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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偉人周恩來出生於書香世家，根據當時的習慣和傳統，他要取好多名字。後來從事革命事業後，又由於鬥爭的需要，還用了一些化名，這些名字都有一定的來歷或有趣的含義。
據筆者多年搜集，周恩來的起名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在老家淮安的幼年、童年時期。周恩來的名、字等都是由家人或家塾館先生給他起的，主要有乳名「大鸞」，學名「恩來」，字「翔宇」。第二階段是他讀書求學和早期革命時期。這段時期，他用過「羊羽子」「羊羽」「飛飛」「伍豪」等。其他的名字基本是在第三階段，即他領導地下鬥爭時的化名，因此也比較多，現在能知道的有「胡公」「少山」「非非」「周翔」「維思」「大美」「趙來」「冠生」「冠」「伍」「胡必成」等。
就周恩來出生後第一階段的取名來說，由於周家是一個「封建根子很深的家庭」，家人給男孩取名時都特別講究，一般都是由有學問的長輩或門族內德高望重的長者起名，也有請家塾館先生給取名的。
家人先給周恩來取乳名(也叫小名)「大鸞」。「鸞」是中華民族傳說中的一種神鳥，「鸞鳳和諧」比喻夫妻和好。因此，新中國成立後，周恩來和鄧穎超兩人之間還常常各以「鸞」和「鳳」自稱。周恩來為什麼取乳名為「大鸞」呢？淮安周恩來故居收藏有一份周恩濤的兒子、周恩來的侄兒周爾圻在1982年6月8日籤名負責的筆錄。周爾圻雖比周恩來小一輩，但他的父親周恩濤是周家同一曾祖下「恩」字輩排行的老大，而周恩來排行第七，因此，周爾圻的年齡並不比周恩來小多少，而且周爾圻的母親是來自清河(今淮安市清江浦區一帶)的萬家，只比周恩來母親小一輩。周爾圻在這份筆錄上說：
恩來名字的由來，我聽母親和八老太(指周恩來嫡親八嬸娘楊氏)講是這樣的：在周恩來母親萬氏臨盆時，夢見有一鸞鳳之類的神鳥入懷，然後就生下了恩來，所以取小名大鸞，表示有鸞鳳來臨之意。而「恩」字是按家譜排下來的，故取名恩來。
周恩來的名字是其父親周貽能起的。他琢磨的是：恩者，愛也。《詩經》上有云：「恩斯勤斯」；明代散文家歸有光也曾說：「父母恩勤，養我身兮。」來者，未來也。《論語》云：「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周恩來的名字就是周貽能根據這些起的。
另外周恩來還取字「翔宇」。那是因為周家是個名門望族，在這樣一個大家族裡，要嚴格區別輩分。而就年齡而言，有的晚輩甚至比長輩年齡還大，但是晚輩卻絕不能喊長輩的名字，包括小名，否則就是「犯上」。所以男孩得早早在取名之後再取個字或號，好讓晚輩喊長輩的字或號，那是不「犯上」的。
周恩來的字應該是在5歲入家塾館讀書時由家塾館老師起的，老師期望他這隻「神鳥」能翱翔宇宙，所以給他取字「翔宇」。有許多資料甚至周家的個別親屬都認為周恩來「翔宇」的字是他1913年離開瀋陽時，由他在瀋陽(當時叫盛京)東關模範學校的高老師(高亦吾，譜名高守銘，字盤之)在他們師生分別時給周恩來取的。筆者認為這一說法不太可靠，因為周恩來的兩個親弟弟和一個嫡堂弟當時都在淮安，和周恩來相隔千裡，那時通訊又不發達，但都跟著按「宇」來取字：周恩來二弟周恩溥取字「博宇」，三弟周恩壽取字「同宇」，嫡堂弟周恩碩取字「潘宇」。顯然，這是周恩來兄弟先後進家塾館讀書時，由家塾館老師依次取的字。如果是高老師1913年給周恩來取的字，那周恩來的遠在淮安的3個弟弟是不太可能都依著周恩來排序起字的。
周恩來第二個階段取名、號是在他讀書求學和早期革命時期。1912年暑假，周恩來在奉天省(今遼寧省)官立東關模範兩等小學校畢業，與他的同班同學兼好友郭思寧行將分別，應郭思寧的要求，周恩來為他題寫了「同心努力，萬裡前程指日登」的臨別贈言。周恩來在這幅題詞上的落款就是「羊羽子書」。「羊羽」是周恩來把他的字「翔宇」中的「翔」字分拆而成，而「子」則是古代男子的美稱。據瀋陽市原第六中學(東關模範學校是其前身)校長宋延鈺對筆者說，周恩來在東關模範學校讀書時，在同學之間交往時也曾用過「羊羽」的署名。而周恩來的筆名「飛飛」則是他到天津南開學校讀書第二年時取的，由「翱翔宇宙」衍生而來。當時，他和同學張瑞峰、常策歐等一起發起組織敬業樂群會，由他創辦並主持出版了會刊《敬業》。在1914年4月刊出的第4期《敬業》的《長飛漫墨》專欄內，周恩來發表了《評詠嶽少保祠七律》和《評詠淮陰侯釣魚臺詩》等數篇文章，一度使他「飛飛」的筆名受到學校師生的關注。
1948年冬，與共產黨爭奪人才的蔣介石希望南開的老校長、時任國民政府考試院院長張伯苓隨他去臺灣。張伯苓猶豫不決間，收到了由中共地下黨員金山傳遞給他的信息：「老同學飛飛不要老校長動」。張伯苓知道，「飛飛」就是周恩來，於是，他藉口自己在重慶家中還有一些重要典籍等要一起帶去臺灣，便從南京飛去了重慶。1949年初，天津、北平相繼解放。國民黨起義將領傅作義是張伯苓的好朋友，他就去天津南開大學找張伯苓的長子張希陸教授，商討在重慶的張伯苓的安全問題。張希陸認為，這事只有報告周副主席，才能萬無一失。不久，傅作義從北平給張希陸打來電話，請他到北平一談。張希陸到北平後，傅作義告訴他，周副主席說了，不要讓張校長去臺灣。當時中孚銀行總經理孫先生正好在北平，他要去香港，就請他到港後找南京行的經理王恩東。因為王恩東也是張伯苓的學生，請他想法將周恩來不讓張校長去臺灣的信息轉告在重慶的張伯苓。果然，幾天後，張伯苓在重慶就收到了一封寄自香港的無名信，信上只有一句話:「老同學飛飛不讓老校長動。」張伯苓對周恩來兩次以「飛飛」的名義請他不要去臺灣的做法非常感動，於是就留了下來。
1919年，周恩來從日本回國後不久，正值五四運動的高潮時期。周恩來為了把當時天津進步的青年力量團結起來，就和諶志篤、馬駿、劉清揚、李毅韜等一起組織天津進步青年團體覺悟社。覺悟社的最早一批成員只有20人。為了表示男女平等，20名成員男女各半。而且為了方便覺悟社內之間的交流、聯繫和開展革命鬥爭的安全、保密，決定設50個號碼，通過抽籤的方式，以各自抽到的號碼作為自己的代號，剩下的30個號碼留給後來的參加者。結果周恩來抽到5號，鄧穎超抽到1號。這就是周恩來「伍豪」一名的由來，而鄧穎超後來用過「逸豪」一名，也是同樣的道理。
周恩來第三個階段的取名是在革命鬥爭時期。周恩來在上海主持中央工作、領導地下革命鬥爭時，不僅要經常變換住地，不斷改變自己的形象和裝飾，也要不時地取一些不為社會所知的名字，以同當時強大的敵人「捉迷藏」。那時他取的化名，有的是經過考慮，有的則是信手拈來。
1997年，為紀念即將到來的周恩來誕辰100周年，筆者赴北京拜會了全國工商聯離休老幹部、1928年在中共中央組織部曾任周恩來秘書的黃玠然。談了相關工作後，我曾問黃老，周總理在上海領導地下鬥爭時取了哪些化名。當時90多歲的黃老思路清晰、反應靈敏。他告訴我：總理在那一時期取的假名字很多，我也不能完全說上。但是有兩個我是知道的：一個是我和他在談工作時，不知怎麼的扯到了他的老家。他說，他的老家淮安沒有山，是一個少山的地區。說到這裡，剛好他手裡的那份文件要籤發，他就隨手籤上了一個「周少山」的名字，其實收件人僅從筆跡上就可以百分之百地認出是周恩來籤發的文件。也就是說，不管周恩來籤什麼名字，甚至不寫名字，收件人也會知道這份文件是周恩來籤出的。
黃老還說：還有一次，我看到總理籤上了「維思」兩字作為他的署名，我就順口問了一句：「老闆(搞地下鬥爭時，相互之間不稱呼職務)，你為什麼又籤上『維思』的名字呢？」周恩來看了我一眼輕聲說：「為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勝利嘛!」隨後又沉下臉說：「以後這些不要問!」是的，在那白色恐怖的年代，稍有不慎，自己掉腦袋是小事，給黨和革命造成災難和損失就是更讓人痛心的事。周恩來在那一時期還曾使用過「胡公」「大美」「非非」「周翔」「趙來」「冠生」「冠」和「伍」等筆名或化名。黃老說：「胡公」「大美」是因為周恩來的鬍子長得很快，剛刮乾淨，只要一個星期，鬍子就長得很長很美了，「胡公」和「大美」的名字就是這麼來的。1936年12月，張學良見到周恩來時也誇讚說：「真是個美髯公!」而「周翔」則是由「翔宇」衍生出來的，「伍」則是和「伍豪」一脈相連的，至於「冠生」「冠」，則是周恩來認為共產主義事業是人類最壯麗最美好的事業，是他人生為之奮鬥的、第一位的偉大事業。
還在長徵出發前，鄧穎超就患上了肺結核病，所以長徵路上，鄧穎超一直是編在休養連隨隊前進。經過艱苦卓絕的二萬五千裡長徵之路，到陝北後，鄧穎超的身體更加虛弱。經組織批准，鄧穎超扮作美國新聞記者斯諾的傭人，住進了北平西山的平民醫院治療。住院期間，鄧穎超認識了同室病友、進步女青年胡杏芬。鄧穎超告訴她，自己叫李揚逸，有一個非常疼愛她的丈夫李知凡。七七事變後，全面抗戰爆發，鄧穎超和胡杏芬匆忙分別。後來，鄧穎超隨周恩來等到重慶同國民黨談判。這時，胡杏芬也與家人從北平逃難到重慶。由於她已得知曾經的同室病友「李知凡太太」就是中國共產黨方面大名鼎鼎的鄧穎超，於是寫了散文《李知凡太太》，後來於1941年5月在上海出版的《婦女知識叢書》第8輯《關於中國婦女的二三問題》上發表。由於生活條件艱苦和環境惡劣，胡杏芬病情加重，1939年下半年在重慶去世。鑑於胡杏芬不僅是位有志有才的女青年，而且積極追求進步，重病時還向周恩來、鄧穎超提出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請求，所以周恩來夫婦專門為她刻制了一方石碑，碑上刻了由周恩來題寫的「胡杏芬女士之墓 李知凡 李揚逸共立」的文字。這兩個名字只有胡杏芬知道指的是誰。後來由於時局變化太快，這塊碑並未能立到胡杏芬墓前，但卻為世人留下了周恩來的「李知凡」一名。
1947年3月，蔣介石命令胡宗南攻打延安時，毛澤東、周恩來和任弼時等人組成中央前委，在陝北領導和指揮全國的解放戰爭。當時他們面對的是胡宗南統率的20多萬大軍，而在陝北留下的由彭德懷指揮的西北野戰軍僅兩萬多人。為了讓西北野戰軍收放自如，中央前委並不和西北野戰軍編在一起，而是在汪東興帶領的4個警衛連的護衛下單獨行動。為了迷惑敵人，他們一會兒叫「九縱隊」，一會兒叫「三支隊」，而且主要領導人都取了化名，其中毛澤東叫「李得勝」，周恩來叫「胡必成」。1992年3月，筆者在北京拜會周恩來轉戰陝北時期的警衛員王還壽時，王老告訴筆者，當時取化名時，總理說，我認為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人民革命事業必定成功，所以我就叫「胡必成」吧!當時他的一個裝書和衣物的木箱子上還有周恩來用毛筆斜著寫下的「胡必成」三個字。這個大箱子後來在中國革命博物館展出過。
1961年3月，著名愛國民主人士章士釗由香港回到北京，給周恩來寫了一封信。信上說：「鬍子(當年一些人對國民黨元老、國民政府監察院院長于右任的稱呼，周恩來早在重慶時就知道並熟悉。國民黨在大陸敗退時，蔣介石強行將于右任帶去臺灣)最近給香港的吳季玉先生來信說：『今年是我老伴的80壽辰，可惜我不在大陸，今年她的生日一定會很冷落，不會有人理睬她的，想到這點我十分傷心!』」章士釗先生在信的最後說：「鬍子的這種心情，請總理予以理解。」
周恩來收到章士釗的信後，特意讓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羅青長傳話給于右任的女婿、時任民革中央副主席的屈武看信，還轉達了周恩來的意見：總理要你把兒子屈北大、兒媳梅君一道帶去西安，並將于右任在上海的一個外甥周伯敏也一起邀集到西安。陝西省委統戰部出面給於老夫人做一個熱熱鬧鬧的壽宴。壽宴過後，於老夫人高仲林女士十分高興。
屈武回京後，羅青長又聯繫屈武，希望他能將為於老夫人做壽的事寫信到臺灣告訴于右任老先生。然而，屈武寫信時犯了難：這件事從頭到尾都是周恩來總理一手安排的，應該在信中告訴於老先生才對。但是如果信上寫了「周恩來」或「周總理」，要是被特務們檢查發現，對於老先生造成的後果將不堪設想；如果信上不提周恩來，又怎麼對得起周總理的這番深情厚意呢？屈武在左右為難時請教了邵力子。邵力子告訴屈武，你只要把「周總理」三個字換成「濂溪先生」四個字就行了。接著，邵力子解釋說，抗戰時我和於老先生住在一起，兩人經常談一些歷史名人。我倆都知道周總理是北宋名儒理學奠基人周敦頤的後代。周敦頤晚年自號濂溪先生。當時我倆一談到周恩來，為避人耳目，也總是稱呼他為「濂溪先生」。所以，只要於老先生一見到你信上的這四個字，就能知道指的是周恩來。果然，在臺灣的于右任收到女婿屈武的信後高興極了，特別感謝周恩來總理對他和他夫人的關懷，當即回信請香港的吳季玉向周總理表達他的誠摯謝意。因此，「濂溪先生」算是不為人們熟知的周恩來的又一個名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