等等，但空洞無物，重複雷同，枯燥乏味，普遍缺乏對人、對歷史深刻和細緻的研究和描述。在後現代思潮的影響下，傳統歷史學研究中的「宏大敘事」不見了，代之以日常生活、底層人物、突發事件、婦女、性行為、精神疾病等微觀和細節，地方史、家庭史、婦女史、心理史、疾病史等方興未艾，這差不多就是我們平常所說的社會史研究的勃興。當然社會史研究的興起有多種原因，決不僅僅是因為後現代的影響，但後現代在其中的推動作用是顯而易見的。另外，西方近代化運動的先行造成了「西方中心論」（或「歐洲中心論」）話語霸權的牢不可破，而後現代主義將它打得粉碎，薩義德就認為，「東方主義」源於西方文明的排他性，西方需要人為地製造一個「他者」，以襯託西方文明的優越和超前。我們看到，史學領域裡的「非西方中心論」新論迭出，如「中國中心論」「白銀時代」「大分流」等等，都是直接或間接地受到了後現代主義的影響。
後現代史學的確是「破」多「立」少，比如對歷史研究釆取虛無主義的態度就是不可取的。但是，在對理性主義和科學主義產生迷信的時代，不首先「破」，何能談「立」呢？有人認為，中國至今還沒有完成「現代性」，怎有資格談論「後現代」？我想對持這種觀點的人說，現實與觀念可能脫節，有時觀念可能先行，在全球化時代的今天尤其如此，因為地球變小了。
最後，我想說，後現代既不是歷史學的悼詞，也不是歷史學的福音，它只是對傳統史學產生了衝擊，盲目信從或排斥都不是科學的態度。
原標題：《仲偉民 | 後現代：歷史學的悼詞還是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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