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祥薦: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相關心搏驟停患者心肺復甦專家共識

中國研究型醫院學會心肺復甦學專業委員會

中國健康管理協會健康文化委員會

中國老年保健協會心肺復甦專業委員會

中華醫學會科學普及分會

[關鍵詞]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心肺復甦；心搏驟停；共識

[中圖分類號]　R373.1；R541.78　　　　[文獻標誌碼]　A　　　　[文章編號]　0577-7402(2020)04-0345-15

[DOI]　10.11855/j.issn.0577-7402.2020.04.02

Expert consensus on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of cardiac arrest associated with COVID-19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Specialized Committee of Chinese Research Hospital AssociationCorresponding authors. Wang Li-Xiang , E-mail: [e-mail]; Mong Qing-Yi, E-mail: [e-mail]; Yu Tao, E-mail:[e-mail]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是一種由嚴重急性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2(severe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SARS-CoV-2)感染引起的急性傳染病[1]。SARS-CoV-2屬於冠狀病毒科β屬冠狀病毒，基因特徵與蝙蝠SARS樣冠狀病毒有85%以上的同源性[2]，主要通過呼吸道飛沫和接觸傳播，也可能通過氣溶膠和糞-口等途徑傳播[3]，人群普遍易感，呈聚集性發病。COVID-19傳染性強，臨床

表現複雜多樣[4-6]，部分患者發展成重症和危重症。重症患者多在發病1周後出現呼吸困難和(或)低氧血症，嚴重者快速進展為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ARDS)、膿毒症休克、難以糾正的代謝性酸中毒和出凝血功能障礙等，最終因多器官衰竭(MOF)死亡。從全球範圍來看，COVID-19病死率約為3.4%，國內病死率約為2.3%[7]。結合COVID-19的流行病學和臨床特點[8]，如何因人而異地制定COVID-19相關心搏驟停(cardiacarrest，CA)患者心肺復甦(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CPR)方案，以指導臨床救治，提高COVID-19相關CA患者的搶救成功率，是中國心肺復甦工作者的使命。由中國研究型醫院學會心肺復甦學專業委員會、中國老年保健協會心肺復甦專業委員會、中國健康管理協會健康文化委員會、中華醫學會科學普及分會等會同中華預防醫學會災難預防分會、中華醫學會感染病學分會、中國研究型醫院學會衛生應急學專業委員會、中國老年保健協會第一目擊現場救護專業委員會、北京醫學會災難醫學與心肺復甦分會、湖北省心臟猝死防治救中心、全軍重症醫學專業委員會心肺復甦學組、武警部隊危重病專業委員會、《醫學參考報心肺復甦學頻道》編輯委員會、國家軍地援鄂抗疫醫療隊組成《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相關心搏驟停患者心肺復甦專家共識》編寫委員會，依照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新冠肺炎診療方案的指導原則，遵照《2016中國心肺復甦專家共識》，匯集國內外新冠肺炎研究的最新成果，以COVID-19患者生命需求為導向，從臨床解決CA這一急危重症問題出發，力求探索COVID-19相關CA發生發展的變化規律，改進美國心臟協會「從救到救」的生存鏈模式，讓CPR貫穿於整個全CA周期生存環理念。從全CA周期考量，將COVID-19相關CA劃分為前期、中期、後期，分別賦予預防原發高危因素、預防繼發高危因素、預防誘發高危因素等「三預」方針，標準化、多元化、個體化等「三化」方法，復生、超生、延生等「三生」方略，並以此制定本共識[9-13]。

1　「三預」方針

COVID-19相關CA前期是指COVID-19患者未發生心搏、呼吸驟停前的時段。狹義上指發生CA前極短暫的先兆症狀時間，往往只有數分鐘至數小時。此處定義的COVID-19相關CA前期涵蓋COVID-19患者真正出現CA前的整個時間過程，主要針對CA原發、繼發及誘發高危因素採取的預防方針。臨床上部分COVID-19死亡患者，若可早期識別和積極幹預，常常可避免死亡，通常被稱之為可預防性死亡[11,14]。目前COVID-19的治療主要是支持、對症、抗病毒、氧療和保護重要臟器等，在此基礎上，強化「三預」方針是降低病死率的重要環節。

1.1　COVID-19原發CA的預防　COVID-19原發CA是指SARS-CoV-2感染心血管組織器官，引起局限性或瀰漫性的急性或慢性病變而直接出現的CA，多見於暴發性心肌炎(fulminant myocarditis，FM)、血栓、心肌梗死等，部分患者在急性期因嚴重心律失常、急性心力衰竭和心源性休剋死亡。故積極幹預COVID-19原發CA的高危因素，採取預識、預警、預防的防阻策略，有利於降低病死率。

1.1.1　FM　主要特點為起病急驟、病情進展極其迅速，患者很快出現血流動力學異常(泵衰竭和循環衰竭)以及嚴重心律失常，並可伴有呼吸衰竭和肝、腎等多臟器衰竭，早期病死率極高[15]。既往研究發現，冠狀病毒可誘發暴發性重症心肌炎[16]。與SARS-CoV一致，SARS-CoV-2的靶細胞受體亦為血管緊張素轉換酶2(angiotensin-converting enzyme 2，ACE2)[17]。除肺泡上皮細胞和小腸上皮細胞外，ACE2廣泛表達於冠狀動脈內皮細胞、成纖維細胞和心肌細胞等[18]，與目前COVID-19患者存在呼吸道、消化道及心肌損傷症狀的表現相吻合。COVID-19患者心臟和血管的病理學改變表現為心肌細胞變性、壞死，間質內可見少數單核淋巴細胞和(或)中性粒細胞浸潤[19]，提示心臟可能是SARS-CoV-2攻擊的潛在靶器官之一。此外，病理學改變與心肌炎的臨床表現嚴重程度並不呈對應關係，少數臨床呈暴發性進程的心肌炎表現為心慌、胸痛、心功能不全等[20]。部分COVID-19重症患者經歷細胞因子風暴，導致重症FM，造成患者短時間內死亡[21]。堅持「早發現、早報告、早診斷、早隔離、早治療」的「五早」原則，儘快將COVID-19患者收治，及早氧療，積極抗病毒、免疫調節治療，防止患者向重症和危重症轉化是根本，密切監測病情，以及對症、抗心律失常治療等是早期發現急性事件並有效處理的關鍵[7,22]。

1.1.2　血栓　SARS-CoV-2感染人體後引發免疫失衡導致細胞因子風暴症候群(CSS)，進而出現凝血功能異常，表現為多器官和部位的血栓形成[23-24]。研究發現，除可能出現的靜脈血栓栓塞症(veinthromboembolism，VTE)和肺血栓栓塞症(pulmonary thromboembolism，PTE)外，約50%的COVID-19患者疾病進展過程中伴隨D-二聚體水平升高，在死亡患者中佔比則高達100%[24]。重症患者D-二聚體水平明顯高於輕症患者，且部分患者在治療過程中病情突然惡化，甚至發生猝死，提示COVID-19患者尤其是重症患者血栓形成風險較高。《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七版)》指出，新冠肺炎病理改變主要集中在肺部，肺泡隔血管充血、水腫，可見血管內透明血栓形成。此外，瀰漫性微血管損害引起的MOF是導致危重患者死亡的重要原因。危重患者普遍存在凝血功能紊亂，超過80%的患者達到彌散性血管內凝血(disseminated intravascular coagulation，DIC)的標準，且多處於DIC高凝期。COVID-19合併的DIC屬於膿毒症DIC(又稱高凝型DIC)，因微血管內廣泛微血栓形成而導致微血管栓塞、休克、器官衰竭等，臨床表現多樣，容易誤診、漏診。有研究發現，71.4%的死亡患者合併顯性DIC，從入院到發現合併DIC的中位時間為4 d，而生存患者DIC發生率僅為0.6%[4]。可見，凝血紊亂甚至DIC是導致COVID-19重症患者死亡的重要原因，臨床亟須重視，要做到早防、早治。此外，各種有創性治療措施[如呼吸機、深靜脈穿刺術、體外膜肺氧合(ECMO)等]本身容易誘發各種類型的血栓形成，提示重症和危重患者的早期抗凝治療十分關鍵[25]。

1.1.3　心肌梗死　COVID-19重症患者主要表現為低氧血症，危重患者多有凝血功能障礙，促進了血栓形成和急性心肌梗死(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AMI)的發生。有研究發現，呼吸衰竭是COVID-19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AMI是次要原因[18]。肺炎合併心血管疾病可使病死率增高約60%。COVID-19患者中，部分出現血肌鈣蛋白水平升高現象，提示存在心臟損傷，大部分(尤其是老年患者)合併基礎心血管疾病，病毒性肺炎患者合併多種心血管併發症，如AMI、心律失常、心力衰竭等，均可能導致意外猝死。肺部感染可增加冠狀動脈斑塊的不穩定性，炎症和發熱增加外周組織和器官的氧需求，發熱和炎症導致心率加快，使心室舒張期相對縮短，冠狀動脈血流量減少，肺部炎症導致換氣不足和肺通氣灌注血流比值失調，氧飽和度下降，誘發急性冠脈事件。故COVID-19患者如存在心血管疾病，猝死的可能性明顯增加[26]，提示應監測COVID-19患者的心血管疾病及併發症，防止意外猝死。另有研究表明，約1/3的COVID-19患者可出現一過性左心功能下降，超過1/3的中老年COVID-19患者表現為外周阻力升高[7]。COVID-19導致的水鈉平衡紊亂不僅影響腎臟功能，更重要的是影響心臟功能，故液體管理很重要，過快的不適當的補液會誘發急性左心衰竭，尤其是老年患者，易造成猝死發生。此外，災難後各類次生事件可導致區域心肌梗死患者增多甚至死亡[4]。疫情期間，封閉式管理、醫療資源(醫療複診和藥物供給)相對不足，以及負面情緒和心理[3]可能導致基礎心血管疾病病情加重，或突發急性心肌梗死，應當引起重視。

1.2　COVID-19繼發CA的預防　COVID-19繼發CA是指SARS-CoV-2感染心血管組織器官，引發局限性或瀰漫性的急性或慢性病變而間接出現的CA，多見於低氧血症、休克、肺栓塞、腦卒中等，部分患者在急性期因嚴重心律失常、急性心力衰竭和心源性休克而死亡。故積極幹預COVID-19繼發CA的高危因素，採取預識、預警、預防的防阻策略，有利於降低病死率。

1.2.1　低氧血症　COVID-19主要引起肺損傷，發病初期所有患者均存在肺炎，約50%的患者會出現呼吸困難[7]。61.1%的ICU危重患者診斷為ARDS[3]。重症患者肺部影像學顯示嚴重的肺部改變，雙肺多發，後期實變。目前有限的屍體解剖和穿刺組織病理學觀察結果顯示，COVID-19患者肺臟呈不同程度的實變[19]，肺組織內有大量漿液，氣道內有大量黏液。肺部病變嚴重後，氣道內大量痰栓形成。由於肺泡病理變化引起的氣體交換功能受損，患者血氧飽和度(SaO2)急劇下降，因此危重患者的典型表現為低氧血症引起的氣促、呼吸氧合不足及缺氧。缺氧進一步誘發炎性因子釋放，加重細胞因子風暴。疫情初期大部分患者由於氧療不及時或缺乏必要的呼吸支持，出現嚴重的低氧血症而死亡[27]。因此，充分氧療和呼吸支持是重症患者搶救的核心，其次應該積極抗病毒和免疫調節治療，防止向危重症進展，一旦肺部嚴重損害且並發多器官功能障礙症候群(multiple organ dysfunction syndrome，MODS)，患者預後欠佳。此外，保持患者氣道通暢，加強排痰和氣道管理[28]，避免呼吸支持治療過程中各種意外事件(脫管、痰堵、呼吸機故障等)造成的低氧事件，是防止突發低氧血症所致CA的重要保證。

1.2.2　休克　有資料顯示，ICU危重患者休克佔比高達30.6%[26]。危重患者無法進食導致的容量不足，感染引發的膿毒症和病毒性心肌損害，以及中晚期產生的DIC，均可能導致休克。因此，對危重患者必須積極擴容，並考慮綜合措施穩定血流動力學。

1.2.3　肺栓塞　COVID-19危重患者臥床時間較長，且合併凝血功能異常，須高度警惕VTE的風險[29]。臨床發現，近20%的COVID-19患者出現凝血功能異常，幾乎所有的重症和危重患者均存在凝血功能紊亂，部分患者在疾病進展過程中病情突然惡化，D-二聚體水平顯著升高，甚至發生猝死，這可能與深靜脈血栓脫落後發生PTE有關[30]。因此，對COVID-19危重患者應高度警惕PTE，對突然出現氧合惡化、呼吸窘迫、血壓下降等臨床表現者應及時確診並給予相應治療[31]。此外，D-二聚體是VTE監測最常用的指標。前期研究發現，COVID-19重症患者D-二聚體水平較輕症患者明顯增高，提示D-二聚體可作為病情危重程度的重要參考指標[24-25]。

1.2.4　腦卒中　COVID-19患者中，中老年人佔多數，其中危重患者D-二聚體水平異常增高，較易發生栓塞性血管事件[28]，且常同時合併腦血管病危險因素，部分患者可能會出現急性缺血性卒中[32]。COVID-19重症患者腦梗死發病率為4.5%，可能與重症患者合併基礎疾病有關[33]。接診表現為急性缺血性卒中的COVID-19患者後，應由神經科專科醫師和感染科醫師共同參與急診救治，對於合併D-二聚體水平異常增高的腦血管疾病患者，卒中二級預防建議給予抗凝治療[14]。因SARS-CoV-2與ACE2受體結合，部分合併高血壓的COVID-19患者可能會出現血壓異常升高，增加腦出血的發生風險。COVID-19危重患者常合併血小板重度減少，可能是易出現急性腦血管事件的高危因素[34]。

1.3　COVID-19誘發CA的預防　COVID-19誘發CA是指SARS-CoV-2感染後，由於人體內外環境變化引發心血管內外組織器官出現局限性或瀰漫性的急性或慢性病變而誘發的CA，多見於水電解質酸鹼平衡紊亂、張力性氣胸、藥物毒性、心理應激等，部分患者在急性期因嚴重心律失常、急性心力衰竭和心源性休克而死亡。故積極幹預COVID-19誘發CA的高危因素，採取預識、預警、預防的防阻策略，有利於降低病死率。

1.3.1　水電解質酸鹼平衡紊亂　部分COVID-19患者存在腹瀉症狀[4]，使用抗病毒藥物洛匹那韋/利託那韋後可出現腹瀉，在疾病過程中出現的腸道微生態失調也會導致腹瀉，此外，腎功能異常、大劑量糖皮質激素的使用，以及患者食欲不振、攝取減少，均會造成水電解質酸鹼平衡紊亂。有研究表明，肺部感染是抗利尿激素分泌不當症候群、亞臨床型腎上腺皮質功能不全的重要病因，可表現為水鈉瀦留或低鈉血症，故部分COVID-19患者可出現低鉀血症和低鈉血症等電解質紊亂，嚴重時可造成腦水腫、心律失常及猝死，密切監測可避免這類併發症。患者長期進食不足加之嘔吐、腹瀉等消化道症狀容易導致低鉀血症，而缺氧、休克導致酸中毒又容易產生高血鉀，特別是一旦腎功能損害，容易引起高鉀血症。對危重患者應該密切監測血鉀水平，及早糾正異常。COVID-19患者長期缺氧伴乏力導致嚴重的組織缺氧和二氧化碳瀦留，可導致同時存在代謝性和呼吸性酸中毒，患者血氣表現為pH值下降。危重患者並發休克和DIC會進一步加重組織缺氧及酸中毒[7]。積極改善通氣氧合以及穩定患者血流動力學的同時，應密切監測患者血氣分析結果，及時糾正酸中毒。

1.3.2　張力性氣胸　機械通氣是COVID-19危重患者的主要治療措施，雖然強調保護性通氣策略，但ARDS本身和呼吸機氣壓傷容易導致氣胸的發生，尤其合併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disease，COPD)的患者，應該高度警惕該併發症的可能[35]。呼吸機上機患者突然出現胸痛、病情加重、SaO2顯著降低等應高度警惕張力性氣胸的可能，可行床旁X線或超聲確診，及時處理。

1.3.3　藥物毒性　目前尚無治療SARS-CoV-2感染的特效藥物。當前推薦的抗病毒藥物本身存在一定的毒副作用，聯合應用可發生相互作用，引發嚴重的不良反應或事件。如氯喹是治療瘧疾的一線藥物，可有效抑制SARS-CoV-2[36]，其安全性高，但治療窗較窄，容易引發心血管系統不良反應。使用氯喹治療COVID-19患者時禁止使用喹諾酮類、大環內酯類等抗生素，以免QT間期延長，導致尖端扭轉型室速。同時應確保患者體內電解質(鉀、鈉、氯)水平和血糖、肝腎功能正常。因此，聯合應用抗新型冠狀病毒治療時應該密切監測患者的不良反應，尤其應定期複查心電圖，監測QT間期，注意發現潛在的心律失常並及時處理，避免急性心血管事件突發[37]。藥物過敏也是意外心搏驟停的原因之一。COVID-19的重要療法——輸注治癒患者恢復期血清可能會引起過敏，嚴重者出現CA；部分中藥靜脈注射液成分複雜，患者在輸注過程中或輸注後可出現CA；使用抗病毒藥物，如抗愛滋病藥物蛋白酶抑制劑瑞德西韋等，可造成CA；莫西沙星等喹喏類藥物和大環內酯類藥物可造成QT間期延長及尖端扭轉型室速，使用前應查患者心電圖，監測QT間期。其次，血液淨化時濾器過敏可導致患者意外猝死[38]。有研究表明，在治療過程中，約34%的COVID-19患者可能出現急性腎損傷，臨床上應根據情況給予血液淨化治療；合併肝功能損害者，給予人工肝治療；嚴重膿毒症患者，給予血液淨化治療以清除體內炎性因子，降低炎性因子水平，阻斷細胞因子風暴，恢復炎性因子平衡，重建免疫平衡，加速患者康復，故血液淨化療法在COVID-19患者的治療中應用較廣泛[39]。目前市場上灌流器的吸附材料主要有三類：活性炭、樹脂和樹脂碳，可引起過敏，但容易被忽略，甚至造成意外猝死。因此對臨床上進行血液淨化的患者，若出現頑固性低血壓，且用去甲腎上腺素效果不佳時，應考慮濾器過敏的可能，迅速改用腎上腺素輸注，後者是唯一有特效的、靜脈注射用的急性抗過敏藥物，能迅速抑制肥大細胞釋放過敏物質(如組胺等)。

1.3.4　心理應激　現代醫學已由生物醫學模式向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轉換，人類的社會屬性和社會角色決定了思想和心理的複雜性，語言、文字、社會環境、家庭以及附帶的各種條件刺激的情緒均能對人體心臟、呼吸產生影響，乃至引發CA。隨著COVID-19病死率逐漸增高，尤其部分患者的病情急轉直下出現CA，應該警醒由心理失衡與情緒應激等精神性因素引發CA的可能。如情緒應激加重了原有的心肌結構異常、心電生理異常、血管形態異常改變，從而引起心碎症候群(broken heart syndrome)。針對本次疫情，應該防範COVID-19患者出現精神性CA，採取立體防治救策略，從而降低CA導致的病死率。部分COVID-19患者本身存在心理問題，隔離病房特殊的環境，缺乏交流的獨居狀態，以及疫情發展的有關信息，均會造成不同程度的心理應激[40]。心理應激不但可造成患者焦慮、抑鬱情緒及自殺傾向，還可造成軀體性疾病，如應激性心肌病(章魚壺心肌病)而導致死亡。部分合併心臟先天異常如早復極症候群、Brugada症候群等離子通道疾病的患者，以及合併胸腺淋巴體質、青壯年猝死症候群的患者，在心理應激作用下易發生猝死。在心理應激治療過程中，使用抗抑鬱藥物(如百憂解等5羥色胺再攝取抑制劑)可導致患者出現自殺傾向，需引起注意。

2　「三化」方法

COVID-19相關CA中期是指對COVID-19患者心搏、呼吸驟停期間進行初級或高級生命支持的時段。根據COVID-19相關CA的規律及特點，因地制宜、因人而異地採用標準化、多元化和個體化並重的「三化」CPR方法[9]，既要注意CPR實施者的個人防護，也要保證CPR的質量和效果，以最大限度提高搶救成功率和生存率。

2.1　標準化方法

2.1.1　標準防護與復甦實施原則　目前仍無研究報導為COVID-19患者實施CPR團隊的風險，在SARS期間產生的一系列關於實施CPR團隊的保護措施和流程值得借鑑[41]。患者隔離後，應該採取一系列措施確保復甦團隊的安全，包括：CPR應在負壓病房的隔離搶救單元實施，以防各種醫療操作產生氣溶膠，若負壓不足，需要保證通風順暢。所有復甦團隊成員必須穿戴適當的個人防護裝備。由於心肺復甦時各種操作可能引起的高感染風險，有條件時，經過特殊訓練的復甦團隊應考慮使用正壓醫用防護頭罩。在進入搶救區域前，復甦團隊應實施標準的個人三級防護，且由感控監督員確認防護裝備穿戴符合防護標準。在實施CPR的過程中，置入口咽通氣道、胸外按壓、電除顫、建立輸液通路[靜脈通路(IV)或骨通路(IO)]以及靜脈給藥不易產生氣溶膠，均為低危操作；高流量鼻導管吸氧、球囊面罩通氣、無創通氣、氣管插管或氣管切開、氣管鏡以及胃腸內鏡檢查屬於高危操作，應加強防護[42]。為降低潛在的感染風險，復甦團隊成員應儘量精簡壓縮，建議採取4人的復甦團隊模式。將復甦搶救車帶入搶救區域會給後續的裝備、搶救車和物品消毒帶來極大挑戰，建議房間內準備可提供模塊化物資空間的搶救車，復甦團隊攜帶必要的除顫儀和搶救模塊物資進入。復甦團隊可在復甦後適當的時間撤離，但應在感控監督員的指導下順序脫除個人防護裝備，避免接觸感染。

2.1.2　氣道管理與呼吸支持

2.1.2.1　球囊面罩通氣　氣管插管前實施球囊面罩通氣會產生氣溶膠，插入喉鏡後患者咳嗽會產生氣溶膠和飛沫[43]。因此，在使用復甦囊時，必須在患者的面罩或氣管插管與球囊間加裝濾器。患者鎮靜不足或煩躁可能會導致搶救人員的個人防護裝備移位或損壞，導致醫護人員暴露。

2.1.2.2　氣管插管　為危重患者實施氣管插管是造成醫護人員感染的重要原因，患者病重本身傳染性強，復甦和插管操作易產生氣溶膠，醫護人員的個人防護裝備易被汙染，三者相加極易造成潛在傳染。因此，在實施插管和復甦操作時，應儘量在負壓隔離環境下進行。必須確保個人防護裝備適合防護空氣或飛沫傳播，達到個人衛生三級防護標準[44]。實施插管的人員必須技術熟練且採用快速誘導順序氣管插管技術，確保一次插管成功。有條件時，應使用可視喉鏡協助插管，遇到困難插管建議使用可視纖維氣管鏡插管[45-46]。插管完畢後，應用便捷、可靠的裝備如呼氣末二氧化碳監護儀確定氣管插管位置正確，使用床旁X線或超聲確定氣管插管的位置和深度。人員和設備反覆進出搶救房會增加傳染風險，應確保所有裝備在搶救房齊備可用，儘量只保留必要的搶救人員。COVID-19患者在出現呼吸惡化時，應及早主動氣管插管，儘量避免緊急插管。有條件時，重症和危重患者應當安置於有呼吸道傳染病隔離條件和連續生命監測設備的重症監護單元內，便於及時發現患者病情變化，減少普通病房條件下醫護人員進行患者評估的頻次[47]。

2.1.2.3　機械通氣　插管成功後，應立即實施肺保護性通氣策略(小潮氣量6 ml/kg，平臺壓≤30 cmH2O，目標SaO2 88%~95%，pH≥7.25)，所有呼出氣體必須過濾。使用封閉式吸痰裝置，患者插管與Y型管之間、Y型管與呼氣支分別連接疏水性複合型熱溼交換過濾器(HMEF)，不建議常規更換呼吸機管路與HMEF[42]。對機械通氣的COVID-19患者，應高度重視張力性氣胸的可能，如上機患者突然出現通氣惡化，考慮張力性氣胸可能，應儘快行床旁X線或超聲明確。

2.1.3　胸外按壓與電除顫

2.1.3.1　胸外按壓質量　在進行胸外按壓時，各項技術指標仍按照當前標準執行[10]。但考慮到厚重的個人防護裝備可能對復甦質量產生影響，建議使用帶有心肺復甦質量反饋的裝置指導胸外按壓[48]。2.1.3.2　電除顫策略與安全　COVID-19危重患者多伴有缺氧、酸中毒、電解質紊亂等合併症，應注意糾正相關可逆因素，確保電除顫的成功率。注意患者搶救環境往往含有高濃度氧。部分患者使用氫氧混合氣體治療，應特別注意電除顫的安全。綜合團隊規模、操作風險、使用安全及器械消毒等因素，強烈推薦使用黏貼式電極片用於COVID-19患者CPR時的電除顫操作[49]。

2.1.4　復甦藥物　呼吸衰竭在COVID-19重症和危重患者中常見，因缺氧導致的CA，初始心律多為心室靜止、電機械分離等不可電擊心律，儘早應用腎上腺素等復甦藥物對於恢復自主循環具有重要作用。目前推薦標準劑量腎上腺素1 mg，每3~5 min給藥一次。對於COVID-19患者的復甦，應特別注意相關合併症，及時針對性地合理使用復甦藥物。如氧合不足造成的嚴重酸中毒，注意合理使用碳酸氫鈉，及時糾正電解質紊亂[50]。

2.2　多元化方法　實施徒手CPR時，復甦團隊需要付出足夠的運動量和一定頻次的位置交換以保證胸外按壓質量[51]。大幅度的復甦動作可能會導緻密封性破壞，大量運動以及防護服的高度氣密性會導致施救者產生大量汗水，若溼透個人防護裝備(口罩、帽子、眼罩、防護服等)，會導致防護效能下降，增加施救者感染的風險[41,52]。儘管採用了足夠級別的個人防護措施，目前尚無研究評價和證實其是否能夠在CPR時為復甦團隊成員提供可靠的安全性。因此，採用多元化方法實施CPR有助於解決心肺復甦質量與個人防護的矛盾問題。

2.2.1　機械復甦(M-CPR)　自動化機械復甦裝置能夠提供持續的高質量按壓，避免大幅度運動和頻繁的位置交換，適合於在狹小和移動空間的CA患者復甦[53-54]。雖無充分證據支持，但專家仍建議在有條件時應將其作為COVID-19相關CA患者胸外按壓的首選策略。尤其在同步實施體外心肺復甦(E-CPR)前期管路建立過程中，機械按壓能夠維持足夠有效的復甦質量，為後續搶救贏得時間。應確保復甦團隊正確使用復甦裝置，儘量縮短按壓中斷時間。此外，選用的機械復甦裝置應綜合考慮使用的便捷性、後續的清洗消毒等問題。

2.2.2　腹部提壓心肺復甦(AACD-CPR)　COVID-19相關CA患者多為有基礎疾病的中老年人，傳統的胸外按壓方法易導致胸肋骨骨折(男、女性發生率分別為86%和91%)，降低了CPR的成功率，此時應用AACDCPR[14,55]，既可避免胸肋骨骨折以保證高質量人工循環的建立，又延伸了接觸患者的距離以降低被感染率，且同時具有腹式呼吸的功能，可達到建立人工循環與呼吸並舉的目的。

2.2.2.1　開放氣道(airway)　使用AACD-CPR為患者開放氣道時，按壓腹部使腹腔內壓力上升致膈肌上移，在增大胸腔內壓力的同時，使氣道壓力瞬間增大，迅速產生較高的呼出流速以排出氣道和肺內瀦留異物，產生海姆立克效應，幫助患者開通下呼吸道，配合清除口腔異物，暢通上下呼吸道[56]。

2.2.2.2　人工呼吸(breathing)　使用AACD-CPR進行人工呼吸時，提拉與按壓腹部促使膈肌上下移動，通過改變腹、胸腔內壓力，促使肺部完成吸氣與呼氣動作，達到體外腹式呼吸效應，有利於協助患者建立人工呼吸支持，充分提供氧合。同時，AACD-CPR規避了過度通氣，可為繼發性CA患者(呼吸肌麻痺)提供體外腹式呼吸支持[57]。

2.2.2.3　人工循環(circulation)　使用AACD-CPR進行人工循環時，胸腹聯合提壓進行復甦，提拉與按壓腹部可驅使動靜脈血液回流增加，尤其是增加腹主動脈壓的同時，提高了冠脈灌注壓約60%，增加了心排血量，可建立更有效的人工循環，配合胸外按壓心肺復甦中的人工循環支持[58]。腹部操作對上身的穿刺、氣管插管等其他相關操作影響較小，可充分提供血容量並提高協同配合的效率[59]。

2.2.2.4　體外除顫(defibrillation)　使用AACD-CPR進行體外電除顫前不需停止按壓，縮短了體外除顫時中斷按壓的時間，為復甦贏得了寶貴時間[60-62]。鑑於COVID-19相關CA感染風險的特殊性，特制定COVID-19初級生命支持心肺復甦流程(圖1)。

2.2.3　E-CPR　相較傳統的呼吸支持方式，應用ECMO救治的重症禽流感和MERS患者的生存率更高[63]。根據ARDS指南，建議對COVID-19患者及時行挽救性治療[64]。因此，對於COVID-19危重患者，ECMO的介入時機應該更早，並非至CA時才考慮應用[65]。ECMO使用的時機主要包括兩個方面[66]：(1)COVID-19合併嚴重心血管疾病，如心肌梗死、惡性心律失常、急性心力衰竭(心衰)及其他任何原因導致的心排量降低及氧合障礙的血流動力學支持，建議在做好自我防護的前提下，充分預案，一旦出現其他措施(如血管活性藥物、主動脈球囊反搏等)不能緩解的心源性休克或者突發CA時，立即啟動ECMO。(2)危重型 COVID-19出現嚴重呼吸衰竭或多器官受損階段特別是合併重症心肌炎導致心肺功能衰竭需要呼吸及循環支持，具體指徵包括：①氧合指數(PaO2/FiO2)<100 mmHg，或肺泡動脈氧分壓差[P(A-a)O2]>600 mmHg；②通氣頻率>35次/min，血pH<7.2且平臺壓>30 cmH2O；③PaO2/FiO2<50 mmHg，超過3 h；④PaO2/FiO2<80 mmHg，且超過6 h；⑤pH<7.25，且PaCO2>60 mmHg，超過6 h；⑥嚴重漏氣症候群；⑦合併心源性休克或CA[67]。研究發現，早期即PaO2/FiO2為100~150 mmHg時，應用ECMO治療ARDS患者效果更好，可降低氣道驅動壓，減輕肺部及全身炎症，減輕肺及肺外器官損傷。ECMO實施的基本原則同前，具體操作要求、規範等可參考相關指南[65-67]。建議使用床旁超聲、床旁檢測(POCT)設備等加強對患者的血管評估、出凝血功能監測，加強患者管理。建議首選VV-ECMO模式，但與H1N1和MERS相同，存在引起病毒性心肌炎的可能；提供循環支持的VA-ECMO模式可用於心臟損傷患者[67]。

2.3　個體化方法

2.3.1　老年患者　老年患者身體基礎條件相對較弱，免疫力低下，常伴有多種慢性疾病，是COVID-19預後不良的主要群體[68]。據統計，COVID-19粗病死率為2.3%，而老年患者病死率較高，>70歲者超過8%，>80歲者為14.8%。有基礎疾病的患者死亡風險顯著增加，死亡病例中合併心血管疾病者佔10.5%，糖尿病佔7.3%，慢性呼吸系統疾病佔6.3%，高血壓佔6.0%，腫瘤佔5.6%。危重病例的粗病死率為49%[7]。不同慢性疾病患者到達進入ICU、需要有創通氣和死亡等複合終點的風險不一致，相較於正常人群，腫瘤患者風險最高，風險比(HR)為3.5，COPD為2.68，糖尿病為1.59，高血壓為1.58；患有一種慢性病為1.79，兩種或以上為2.59。因此，合併基礎疾病如心血管疾病、糖尿病、慢性呼吸道疾病、高血壓和腫瘤等的高齡患者出現重症和死亡的風險較高。目前最有效的救治方式為對老年患者及早診斷，積極治療，防止患者從輕症向重症或危重症轉化。對老年患者實施胸外按壓時更容易出現胸肋骨骨折等併發症，為保證高質量，可選擇AACD-CPR。

2.3.2　急進患者　部分COVID-19急進患者病情惡化迅速，極易出現CA，病死率較高[4]。急進患者發病至

診斷時間較長(平均為9 d)，從發病至死亡的平均時間為9.5 d[26]。最新研究發現，COVID-19患者部分實驗室檢查結果與預後發展具有相關性，是判斷成人患者為重型、危重型的臨床預警指標，具體包括：外周淋巴細胞進行性下降；外周血炎性因子如IL-6、C反應蛋白(CRP)進行性上升；乳酸進行性升高；肺內病變短期內迅速進展[7]。因此，對於入院時即為重症或危重症且實驗室多項檢測指標異常的患者，應考慮為急進患者，需要加強監護治療，隨時做好復甦準備。2.3.3　醫務人員　截至目前，全國有超過3000名醫務人員被確診為COVID-19，雖然病死率不高，僅佔死亡病例的0.3%[7]，但同樣應引起高度重視。確診的醫務人員中，部分為疫情早期防護不及時以及大量患者集中醫院造成的院內感染，部分為家庭聚集性感染。因此，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應該高度重視職業防護，並採取措施避免家庭聚集性感染。疫情期間應嚴密監測醫務人員的體溫和臨床症狀，及早診斷並隔離治療[26]。在戰「疫」一線的工作人員，因時刻處於高度應激狀態，加之高強度的工作，極易產生心源性CA。近來有報導醫務人員由於長時間穿戴個人防護裝備進行高強度工作，產生低血鉀及休克，誘發CA，應引起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自身的高度重視。在加強防護物資供應保障的基礎上，嚴格限制一線醫務人員的工作強度和時間，保證醫務人員充分的休息、營養和心理健康，加強保護性措施和制度的建立刻不容緩。

2.3.4　疫情防控人員　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為做好相關防控工作，廣大公安幹警、公務員、社區工作人員、志願者等群體加班加點，冒著被感染的風險義無反顧地投身戰「疫」一線。在高度應激狀態下，高強度工作加之疑似感染，導致部分人員發生猝死，雖無明確的流行病學證據，但值得關注和警惕。應該指導相關工作人員注意個人預防措施，合理安排工作和休息，避免不良事件的發生。

3　「三生」方略

COVID-19相關CA後期是指COVID-19患者經過初級或高級生命支持及自主循環恢復(return ofspontaneous circulation，ROSC)或復甦終止後的時段。從COVID-19相關CA患者病理、心理、倫理的全生命周期考量，實施復生、超生及延生的「三生」方略，可以使其獲得最佳轉歸。

3.1　復生方略　ROSC後的首要目標為穩定血流動力學、優化生命參數及解除CA病因和誘因，稱之為「復生」[9]。由於復甦後症候群(PRS)和原發病診治困難等因素，中國院外心臟驟停(out-of-hospital cardiacarrest，OHCA)患者的出院存活率約為1%。CA復甦後治療涉及重症醫學、神經科學、心血管醫學和康復醫學等多個專業，對CA患者的預後至關重要，因此CA患者ROSC後應儘快轉入ICU進行綜合治療。復生階段的評估和處理應圍繞ABCDE原則進行。

3.1.1　ROSC的判斷　呼吸末二氧化碳濃度(CETCO2)或呼吸末二氧化碳分壓(PETCO2)被認為是除體溫、脈搏、呼吸、血壓、血氧之外的第6個基本生命體徵，可用於判斷ROSC是否恢復。目前使用較多的是PETCO2，一般ROSC後的CA患者平均PETCO2>25 mmHg，PETCO2<14 mmHg的CA患者無存活；2013年美國心臟協會(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AHA)在提高CPR質量專家共識中建議，無過度通氣下將PETCO2>20 mmHg作為CPR的目標；2015年建議將PETCO2<10 mmHg作為CPR 20 min插管患者終止CPR的指標之一。COVID-19逝者屍解證實損傷的主要是呼吸系統[7]，導致CPR的基礎以低氧血症為主。ROSC後需要依據ABCDE原則進行評估，包括氣道(airway，A)、呼吸(breath，B)、循環(circulation，C)、診斷和鑑別診斷(differential diagnosis，D)及評估(evaluation，E)，應重點評估患者在血流動力學不穩定甚至因CA出現一過性血供中斷後重要器官的受損程度。

3.1.2　氣道管理(airway，A)　良好的氣道治療管理對提高呼吸支持效率，減輕多器官損傷、感染播散等併發症，促進康復具有重要意義[69]。建議使用密閉式吸痰管進行痰液引流。如需使用纖維支氣管鏡，可選用三通接頭，以避免操作中斷開呼吸機迴路，並有利於檢查、藥物清洗、去除局部的炎性分泌物堵塞等；引流或吸引聲門下氣道內分泌物，應在持續負壓狀態下進行，維持氣囊內壓力25~30 cmH2O，避免頻繁接觸氣囊上的分泌物等；如需霧化吸入治療，可以選擇一次性篩孔霧化器或單人用定量氣霧吸入劑裝置以保證穩定的氧氣供應[70]。

3.1.3　呼吸氧合(breathing，B)　復甦後常規機械通氣無法維持有效氧合，應採用有創正壓通氣(IPPV)，可應用以小潮氣量通氣+一定水平呼氣末正壓(PEEP)為標誌的肺保護性通氣策略[71]。不建議常規進行肺復張，若需要肺復張，建議進行跨肺壓滴定動態監測或呼氣末二氧化碳分壓動態監測。如無食道壓監測條件，可在動態評估平臺壓(Pplat)≤30 cmH2O和驅動壓(Pplat-PEEP)<15 cmH2O時設置呼吸機參數，兼顧氧合和呼吸機相關肺損傷之間的平衡。如IPPV效果不佳，患者氧合指數<100且PEEP>10 cmH2O，可考慮進行俯臥位通氣，建議每天俯臥位通氣時間>12 h[72]。如能結合電阻抗(electrical impedance tomography，EIT)技術動態評估肺的實時通氣情況，個體化呼吸支持會更為合理和有效。如上述呼吸支持策略仍無法有效提升動脈血氧分壓，應考慮儘早實施ECMO治療。

3.1.4　循環支持(circulation，C)　ROSC後應嚴密監測患者的生命體徵和心電圖等，優化患者的器官和組織灌注，尤其是維持血流動力學穩定。主要處理措施包括：①連續監測患者血壓，建議維持復甦後收縮壓≥90 mmHg，平均動脈壓(MAP)≥65 mmHg。②對血壓值低於上述目標值、存在休克表現的患者，應積極通過靜脈或骨通路給予容量復甦，同時根據患者心功能情況確定補液量，及時糾正酸中毒。若容量復甦效果不佳，應考慮選擇合適的血管活性藥物，維持目標血壓。③連續監測患者心率及心律，積極處理影響血流動力學穩定的心律失常。④出現嚴重泵功能衰竭無法維持有效灌注時，可考慮實施機械輔助循環支持，如主動脈球囊反搏(IABP)/經皮心肺輔助法(PCPS)等，或及早採用ECMO體外循環支持[67]。⑤不推薦床邊複雜的有創血流動力學監測。有條件時，可採用超聲都卜勒監測等無創、便捷的手段，以正確處理不同類型的休克，利於合理選用血管收縮藥物[30]。

3.1.5　鑑別診斷(differential diagnosis，D)　復甦成功後，應儘快完善患者的臨床資料，進行必要的實驗室和輔助檢查。有條件時，可儘快完成相關影像學檢查和評價，儘快明確診斷，尤其注意鑑別是否存在誘發CA的5H和5T可逆病因，並對CA的病因和誘因進行積極治療和處理。其中5H指低血容量(hypovolemia)、缺氧(hypox ia)、酸中毒(hydrogen ion)、低鉀血症/高鉀血症(hypokalemia/hyperkalemia)和低體溫(hypothermia)，5T指張力性氣胸(tension pneumothorax)、心包填塞(tamponade，cardiac)、中毒(toxins)、肺栓塞(thrombosis，pulmonary)和冠狀動脈血栓形成(thrombosis，coronary)。

3.2　超生方略　從生命體徵平穩的「復生」階段到器官功能恢復的「超級生命支持」的「超生」階段[9]，CA患者復甦後腦損傷、心功能障礙、全身缺血/再灌注損傷(多器官功能損傷)及原發病的嚴重程度與其預後密切相關，積極處理復甦後器官功能障礙和原發病可提高CA患者的出院存活率以及減輕神經系統後遺症，因此超級生命支持對CA患者的最終預後至關重要。對於COVID-19相關CA復甦後患者，應注意以下內容。

3.2.1　細胞因子風暴症候群(CSS)

3.2.1.1　發病機制　CSS是指機體免疫系統被某些因素異常激活，產生大量炎性介質，致機體出現全身炎症反應症候群(SIRS)、MOF和高鐵蛋白血症等[73]。SARS-CoV-2侵入機體時可異常激活多種免疫細胞，釋放大量細胞因子，其中炎性細胞因子可趨化更多免疫細胞形成正反饋循環，當體內的細胞因子到達某一閾值即可引起細胞因子風暴[74]，產生一系列器官功能損害，患者輕則表現為發熱、頭痛、乏力等，重則出現DIC、休克、MOF甚至死亡[75]。COVID-19患者病情由輕向重的轉變可能由細胞因子風暴所致。T淋巴細胞及單核細胞釋放IL-6和粒-巨噬系集落刺激因子(GM-CSF)可能是SARS-CoV-2誘發細胞因子風暴的關鍵環節[76]，而單核細胞是非特異性免疫細胞，提示SARS-CoV-2引發細胞因子風暴的機制可能與機體特異性和非特異性免疫平衡被破壞密切相關。在抵抗病毒感染的過程中，特異性和非特異性免疫反應相互影響、密切配合產生免疫保護作用。但特異性免疫反應是完成病毒清除的關鍵因素，COVID-19重症患者多為有基礎疾病的高齡患者，因機體免疫功能退化，無法完成或需要長時間才能誘導出有效的特異性免疫反應。因此，感染後較長時間內只能依靠不斷加強的非特異性炎症反應來抵抗病毒侵襲和擴散，導致引發細胞因子風暴的風險增加，重症出現早、病死率高[77]。COVID-19患者CA後的缺血再灌注損傷亦是CSS的重要誘發因素。因此，有效控制CSS是早期救治和復甦後超生治療中的重要策略。

3.2.1.2　免疫治療　提高特異性免疫反應的主要方法是疫苗和回輸治癒者血漿。由於研發周期限制，目前尚無批准用於SARS-CoV-2或任何冠狀病毒的疫苗。直接輸注含SARS-CoV-2特異性抗體的治癒者血漿可獲得人工被動免疫。《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療方案》已將該療法列入重症、危重患者診療方案，但因恢復期血漿的獲取存在一定困難，且該方法療效可能與提取的血清中中和抗體的滴度高低有關，臨床應用受到一定限制[7]。此外，託珠單克隆抗體(Tocilizumab)是一種IL-6拮抗劑，可抑制免疫系統功能，主要用於自身免疫性疾病，已有研究證實其對感染引起的細胞因子風暴有治療作用[78]，目前正在積極探索將其應用於臨床。糖皮質激素在SARS的臨床救治中被證實有效[79]。有研究報導，中低劑量糖皮質激素治療COVID-19重症和危重患者具有潛在益處[80]，但臨床應用仍存爭議，推薦謹慎應用於重症和危重患者[81]。

3.2.2　連續性腎臟替代治療(continuous renal replacement theraphy，CRRT)　除肺之外，腎臟也是COVID-19患者常被累及的器官之一，尤其重症患者更易出現腎臟損傷。ICU重症及危重症COVID-19患者需行CRRT的比例為5.6%~23.0%。CRRT主要應用於合併符合KDIGO標準2級及以上的急性腎損傷(AKI)患者，模式以連續性靜-靜脈血液濾過(CVVH)或連續性靜-靜脈血液透析濾過(CVVHDF)為主[39]。但鑑於細胞因子風暴是引起COVID-19患者器官受損的主要因素，應強調全方位血液淨化在COVID-19治療中的作用。對於未合併AKI的COVID-19重症患者，當出現嚴重的細胞因子風暴及MODS時，應儘早行CRRT。當以清除炎性介質為目的時，建議優先選擇具有吸附性能的濾器，如AN69ST膜、oXiris膜均對細胞因子具有吸附能力；亦可選擇高截留分子量濾器(膜孔徑達8~10 nm，約為普通高通量膜孔徑的2~3倍)，但需注意的是，高截留分子量濾器會增加白蛋白等大分子的清除，應注意監測，及時予以補充。對於合併膿毒症、ARDS的COVID-19重症患者，常規藥物療效不佳，應考慮新的體外臟器支持療法，如血漿置換、血液/血漿灌流或吸附、ECMO等[82]。

3.2.3　營養支持　營養治療為基礎治療手段，是新冠肺炎患者綜合治療措施的核心內容之一。營養治療應該基於營養診斷[83-84]，按照五階梯方法實施，即膳食+營養教育、口服營養補充(ONS)、管飼、補充性腸外營養(SPN)及全胃腸外營養(TPN)。根據疾病危重程度不同，推薦按84~126 J/(kg·d)供給(1 kcal=4.1868 J)。因患者蛋白質需求增加，推薦按1.0~2.0 g/(kg·d)供給，增加支鏈胺基酸(BCAA)供給量。優先使用中長鏈脂肪酸，提高N-3脂肪酸、N-9脂肪酸比例。糖/脂比為(50~70)/(50~30)；非蛋白熱卡/氮比為(100~150)/1。常規補充多種維生素、礦物質。

3.3　延生方略　生命危急時，經過積極救治未成功，或經過一系列生命支持也無生還可能而註定即將死亡，在死亡之後適當時間內將尚有足夠活力的器官(心臟)「嫁接到」其他人的身上，則死亡者的生命將會藉助別人的身體得到不同程度的延續，即器官捐獻與器官移植，亦可稱之為生命接力，可謂CA後期「延生」的內涵[9]。對於COVID-19相關CA患者，通過自身血漿抗體捐獻、幹細胞移植，以及他人為其捐獻的心肺器官，豐厚拓展了「延生」的內涵。

3.3.1　恢復期血漿捐獻　恢復期血漿治療在重症禽流感患者中被證實是一種有效、及時和廣泛可用的治療方法[85]。研究表明，恢復期血漿治療可降低患者呼吸道病毒載量，減輕細胞因子反應，降低病死率。2015年一篇納入32個有關恢復期血漿治療SARS或流感研究的Meta分析結果顯示，恢復期血漿可能降低病死率並且是安全的[86]。但有研究發現，恢復期血漿治療效果不佳，可能與免疫血漿內的抗體滴度有關[87]。儘管仍存在部分爭議，但在目前尚無絕對安全的特效抗病毒藥物的情況下，COVID-19治癒患者的恢復期血漿可作為危重患者抗病毒治療安全、有效的策略[38]，目前亦是我國危重患者救治的推薦方案[7]。因此，對於COVID-19相關CA後治癒患者，通過捐獻血漿用於其他危重患者的救治，既是生命大愛的表現，也是「延生」的發展。恢復期血漿供者需滿足的條件：①患者已經徹底康復，經分子生物學技術檢測證明無病毒殘留；②康復者身體條件符合採漿標準，經嚴格檢測後證實體內B肝表面抗原、C肝抗體、愛滋病抗體、梅毒螺旋體抗體陰性；③康復供者需籤署知情同意書並自願捐獻血漿；④供者體內應該有足夠高的抗體滴度，有條件的機構可以進行抗體效價測定或富集以製備出更加有效的免疫血清製品[88]。

3.3.2　幹細胞移植研發　研究表明，COVID-19重症患者外周血CD4+和CD8+ T細胞的數量常顯著減少。部分患者免疫異常激活，出現CSS，是導致肺臟等器官嚴重損害和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積極研發乾細胞移植，適時抑制過激免疫反應，保護肺泡功能，減輕COVID-19患者肺臟和全身臟器損傷，是由器官移植向細胞移植的重大進步。幹細胞可從骨髓、臍帶和子宮內膜等組織分離或從人胚幹細胞分化獲得，能與靶細胞直接接觸或通過分泌細胞因子發揮調控效應，抑制T細胞活化增殖、NK細胞殺傷功能及促進調節性T細胞增殖等，發揮免疫調節和抗炎功能。目前的臨床研究初步顯示，部分幹細胞產品和技術在治療COVID-19中表現出一定的療效，可在一定程度上提升COVID-19重症救治水平，降低病死率。

3.3.3　規範屍體解剖　屍體檢驗對於闡明COVID-19的病理變化、致病機制和死亡原因具有重要意義，可為更加科學精準地防控肺炎疫情提供理論依據[89]。COVID-19是新發急性傳染性疾病，由於一直缺乏系統屍體解剖提供的完整病理學資料，對其發病機制、器官損害等無法進行確切判斷，不利於臨床開展針對性治療和相關研究，也無法對一線法醫開展相關屍體解剖工作提供有價值的指導[90]。因此，有條件和資質的醫療機構應該在相關指南的指導下開展COVID-19死亡病例的屍體解剖工作，為該病的研究提供科學的依據。醫務人員應勸說患者家屬同意開展相關工作，鼓勵通過屍體解剖為醫學科學發展做出貢獻。省級以上衛生健康行政部門指定的檢驗機構在屍體檢驗前應按照國家相關法律法規進行委託和受理工作，包括與委託方籤訂委託協議，告知死者家屬，由家屬籤署知情同意書等。屍體解剖應由具有相關資質的人員在充分防護的基礎上，在符合生物安全規範的場地按照法醫學屍體解剖的一般操作規程和相關行業檢驗規範、標準進行全面、系統的解剖檢驗，解剖完畢後應安全、規範地處理後續工作[91]。

在人類與傳染病的鬥爭史中，COVID-19相關CA已成為威脅生命健康的元兇，在面臨疫情全球暴發及新型冠狀病毒變異的今天，與這一元兇博弈、與生命賽跑將是一場長期的持久戰。在抗擊肺炎疫情的決戰時刻，中國心肺復甦專家集智攻關制定本共識，築起防、治、救COVID-19相關CA「心」長城。本共識著重強調COVID-19相關CA前期預防原發、繼發、誘發高危因素的「三預」方針，貫穿了COVID-19相關CA CPR系統觀這一主線；著重把握COVID-19相關CA中期的標準化、多元化、個體化的「三化」方法，鑄造了COVID-19相關CA CPR整體觀這一主體；著重關注COVID-19相關CA後期的復生、超生、延生的「三生」方略(圖2)，凸顯了COVID-19相關CA CPR發展觀這一主題，全方位、全過程、立體地詮釋了中國特色CPR方案的內涵與外延[92]。本共識代表了戰「疫」前方、後方CPR學者及相關研究團隊的學術觀點，對於最大限度降低COVID-19病死率，乃至今後對傳染性疾病相關CA的理論研究與臨床實踐具有現實與長遠指導意義。

共同執筆：王立祥，孟慶義，餘濤，方邦江，魏捷，路曉光，宋維，張思森，姜篤銀，米玉紅，張玉想，菅向東，周飛虎，劉亞華

共同主審：嶽茂興，劉中民，王貴強，呂傳柱，祝益民，魯翔，劉亮，李維勤，張文宏，宋青，黃子通，俞森洋，程顯聲，王一鏜

專家組成員(按姓氏筆劃排序)：

王一鏜，王立祥，王仲，王貴強，王洪武，王曉梅，王韜，韋思尊，毛富吉，公保才旦，方邦江，史繼學，呂傳柱，呂軍，劉中民，劉亞華，劉亮，劉海波，閆丙川，米玉紅，孫飛，孫延慶，孫國剛，孫勇，陽世雄，蘇紅，蘇紅，杜俊凱，李奇林，李欣，李桂花，李海山，李銀平，李維勤，李雄文，李新宇，李靜，李櫻，李磊，楊秀林，楊思進，楊蓉佳，楊靜，吳志強，吳利東，邱澤武，何小軍，何忠傑，何春來，餘濤，汪茜，沈密，宋青，宋祖軍，宋維，張天一，張文宏，張文武，張玉想，張西京，張頁，張紅(山西)，張紅(北京)，張志鴻，張利遠，張瑋，張國秀，張玲，張思森，張重陽，張瑛琪，張斌，張黎明，陳玉國，陳建榮，陳秋霞，範西真，範晨芳，季之欣，嶽茂興，周飛虎，周滿紅，鄭江，鄭曉峰，單志剛，宗建平，屈繼富，孟慶義，趙龍現，郝義彬，俞森洋，姜篤銀，姜素文，祝益民，姚尚龍，姚詠明，錢傳雲，徐自強，郭樹彬，唐豔，黃子通，菅向東，崔明武，梁群，蔣龍元，韓小彤，韓文斌，程顯聲，魯翔，曾紅，曾富榮，路曉光，裴俏，暴繼敏，薛平，魏捷

【參考文獻】

[1] Expert group on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China Preventive Medicine Association. The latest understandingof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epidemiology[ J/OL]. Chin J Epidemiol, 2020, 41. doi: 10.3760/cma.j.issn.0254-6450.2020.02.002. [中華預防醫學會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防控專家組.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流行病學特徵的最新認識[ J/OL]. 中華流行病學雜誌, 2020, 41. doi:10.3760/cma.j.issn.0254-6450.2020.02.002.]

[2] Chan JFW, Kok KH, Zhu Z, et al. Genomic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2019 novel human-pathogenic coronavirus isolated from a patient withatypical pneumonia after visiting Wuhan[ J]. Emerg Microbs Infect, 2020, 9(1): 221-236.

[3]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emergency response mechanism Epidemiology Group of China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Prevention.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a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J/OL]. Chin J Epidemiol, 2020, 41. doi: 10.3760/cma.j.issn.0254-6450.2020.02.003.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應急響應機制流行病學組.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流行病學特徵分析[J/OL]. 中華流行病學雜誌, 2020, 41. doi: 10.3760/cma.j.issn.0254-6450.2020.02.003.]

[4] Huang C, Wang Y, Li X, et al. Clinical features of patients infected with 2019 novel coronavirus in Wuhan, China[ J]. Lancet, 2020,395(10223): 497-506.

[5] Wuhan Municipal Health Commission. Report of clustering pneumonia of unknown etiology in Wuhan City[EB/OL]. (2019-12-31)[2020-

03-10]. http://wjw.wuhan.gov.cn/front/web/showDetail/ 2019123108989. [武漢市衛生健康委員會. 武漢市衛健委關於我市當前肺炎疫情的情況通報[EB/OL]. (2019-12-31)[2020-03-10]. http://wjw.wuhan.gov.cn/front/web/showDetail/ 2019123108989.]

[6] Wang C, Hornby PW, Hayden FG, et al. A novel coronavirus outbreak of global health concern[ J]. Lancet, 2020. doi: 10.1016/S0140-6736(20)30185-9.

[7] Guan WJ, Ni ZY, Hu Y, et al.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in China[ J]. N Engl J Med, 2020. doi: 10.1056/NEJMoa2002032.

[8]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Novel coronavirus - China[EB/OL]. (2020-01-12)[2020-03-10]. https://www.who.int/csr/don/12-january-2020-novel-coronavirus-china/en/.

[9] Wang LX. Survival cycle of Chinese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J]. Chin Crit Care Med, 2019, 31(5): 536-538. [王立祥. 中國心肺復甦生存環[ J]. 中華危重病急救醫學, 2019, 31(5): 536-538.]

[10] Wang LX, Meng QY, Yu T. 2016 National consensus on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in China [ J]. Chin Crit Care Med, 2016, 28(12): 1059-1079. [王立祥, 孟慶義, 餘濤. 2016中國心肺復甦專家共識[ J]. 中華危重病急救醫學, 2016, 28(12): 1059-1079.]

[11] Wang LX, Liu ZM, Liu L. Chinese CPR training textbook[M]. Beijing: Science Publishing Press, 2019: 1-10. [王立祥, 劉中民, 劉亮. 中國心肺復甦培訓教程[M]. 北京: 科學出版社, 2019: 1-10.]

[12] Wang LX. Development strategy on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in China[ J]. Chin Crit Care Med, 2015, 27(3): 161-163. [王立祥. 中國心肺復甦發展戰略觀[ J]. 中華危重病急救醫學, 2015, 27(3): 161-163.]

[13] Wang LX, Shi Z, Qu JF. Compose a new chapter of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training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J]. Chin Crit CareMed, 2018, 30(12): 1117-1118. [王立祥, 史忠, 屈紀富. 譜寫中國特色心肺復甦培訓新篇章[ J]. 中華危重病急救醫學, 2018, 30(12):

1117-1118.]

[14] Wang LX, Meng QY. The abdomen is indispensable for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on the superiority and complementation of the chestvs. the abdomen for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J]. Med J Chin PLA, 2017, 42(2): 117-121. [王立祥, 孟慶義. 腹部是心肺復甦「不可或缺」之部位——論胸部與腹部心肺復甦的優勢及互補[ J]. 解放軍醫學雜誌, 2017, 42(2): 117-121.]

[15] Precision Medicine Group of Cardiovascular Branch of 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Editorial board of Chinese Journal of CardiovascularDisease, Working group on Fulminant Myocarditis in Adults. Chinese experts' consensus on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fulminant myocarditisin adults[ J]. Chin J Cardiol, 2017, 45(9): 742-752. [中華醫學會心血管病學分會精準醫學學組, 中華心血管病雜誌編輯委員會, 成人暴發性心肌炎工作組. 成人暴發性心肌炎診斷與治療中國專家共識[ J]. 中華心血管病雜誌, 2017, 45(9): 742-752.]

[16] Sangeetha Rao M, William Sasser M, Franco Diaz M, et al. Coronavirus associated fulminant myocarditis successfully treated with intravenousimmunoglobulin and 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 free to view[ J]. Chest, 2014, 146(4): 336A.

[17] Patel VB, Zhong JC, Grant MB, et al. Role of the ACE2/angiotensin 1-7 axis of the renin-angiotensin system in heart failure[ J]. Circ Res, 2016,118(8): 1313-1326.

[18] Xu Z, Shi L, Wang Y, et al. Pathological findings of COVID-19 associated with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J/OL]. Lancet Respir Med,2020. doi: 10.1016/S2213-2600(20)30076-X.

[19] National Health Commission.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plan (trial version 7)[EB/OL]. (2020-03-03)[2020-03-10].　http://www.nhc.gov.cn/xcs/zhengcwj/202003/46c9294a7dfe4cef80dc7f5912eb1989.shtml. [國家衛生健康委辦公廳.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七版)[EB/OL]. (2020-03-03)[2020-03-10]. http://www.nhc.gov.cn/xcs/zhengcwj/202003/46c9294a7dfe4cef80dc7f5912eb1989.shtml.]

[20] Zhang JJ, Dong X, Cao YY, et al.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140 patients infected with SARS-CoV-2 in Wuhan, China[ J]. Allergy, 2020. doi:10.1111/all.14238.

[21] Tan ZC, Fu LH, Wang DD, et al. Cardiac performance and treatment recommendations of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patients[J/OL]. ChinJ Cardiol, 2020, 48. doi: 10.3760/cma.j.issn.cn112148-20200213-00077. [譚昭充, 付靈華, 王丹丹, 等.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患者的心臟表現和治療建議[J/OL]. 中華心血管病雜誌, 2020, 48. doi: 10.3760/cma.j.issn.cn112148-20200213-00077.]

[22] Zhao PY, Du XH. Advances in combined immunotherapy for sepsis[ J]. Med J Chin PLA, 2019, 44(5): 434-439. [趙鵬躍, 杜曉輝. 膿毒症免

疫聯合治療研究進展[ J]. 解放軍醫學雜誌, 2019, 44(5): 434-439.][23] Tang N, Li D, Wang X, et al. Abnormal coagulation parameters are associated with poor prognosis in patients with novel coronaviruspneumonia[ J]. J Thromb Haemost, 2020. doi: 10.1111/jth.14768.

[24] Chen C, Chen C, Yan JT, et al.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patients with severe myocardial injury and cardiovascular basic diseases[J/OL].Chin J Cardiol, 2020, 48. doi: 10.3760/cma.j.cn112148-20200225-00123. [陳晨, 陳琛, 嚴江濤, 等.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危重症患者心肌損傷及患有心血管基礎疾病的情況分析[J/OL]. 中華心血管病雜誌, 2020, 48. doi: 10.3760/cma.j.cn112148-20200225-00123.]

[25] Pulmonary Embolism and Pulmonary Vascular Disease Group of 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Pulmonary Embolism and Pulmonary VascularDisease Working Committee of Respiratory Branch of Chinese Medical Doctor Association, National Collaborative Group on Preventionand Treatment of Pulmonary Embolism and Pulmonary Vascular Disease, et al.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associated venous thromboembolism (Trial)[ J]. Natl Med J China, 2020, 100: E007. doi: 10.3760/cma.j.issn.0376-2491.2020.0007. [中華醫學會呼吸病學分會肺栓塞與肺血管病學組, 中國醫師協會呼吸醫師分會肺栓塞與肺血管病工作委員會, 全國肺栓塞與肺血管病防治協作組, 等.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相關靜脈血栓栓塞症防治建議(試行)[ J]. 中華醫學雜誌, 2020, 100: E007. doi: 10.3760/cma.j.issn.0376-2491.2020.0007.]

[26] Chen N, Zhou M, Dong X, et al. Epidemiological and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99 cases of 2019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in Wuhan,China: a descriptive study[ J]. Lancet, 2020, 6736(20): 1-7.

[27] The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Emergency Response Epidemiology Team. The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an outbreak of 2019novel coronavirus diseases (COVID-19) - China, 2020[ J]. China CDC Weekly, 2020, 2(8): 113-122.

[28] Group of Respiratory Critical Medicine of Respiratory Branch of 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Critical Medicine Working Committee ofRespiratory Branch of 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Recommended airway management for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in adults (Trial)[ J].Natl Med J China, 2020, 100(10): 729-737. [中華醫學會呼吸病學分會呼吸危重症醫學學組, 中國醫師協會呼吸醫師分會危重症醫學工作委員會. 成人重症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患者氣道管理推薦意見(試行)[ J]. 中華醫學雜誌, 2020, 100(10): 729-737.]

[29] Mei H, Hu Y. Characteristics, causes,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coagulation dys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COVID-19[J/OL]. Chin J Hematol,2020, 41. doi: 10.3760/cma.j.issn.0253-2727.2020.0002. [梅恆, 胡豫.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患者出凝血功能障礙病因分析及診治策略[J/OL]. 中華血液學雜誌, 2020, 41. doi: 10.3760/cma.j.issn.0253-2727.2020.0002.]

[30] Li XY, Du B, Wang YS, et al. The key points in treatment of the critical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patient[ J/OL]. Chin J Tuberc Respir Dis,2020, 43. doi: 10.3760/cma.j.cn112147-20200224-00159. [李緒言, 杜斌, 王宜姍, 等. 危重症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治療思考(二)[J/OL].

中華結核和呼吸雜誌, 2020, 43. doi: 10.3760/cma.j.cn112147-20200224-00159.]

[31] Wang NF. Prevention and intervention of major complications during application of 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 J/OL]. Chin JCardiol, 2020, 48. doi: 10.3760/cma.j.cn112148-20200214-00082. [王寧夫. 體外膜氧合器使用中嚴重併發症的防治[ J/OL]. 中華心血管病雜誌, 2020, 48. doi: 10.3760/cma.j.cn112148-20200214-00082.]

[32] Zhao Y, Zhao Z, Wang Y, et al. Single-cell RNA expression profiling of ACE2, the putative receptor of Wuhan 2019-nCoV[ J]. bioRxiv, 2020.doi: 10.1101/2020.01.26.919985.

[33] Mao L, Wang M, Chen S, et al. Neurological manifestations of hospitalized patients with COVID-19 in Wuhan, China: a retrospective caseseries study[ J]. medRxiv, 2020. doi: 10.1101/2020.02.22.20026500

[34] The Writing Group of the Expert Consensus for Clinical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forNeurologists. Expert consensus for clinical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for neurologists[ J]. Chin JNeurol, 2020, 53(3): 166-170. [2019冠狀病毒病(COVID-19)臨床防治策略神經科專家共識編寫組. 2019冠狀病毒病(COVID-19)臨床防治神經科專家共識[ J]. 中華神經科雜誌, 2020, 53(3): 166-170.]

[35] Fan E, Del SorboL, Goligher EC, et al. An official American thoracic society/European society of intensive care medicine/society of criticalcare medicine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 mechanical ventilation in adult patients with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J]. Am J RespirCrit Care Med, 2017, 195(9): 1253-1263.

[36] Zhang B, Zuo W, Hu Y, et al. Research progress of chloroquine-associated sever adverse reactions[ J/OL]. ADRJ, 2020, 22. doi: 10.3760/cma.j.cn114015-20200222-00148. [張波, 左瑋, 胡揚, 等. 氯喹相關嚴重不良反應研究進展[ J/OL]. 藥物不良反應雜誌, 2020, 22. doi:10.3760/cma.j.cn114015-20200222-00148.]

[37] Multicenter Collaboration Group of Depart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Guangdong Province and Health Commission of GuangdongProvince for chloroquine in the treatment of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Expert consensus on chloroquine phosphate for the treatment of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J]. Chin J Tuberc Respir Dis, 2020, 43. doi: 10.3760/cma.j.issn.1001-0939.2020.0019. [廣東省科技廳及廣東省衛生健康委磷酸氯喹治療新冠狀病毒肺炎多中心協作組. 磷酸氯喹治療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專家共識[ J]. 中華結核和呼吸雜誌, 2020, 43. doi: 10.3760/cma.j.issn.1001-0939.2020.0019.]

[38] Du B, Qiu HB, Zhan X, et al. Pharmacotherapeutics for the new coronavirus pneumonia[ J]. Chin J Tuberc Respir Dis, 2020, 43(3): 173-176.[杜斌, 邱海波, 詹曦, 等.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藥物治療的思考[ J]. 中華結核和呼吸雜誌, 2020, 43(3): 173-176.

[39] Yang XH, Sun HR, Zhao MY, et al. Expert advice on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patients with blood purification treatment process[J/OL].Natl Med J China, 2020, 100. doi: 10.3760/cma.j.cn112137-20200224-00420. [楊向紅, 孫仁華, 趙鳴雁, 等. 重症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患者血液淨化治療流程的專家建議[J/OL]. 中華醫學雜誌, 2020, 100. doi: 10.3760/cma.j.cn112137-20200224-00420.]

[40] Ma N, Ma H, Li LJ. Reading and analysis of the guiding principles of emergent psychological crisis intervention in the COVID-19[ J]. Chin JPsychiatry, 2020, 53(2): 95-98. [馬寧, 馬弘, 李凌江.《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緊急心理危機幹預指導原則》專家解析[ J]. 中華精神科雜誌, 2020, 53(2): 95-98.]

[41] Abrahamson SD, Canzian S, Brunet F. Using simulation for training and to change protocol during the outbreak of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syndrome[ J]. Crit Care, 2005, 10(1): R3.

[42] Wax RS, Christian MD. Practical recommendations for critical care and anesthesiology teams caring for novel coronavirus (2019-nCoV)patients[ J]. Can J Anaesth, 2020. doi: 10.1007/s12630-020-01591-x.

[43] Respiratory Care Committee of Chinese Thoracic Society. Expert consensus on preventing nosocomial transmission during respiratorycare for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infected by 2019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J/OL]. Chin J Tuberc Respir Dis, 2020, 17. doi: 10.3760/cma.j.issn.1001-0939.2020.0020. [中華醫學會呼吸病學分會呼吸治療學組. 新型冠狀病毒感染重型及危重型患者呼吸治療相關操作防護措施專家共識[J/OL]. 中華結核和呼吸雜誌, 2020, 17. doi: 10.3760/cma.j.issn.1001-0939.2020.0020.]

[44] National Health Commission. Technical guidelines for novel coronavirus infec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medical institutions (FirstEdition)[Z]. (2020-01-23)[2020-03-10]. http://www.nhc.gov.cn/xcs/yqfkdt/202001/b91fdab7c304431eb082d67847d27e14.shtml. [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 醫療機構內新型冠狀病毒感染預防與控制技術指南(第一版)[Z]. (2020-01-23)[2020-03-10]. http://www.nhc.gov.cn/xcs/ yqfkdt/202001/b91fdab7c304431eb082d67847d27e14.shtml.]

[45] Group of Interventional Respiratory Medicine, Chinese Thoracic Society. Expert consensus for bronchoscopy during the epidemic of 2019novel coronavirus infection (Trial version)[ J]. Chin J Tuberc Respir Dis, 2020, 43(3): 199-202. [中華醫學會呼吸病學分會介入呼吸病學學組. 2019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疫情防控期間開展支氣管鏡診療指引(試行)[ J]. 中華結核和呼吸雜誌, 2020, 43(3): 199-202.]

[46] National Health Commission. Novel coronavirus infec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common medical protective products use guidelines (Trialversion)[Z]. (2020-01-26)[2020-03-10]. http://www.nhc.gov.cn/yzygj/s7659/202001/e71c5de925a64eafbe1ce790debab5c6.shtml. [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 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中常見醫用防護用品使用範圍指引(試行)[Z]. (2020-01-26)[2020-03-10]. http://www.nhc.gov.cn/yzygj/s7659/202001/e71c5de925a64eafbe1ce790debab5c6.shtml.]

[47] Wang QX, Jing X, Zhu ZF, et al. Discussion on key issues of infec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patients with new coronavirus pneumoniausing mechanical ventilator[ J]. Chin J Infect Dis, 2020, 38. doi: 10.3760/cma.j.issn.1000-6680.2020.0005. [王啟星, 景欣, 朱正方, 等.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患者在機械通氣條件下使用呼吸機的感染防控關鍵問題探討[ J]. 中華傳染病雜誌, 2020, 38. doi: 10.3760/cma.j.issn.1000-6680.2020.0005.]

[48] Kleinman ME, Brennan EE, Goldberger ZD, et al. Part 5: Adult basic life support and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quality: 2015 AmericanHeart Association Guidelines update for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and emergency cardiovascular care[ J]. Circulation, 2015, 132(18Suppl 2): S414-S435.

[49] Link MS, Berkow LC, Kudenchuk PJ, et al. Part 7: Adult advanced cardio-vascular life support: 2015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Guidelinesupdate for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and emergency cardiovascular care[ J]. Circulation, 2015, 132(18 Suppl 2): S444-S464.

[50] Dybvik T, Strand T, Steen PA. Buffer therapy during out-of hospital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J]. Resuscitation, 1995, 29(2): 89-95.

[51] Christian MD, Loutfy M, McDonald LC, et al. Possible SARS coronavirus transmission during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J]. Emerg InfectDis, 2004, 10: 287-293.

[52] Hwang SY, Yoon H, Yoon A. N95 filtering facepiece respirators do not reliably afford respiratory protection during chest compression: Asimulation study[ J]. Am J Emerg Med, 2020, 38(1): 12-17.

[53] Wang PL, Brooks SC. Mechanical versus manual chest compressions for cardiac arrest[ J]. Cochrane Database Syst Rev, 2018, 8(8):CD007260.

[54] Gates S, Lall R, Quinn T, et al. Prehospital randomised assessment of a mechanical compression device in out-of-hospital cardiac arrest(PARAMEDIC): a pragmatic, cluster randomised trial and economic evaluation[ J]. Health Technol Assess, 2017, 21(11): 1-176.

[55] Li X, Liu YH, Wang LX. "Chinese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Expert Consensus" Guidelines for Clinical Operation of AbdominalPressure CPR[ J]. Med J Chin PLA, 2019, 44(6): 536-540. [李鑫, 劉亞華, 王立祥. 《中國心肺復甦專家共識》之腹部提壓心肺復甦臨床操作指南[ J]. 解放軍醫學雜誌, 2019, 44(6): 536-540.]

[56] Wang LX. Initiation of the "abdominal pump" research of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by increasing intra-abdominal pressure [ J]. Med JChin PLA, 2014, 39(10): 767-770. [王立祥. 開創腹部提壓心肺復甦「腹泵」機制研究之路[ J]. 解放軍醫學雜誌, 2014, 39(10): 767-770.]

[57] Wang LX. Abdominal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M]. Beijing: People's Military Medical Press, 2014: 11-19. [王立祥. 腹部心肺復甦學[M]. 北京: 人民軍醫出版社, 2014: 11-19.]

[58] Wang LX, Liu YH, Li XM, et al. Sustained abdominal aorta compression elevates coronary perfusion pressure after asphyxia induced cardiacarrest in a rabbit model [ J]. Hong Kong J Emerg Med, 2013, 20 (1): 18-24.

[59] Collaborating Groups of Chinese Active Abdominal Compression Decompression CPR. Consensus on active abdominal compressiondecompression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J]. Chin J Emerg Med, 2013, 22(9): 957-959. [中國腹部提壓心肺復甦協作組. 腹部提壓心肺復甦專家共識[ J]. 中華急診醫學雜誌, 2013, 22(9): 957-959.]

[60] Wang LX, Song W, Zhang SS. Chest compression on CPR and active abdominal on CPR[ J]. Chin Crit Care Med, 2017, 29(12): 1057-1061. [王立祥, 宋維, 張思森. 胸部按壓CPR與腹部提壓CPR[ J]. 中華危重病急救醫學, 2017, 29(12): 1057-1061.]

[61]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Specialized Committee of Chinese Research Hospital Association. Chinese expert consensus on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guidelines for the operation of active abdominal compression-decompression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J].Chin Crit Care Med, 2019, 31(4): 385-389. [中國研究型醫院學會心肺復甦學專業委員會. 《中國心肺復甦專家共識》之腹部提壓心肺復甦臨床操作指南[ J]. 中華危重病急救醫學, 2019, 31(4): 385-389.]

[62] Wang LX, Huang ZT, Yu T. Active abdominal compression decompression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and high quality standardcardiopulmonary[ J]. Chin Crit Care Med, 2016, 28(12): 1057-1058. [王立祥, 黃子通, 餘濤. 腹部提壓心肺復甦與高質量標準心肺復甦[ J]. 中華危重病急救醫學, 2016, 28(12): 1057-1058.]

[63] MacLaren G, Fisher D, Brodie D. Preparing for the most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with COVID-19: The potential role of extracorporeal membraneoxygenation[ J]. JAMA, 2020. doi: 10.1001/jama.2020.2342.

[64] Goligher EC, Tomlinson G, Hajage D, et al. 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 for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and posteriorprobability of mortality benefit in a post hoc Bayesian analysis of a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 J]. JAMA, 2018, 320(21): 2251-2259.

[65] Group of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 Support Treatment Expert, Jiang C, Yang FH, et al.Consensus on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in 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 support therapy[J/OL]. Chin J Emerg Med, 2020, 29.doi: 10.3760/cma.j.issn.1671-0282.2020.0009.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體外膜肺氧合支持治療專家組, 江城, 楊菲虹, 等.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體外膜肺氧合支持治療專家共識[J/OL]. 中華急診醫學雜誌, 2020, 29. doi: 10.3760/cma.j.issn.1671-0282.2020.0009.]

[66] Cardiovascular Physician of Chinese Medical Doctor Association. Expert consensus on novel coronavirus infection and cardiovascular acuteand severe patients with 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 J/OL]. Chin J Cardiol (Online), 2020, 3: e10000036. doi: 10.3760/cma.j.issn.2096-1588.2020.10000036. [中國醫師協會心血管內科醫師分會. 體外膜肺氧合在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合併心血管急危重症患者中的使用專家共識[J/OL]. 中華心血管病雜誌(網絡版), 2020, 3: e10000036. doi: 10.3760/cma.j.issn.2096-1588.2020.10000036.]

[67] Chinese Society of Extracorporeal Life Support. Recommendations on extracorporeal life support for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with novelcoronavirus pneumonia[ J]. Chin J Tuberc Respir Dis, 2020, 43(3): 195-198. [中國醫師協會體外生命支持專業委員會. 危重型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患者體外生命支持應用時機及模式選擇的專家建議[ J]. 中華結核和呼吸雜誌, 2020, 43(3): 195-198.]

[68] Chen Q, Yu WW, Wang LJ, et al. Key points for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the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in the elderly[ J]. Chin JGeriatr, 2020, 39(2): 113-118. [陳瓊, 餘維巍, 王麗靜, 等. 老年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防治要點(試行)[ J]. 中華老年醫學雜誌, 2020,39(2): 113-118.]

[69] Critical Care Committee of Chinese Association of Chest Physician, Respiratory and Critical Care Group of Chinese Thoracic Society,Respiratory Care Group of Chinese Thoracic Society. Conventional respiratory support therapy for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Infections(SARI): Clinical indications and nosocomial infec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J]. Chin J Tuberc Respir Dis, 2020, 43(3): 189-194. [中國醫師協會呼吸醫師分會危重症醫學工作委員會, 中華醫學會呼吸病學分會呼吸危重症醫學學組, 中華醫學會呼吸病學分會呼吸治療學學組. 嚴重急性呼吸道感染常規呼吸支持治療的臨床指徵與院感防控[ J]. 中華結核和呼吸雜誌, 2020, 43(3): 189-194.]

[70] Zuo MZ, Huang YG, Ma WH, et al. Expert recommendations for tracheal intubation in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with noval coronavirus disease2019[ J]. Chin Med Sci J, 2020. doi: 10.24920/003724.

[71] Yuan X, Mu JS, Mo GX, et al. Respiratory support for severe 2019-nCoV pneumonia suffering from acute respiratory failure: time andstrategy[ J]. Chin J Tuberc Respir Dis, 2020, 43(3): 177-180. [苑鑫, 牟勁松, 磨國鑫, 等.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呼吸支持手段介入的時機與策略[ J]. 中華結核和呼吸雜誌, 2020, 43(3): 177-180.]

[72] Critical Respiratory Medicine Group of Respiratory Branch of 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Mechanical ventilation guidelines for patientswith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Trial vision)[ J]. Natl Med J China, 2016, 96(6): 404-424. [中華醫學會呼吸病學分會呼吸危重症學組. 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患者機械通氣指南(試行)[ J]. 中華醫學雜誌, 2016, 96(6): 404-424.]

[73] Shimabukuro-Vornhagen A, Gdel P, Subklewe M, et al. Cytokine release syndrome[ J]. J Immunother Cancer, 2018, 6(1): 56.

[74] Iwasaki A, Medzhitov R. Regulation of adaptive immunity by the innate immune system[J]. Science, 2010, 327(5963): 291-295.

[75] Braciale TJ, Sun J, Kim TS. Regulating the adaptive immune response to respiratory virus infection[ J]. Nat Rev Immunol, 2012, 12(4): 295-305.

[76] Chen Q, Wang Y, Jiao FZ, et al. Discussion of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inflammatory storm" mechanism and intervention strategy[ J/OL]. Chin J Infect, 2020, 38. doi: 10.3760/cma.j.cn311365-20200221-00103. [陳倩, 王瑤, 焦方舟, 等.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炎症風暴」的發生機制及幹預策略探討[J/OL]. 中華傳染病雜誌, 2020, 38. doi: 10.3760/cma.j.cn311365-20200221-00103.]

[77] Chen C, Zhang XR, Ju ZY, et al. Advances in the research of cytokine storm mechanism induced by 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 and thecorresponding[ J/OL]. Chin J Burns, 2020, 36. doi: 10.3760/cma.j.cn501120-20200224-00088. [陳成, 張小容, 鞠振宇, 等.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引發細胞因子風暴的機制及相關免疫治療研究進展[ J/OL]. 中華燒傷雜誌, 2020, 36. doi: 10.3760/cma.j.cn501120-20200224-00088.]

[78] Li H, Wang YM, Xu JY, et al. Potential antiviral therapeutics for 2019 novel coronavirus[ J]. Chin J Tuberc Respir Dis, 2020, 43(3): 170-172. [李輝, 王業明, 徐九洋, 等. 2019新型冠狀病毒抗病毒治療有藥可期[ J]. 中華結核和呼吸雜誌, 2020, 43(3): 170-172.]

[79] Chen RC, Tang XP, Tan SY, et al. Treatment of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with glucosteroids: the Guangzhou experience[ J]. Chest,2006, 129(6): 1441-1452.

[80] Ni Q, Ding C, Li YT, et al. Retrospective study of low-to-moderate dose glucocorticoids on viral clearance in patients with novel coronaviruspneumonia[ J/OL]. Chin J Clin Infect Dis, 2020, 13. doi: 10.3760/cma.j.cn115673-20200225-00072. [倪勤, 丁丞, 李永濤, 等. 中低劑量糖皮質激素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患者病毒清除的回顧性分析研究[ J/OL]. 中華臨床感染病雜誌, 2020, 13. doi: 10.3760/cma.j.cn115673-20200225-00072.]

[81] Zhao JP, Hu Y, Du RH, et al. Expert consensus on the use of corticosteroid in patients with 2019-nCoV pneumonia[ J]. Chin J Tuberc RespirDis, 2020, 43(3): 183-184. [趙建平, 胡軼, 杜榮輝, 等.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糖皮質激素使用的建議[ J]. 中華結核和呼吸雜誌, 2020,43(3): 183-184.]

[82] National Center for Clinical Medicine of Infectious Diseases, State Key Laboratory for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Infectious Diseases.Expert consensus on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treated with artificial liver blood purification system[J/OL]. Chin J Clin Infect Dis,2020, 13. doi: 10.3760/cma.j.issn.1674-2397.2020.0003. [國家感染性疾病臨床醫學研究中心, 傳染病診治國家重點實驗室. 人工肝血液淨化系統應用於重型、危重型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治療的專家共識[ J]. 中華臨床感染病雜誌, 2020, 13. doi: 10.3760/cma.j.issn.1674-2397.2020.0003.]

[83] Zhang JC, Jiang H, Deng L, et al. Nutritional and metabolic support and the treatment strategy of severe 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J/OL]. Chin J Emerg Med, 2020, 29. doi: 10.3760/cma.j.issn.1671-0282.2020022.003. [張建成, 江華, 鄧磊, 等. 重症新冠病毒肺炎(COVID-19)患者代謝支持與營養治療的建議[J/OL]. 中華急診醫學雜誌, 2020, 29. doi: 10.3760/cma.j.issn.1671-0282.2020022.003.]

[84] Xing J, Zhang ZH, Ke L, et al. A cross-sectional study on nutritional status of ICU patients in the mainland China[ J]. Med J Chin PLA, 2019,44(5): 388-393. [邢娟, 章仲恆, 柯路, 等. 2017年中國ICU患者營養治療實施狀況橫斷面調查[ J]. 解放軍醫學雜誌, 2019, 44(5): 388-393.]

[85] Huang IF, To KK, Lee CK, et al. Convalescent plasma treatment reduced mortality in patients with severe pandemic influenza A (H1N1) 2009virus infection[ J]. Clin Infect Dis, 2011, 52(4): 447-456.

[86] Mair-Jenkins J, Saavedra-Campos M, Baillie JK, et al. The effectiveness of convalescent plasma and hyperimmune immunoglobulin for thetreatment of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infections of viral etiology: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exploratory meta-analysis[ J]. J Infect Dis, 2015,211(1): 80-90.

[87] Soo YO, Cheng Y, Wong R, et al. Retrospective comparison of convalescent plasma with continuing high-dose methylprednisolone treatmentin SARS patients[ J]. Clin Microbiol Infect, 2004, 10(7): 676-678.

[88] General Office of the National Health Commission, Health Bureau of Logistics Support Department of Central Military Commission. A newprotocol for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rehabilitation in the rehabilitation stage (second trial version)[EB/OL]. (2020-03-04)[2020-03-10].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3/05/content_5487145.htm. [國家衛生健康委辦公廳, 中央軍委後勤保障部衛生局. 關於印發新冠肺炎康復者恢復期血漿臨床治療方案(試行第二版)[EB/OL]. (2020-03-04)[2020-03-10].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3/05/content_5487145.htm.]

[89] Cong B. Academician Cong Bin: novel coronavirus infection is needed to strengthen autopsy[ J]. J Forens Med, 2020, 36(1): 4-5. [叢斌. 叢斌院士: 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致死者屍體解剖工作亟待加強[ J]. 法醫學雜誌, 2020, 36(1): 4-5.]

[90] Liu Q, Wang RS, Qu GQ, et al. General anatomy report of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death corpse[ J]. J Forens Med, 2020, 36(1): 21-23. [劉茜, 王榮帥, 屈國強, 等.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死亡屍體系統解剖大體觀察報告[ J]. 法醫學雜誌, 2020, 36(1): 21-23.]

[91] Mao DM, Zhou N, Zheng D, et al. Guide to the forensic pathology practice on death cases related to 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Trial draft)[ J]. J Forens Med, 2020, 36(1): 6-15. [毛丹蜜, 周南, 鄭大, 等. 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相關死亡的法醫病理學檢驗建議指南(試行稿)[ J]. 法醫學雜誌, 2020, 36(1): 6-15.]

[92] Yue MX, Wang LX, Zhang XM. Actively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s emergency management system and emergency rescue anddisposal capacity[ J]. Chin J Hygiene Rescue (Elect Edit), 2020, 6(1): 1-9. [嶽茂興, 王立祥, 張秀梅. 積極推進我國應急管理體系和應急救援與處置能力現代化[ J]. 中華衛生應急電子雜誌, 2020, 6(1): 1-9.]

解放軍總醫院第三醫學中心原急診科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

國家健康科普專家

南京醫科大學心肺復甦研究院院長

中華健康文化研究院院長

腹部心 肺復甦學創建者

《中國心肺復甦專家共識》系列指南領銜頒布者

《中華精準健康傳播專家共識》系列指南領銜頒布者

全軍醫學科技十二五心肺復甦重點項目首席專家

中國研究型醫院學會心肺復甦學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

中國健康管理 協會健康文化委員會主任委員

中國老年保健協會心肺復甦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

中華醫學會第十屆科學普及分會主任委員等職

榮獲國家科 學技術進步二等獎

全軍優秀人才一類崗位津貼

全國優秀科技工作者終身榮譽稱號